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２０１７年俄国１９１７年革命满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俄罗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苏联时期，革命被认为是历史的火车头，对革命高度赞扬。苏联解体后，由赞扬转变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否定。只提革命的消极内容，不提积极方面，革命成了绝对的恶。这种根据政治形势变化而改变的研究，不利于学术传统延续。由于俄罗斯对１９１７年革命研究的方法论陈旧，导致了学术界很难形成共识。

   [关键词］　十月革命　　俄罗斯　　历史编纂学

20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不管持各种不同立场的人对这场革命如何评价，它无疑是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及俄国自身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这一点就是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是承认的。美国一部很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曾对俄国革命做了这样的评价：“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是俄国革命的决定性步骤。俄国革命作为决定20世纪发展进程的一股力量，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其规模而言，只有1789年的法国革命能够与之比拟。”[1] 美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比林顿1966年也曾写道：“如果说19世纪思想家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那么当代人的中心任务就是评价俄国革命。后一个任务甚至更具有决定性，因为现在地球上十多亿人都宣称他们是俄国革命的继承者和捍卫者。1917年革命唤起的力量要比1789年法国革命和民主革命时代孕育的力量更有力、更鲜明地展现了自己。”[2]所以2017年，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本文只想就1917年革命爆发后的一百年间，苏联及当今俄罗斯学术界对俄国1917年革命认识的变化进行一下梳理，以便从中看出现实政治的变化对历史研究的某种影响。

苏联时期对1917年革命认识的变化

首先是关于十月革命名称的变化。苏联时期一般把1917年俄国发生的革命看作是两次对立的革命。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相对于1905年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言一般称其为“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把十月革命看成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被称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

不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术语是后来出现的。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及其盟友都称十月的事件为“革命”。Ф.拉斯柯尔尼科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立宪会议中宣读的宣言中还首次使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个概念。在革命后的头10年，布尔什维克本人也经常称自己的革命为“十月政变”，当时这个名称还不带有贬义。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时而会使用“十月政变”这个术语。但是，后来“政变”一词开始同阴谋和一小撮人夺取政权联系在一起，类似宫廷政变。“十月政变”这种表述开始在对苏维埃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文献和侨民的文献中广泛使用，已经带有了贬义。从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起（也有说是1937年底），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术语。十月革命60周年时，它被称为20世纪的主要事件。1929年前苏联还曾把二月革命爆发的3月12日定为推翻专制制度节，以纪念资产阶级革命。1929年这个日子成了一般的工作日。

对于二月和十月的关系，很多革命的领导人和侨民见证人，如列宁、托洛茨基、米留可夫、马尔托夫、邓尼金等都把它们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次革命。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著名的“四月提纲”）里就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4]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时，仍把从2月到10月的革命通称为“俄国的第二次革命”。[5]托洛茨基则认为：“二月革命仅仅是一具外壳，而十月革命的内核蕴涵在其中。二月革命的历史就是十月的内核怎么从自己的妥协主义外壳中剥离出来的历史。”[6]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死对头尽管对革命的评价不同，但对十月和二月的关系的认识却很相近。如革命的亲历者邓尼金的《俄国混乱史》、米留可夫的《第二次俄国革命史》，都把二月和十月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各种趋势和事件不可分割的链条。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历史学家帕维尔·米留可夫认为：“俄国革命如果停留在第一阶段而不进行到底，那它就不是一场革命。”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俄国革命长期复杂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十月革命并不是对二月革命的否定，而是二月革命所开创的进程的继续。“因为任何真正革命的爆发都要经历从温和到极端的各个阶段。”[7]米留可夫的著作中把“革命”和“政变”两个词混用。他对二月革命，有时也用“政变”一词。[8]俄罗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在侨居国外时也曾指出：“能否把二月和十月对立起来？当然不是对俄国革命进行社会学分析。它们作为这个巨大的历史进程的因素进入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对历史学家而言，始终都是二月是开始，十月是结束……引起二月爆发的那些力量也进行了十月。”[9]

