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未来十年，中俄周边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都将趋于恶化，因此，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成为中俄全方位战略协作的关键。其重点在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一体化发展态势，包括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果中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行之有效，就会为彼此营造和平的融合的周边地区环境，从而确保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俄罗斯实现东部开发与振兴。与此同时，中国要为自己崛起创造十年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不能完全寄望于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更可靠的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坚强的意志和高明的外交，特别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和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时，更应自力更生。

[关键词] 中俄关系 亚太地区稳定 亚太地区一体化发展 战略协作

[作者简介] 柳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两国已经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纪念性活动，其中最重大的外交活动是6月5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庆祝大会。在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总结了建交70年来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为之规划了一系列新的目标和方向。[1]

 当然，对中俄建交70周年的纪念并不限于两国政府和外交界，两国学术界也在积极地总结中俄关系70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思考其未来走向。回顾过去，从中发扬经验、汲取教训，使中俄关系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少，其中包括笔者的有关论文。因此，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探讨未来十年中俄战略协作的关键，冀望有助于中俄两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双边战略协作，进而提高相互关系水平。

一、亚太地区是未来十年中俄战略协作的关键

20余年的战略协作实践，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即政治、经贸、能源、外交和军事技术合作，[2]而随着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发展，第六根支柱也在形成之中。在上述各领域的战略协作，在不同的时间段虽然并不同步，但对中俄两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入2020年代之际，国际形势变幻不定，使中俄外交协作超越在经贸等其他领域的合作，而处于中俄战略协作的首要地位。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俄两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都因为美国遏制而持续恶化，无论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还是出于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的考虑，两国都有必要加强外交协作。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同时采取遏制政策，并且日益加大遏制力度，这已成为中俄两国必须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美国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遏制。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在将其驻外海军和空军力量向亚太转移的同时，不断强化与区内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构建针对中国的防务合作网络，还在南海炫耀武力。美国和北约以阻止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修正”欧洲地区秩序为由，不断加强在东欧前沿的陆上和海上军事力量，频繁举行陆、海军事演习，保持对俄军事压制态势。

近年来，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加大对中俄的防范和压力。2016年，美国和韩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由，提出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计划，并且在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之下，于2017年完成“萨德”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仅可以探测中俄腹地的核导力量，而且对中俄两国的导弹防卫能力构成威胁，从而严重损害了包括中俄在内的区内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破坏了地区战略平衡。2018年1月、2月，美国先后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俄罗斯和中国界定为主要潜在对手，提出更新核武器，增加新型导弹等应对举措。同年10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2019年2月美国决定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并启动退约程序，目前看来，2019年8月美俄两国将正式退出该条约。美国放弃《中导条约》，主要目的是为发展中、短程导弹及强化核力量扫除障碍，以增强其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优势。此举将破坏欧洲和亚洲战略稳定，甚至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第二，中俄两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也在趋于恶化，这要求两国在这方面加强战略协作。中俄外部发展环境的恶化，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霸权国对中俄实施经济遏制或制裁政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和中俄两国所在的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点也与霸权国有关。

在经济领域，美国竭力遏制中国，制裁俄罗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美国深感自身头号大国地位不保，因而对中国采取经济遏制政策。在奥巴马时期，美国积极推动有关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企图以此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亚太地区贸易体系，阻止中国经济崛起。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虽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以中美贸易不公平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等为由，发动“贸易战”，并企图迫使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和取消外汇管制等问题上屈从美国的利益，因而遭到中国的反制。与此同时，美国联合欧盟，不断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意欲打击俄经济，迫使俄在乌克兰等国际问题上接受西方的条件。美国的经济遏制或制裁政策虽然对中俄两国造成一定的干扰，但是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背弃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纠纷处理通则，挑起与世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但损害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全球和地区经济环境。美国与中国的“关税战”，不仅打击了中美经贸合作，而且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进而抑制了全球经济增长。特朗普政府拒绝支持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不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该组织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因为美国的保护主义立场而滞缓。美国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阻挠德国同俄罗斯修建“北流—2”天然气管道，要求德国等欧洲国家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等，都对欧盟经济及俄欧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未来五到十年，由于既有的原因，美国不会取消对华经济遏制，未必会解除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因为特朗普再次赢得2020年总统选举而得以延续。因此，中俄两国不得不发展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经济环境方面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中俄外交协作在中俄战略协作中占据首要地位，意在强调其突出性和优先性，并不是说两国在政治、经贸、能源、人文、军事技术等领域的战略协作都不重要，毋庸置疑，它们依然重要。只有不断巩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才能使两国更密切，更有效地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作，维护世界稳定，保护和平的周边环境。

