[提要] 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罗斯外交战略经历了从大国经济外交到大国权力外交的转变。2012年5月至2014年2月，普京政府奉行大国经济外交战略，其宗旨是推进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巩固大国地位。2014年3月至今，普京政府推行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其宗旨是维护俄罗斯安全利益和国际影响力，捍卫大国地位。普京新时期的外交战略继承了俄罗斯对外战略传统中的大国、安全、权力和经济外交等核心要素，也反映出以下变化：捍卫俄核心利益重于保持与西方合作；俄敢于对外使用武力来维护核心利益；俄不再寻求加入西方世界，而是致力于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名义下建立一个与西方平行的阵营。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将贯穿普京总统整个第四任期。

[关键词] 俄罗斯 大国经济外交战略 大国权力外交战略

[作者简介] 柳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从2012年5月普京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以来，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和俄罗斯的应对举措遭到西方的“惩罚”，俄外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全方位外交转向反西方、亲东方外交。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急剧变化在国际和地区范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外部回应反过来又影响到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学术界对普京政府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方面，比如俄美关系、中俄关系、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对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的政策等，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诸多有见地的结论。但是，对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的外交战略及其第四任期外交战略的演进趋势，鲜有研究，而这些正是当前俄罗斯外交问题研究的关键。本文根据普京政府外交政策文件和外交实践，认为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罗斯外交战略经历了从大国经济外交到大国权力外交的转变，在第四任期将延续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并论述了这一外交战略对俄传统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变化，评估了其未来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大国经济外交战略（2012年5月至2014年2月）

2012年普京再次担任俄罗斯总统之时，俄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总体良好。国家最高权力实现从“梅普组合”向普京总统的顺利转移，预示了俄罗斯未来六年的政治稳定。201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保持了“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和体制内三个反对党（俄共、“公正俄罗斯”党、俄自由民主党）参政的政治格局。体制外的反对派势单力薄，虽然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组织了一些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都被俄罗斯政府适时平息。“梅普组合”还顺应形势，实行直接选举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简化政党注册手续等政治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经济方面，在“梅普组合”时期，除了2009年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9%之外，俄罗斯经济仍然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并且在2011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国际石油价格保持高位，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俄主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等有利因素，使普京总统第三任期的俄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而这一轮俄罗斯选举周期的结束也使普京政府能够着手兑现竞选时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承诺，构建一种有别于原料模式的创新型经济模式，追求俄世界经济大国目标。

外交上，俄罗斯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务实合作关系。与美国虽然在欧洲反导系统、北约向独联体地区扩张问题上矛盾很大，但是在核裁军、反恐、防扩散、经贸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俄美关系仍然处于“重启”状态。与欧盟保持密切的经贸、能源联系，俄欧务实伙伴与合作关系得到发展。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与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善与乌克兰关系，建立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推动独联体地区多层次经济一体化。尽管西方指责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舞弊”、支持俄反对派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批评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王车易位”权力交接模式，等等，给俄与西方政治关系投下阴影，但是没有破坏双方总体上务实合作的关系。同时，世界经济形势虽然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击，但是也使美欧减少了对独联体地区事务的关注，从而有利于俄在独联体地区推进一体化。

在这种形势下，普京总统通过签署《关于实施俄罗斯联邦对外政治方针的措施的命令》、批准新版《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等官方文件，确立了大国经济外交战略。其宗旨在于：新时期，履行俄罗斯外交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以推进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巩固其大国地位。俄罗斯大国经济外交战略的内容如下：

（1）国际形势判断。在当时和未来一个时期，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和针对俄罗斯的外部武装侵略，尽管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但是国际形势总体上对俄来说是有利的。

国际形势中的积极因素包括：多极世界正在形成，世界实力和发展的重心向东方转移；传统的军事政治联盟无法有效应对各种跨国性的挑战和威胁，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多边外交正在取代集团手段；除军事实力外，经济、法律、科技、生态、人口和信息因素作为各国影响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被提到前列；在全球治理体系分散化的条件下，地区机制的水平得到巩固。