革命的同时代人和参加者很难对革命做出客观的评价。政治取向不同的人对革命的认识是不同的。对俄国的君主主义者和右翼政治家而言，正是二月成了主要灾难，而其他的一切都只是逻辑结果或失败的继续。对俄国的民主派来说，正是二月成了俄国最伟大的成就，而十月是阴谋和自由民主理想的破灭。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讲，二月主要是十月的序幕。

革命后，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反思革命时，更强调二月革命是历史的偶然，是由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尼古拉二世及其身边的人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引起的。当然也有亲历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承认革命具有合理性，比如宗教哲学家、立宪民主党人别尔嘉耶夫写道：“我非常厌恶很多侨民的观点，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恶势力、几乎是一群罪犯所完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直处于真理和光明之中。所有人都对革命负有责任。最要负责任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力量。我很早就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美好的。相反，我早就预见到，在革命中自由将被消灭，极端的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将在革命中获胜。”[10]

由于十月革命是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源泉，苏联官方史学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一直很高，把它看成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端，十月原则的全球胜利是它的胜利成就。苏联时期十月革命历史编纂学的主调是强调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说19—20世纪之交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为俄国革命创造了经济前提。同时，也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制形式之间的主要矛盾极端尖锐。其他社会矛盾也很激化。结果是世界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推翻了专制制度，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由于苏联时期承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所以官方史学家还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和二月的领导，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在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保证了国家的进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它开辟了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

当然，苏联时期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比如对二月革命的认识上。在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的“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词条中，强调了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的不彻底性，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任务，导致了新的危机。[11]而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第三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则对二月革命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了更多的揭示，认为“二月革命的胜利把俄国变成了所有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保证了群众广泛地享有政治权利的可能性。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帮助他们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3月5（18）日《真理报》重新出版，开始大规模地建立工会，出现了工厂委员会，成了工人监督生产的据点，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工人和农民在全国建立人民权力机关。3月就出现了600多个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代表苏维埃。这对群众的革命组织、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把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12]这样的评价在第二版中是没有的。

此外， 1960—1970年代苏联的十月革命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个对当时的官方有关十月革命的结论提出了挑战的“新方向（Нов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派。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当时的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П.В.Волобуев）、塔尔诺夫斯基（К.Н.Тарновский）、安菲莫夫（А.М.Анфимов）、布尔加诺夫（А.Х.Бурганов）、阿弗列赫（А.Я.Аврех）、丹尼洛夫（В.П.Данилов）等。他们证明了，从俄国资本主义成熟性中不能直接得出十月革命，必须考虑到俄国经济的多样性，承认自发势力在1917年事件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谈到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的民主潜力，俄国社会发展的选择性。“新方向”流派的出现是一部分苏联历史学家开始放弃教条独立思考十月革命问题的体现。但由于冲撞了官方意识形态，1972年7月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会在院士、党的活动家П.波斯别洛夫的动议下作出了谴责“新方向”的决议。1973年3月，苏共中央学术部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新方向”被定性为“修正主义派”，说“新方向”派是对列宁主义理论、纲领、战略和策略原则的践踏。沃洛布耶夫被以无法胜任工作为由免去了苏联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

