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民主化的曲折过程有其内在规律，其过渡状态的复杂蕴含深刻的原因。威权政治的回潮是暂时的、有限的，俄国已达到了西方民主的底线“选举民主”的水平。民主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培育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威权政治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振兴。

　　[关键词]　俄罗斯　民主　民主化　威权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2)05-0083-05

　　 

　　自从1991年俄罗斯正式走上西方民主的发展道路以来，俄民主化已经历了十年的风雨历程。对于当今俄罗斯的民主发展水平及其成效，人们众说纷纭，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民主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

　　俄罗斯的民主化始于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政治改革，其直接原因在于苏联实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功能已几近丧失，作用接近枯竭。苏联剧变后，俄国内掌权的民主派搬用西方的民主理论，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党制和苏维埃制度，着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自1992年4月开始，叶利钦总统与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议会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叶氏主张建立总统制，而议 会则认为，议会是国家民主的主要保障，俄应该建立议会制。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形势下，1993年10月，叶利钦动用武力解散议会，结束了两大权力机关长达一年多的国家体制之争。1993年12月，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获得通过。

　　新宪法在政治方面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取消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提法，实行西方“主权在民”的原则。(2)取消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以及苏维埃国家组织和活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循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确立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各自分立而又相互牵制 和协调的关系。(3)确立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体制。(4)从事实上的中央集权制到联邦制，实行地方自治。(5)确立思想多元化的原则，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6)遵循西方“尊重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原则，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

　　但在另一方面，新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呈现出向威权政治回归的迹象。

　　根据新宪法，俄建立了超级总统制，形成了“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格局。总统权力巨大，掌握着国家的人事、军队和外交大权，直接领导政府， 除了任命总理须经国家杜马批准外，总统对议会拥有强有力的否决权，如果国家杜马三次否决总统对总理的提名，或者国家杜马在三个月内重新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总统有权解散国家杜马。

　　议会对总统的制约十分有限。它除了拥有讨论和通过联邦法律的权力外，其实质性权力所剩无几。议会多数派无权组阁，组阁权基本上由总统掌握。如果总统“叛国或犯有其他重罪”，议会才有可能罢免总统，但是罢免程序十分复杂，特别是罢免提议只有经议会两院2/3的多数代表同意后才能通过，罢免通过相当困难。因此有人称俄总统是民选的“沙皇”，叶利钦也多次戏称自己是“鲍里斯一世”。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权力不断强化。叶利钦执政后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中央集权。普京就任总统后的第二个月，就签发总统令，通过向联邦区派驻全权代表的形式直接管理联邦区的事务，扩大全权代表的权力，加强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监督、控制，并在立法方面赋予联邦总统免去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和解散地方立法机关的权力。普京这一重大举措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大大加强了总统的权威。

　　政府还开始对新闻媒体加以控制。在议会和总统大选中，古辛斯基是支持普京对手的寡头，大选结束后，古辛斯基继续利用其建立的“媒体帝国”抨击普京的新政。普京对其进行了全面打击，在政治上封杀其舆论工具，在经济上迫使其出卖“独立电视台”等媒体帝国的股份，在法律上对其进行调查并发出逮捕令。另一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也对普京新政不满，利用其掌握的全俄公共电视台等舆论工具，不断攻击普京，并建立反对普京的政治团体。普京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其辞去议员职务，压迫其变卖独立电视台49%的股份。普京采取上述举措的原因之一是反对寡头对政府施压，虽然如此，但普京运用政治权力对反对派的媒体予以打压，使 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引来了人们对俄民主政治的非议。