当代国际关系中消极的因素包括：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多极格局形成过程伴随着全球和地区经济、政治暗流涌动；在大规模战争，包括核战争危险性降低的背景下，各国和国家集团间的军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扩充和更新进攻性武器、建立和部署新型武器的企图正在侵蚀由军控条约体系组成的全球安全结构；个别军事政治集团企图在欧洲—大西洋等地区建立某些“安全岛”；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挑战犹存；围绕能源等战略性资源分配的竞争加剧；企图绕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单方面制裁和武装侵略等强力手段调解危机，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具有跨国性的新的挑战和威胁上升到当代国际政治的首位，其中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非法移民、贩卖毒品、生态问题、流行病、气候变化、信息威胁，等等。[1]

（2）基本目标。其一，大国——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获得国际承认。普京外交的“大国”目标包括以下方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捍卫俄罗斯安全和利益；维护俄作为多极世界中重要一极的地位，建立公正民主和基于集体解决国际问题原则的国际体系；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保持国际战略稳定和维护俄在独联体地区的主导地位；发挥俄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作用；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而且要参与国际议事日程的制定。“只有当俄罗斯强大和稳定的时候，（别国）才会怀着尊敬的心情对待它、重视它。”^[2]

其二，经济现代化。俄罗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此，俄罗斯致力于经济现代化，以改变现有的资源原材料型经济模式，建立创新型经济。普京总统强调，俄罗斯外交要为俄长期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3]2013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规定：俄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其作为当代世界一个有影响力和有竞争力的中心的利益，为其经济发展及向创新模式转型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巩固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强调外交政策是不断发展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保障其在全球化世界中竞争力的最重要工具之一。^[4]

（3）主要任务。在全球层面：建立新的依靠国际法，基于国家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世界秩序，加强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和协调作用；加强国际安全，在巩固战略与地区稳定的情况下减少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维护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促进建立公正民主的全球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架构。在地区层面：在独联体地区，以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直至欧亚联盟，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双、多边合作；与欧盟推进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的经济和人文空间，签署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与美国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各领域合作；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强同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与日本和东盟的合作。[5]

显而易见，在普京的大国经济外交战略中，西方占有优先地位。这是因为，西方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资金和技术来源地，而且俄大国地位首先要争取的就是西方的认可。但是，与普京政府发展同西方合作意愿相悖的是，伴随着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和地缘政治矛盾增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益疏远。西方对俄罗斯大选、普京政府限制反对派活动等问题的批评甚至干预，反映了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随后发展为俄美两国针锋相对的较量：2012年12月美国出台《马格尼茨基法案》，俄则以《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予以还击；^[6]2013年8月俄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斯诺登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取消原定于2013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俄总统会晤。9月俄罗斯以“化武换和平”方案打消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动武计划，10月美国开始在罗马尼亚建设反导基地，11月美国公开支持乌克兰参与欧盟一体化而不是欧亚一体化，这些矛盾使俄美关系结束“重启”状态，进入新一轮冷淡期。俄罗斯与欧盟依然保持密切的能源与经贸合作，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4170亿美元。与此同时，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日益引起俄罗斯的不安，俄与欧盟对乌克兰的竞争迫使乌总统亚努科维奇2013年11月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维尔纽斯峰会上放弃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乌克兰政治危机的恶性发展和俄欧对乌争夺的加剧，使俄欧关系从合作转入竞争轨道。

独联体地区是俄罗斯外交的首要方向，而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则是普京确定的首要对外政治与经济任务。以下因素有利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推进一体化进程：由于将地缘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美国减少了与俄在独联体地区的竞争；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持续发酵，一方面使美欧无暇顾及俄整合欧亚地区的行动，另一方面又促使独联体国家扩大与俄经贸联系，以克服国际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在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的基础上，三国统一经济空间从2012年初开始启动，三国加紧准备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等国纷纷批准2011年签署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区条约，标志着泛独联体地区经济一体化也迈出重要一步。诚然，乌克兰仍在欧洲一体化抑或欧亚一体化的选择之前犹豫不决，但它暂时拒签《欧盟联系国协定》的行动使俄罗斯对它继续保留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抱有希望。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发展。

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除了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搭乘亚太经济快车的考虑，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也促使俄巩固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普京总统设立远东发展部，显示出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决心。而2012年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展现了俄罗斯继续加强对亚太外交，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政策取向。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显著加强，中国保持了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其他伙伴国和东盟的合作有所扩大。共同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俄罗斯与东方国家发展关系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等因素，促进了俄与亚太国家的合作。