1980年代试图创作“三次革命”史的“综合性著作”，确立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进程中的“无所不包的”作用。而且当时还决定创作新的多卷本的“苏共党史”。但这些工作因苏联解体而中断。不过，苏联时期，尤其是20年代和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公布了大量的有关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和下层民众参与十月革命的各种史料。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对十月革命认识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国家制度发生了变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掌权。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当局不信仰马克思主义，革命由历史的火车头变成了绝对的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对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术语的变化。俄国1917年大革命或俄国1917年革命取代了苏联的时期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术语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而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为一些研究者所使用。比如，1997年出版的В.П.德米特连柯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是教育部推荐供师范院校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俄国大革命”。罗伊·麦德维杰夫为1917年80周年而写的著作《俄国1917年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失败》，也使用的这个术语。一些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也都认为把1917年革命分成对立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合理。赞同米留可夫、邓尼金、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的说法，认为是一次革命而不是两次革命。[13]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夏金和卢布科夫主编的教科书则使用的是“1917年俄国大革命”这样的标题。[14]与术语相关联的是该术语所包含的内容。大多数学者都把1917—1922年这个时间段都看作大革命时期。这样它就不仅包括二月和十月，而且也把苏联时期所说的内战包括在内了。当然，也有大学教科书把革命和内战分开的。如夏金的教科书承认二月和十月是一次革命，把它们放在了同一章里，而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单独列了一章。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舒宾专门就革命结束的日期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对俄罗斯帝国制度的破坏在1917年2—3月就开始了。革命事件持续到了1922年。革命结束的日期是苏联的成立及祖国历史新时期——苏联历史的开始。此时，革命的主要问题：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工人问题、民族问题都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解决，出现了新的国家形式、新的合法性、游戏规则和行为规则。[15]把“俄国1917年大革命”这个术语纳入历史文化标准，正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认可。不过，由于当今俄罗斯学术研究的多元性，“十月革命”这个术语也仍然有学者在用，比如，苏联解体后出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中还有“1917年十月革命”这个词条。也还有学者使用“十月革命”这个术语。[16]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对革命的自由主义认识曾一度占上风，即高度赞扬遭到失败的自由主义的二月革命，否定了十月的历史意义，十月被称为“政变”。自由主义历史编纂学重复1917年夏天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提出的德国间谍的指控。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代表性成果，是1991年以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名义出版的集体专著《我们的祖国：政治史经验》。在这部书里，西方的历史道路成了俄国的样板。根据这部集体专著中的一个提法，这是“踏出的一条通向自由、平等和友爱的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科书不同，1917年二月成了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样本，而“俄国知识分子的精华”不是革命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而是立宪民主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始终被称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专著中被定义为“十月政变”。[17]按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这个后苏联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阶段，以前1917年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史的重点选题在学术界不再流行。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共产主义体制和它的领袖的揭露。”[18]对革命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向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要为当局提供历史合法性。

如果说苏联解体后的初期是肯定二月而否定十月，那么最近十几年，1917年二月也开始受到了否定，认为帝国的垮台罪责不在布尔什维克，而在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不是十月，而是二月。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把俄罗斯帝国理想化。2000年代，他从对“红轮”和1917年十月的批评转向了对1917年二月的批评。2007年在政府的《俄罗斯报》上发表的关于二月革命90周年的长文中，他说得非常清楚：“3月1日深夜彼得格勒输掉了俄罗斯本身——长达75年之久。”[19]这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君主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今俄罗斯权力集团内很有市场。比如当今俄罗斯的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在2017年谈二月革命的原因和教训时指出：“正是二月革命为无法阻止的革命进程奠定了基础。它的悲剧也正在这种无法阻止性。因为二月，这是对国家制度的摧毁。”[20]对二月的否定，也导致了对临时政府时期自由主义认识的变化。如研究俄国1917年革命的专家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布尔达科夫（В.П.Булдаков）认为：“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成了大国主义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很快就赢得了‘最主要帝国主义者’的声誉。其他自由主义者准备‘超过’最极端的沙文主义者。”[21]1917年3月——10月期间俄国自由主义者也保留了帝国的本质是毫无疑义的：在很多方面仍旧是旧的国家机构、外交协议、各部在经济领域和对别国领土的扩张掠夺计划实际上没有改变。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进步派的领袖从1917年3月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是维持扩张方针的保证。[22]

