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北京10000)

　　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从客观因素分析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实际上，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原因极其复杂，它的形成、确立、巩固与发展是以下几个紧密联系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 (2)未能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做出正确判断； (3)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 (4)工业化运动使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更加巩固； (5)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6)“大清洗”运动是导致斯大林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7)历史传统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键词：俄罗斯研究；斯大林；经济体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

　　中图分类号： F091. 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06)05-0044-10

　　作者简介： 陆南泉(1933-)，男，江苏江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经济问题研究。

　　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的 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主要从客观因素去分析，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无先例可循；当时苏联正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受到战争的严重威胁，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等等。实际上，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若是对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一模式的形成、确立、巩固与发展是由以下八个紧密联系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地、全面地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的否定商品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如何看待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笔者想谈点看法。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性的，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推论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一部分理论尚属于‘未来学’的范畴”[1](P107)。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病一般都与私有制和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有关范畴密切相关，并把它们视为各种罪恶产生的根源。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想方设法地摆脱它们，以免受到市场经济有关范畴的纠缠。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时，之所以否定市场经济还有其历史原因。在二百多年前，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这引起一场全球性的误解：市场经济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专利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时，必须消除商品(市场)经济[1](P111)。遗憾的是，这个历史误解延续的时间太长了，一直到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才得以消除。

　　从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列宁早在1906年就提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2]这里可以看到，首先明确提出“计划经济”的是列宁。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应该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观点。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列 宁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则有了很大改变，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却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并以该理论为基础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的。第一，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因此，不能通过市场，也不能通过批发贸易，而应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基于这种情形，商品货币关系、商业原则自然受到最大 限度的挤压。第二，农业全盘集体化是超高速工业化合乎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则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并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客观上就要求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并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的义务交售，也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 与资金，从而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这是斯大林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情况。第三，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苏维埃国家应该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济生活来看，其经济联系的实物化趋势在不断发展，国家也在想方设法控制经济，特别是对粮食等农畜产品国家都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手段。另外，还实行配给制。在理论方面，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似乎苏维埃经济已进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不断消亡的阶段。有的学者甚至说，在苏维埃国家价格不是价值规律的表现，而是自觉的计划领导的工具[3]。大多数人确信，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货币的实物经济。自然，在实物经济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生产规律的地位。第四，强化计划原则与计划权力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虽然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一击破，并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使政治集权体制的实施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斯大林认为，必须牢牢控制经济，其重要途径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来说，还必须解决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即谁是生产的调节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价值，二是计划性。从官方到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是计划。一般是这样解释这个观点的：既然有计划发展被看成是市场自发势力的最明显的对抗者，那么，计划也就被宣布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并在社会主义成分中能起最大的作用。同时，计划不仅同自发势力相对立，而且还同价值规律本身相对立，因为这一规律只能是自发的。为了使计划性(或计划原则)在调节经济中得到强化并富有理论色彩，经济学家们又把计划性变成规律，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样就可以与它的对立面——价值规律处于同等地位了。就是说这两者都是客观规律了，并且在理论上可解释为：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维埃国家不断地把计划原则绝对化，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大大发展了，所谓计划调节实际上变成了一些经济领导机关、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调节。

　　二、未能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做出正确判断

　　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赢得的和平喘息时间是很短的。1918年春，俄国国内反革命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干涉，致使刚刚开始的和平经济建设停了下来。当时，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在全国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