总体看，这一阶段，普京政府致力于利用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推进俄罗斯经济现代化，推进独联体地区经济一体化。俄罗斯仍旧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稳定等核心利益，但是极力避免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发生冲突。应当说，普京的大国经济外交战略落实得差强人意：俄罗斯毕竟保持了与西方的务实合作，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做出了颇有成效的铺垫，深化了与中国、印度等亚太国家的伙伴关系及经贸合作。但是，2014年2月突如其来的乌克兰政权更迭打破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影响力平衡，普京政府的被动反击措施使俄与西方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激烈而持久的对抗，因而改变了普京政府外交的方向。

二、大国权力外交战略（2014年3月至今）

2014年2月，乌克兰亲西方政党夺取政权，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出走俄罗斯，新政权推行融入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政策。“二月事件”打破了此前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影响大致平衡，实际上俄略占优势的局面，并且使俄面临在地缘经济甚至地缘政治上失去乌的前景——未来乌有可能加入欧盟和北约。这与俄罗斯长期以来追求的将乌克兰保留于独联体势力范围的政策目标是截然相反的，自然为俄所不能接受。在通过威压利诱策略均不能将整个乌克兰留在俄罗斯“后院”的情况下，普京政府决定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防止其在未来乌加入北约后，沦为西方遏制俄的前沿基地。3月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随后美国与欧盟以俄侵略乌克兰领土、违反国际法为由，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政治遏制，因此俄被迫放弃与西方务实合作的外交路线，改行反西方政策。

从此，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俄与西方陷入对抗。美国和欧盟以克里米亚问题和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主义势力为由，不断追加和延长对俄经济制裁，并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俄银行、能源和军工企业。俄罗斯也对美欧实施反制裁措施，禁止从美欧进口食品和农产品。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前沿部署和扩充兵力，在军事上遏制俄罗斯，俄则加强在其西部和南部地区军力，与西方进行军事对峙。同时，美国加快建设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陆基导弹拦截站，建立起欧洲反导系统，俄罗斯则积极研发新型导弹系统和新型防空系统，在加里宁格勒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反制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问题上，西方继续压制俄罗斯和支持乌政府，俄则支持顿巴斯。为转移西方对乌克兰问题的注意力，2015年9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援助叙政府军反恐，因而与西方在叙展开竞争。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俄罗斯外交的奋力抗争，促使普京政府调整外交战略。随着2015年12月普京总统批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继而于2016年11月批准更新版《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大国权力外交战略正式确立。其主要变化是：将安全利益置于发展利益之上，注重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扩大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捍卫大国地位不回避对抗，不拒绝动武。俄罗斯大国权力外交战略的内容如下：

（1）国际形势判断。在当时和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面临一系列外部安全威胁和挑战，存在俄与某些国家或者北约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不大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战争。国际形势对俄罗斯有利有弊，总的来说是不利的，尽管如此，俄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国际形势中消极因素包括：西方国家将其观点强加于全球进程、对新兴力量中心实行遏制政策等，加剧了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动荡；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提升，全球战略稳定受到损坏，原本由军控条约体系保障的全球安全面临威胁，主要国家被卷入地区冲突和危机的风险增加；现有的军事政治联盟不能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所有的挑战和威胁；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全球经济空间被分割为一些区域性集团，它们筑起竞争性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加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贩运毒品等跨国性威胁日益严峻。

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军事安全威胁在于：北约军事力量增强、其被赋予违反国际法的全球性功能、联盟东扩及其军事设施向俄边境推进；个别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全球和地区稳定遭到破坏；外国在邻近俄及其盟友的国家部署或加强兵力，对俄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建立和部署反导系统，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实施“全球打击”构想，企图在外空部署武器，扩充战略性的非核、高精武器系统；个别国家违反以前签订的禁止、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国际条约；全球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在俄邻国家建立反俄政权，其中包括以推翻合法国家权力机关的方式夺权。

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主要包括：多极国际体系正在形成，西方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能力持续下降；技术更新导致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从而加速国际实力重新分配；在金融潮、信息潮和移民潮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社会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长。^[7]

（2）基本目标。其一，大国——“巩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领导国的地位”。^[8]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普京的大国外交有继承，也有创新。继承的政策目标包括：维护俄作为多极世界中重要一极的地位，建立公正民主和基于集体解决国际问题原则的国际体系；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保持国际战略稳定，维护俄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创新的举措包括：武力介入叙利亚事务，意欲“创造性地”改变中东地区秩序；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意欲重塑欧亚—亚洲地区的经济甚至政治秩序。