一般说来，中俄外交协作涵盖全球、地区、双边和多边四个层面。在全球层面的协作，主要包括反对单极霸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等。地区层面的外交协作主要是开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开放平等的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在双边范围，中国和俄罗斯不仅在政治、经济、能源、安全和人文等领域进行密切的协作，而且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开展合作。两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作。[3]

为什么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重于在全球、双边和多边层面的战略协作？

从中国方面看，亚太地区的战略意义空前上升。其一，亚太地区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战略依托地。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60%，经济和贸易总量在全球总额中所占比重都超过50%，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欧盟成员国之外，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在亚太地区，该地区经济体也是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主要合作伙伴。当前，亚太地区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区域一体化和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中国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包括促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等。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亚太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注入强劲动力。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必须以周边的亚太地区为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进一步发展与区内各国的经贸合作，积极构建中国主导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与中国“贸易战”时有发生，特别是美国日益以排斥中国的方式组建封闭性的亚太区域或双边自贸区的情况下，中国应致力于同亚太地区广大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机制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项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可以作为这样的机制。在此过程中，不排斥美国，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竞争，但是同时要足以支撑起中国主导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在美国损失的出口市场和投资份额。

其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可以扮演护卫中国崛起的屏障，也可以充当霸权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包围圈”，中国及时化解针对自己的区域外遏制（来自霸权国）和区域内抵制（来自周边国家），使亚太地区接受和适应自己的崛起，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使美国对自身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前景忧心忡忡，而中国维护领土领海权益的政策举措被美国错误地解读为改变现行地区秩序和规则。从2011年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美国越来越明确地阻止中国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并且在中国周边构筑军事防护网络，并利用领土领海争端挑起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甚至冲突。2016年以来，美国在反导、中导等战略安全领域加大对中国的遏制，不仅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而且使亚太地区本来就复杂不定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现实表明，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方针，军事遏制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毫无疑问，未来美国仍然会利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畏惧和抵制情绪，挑动这些国家反华，参与到美国的遏华政治中。对此，中国要在壮大国防实力，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政治对话、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并不损伤它们的主权和安全，它们完全没有必要沦为美国遏华战略的“马前卒”和牺牲品。

对俄罗斯而言，亚太地区也具有战略重要性。其一，当前，尽管俄罗斯最重要、最现实的安全威胁在其西部，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美国对外军事政治战略和军事部署专注于亚太地区，才大大减轻了俄在欧洲地区所受的军事政治遏制力度。换言之，正是因为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将主要的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集中于亚太地区以遏制中国，才使俄罗斯在东欧地区遭受的军事政治压力显著降低，更不用担心在东欧和远东两面同时遭受美国遏制。

其二，俄罗斯致力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积极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俄罗斯东部地广人稀，虽然资源丰富，但是社会经济落后，一直是国家发展的薄弱环节。在“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决定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以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促进国家经济复兴，助推俄与亚太经济一体化。2012年普京总统在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指出，21世纪俄罗斯发展的方向是向东发展，要把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巨大潜力发掘出来，以使俄在亚太地区占据应有的地位。^[4] 这表明，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对外都具有显要的意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加快“转向东方”外交及远东开发开放的步伐，其中包括建立九个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加强与中国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和基础设施联通合作等。

其三，俄罗斯重视维护其东部安全，也努力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其远东地区直接面临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日同盟，美国加强驻亚太军力虽然主要针对中国，但是也有防范俄的用意，因此俄对该地区军事政治格局的变动极为敏感。由于俄日两国有“北方四岛”争端，俄罗斯对日本的军事战略动向，特别是日美军事合作颇为关注。朝鲜核及朝鲜半岛稳定、美国与韩国在反导等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也攸关俄罗斯东部安全。此外，随着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重心所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俄罗斯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更加积极，力图发挥自己独特的平衡作用。出于维护本国安全利益，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等考虑，俄罗斯主张建立一种开放的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并与中国一道倡导亚太所有国家为此合作。