　　俄罗斯政治发展呈现威权政治的色彩，反映出俄民主化回潮的迹象，这种迹象也不奇怪，它已是民主化过程中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说：“民主化的波浪及其回潮是政治中的一种更普遍现象的表现。”[1]头两波民主化浪潮的每一波之后都出现了一次回潮，第三波在某些国家出现回潮也是正常的。各个民主化国家出现回潮的原因不尽相同，俄民主化呈现回潮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俄经济转轨的重大挫折是民主化呈现回潮的经济原因。经过十年转轨，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以上，外债逾1600亿美元，国力严重衰退。经济转轨的失败大大损害了民主以及民主派的声誉，人们希望放弃“休克疗法”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秩序，这就在经济上产生了对威权政治的某种需求。其次，民主政治未能有效运行推动了人们对威权政治的怀念。俄民主化之初，政府更迭频繁，街头冲突不断，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兴风作浪，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腐败行为泛滥，犯罪严重。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美好希望化为泡影，不少人自然而然转而怀念民主化之前苏联的政治稳定、社会福利和良好的秩序。 随着人们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加深，怀旧情绪便蔓延开来。此外，俄罗斯民族的悠久深厚的专制独裁传统构成了威权政治回潮的思想文化基础。从伊凡四世到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再到斯大林，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独裁史，虽然历史上不乏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但都未能战胜代表传统的政治力量。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曲折而艰难，因此当俄民主政治未能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时，人们便会回归传统，试图依靠威权政治来渡过难关。

二、过渡状态的复杂性

　　当苏联剧变、俄罗斯迈向民主化之际，西方政 治家和学者曾为此欢呼雀跃。但不久他们发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民主在退却”。一些学者通过对俄罗斯的总统制、选举制、政党制的分析，得出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的结论。[2]另一些学者却认为俄罗斯存在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3]还有学者认为必须用政治发展的概念去分析俄的政治转轨，民主指标并不完全等于政治发展或政治不发展，用民主、效率、秩序三个变量考察俄的政治发展，俄的政治转轨并不成功，反而产生严重的政治衰退，付出了秩序和效率的代价。[4]对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状况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客观方面看，这是由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决定的。俄罗斯正处于政治转轨时期，新的民主制度正在确立，旧的集权体制的因素尚未彻底清除，也不可能迅速清除，加上又出现民主化回潮的现象，这使俄罗斯的政治状况显得扑朔迷离。第二，从主观方面看，这是人们对民主的定义不尽相同决定的。由于民主的标准千差万别，使得人们对俄民主化的内容、方式、程度存在不同的认识，其判断当然相距甚远。

　　从集权政治到民主政治，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对此学术界进行了不同的描述。(1)委任制民主。这是一种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但缺乏有 效制约的过渡体制。在这种状态下，“无论谁赢得了总统选举，他或她因此被授权以他(她)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统治，只受现存权力关系的铁的事实和宪法上规定的任期的限制。”[5]总统在规定年限内被视为最高国家利益的化身和解释者，代议制的横向制约显得微弱或不存在，该状态与其说是洛克式的不如说是霍布斯式的。(2)拟态民主。这是一种处于向富有竞争性的民主制度蜕变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存在合法的反对党，这是与威权政权的区别，它甚至有选举民主的许多其他宪法特征，但制度化的执政党广泛地使用压制、媒介控制和其他 工具把反对党降低到“二等党”的地位，因此该状态缺乏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环境。(3)选举民主。在该状态下，“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都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6]，包括对行政权的限制，对公民结社、言论信仰、参政权利的保障，以及对法治的坚持等制度。上述三种形态都是过渡状态，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民主化过程的描述上。那么如何判断一个政治变迁国家已经步入民主的门槛呢?