其二，权力——捍卫势力范围和扩大国际影响力。与“大国”、“经济”等表示俄罗斯外交战略目标的术语不同，“权力”这一词语在普京政府的外交文件中没有直接的显示，它是笔者根据俄对外政策表述和外交实践概括出来的。作为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普京政府外交战略的关键要素之一，“权力”目标包括下列内容：捍卫俄罗斯国家安全，坚守独联体地区势力范围；维护甚至扩大俄在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坚决维护俄美战略稳定，这不仅攸关俄战略安全，而且关乎其大国威望。为了达成这些“权力”目标，普京政府不拒绝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威胁和对叙利亚恐怖主义势力动武，甚至不惜与西方进行经济和军事政治对抗。

（3）主要任务。在全球层面：建立公正持久的世界秩序，加强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和协调作用；加强国际安全，维护战略与地区层面的稳定，主张在考虑到战略性进攻和防御手段相关性，以及赋予核裁军进程以多边性质的情况下，同美国在军控领域开展建设性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旨在应对可能发生的导弹挑战与威胁的集体反应机制，反对美国加强反导防御；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公正民主的全球经贸和货币—金融体系。在地区层面：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双、多边合作，加强俄罗斯参与的独联体地区各种一体化机制，重点深化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一体化；在协调和对接欧洲与欧亚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上，与欧盟建立共同的经济和人文空间，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分裂；与美国在平等、互相尊重对方利益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在贸易、投资和科技等领域开展合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发展与亚太国家的伙伴关系与合作。^[9]

普京政府大国权力外交战略首先针对的还是西方，与此前奉行的大国经济外交战略所追求的务实合作不同，强调维权和竞争。该战略的实施，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长期化。美欧不断地延长经济制裁，俄罗斯决不卑躬屈膝，按照美欧的要求履行2015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因此双方“制裁战”至今不息。北约与俄罗斯继续在东欧前沿进行军事对峙，北约还通过接纳黑山、邀请北马其顿入盟，展示遏俄姿态。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俄罗斯希望与美国新政府改善关系，但是华盛顿指责俄通过网络攻击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通俄门”调查和俄美在叙利亚等问题上的种种矛盾，使同年7月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举行的首次会晤徒劳无功。8月初美国出台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制裁法案，不仅要求追加对俄制裁，而且规定国会有权否决特朗普总统解除对俄制裁的决定，因此普京政府放弃俄美关系改善的幻想，转而对美采取强硬政策，使两国在经济、外交、媒体等领域的矛盾扩大化。2018年，俄美两国因原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中毒事件互相驱逐对方60名外交官，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国际问题上矛盾重重。俄美围绕《中导条约》的外交斗争日益激烈，2019年2月2日美国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为期六个月的退约程序，同日普京总统也宣布俄方暂停履约的决定。在纷至沓来而不断激化的矛盾之下，俄美对抗朝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俄欧（盟）对抗虽然不及俄美那样剧烈，并且没有切断双方密切的经贸与能源合作，但是始终难以消弭。有必要说明的是，在与西方对抗的同时，俄罗斯也谋求缓和矛盾，谋求取消制裁，然而在造成对抗的基本障碍没有排除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意愿和外交努力只能付诸东流。

俄罗斯推行“转向东方”政策，即以亚太地区为外交重点，积极发展与亚太国家的伙伴关系及经贸合作。普京政府希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为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为俄对西方的抗争提供经济助力和政治支持。俄罗斯大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能源、金融、人文、外交、军事技术与军事安全、“一带一盟”对接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成果包括：2016—2018年，俄罗斯保持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地位，两国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油气开采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2018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为中国与该联盟发展经贸关系建立了制度性安排；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70.6亿美元，中国连续八年保持俄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等等。俄罗斯与印度、越南、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积极利用日本急于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心理，发展俄日政治对话与经贸合作。尽管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经贸合作成就显著，但是亚洲市场仍然无法取代欧洲市场。2016年6月普京总统提出，此后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构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从另一侧面反映并印证了俄“转向东方”政策的实质：虽然强化对亚太外交是被迫之举，但是俄仍然要做一个独立的国际权力中心，既不从属于西方，又不依附于中国。