　　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在否定与消灭商品生产与货币的同时，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实物化和经济集中化迅速发展并日趋扩大。这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一是实行余粮征集制。借助于这个办法，苏维埃国家把全部余粮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有计划地以实物形式分配给全国各城市职工与居民。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1920—1921年，全国总值46. 33亿卢布的农产品中，投入市场的只有6. 45亿卢布，即占13. 9%[1](P116)。换言之， 86. 1%的农产品是以实物形式由国家进行分配的。二是随着货币结算的取消，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实物化。三是在分配领域货币关系逐步被排挤出去，例如，各生产单位的全部产品要上缴给国家，同时他们也可以从国家无偿得到所需的原材料；职工的工资日趋实物化，到1920年职工工资的实物部分已占92. 6%。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苏维埃国家对大企业实行了逐步国有化到全面国有化的政策。1918年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从个别企业的国有化转向全行业的国有化。在1918年6月1日前，国有化大企业只有500家，但在1918年底举行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则宣布：“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其结果是国有化把基本生产资料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并形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从而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设置来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符合战争形势要求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领导机构。为此， 1917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制订全国经济调节计划；协调并统一中央和地方经济机关、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及工会的活动；有权没收、征用、冻结、管制工商业及其他部分企业，并有权强制这些企业联合成辛迪加；掌握与监督工业国有化的进程等等。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按工业部门设立总管理局， 1918年1—4月建立了7个总管理局， 1918年9—12月建立了24个总管理局，到1920年总共有52个总管理局、13个生产部、8个各自管辖若干个企业工业部门的“混合性”的部。此外，还建立了集团性(联营的和地区的)生产联合组织，即托拉斯， 1920年初国内已有179个托拉斯，联合了1 449个企业[4]。总管理局是通过强制性的垂直行政领导的方法来管理其下属企业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国家的国有企业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体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局—州管理局—企业；直属中央管理的企业则实行两级管理体制：总管理局—企业。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其一，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地扩大国有企业的目的，除了农业外，国家对所有经济(包括超过五人的小企业)都实行国有化。而对农民则通过余粮征集制将全部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在国家手里。其二，从生产到分配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决策权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并通过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其三，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日趋实物化。其四，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则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其五，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其六，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其七，尚不发达的对外经济完全由国家控制，这与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制的措施有关。

　　很明显，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政策。列宁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并多次加以批判性总结。他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也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5]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超过了工农联盟的限度，但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有不少人把这一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

　　国内战争使本来就落后的全国经济倒退了十年。战争结束后，苏维埃国家急需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快的速度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经济。在此情况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以什么方式与政策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决策选择问题。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采取了以下一些重大经济政策： (1)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粮食税比余粮征集制的数额一般要低一半，而且粮食税实行累进制，并对贫困农民给予减免。农民上缴税收后所剩余的粮食、原料及饲料完全由自己支配，即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建立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2)实行商品自由贸易。1921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紧急代表会议决议称“商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杠杆”。(3)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也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20人的工厂。(4)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作用。(5)以租赁或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国家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6)进行货币改革，消灭预算赤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

　　可以说，在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逝世这段时间里，列宁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如何有效地实施等方面。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争论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及其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的。当时党内对新经济政策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成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由于遇到不利的国内外条件而做的退却，是某种策略，是权宜之计，是两次进攻之间的喘息时机。一旦时机成熟，无产阶级还将对资本主义重新发动进攻，实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并把小农经济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策，并且反对国营企业参与市场活动。这是“左”倾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所持的观点。二是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做是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有效地运转起来。社会主义经济一旦恢复起来，就要排挤和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财政人民委员会主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三是一些对新经济政策有深刻理解和坚决拥护的人，其代表人物是布哈林等人。他们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只适于国内战争的特殊条件而不适于和平时期。他们强调，新经济政策引入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能使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建立起正常的经济联系，从而相互促进，推动经济的发展。布哈林等人坚持认为，各种经济成分参与市场竞争，竞争的最后结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排挤和战胜私人资本而获得胜利，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将通过市场竞争逐步加强，最终排挤、战胜和改造私人资本[6]。

　　有关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与党内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第一与第三种观点之间进行的。1924年以前，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很少谈及，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看法，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分析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必须与当时存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主张与两条不同路线联系起来考察。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 思想倾向更接近于“左”派代表托洛茨基，因此，他不可避免地与布哈林发生对抗。1924年之后，斯大林也是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政策，是权宜之计。但与“左”派不同的是，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却还包含着进攻之意。斯大林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 性即两重性，谁就是离开列宁主义。”[7]他还说：“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8]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周年而做的《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当时已处于高速发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在文章中说， 1928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个“大转变”的实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9](P196)。也是在1929年，斯大林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10]。事实上，当斯大林用高压手段强制征粮时，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也动摇了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可以说，从1928年起，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击败布哈林后，斯大林在1929年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萌芽于1929年，而付诸实践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28—1932年)。在此期间，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①特别强调计划性与贯彻计划纪律制度。

　　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这一角度看， 1924—1929年俄共(布)党内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与斗争说明了很多问题：第一，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被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已初步确立。因为这时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 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第二，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并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从而为建立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第三，社会主义两种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明朗，且在苏联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停止过，尽管表现的形式与程度有很大不同。苏联各个阶段的变化一般都与这两种模式的斗争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 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以及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却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第四，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