由上述可见，在亚太地区，中俄两国存在诸多共同的利益，也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和问题，有开展战略协作的必要。两国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和长期的有效的战略协作实践，为双方进一步密切协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二、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开展战略协作的优先方向

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大国在亚太博弈和区域内国际关系调整所导致的，其结果将攸关世界格局演进。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主要是维护地区稳定和一体化发展态势，包括以下四个优先方向：

（一）维护亚太地区稳定

首先，维护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由于美国在韩国和日本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和随后可能在关岛及其亚洲盟国部署中短程导弹，因此，冷战后形成的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受到严重侵蚀。对此，中国首先必须发展强大而可靠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研发和完善有效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以拥有以战止战的手段，以自身实力维护地区战略稳定和安全。同时，中国可在以下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的协作：继续开展外交协作，以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呼吁美国重启美俄谈判，签署新的《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加强军技合作，特别是在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进行引进和联合研发，恢复被破坏的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和反导联合演习等，提高中俄协同应对第三方导弹侵袭的能力。

其次，协作应对亚太地区安全挑战，解决朝鲜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朝鲜核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高风险“冲突点”，中俄两国应加强协作，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此，中国与俄罗斯继续敦促有关各方落实“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为推动美朝双边谈判和重启六方会谈创造必要的氛围；促使美国与朝鲜在双边谈判或重启六方会谈机制下，签署和平条约，其中载明朝鲜永久放弃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开发，而美国对朝鲜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等义务。日本政治右倾化使“修宪”及自卫队军队化等问题凸显，日本与中国、俄罗斯都有岛屿争端，加上美国日益公开地武装日本，使之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等，日本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的消极因素。中俄两国应密切关注日本发展动向，共同防止其再次危害地区安全。由于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实施经济制裁，伊朗核协议问题再次发酵，中俄两国应与英国、法国、德国与伊朗共同维护执行伊朗核协议。

再次，协作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机制。要实现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有效的囊括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区域安全与合作机制。有鉴于此，2010年中俄两国联合倡议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格局，[[]此后双方一直在推动落实该倡议。亚太地区已有的封闭性军事集团和同盟无助于解决国际政治争端，实现地区安全，更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海上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秉承开放、透明、平等、包容、合作原则，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规则为基础，团结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东亚峰会、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等机制之间建立合作，这样的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机制才能真正适应时代要求，承担起保障整个地区安全的职责。未来中俄两国应当为实现这个目标继续密切协调与合作。

（二）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

如果说在西太平洋地区，中俄战略协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安全，那么，在亚洲大陆，则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其中最有前途的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开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有利于中国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并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开放和发展；有助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深入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促进该联盟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2015年中国与俄罗斯达成进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政治共识，共同商定在贸易、投资、产能、物流、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和金融等优先领域开展地区合作。2018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为双方发展经贸关系建立了制度性安排。两国在贸易、跨境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的对接与合作也取得显著的成果。未来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优先方向如下：

其一，落实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使双方贸易增量提质，下一步应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已经是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俄罗斯等伙伴国应利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所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条件，进一步发掘双方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的潜力，扩大贸易规模，提升贸易质量。尽管如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只是非特惠贸易协定，仅涉及非关税措施和简化贸易程序领域，远不能满足相互贸易和彼此经济发展的需求，双方建立自贸区是大势所趋，共同利益所在。中俄两国要共同努力，在2020年代中后期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将大大拓宽“一带一盟”对接口径，获得区域合作的更大效益。

其二，加强能源合作。由于资源禀赋和地理邻接等条件，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伙伴国已经形成密切的能源贸易关系，并且在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等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未来，中俄两国在加强双边能源合作的同时，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油气上下游合作，拓展在煤炭、电力和核能方面的合作，在“一带一盟”之间建立巩固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