俄罗斯维护其在独联体地区的传统影响。俄罗斯在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2018年1月欧亚经济联盟新版海关法典开始生效，大大提高了海关效率；5月该联盟给予摩尔多瓦观察员国地位；联盟已经建立起统一的医药品市场，正在形成统一的服务市场；成员国间贸易持续增长；联盟同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同伊朗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临时协定，分别与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签署合作备忘录，等等。当前，欧亚经济联盟正在建设统一的电力、天然气、石油和石油产品及金融服务市场。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所导致的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持续发展：乌克兰加入欧盟自贸区并宣布退出独联体，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哈萨克斯坦进行字母改革，白俄罗斯要改国名为白罗斯。西方制裁削弱了俄罗斯整合独联体国家的能力。[10]

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在普京政府大国权力外交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俄罗斯通过军事干预帮助巴沙尔政府军反败为胜，击溃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截至2018年10月，叙超过95%的领土和90%以上的人口处于叙政府军管控之下。^[11]普京政府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并积极推动其主导的旨在促进叙冲突各方和解的阿斯塔纳进程，为政治解决叙危机创造条件。同年12月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俄罗斯在叙取得战略优势的事实。俄罗斯积极发展与伊朗、土耳其的双边经贸、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开展俄伊（朗）土三边协作。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俄罗斯明确地支持伊朗，并与法、德、英、中四国积极商讨维护该协议的方案。俄罗斯不仅扩大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展示了俄在主动塑造中东新秩序方面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实施的成效相当有限。成果多为战术性的：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得到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有所发展。不足则是根本性的：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长期化，特别是俄美矛盾愈演愈烈；乌克兰问题调解没有进展，独联体国家对俄离心力持续增长；俄维护了某些“权力”，但是失去了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前景。普京政府的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并非没有经济外交的成分，但是在俄罗斯与其现代化的引导者西方深陷对抗的形势下，其经济外交的目的只能是维护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与国家现代化已相去甚远。

三、对普京总统前两个任期和“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的继承与变化

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之初，俄罗斯延续了叶利钦—普里马科夫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战略，在“9·11事件”发生以后，普京政府推行大国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俄与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务实合作，恢复俄大国地位。^[12]这一战略使俄罗斯得以摆脱此前因反对美国单极霸权和科索沃战争而导致的俄美对抗，集中精力实现国内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奉行新斯拉夫主义外交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捍卫俄罗斯走适合自身国情的民主之路的权利，抵御美国在独联体地区推广“颜色革命”，反对单极霸权和“普世民主模式”的合理性，致力于建立公正民主的多极世界。^[13]新斯拉夫主义外交维护了俄罗斯主权和大国地位，但是也导致俄与美国在反导、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等领域的尖锐矛盾。“梅普组合”实施“保稳”与合作外交战略：保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稳定，保持国际战略稳定，保障俄与外部世界合作的局面。^[14]这一战略继承了此前普京的外交思想，其实施为俄罗斯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重新走上经济复兴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显然，普京政府的大国经济外交战略是此前大国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和“保稳”与合作外交战略的延续，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则是新斯拉夫主义外交战略的扩展加强版本，两种外交战略构成了普京对外战略，具体地说，对西方外交方针的两种模式：务实合作或者对抗。这两种外交模式，反映出普京的两种外交哲学：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外交看重西方对于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因而注重与西方发展经贸合作，避免对抗，甚至在俄实力不济时选择向西方妥协。现实主义外交更关注权力政治，当俄罗斯感到国家安全或者独联体势力范围受到威胁时，倾向于强力维权，不惜以失去与西方合作为代价。从俄罗斯传统的外交理论角度看，大国权力外交战略主要反映了欧亚主义的外交主张，也有新斯拉夫主义的外交成分。