　　评判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民主，要根据民主的概念来进行。西方古典民主理论根据“人民意志”(来源)和“公益”(目的)来界定民主，由于这一概念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且这种不自由的纯粹民主中潜有多数人暴政的倾向，这一概念被熊彼特的“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7]因此，包括亨廷顿在内的当代西方政治学家普遍认为，评判一项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 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当然，熊彼特的这一民主概念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以避免把那些不适合其隐含意义的个案纳入进来。需要强调的是，熊彼特的民主概念只是现代民主的底线，并不包含现代民主的全部内容。当代西方政治学家在论述这一民主概念时，都作了一定的补充和说明。如拉里·戴蒙德认为，这种民主观“并不十分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自由纳入对民主的实际测量中。”[8]亨廷顿认为，“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是一种最简易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民主具有或者应该具有涵盖性广得多的和更富有理想的相关含义。”[9]那么迄今为止，俄罗斯的民主化达到什么水平呢?当前的俄罗斯是退向了威权政治还是已经踏入了民主政治的大门?

　　从反映民主政治底线的选举方面看，俄已经打破了苏联时期干部选拔上的委任制和终身制，建立了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根据俄联邦宪法和有关法律，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直接体现，所有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选举出来的各级领导人严格实行任期制。从俄选举制的实践看，俄先后如期举行了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两届总统选举和一次全民公决，选举体现了竞 争原则，俄公民都能比较自由地参加选举，表达自己的意志。特别是俄共等反对派依法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表明合法的反对派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其权利和自由得到了尊重。在俄选举中，没有出现禁止选民参与投票的现象，也未出现大量选票被操纵或错误统计的严重问题，选举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一旦选举结果揭晓，国家权力移交依法和平进行。虽然俄选举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消极影响，但俄选举制度开始有序运行并发挥其功能，是俄继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又一民主化的成果，表明俄的民主政治真正确立起来。

　　从民主的更为广泛的涵义看，俄已打破了原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并且开始有效运行。(1)分权制约机制已经确立。从横向上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尽管目前总统权力巨大，但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如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新闻舆论对总统的批评等。从纵向上看，俄总统和国家杜马议员也受到来自选民的监督。(2)多党制已经建立。经过分化组合，俄政坛已逐渐形成了左派、中派和右派三类政党对峙的格局。虽然政党政治尚不成熟，政党多、杂、乱，政党作用受到限制，但俄政党活动已从混乱、无序步入了文明和法治轨道，政党制度开始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议会政治功能和选举功能。(3)议会制基本建立。俄联邦会议为俄联邦议会，是俄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它拥有广泛的立法权以及一定的司法权、监督权、罢免权等。议会成为政党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4)走向法治国家。俄吸收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的内容，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最高原则，任何政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行司法独立，诉讼公开。虽然法制尚不健全，法律权威受到一定的破坏，但法治思想已深入人心。如在1996年总统大选时，有人分析若久加诺夫失败，俄共将以暴力推翻现政权，久加诺夫立即予以否认，强调俄共坚持以合法、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就在这一年初，叶利钦的支持率下降到20%以下，对其竞选十分不利，有人建议叶推迟选举，但叶不为所动。结果1996年总统大选在合法、和平的基础上成功举行。(5)公民自由初步得到保障。目前俄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各项自由初步得到实现，包括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也没有受到特别限制。如“8·19”事件和“10月事件”的领导人被释放后，都可以依法自由地开展政治活动，著书立说，发表政见，组织政党，鲁茨科伊还于1996年当选为伊尔库茨克州州长。

　　可以说，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门槛，踏入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合格的民主国家。当然，由于俄正处于从集权政治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过渡阶段，它的民主化水平还不高，按照更严格的自由民主的标准，它还相距甚远。

三、经验性的总结

　　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民主化进行探讨，有助于深化二战以来对民主化的研究，进一步认识民主化的规律，总结民主化的经验教训。

　　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能用渐进、徐缓的方式逐步加以完成。俄罗斯的民主派曾希冀通过激进的方式，否定集权政治，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结果适得其反。激进的民主化加大了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政治动荡。而且通过激进民主化并不能马上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民主政权，这往往使民主派的美妙预言化为泡影，并加剧了公众对民主政治的失望，引发向威权政治的回归。民主制度的确立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但民主思想的吸纳、民主规则的学习、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政治技巧的操作运用、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远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甚至是反复的过程，因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渐进的。