　　四、工业化运动使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更加巩固

　　从实际情况看，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开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用了13年左右的时间。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主要特点是：一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并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当时布哈林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坚决地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并且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最近的几年中”[11](P293)。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11](P309)。二是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一再强调，苏联不能实行“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指责布哈林等人，说“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布哈林等人也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但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三是斯大林用高积累和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末的1932年，全苏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比重为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用于积累的资金也一直高达30%左右。另外，为了保证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斯大林还用强制的办法使农民将其收入的一半交给国家。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

　　在工业化时期或者说从“一五”计划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经济的计划管理即加强发展经济的计划性在苏联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1930年之前，苏联重视的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 数字，而从1930年开始，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已不再是一些控制数字，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必须执行国家的计划，从而也就改变了计划的性质。斯大林在评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时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12](P280)在斯大林看来，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成了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其二，作为国家行政组织的部以及总管理局对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其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其四，形成了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企业实行集中领导。其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工业化时期力图实现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在企业对人、财、物等方面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其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的基础上，企业 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其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1928年，全苏私人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占17. 6%，而1932年则仅占0. 5%。这里可清楚地看到，苏联在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这是苏联全面推行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也是使其计划范围扩大和国家成为工业管理的主体及中心的必要条件。以上分析说明，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929年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已初步确立，而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则意味着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已全面建立，也表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及更加巩固。这是因为： (1)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12](P258)，而且使其经济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2)工业化运动使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增强，行政指令的作用提高。(3)1929年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快速推行使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4)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最终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逐步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

　　五、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果说工业化运动时期形成的工业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推行则不仅仅是把农民和农业纳入斯大林统制的经济体制之中，它也标志着整个苏联正在朝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迈进。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 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之间斗争的焦点。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更加突出，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13]

　　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全盘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 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14](P141)。在斯大林普遍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情况在1929年底和1930年初就已出现。当时许多州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这里要指出的是，强制与暴力在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直没有停止过。按苏联公布的材料， 1932年底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已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80% ~90%。在苏联“新的集体农庄制度建立起来了”。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是：第一，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从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起因来看，控制粮食是建立集体农庄的一个直接原因；而加速农业集体化可以为工业化所需资金提供保证则是农业全盘集体化实施的另一重要原因。但是，把农业集体化的目的仅仅归结为控制粮食和取得资金也是不全面的。第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34年，苏联的工业化与农业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绝对统治力量，社会主义工业已占苏联全部工业的99%，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已占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85. 5%。斯大林认为，如果不搞农业集体化，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如果“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那么“出路就在于使农业成为大农业”[9](P213)。第三，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在农业集体化达到高潮的1930年，斯大林不仅用暴力消灭了“富农阶级”，而且把个体农民视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加以消灭。斯大林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10](P37)把在苏联社会中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15]。第四，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在农业全盘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管理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

　　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农业全盘集体化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反映生产关系重要内容的农业管理体制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斯大林整个经济体制形成过程来看，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实际等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农业集体化中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的20年代末，其农业还非常落后。这说明，在农业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农村还不具备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苏联的小农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决不像斯大林所讲的小农经济已毫无生命力了。斯大林否定新经济政策和农民容易接受的合作社，而匆忙推出集体农庄并建立了与国营企业无实质差别的农业管理体制，这种集体农庄制度对农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甚至是严重的破坏作用。其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实施的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使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被挤压到最低限度。从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来看，与列宁的合作制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充满着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从而使商品货币关系、贸易等价值范畴的作用被排挤出去。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国家通过义务交售等渠道收购农庄与庄员生产的大部分农畜产品； (2)在农业生产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国家的收购量却在不断增加，农庄和农民可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畜产品越来越少。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中仍然认为，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带进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就会阻碍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他还说，把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去与农庄进行商品贸易，既会扩大商品流通范围，从而也会阻碍向共产主义前进。他接着批评两位苏联经济学家说，他们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9](P609)。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包括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对商品经济、货币关系的否定态度，不仅使苏联失去了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也使苏联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直不高。这就造成了以下局面：一 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甚至发展到消极对抗。用斯大林1933年致肖洛霍夫信中的话说，“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这导致农业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超高速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对农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的需求。而斯大林却采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的粮食。其结果是农村严重缺粮，大量农民死亡。