从继承性或者说一贯性的角度看，普京的这两种外交模式都包含以下要素：（1）大国或曰强国。俄罗斯是大国，这种国际地位应当受到尊重。俄罗斯强大时通过建立一些国际机制巩固其大国地位，衰弱时极力维系某些既有国际机制，或者以特殊身份加入西方有关国际组织，来维护大国地位。（2）安全。对俄罗斯而言，安全是高于一切的战略目标。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对外政策、社会、生态、网络等各个领域。维持俄美战略军事均势，保持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军事优势，是普京政府追求的重要安全目标。（3）权力。俄罗斯认为独联体地区是其势力范围，俄在这些“近外国”拥有“特殊利益”。在北约与俄罗斯对峙的形势下，独联体地区作为阻隔北约的中间地带的作用更加为俄所重视。同时，俄罗斯在包括叙利亚、伊朗核、朝鲜核在内的诸多热点问题，以及广泛的国际事务议程制定与落实、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影响力。（4）经济外交。俄罗斯外交要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国际市场上维护其利益，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以巩固其大国地位的经济基础。利用强有力的能源杠杆和其他经济资源，追求国际政治利益。这些要素也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精英在外交政策目标上达成的共识。

普京政府的大国权力外交战略显示出的变化包括：（1）当面临捍卫自身核心利益或者保持与西方合作二者择一的选择时，俄罗斯选择前者。这可能成为当代俄罗斯外交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变化。今后无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只要有损其核心利益，西方都不能再指望俄像苏联解体之时那个衰弱的国家那样逆来顺受，委曲求全。（2）俄罗斯敢于对外使用武力来维护核心利益。普京政府明确表示，俄罗斯首先使用政治、法律、外交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如果不能奏效，就使用军事力量。[15]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在这方面给它注入了一定程度的自信。（3）俄罗斯不再寻求加入西方世界，而是致力于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有意打造一个与西方分庭抗礼的阵营。“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反映出俄罗斯外交重点已从长期追求的“大欧洲”梦想向“大欧亚”地区转移。

四、普京大国权力外交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种种深刻矛盾难以调和，可以认为，大国权力外交战略将贯穿普京总统整个第四任期。即使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美俄关系也难以摆脱现有的对抗状态。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未来再次出现类似“9·11事件”那样足以扭转俄美关系进程的重大国际突发事件的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看到的是，无论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是广泛意义上的反恐，都没能成为俄美合作领域，更不用说借以反转俄美对抗关系。在到2024年之前，普京政府的大国权力外交主要面临以下问题和挑战：

其一，当前较为急迫的是如何妥善处理俄美中导之争。根据目前形势，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已是势在必行，俄罗斯也迅速跟进，将退出该条约。在反导系统和中短程导弹的研发和部署相继失去国际条约约束的情况下，《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1年到期前后能否延长或者签署新的核裁军条约就成为公开的问题了。战略稳定能否维持，不仅关系到俄、美两国安全，也涉及全球安全与稳定。俄美重启军备竞赛，展开全面军事对峙，固然对两国都不利，而经济实力明显落后的俄罗斯尤其难以承受。但是普京总统2018年和2019年国情咨文所反映的，正是俄罗斯不愿意、不得已和即使不对称，也在所不惜的与美国军备竞赛的决心和态势。

其二，需要妥善处理乌克兰问题。目前俄乌冲突呈现范围扩大——向刻赤海峡争端等领域“外溢”，冲突烈度升级——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等新形势下，战场上厮杀更激烈。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外交的困难在于，该问题国际调解能否取得进展和取得多大进展，并不取决于俄一方的立场和行动；乌和西方的立场与俄难以调和。2019年乌克兰将举行总统选举，无论波罗申科是否连任，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主导乌内外政策是毋庸置疑的，这意味着乌东冲突和乌俄矛盾的调解前景颇为悲观。乌克兰问题悬而不决，不仅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能改善，而且消极地影响俄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

其三，难以改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当前俄美对抗的升级态势固然不容乐观，但是考虑到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等因素的制约作用，两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应当是低的。换言之，对普京政府而言，俄美对抗之忧虽然存在，但是两国关系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止“抗”启“和”，实现正常化。如果说俄美关系改善目前毫无门径，那么俄罗斯与欧盟虽然有密切的经济和能源联系，也不足以解冻相互关系。在俄罗斯与西方互不妥协的情况下，相互对抗只能不断延续。西方不取消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形势难以根本性地好转。

其四，缺乏实力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与西方对抗，长期奉行“转向东方”政策并不是俄罗斯的意愿。普京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推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既有以此打造一个与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分庭抗礼的机制的谋划，又有借此平衡中国崛起，对冲“一带一路”在独联体地区建设进展的用意。但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长期化、俄经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要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俄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普京政府一直在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间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目前看来，收效甚微，前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