其三，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中，有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等三大走廊穿越欧亚经济联盟，因此，“一带一盟”交通基础设施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已经在中欧班列、国际公路和航空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未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可共同规划和建设若干公路和铁路及港口设施等项目，完善彼此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在有关国家和地区性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运营规则等方面加强协调合作，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高效的交通保障。

其四，推进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是促进国际贸易提质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国际基础设施联通后的产业自然延伸，因而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伙伴国的产能合作积极，成效显著。未来，中国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其他伙伴国应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相互投资设厂，共建工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扩大产能合作，为地区一体化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三）发展上海合作组织

在中国与俄罗斯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章程明确、机制齐全、多领域合作富有成效、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内外形势调整的形势下，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协作，共同引领该组织顺利地可持续地发展。

首先，发展安全合作，巩固地区安全。上海合作组织为保障成员国安全，维护地区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该组织明确把安全合作作为优先工作方向。未来，八个成员国应加强政治互信，特别是印巴和中印应发展政治对话与协作，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其他六国共建永久和平友好的边界；使印、巴两国参与六国早先签署的一系列打击“三股势力”及应对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公约协定，积极开展安全合作，以巩固该组织的安全支柱；加强中印和印巴军事交流与信任，使之建立类似于中俄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共同裁减军力的合作机制，为彼此通过谈判妥善而彻底地解决边界争端创造条件。经由上述以及更广泛更深入的安全合作，打造包括中亚和南亚的安全区，进一步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保障职能。

其次，推动经济一体化。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根本。未来，上海合作组织既要一如既往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又要在保障成员国总体经济利益，并兼顾每个成员国的态度和具体利益的原则基础上，推动该组织多边经贸合作发展。由于阿富汗安全形势复杂，可以先重点建设上合组织毗邻经济合作区，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中亚成员国东部、中国新疆、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北部地区，经由新疆（喀喇昆仑公路、拟建的中巴铁路等）将中亚和南亚联系起来。在毗邻经济合作区，优先发展加工、贸易、能源、交通和物流等合作，以此拉动整个合作区经济一体化。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吸引印度和巴基斯坦积极参与该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金融、投资、交通、能源、电信、旅游、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上海合作组织仍应“不忘初心”——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6]致力于完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使命。

再次，扩大人文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历史、宗教、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对彼此认知、交流与合作产生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日益扩大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为成员国政府及人民增加了解、增强信任和增进友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继续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合作。成员国间民心相通、互相亲善，将为该组织一体化发展奠定可靠的社会基础。

（四）维护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态势

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导致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合作“碎片化”，阻碍了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对该地区及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有义务维护该地区经济一体化态势，并推动区域合作与时俱进，继续为本国及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提供动力。由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有限，其对外经济一体化理念滞后等原因，中俄两国在这方面的战略协作主要体现为外交合作及地区经济一体化政策协同，中国还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和政策引领，来推进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

首先，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虽然超出亚太地区层面，但却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以往获得巨大发展，也是未来更上层楼的制度保证。中俄两国应继续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代表，以规则为基础，开放、包容、透明、平等的多边贸易体制，确保世贸组织现有规则的全面实施和适时完善，进一步加强该组织的作用。共同反对保护主义，主张并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

其次，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和俄罗斯应继续共同倡导开放、包容、共赢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防止该地区一体化进程“碎片化”。中俄两国共同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沿着《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发展，加快建设亚太自贸区。只有建立完整而高效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机制，比如亚太自贸区等，才能消除该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造福全区域人民。与此同时，中国应促使有关国家早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打造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升级版。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他11国签署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情况下，出于先参加再从中发挥影响、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促进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等考虑，未来中国可以加入该协定。

结语

总而言之，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是双方全方位战略协作的重中之重。两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协作的重点在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一体化发展态势，包括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果中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行之有效，就会为彼此营造和平的融合的周边地区环境，从而确保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俄罗斯实现东部开发与振兴。当然，中国要为自己崛起创造十年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不能完全寄望于同俄罗斯这个战略协作伙伴的合作，更可靠的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坚强的意志和高明的外交，特别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和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时，更应自力更生。因此，对于中俄战略协作，包括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中国既要重视，又要以平常心对待；既要努力维护和不断深化，又要自立自强，有备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