与当今俄罗斯政治家完全否定革命的态度不同，俄罗斯学界这些年对革命本身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苏联时期，“革命”一词具有神圣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看成是欧洲历史最重要的里程碑，它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并准备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90年代，“革命”的概念本身有些褪色。革命成了绝对的恶。但这几年俄罗斯学界对如何认识革命发生了变化。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舒宾认为革命具有这样三个特典 ：1、革命是社会政治冲突，也就是说这种冲突，一方面有广大的社会阶层、群众运动参与，另一方面有政治精英参与。革命与局部的暴动不同的重要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的分裂。2、革命必须以冲突的一方或几方力求改变社会结构和基本的法律建制为前提。3、革命这是社会创造，它要克服与现存的解决矛盾和做出决议的机制相关联的限制。革命就是力求建立新的建制和“游戏规则”。它否定现有的合法性。所以革命行动主要是不合法的和非制度性的。革命不受现有的制度和法律限制，有时会导致暴力冲突。他认为革命是通过社会政治冲突的方式克服主干的社会结构的过程。这种冲突从破坏现有的制度体系、合法性开始，以新的合法的制度体系的出现而结束。此后，就连不认同革命结果的人都开始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实行自己的追求并按新的规则生活。[23]雅克文科也认为，讨论俄国需不需要革命没有意义。没有偶然的革命。数百万人参与的进程是不可避免和合乎规律的。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尽管革命有各种悲剧，但革命是无法消除的。在革命中任何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原则和各种变革的命令之间的冲突都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式。革命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由精英来负，精英有理解现实、理解历史逻辑和制定理智政策的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但却没有表现出跨越意识形态壁垒，舍小救大。[24]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科洛尼茨基也有类似的看法，革命不是按定制发生的，历史提供了很多极端憎恨革命的国务活动家最能促进革命准备的实例。[25]

对俄国革命原因的评价，这些年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们不再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也不再强调阴谋论。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著名历史学家、《近现代史》杂志主编В.В.索戈林在今年的文章中就认为，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历史决定的。二月不可能解决符合革命人民，首先是农民期待的任务，农民与临时政府的立场不同，他们要自行夺取主人的土地，并在十月前夕把90%的贵族的土地据为己有。十月支持的就是这种下层的革命，布尔什维克更理解人民的诉求，十月把革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引用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十月革命是非常清楚明了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别尔嘉耶夫认为革命的根本原因就是：“居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主要是贵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性情、他们的外貌、甚至他们的语言，都与把他们视为另一个种族的人、外国人的人民——农民完全格格不入。”[26]沙齐洛（В.К.Щацилло）也认同索格林的看法，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的起源和原因应当在20世纪初专制俄国国家发展的内因和特点中寻找。寻找外部因素解释沙皇制度垮台的原因、援引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说它们似乎早就要破坏俄国国家制度，这是反历史的。应当根据1917年的二月事件，好好地考虑一下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相互关联。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国家制度和帝国的整个管理体制完全不符合20世纪的要求。军事形势只是加剧了各种令人气愤的问题，直观地表明了沙皇制度缺少自保的机制和本能。国内的复杂形势只是加重了政权在俄罗斯帝国几乎所有民族中间的孤立状态，最终使君主制名誉扫地。结果是，反对沙皇的平庸政策的不仅是极左的革命激进派或国家杜马中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有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及家人。专制制度在俄国被完全孤立。[27]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彼得罗夫（Ю.А.Петров）在评论当今1917年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趋势时，也指出，在现代的研究中“经常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不应当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崩溃中寻找俄国革命的深刻原因，而应当在俄国现代化的成就及与之相伴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中寻找。” [28]根据这种看法，俄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国家对时代的挑战没有准备好做出相应的回应，这导致了它与正在民主化的社会的冲突。