　　六、“大清洗”运动是导致斯大林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模式是在苏联特殊和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

　　通过对苏联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强制和暴力实施的，从而导致党内外的强烈不满。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把党内的反对派逐一打下去。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但这不意味着党内的不同意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是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20世纪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它与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一起被称之为三大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时间里，“大清洗”运动高潮迭起。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斯大林的镇压到1938年并没有结束，大量材料证明，在斯大林逝世之前，镇压一直未停止过。其二，斯大林的镇压并不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在此前已经出现了。之所以采用30年代“大清洗”这一概念，是因为这个年代、特别是其中的1937—1938年，镇压运动规模之大使苏联所有的人震惊。而且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

　　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即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无限权力。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却想要获得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的绝对服 从。同时他也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革命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运动首先直指中央领导干部。与此同时，斯大林所推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使其与党的基本骨干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变化。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已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不适合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伊·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14](P251)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斯大林来说，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他不可能觉察不到。在这种背景下，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斯大林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以消灭反对他的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也在更大程度上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斯大林用“人民的敌人”等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20世纪30年代的“替罪羊”主要是中央领导层。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使苏联处于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实践也遭到了严重扭曲。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就谈道，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他指出：“那是一场沉疔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14](P740)不幸言中了，由于“大清洗”运动而形成和巩固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因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又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和主导性原因。

　　七、历史传统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要对苏联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同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原因方面更应如此。以下，我们着重从历史传统对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影响做一简要分析。

　　审视俄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也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却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 宁所说，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16]。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而苏维埃国家机构乃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17](P755-756)，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17](P779)。

　　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的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在世界革命名义下的扩张)。而且这种集权与扩张要求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以依靠它来建立军事经济和战备经济， 或依靠它把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这里，引用以下材料来说明斯大林是如何自觉地接受俄国历史传统的，也许并不多余。彼得·察金(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名重要干部)曾说，在基洛夫被选为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后不久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大家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列宁怎样领导?”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是集体领导。斯大林起初没有参加谈话，但后来说：“不要忘记，我们住在俄罗斯，一个沙皇国家。俄国人民喜欢国家为首的是某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应该执行集体的意志。”[14](P530)当时在座的人没有想到，斯大林指的这样的领袖就是他自己，他们甚至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有这种想法。另外，俄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落后性也决定了人民对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准备还不足；在群众的意识中，领导人是永远正确的、无所不知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观念在斯大林时期被广泛利用，也成为他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心理基础。

　　八、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作用不可忽视

　　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的个人品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个人品性的描述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品行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是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主观片面、冷酷无情、崇尚暴力和嫉贤妒能则是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方面。斯大林是十分复杂的人，他的个人品性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诸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使他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苏联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

　　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且独断专行。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 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方法方面，而且在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他也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需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也极不尊重，譬如，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斯大林却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9](P594)，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中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②的气味”[9](P603)。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则导致产生一系列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等。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对社会主义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和崇尚暴力使他不遗余力地发动了“大清洗”运动。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 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9](P361)“大清洗”运动滥杀了许多无辜，而斯大林却从不检讨自己，也不后悔，他更多考虑的是为了不间断地“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之后，斯大林开始推崇强制与暴力，在他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

　　斯大林的嫉贤妒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一方面，他把与他同时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也竭力压制知识分子。斯大林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也不懂外文，他的文化素质不高，而在他周围却有不少具有突出才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成为斯大林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的贡献[14](P532-533)。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并译成31个国家文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反映出斯大林的个人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是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解的情形，这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同时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也不时地有所反映。

　　参考文献：

　　[1]　熊映梧.中华民富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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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56.

　　[6]　布哈林文选(上册) [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259-260.

　　[7]　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302-303.

　　[8]　斯大林全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 82.

　　[9]　斯大林选集(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10]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151.

　　[11]　布哈林文选(中册) [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12]　斯大林全集(第1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

　　[13]　列宁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4.

　　[14]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M].赵洵，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1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337.

　　[16]　列宁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44.

　　[17]　列宁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陈淑华〕

　　注释：

　　①1925年12月15日俄共(布)改名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共(布)。

　　②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