　　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民主化的推动者应当持现实主义态度。俄罗斯的一些民主派在抨击集权体制的同时，对民主抱有太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实行民主，就能马上消除集权体制的弊端，建立高效政府，实现经济转轨，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把民主当作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对民众许下了许多推行民主制的美好的诺言，结果未能兑现，陷入了困境。俄民主派犯了政治浪漫主义错误。民主有利于高效，但不等于高效，其决策效率甚至可能比集权体制低。它需要更多的决策者同意，开展工作的成本可能更高，因为“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惟独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10]。当然专制体制的腐败所造成的损失远远高于民主决策的成本。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民主，但民主本身并不造就经济发展。俄罗斯同时推行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它把民主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希望民主化能够立即带来经济发展，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误区。经济发展根本上是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乔万尼·萨托利所说：“一个世纪以前民主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宪政国家提供不了，也不望能提供经济上的‘可欲之物’，相反，它提供的是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好事物’。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证据显示：民主有经济的前提或而它的存续取决于经济的增长和繁荣。”[11]

　　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制度环境。一般而言，一种相对成功的制度背后总有相应的文化、历史和组织等，它们构成了该制度运行的环境。一国在进行民主化时，必须重视民主制度环境的培育，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是否与该制度相适应，适当改造本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组织等，使之与新制度相适应。特别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如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初，俄罗斯整个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缺乏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互不相容，互相争斗，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直至爆发暴力流血冲突，政局动荡不安，民主政治遭遇重大挑战。不久俄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作出了共同努力，相互妥协，共谋国事。叶利钦表示，“我们不仅仅会争吵和指责，而且会寻找妥协互相迎合”。反对派俄共也趋向温和，声称从“不可调和的”反对派变成“建设性的”反对派。当俄共占优势的国家杜马对1991年“8·19”事件、1993年“5·1”事件和“10月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实行赦免时，叶接受了这一事实。此后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俄社会各界领导人签署了《社会和睦条约》，将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改为“和谐和睦日”，缓和了国内尖锐的政治矛盾。俄政局渐趋平稳，民主政治开始有序运行。由此可见，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政治文化为开端，这种政治文化本质上是非暴力的，在其下没有哪个党派或团体希望永做胜利者或失败者。它包括：人民的意愿构成政府权威的基础，任何人都有参与政府的权利，定期举行选举，政治权力通过普选而非威吓或强力来交接，合法反对派可以存在，并有权表达意见，它所体现的是宽容、信任、合作、妥协、节制、调和、适度、平衡、认同等精神，它“蕴含着异议与分歧，但它又是以同意和内聚力为基础的。”[12]这种政治文化需要通过教育加以培养，当然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也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精英的行为、选择和态度对他们的追随者处理政治分歧和纷争的方式能产生塑造性的影响”。[13]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不但推动了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

　　威权政治的回潮与解决俄转轨时期的经济问题和摆脱社会危机是分不开的，虽然它暂时有利于实现政局稳定，保证政令畅通，维护国家统一，为经济转轨创造了一定条件，但若真正推行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上的成功。亨廷顿曾指出：权威主义政权下的经济发展是很可悲的。仅是很小部分的权威主义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成功。在某种环境下，对威权的怀旧可能为民主政权的缓慢死亡铺平道路。一般而言，由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不可逆转，独立财产者特别是中产阶级队伍开始形成，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初具雏形，威权政治现象的出现仅仅是暂时的，并不能持久。

　　注释：

　　[1][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页，第8页。

　　[2]王正泉《评俄罗斯政治体制转轨》，载于《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

　　[3]理·莱亚德、约·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240页。

　　[4]张树华《民主的艰辛与神话的破灭——对俄罗斯十年政治转轨的分析与反思》，载于《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5][6][8][10][11][12][13]《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页，第423——424页，第393页，第122页，第149页，第133页，第138页。

　　[7]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商务印 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彭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