对于战争在1917年革命发生中的作用问题，学界形成了某种共识。在当今俄罗斯学术界，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进步”国家可以通过和平途径逐渐使“古老”的俄国社会群体现代化；而“悲观派”则坚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不可能在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实现，因为传统社会结构全力抵制现代化。所以“自上而下”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冲突的加剧，1917年革命成了社会对国内发生的变化的保守反应。而现代化的“乐观派”和“悲观派”一致认为，俄国参战对“旧制度”的垮台起了决定性作用。“乐观派”认为战争破坏了俄国发展的演化道路。而“悲观派”认为战争加剧了已有的矛盾。[29]

当然，对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性的问题，还存在着尖锐的争论。布尔达科夫认为二月革命是暴动群众的胜利。舒宾得出了1917年二月“下层”独立发挥作用的结论。米罗诺夫（Б.Н.Миронов）则反对二月革命的自发性观点。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能否说，2月底走上彼得格勒街头参加政治总罢工的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受到怂恿，也没有受到推动，没有受到劝说，也没有听从劝说，也即他们是漫无目的的船。”尼科诺夫(В.А. Никонов)也认为：“革命不可能没有革命者”，革命都是“人为制造的”，所有的群众性行动都有自己的煽动者。[30]历史学家梅杜舍夫斯基（(А.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对把革命分成自发和有组织性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种分法，正是由于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认识而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这种分法具有相对性。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如果发生了法律继承性的中断，那么革命和政变之间就没有差别。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革命必须有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与政变不同，政变多半的是精英集团的事。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革命就定义而言都有自发性，而政变是有组织的。在俄国，二月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自发性，而十月革命是有组织的，即政变。前者之所以会成功，“与其说是爆发力，不如说是抵抗太弱。”十月革命则是“在事先定出的日期内”实现了秘密计划。[31]而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茹拉夫廖夫（С.В.Журавлев）认为把二月和十月作为一个统一的进程，就是要停止对正确和罪魁的寻找并思考1917年悲剧的普遍责任。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激进主义者处于事件的中心已经是革命的结束阶段了。不应当忘记使形势出现了危机并致使国家解体的政权。第一阶段革命的领导人是杜马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组成的临时政府成了革命权力机关。几乎所有居民阶层都狂热地欢迎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士兵、工人和农民，教会活动家也赞同革命。也就是说，如果看看自始至终参与了革命事件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光谱，就会发现，整个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个进程。[32]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茹拉夫廖夫强调了以前没有充分估计到的革命的道德因素。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人道主义精神、启蒙的价值观、进步思想背道而驰。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当时就认为，正是俄国革命展现出了一条通向几乎已经毁灭了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社会平等、公正、新的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所以，俄国革命被接受，在怀有戒心的同时，也有某种期待。由此也就有了对后革命俄国的异常关注，关注苏联实验是什么，试图弄清楚能从苏联的经验中为世界其他国家获得什么。它表明世界大战这不是文明的死胡同。苏维埃俄国的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本身也吸引着从外部观察局势的人。当布尔什维克采取解放妇女、使她们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在各方面都平等的方针时，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高的热情。因为西方知识分子谈论和书写的也是性别平等的必然性，但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把这变成了现实。作者认为战前苏联的道德影响特别强大。但后来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等，导致苏联在世界威望的下降。[33]

俄罗斯1917年革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观百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对俄国1917年革命或十月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这一百年间俄国1917年革命史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尤其是积累了大量的史料。苏联时期，尤其是20年代和赫鲁晓夫时期，毕竟还公布了大量的有关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和下层民众参与十月革命的各种史料。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苏联时期很多研究的观点由于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已经过时，但公布的史料永远也不会失去价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开始对苏联时期不被关注或不让关注的革命史问题进行研究，也推出了很多文件集、资料集。不仅推出了很多文件集、资料集，也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列入俄罗斯1917年大革命组委会出版计划的有这样一些有关俄国１９１７年革命的文件集和研究专著，如《内战时俄国的民族悲剧：历史和现代的认识》、《俄国1917年革命：政权、社会、文化》、四卷本的《苏维埃政权的宗教政策（文件集）：1917—1924》、《俄国革命的光明和阴影》（文件和学术论文集）、《喀琅施塔德苏维埃的会议记录》等。此外，2017年还出版了3卷本的《同时代人眼中的1917年革命》、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帕夫洛夫主编的文件集《1918年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工人反对派运动》等。这些资料的公布无疑丰富了俄国革命史的史料基础，会促进对俄国１９１７年革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独立的俄国1917年革命历史编纂学的逐渐形成。

但也要承认，无论苏联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对俄国1917年革命的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究，受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这个问题在苏联时期十分明显，当时的历史研究几乎就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把革命理想化，强调革命的积极方面，不提消极面。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存在，尤其是解体后的头十年。当时为了为当局提供历史合法性，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高度赞扬转变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否定。只提革命的消极内容，不提积极方面，革命成了绝对的恶。这种根据政治形势变化而改变的研究，不利于学术传统延续，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俄罗斯革命史研究中的这个问题有些俄罗斯学者也意识到了。如一位学者也指出，“在研究俄国革命时，至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所谓的‘来自上面的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而言，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列宁的著名表述所确定的，即任何革命的最主要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由此就划分出了二月和十月，在后者的“社会主义性”的情况下就有了前者的“资产阶级性”的论断。有趣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也是出自同样的前提。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对于革命的日期、分期和革命的描述，起决定作用的是谁掌权，他宣布或试图推行什么样的政策。”[34]科洛尼茨基也认为，“俄国革命仍在继续”，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一批历史学家，直到现在都把自己与革命的活动家等同起来。[35]他认为当今俄罗斯历史职业的威信极低，国内的很多居民认为，学者只是在为意识形态服务，完成的是某种政治订货。而很多历史学家也主要把自己看成是“党派”的历史学家，提出了革命史的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帝国的、世俗的和宗教的说法，与现在的政治演员的观点相应和。[36]

其次，俄国十月革命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没有突破。苏联很多研究者还受革命亲历者的观点的影响。正如科洛尼茨基所说的：“如果说法国历史学家的代际交替彻底地改变了社会对18世纪末革命的认识，那么俄国直到现在对过去的理解都还受着回忆录作者（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托洛茨基和邓尼金、舒利金和苏汉诺夫）的强烈影响。这些回忆录作者主要是对‘政党’的历史编纂学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7]历史学家梅杜舍夫斯基对这个问题说得更详细。他在新出的有关十月革命的著作中指出，在当今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没有提出任何一种超越了当时的人对事件的解释框架的观念。这种历史编纂学形势的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方法论占主导地位。这种方法论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三种主要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实质上是实证主义的变种）；设定过去和现在文明的历史发展的不变性和无选择性的保守主义的文明和地缘政治理论；后现代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否定或把合理的学术认识的意义相对化，认为历史构建是艺术品——对历史的主观看法，它可以根据需要为其他观点取代。“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化浪潮”及与这些理论相关联的一些成见只是强化了这些认识，没有越出“社会心理决定论”的框架和历史进程的直线论。[38]结果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看到的是不断的 “解释冲突”：证据确凿的知识为意识形态解释模式所取代，不同立场的拥护者不可能得出一致的不矛盾的结论。学术传统缺失，关键性的概念结论都是直接从过去或外国著作中借用的。在宣布必须回归“客观”的革命史以克服意识形态的极端性而揭示革命的“真正”本质、原因和后果的同时，这一历史编纂学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法论，在很多方面仍旧是旧的苏联套路的俘虏，通过另外一种概念性的工具在再现苏联套路。因为，在后苏联时期对俄国革命的“重新认识”主要是由冷战斗士开始和进行的。他们要证明自己以前观点的正确性并在新的条件下维持这些观点在学术界的合法性。[39] 由于俄国革命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没有突破，反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解释的同时，使用的还是苏联时期的解释方式。这就导致了在革命的解释上分歧大，难以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