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17年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军队以随军牧师的方式开展了成功的合作。苏联时期，宗教意识形态被当局强制打压，东正教会与军队的合作没有进展，军队通过政教工作者来实现对军人的道德培养。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苏联的解体，民众的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国家瞬间丧失了核心凝聚力。此时，国家将注意力转向曾在俄罗斯历史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东正教，希望通过东正教会对群众释放的“正能量”来重振军队、复兴国家。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有力挺国家及军队的意图，于是双方通过签署系列协议、恢复随军牧师制等途径，重新步入合作之路。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会;随军牧师
【作者简介】胡巍葳，1979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哈尔滨150080）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政治体制更替，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政权希望通过复兴传统宗教来凝聚国家，进而对宗教组织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严格限制宗教转向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加大对宗教传统、宗教节日、宗教礼仪及宗教历史作用等的关注，给予教会财政帮助和技术支持，力图在教会传统中为自己找到执政和决策的神化支撑。此举的前提是，接受扶持的这种宗教应符合政权的规划构想，维护其合法化权威，并保证政权对国家、军队、社会等施行最有效的管理。无疑，当时最能胜任此要求的便是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东正教。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变化直接体现在军队与宗教的关系上，俄罗斯军队与宗教组织重新开始密切往来。军事政权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探寻到了可以拯救俄罗斯军人的 “爱国主义思想”，东正教及东正教会也不再是其眼中阻碍社会发展的残余，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为此，军方开始积极与教会领导接触，签署合作协议，准许其在俄罗斯东正教教区内的军队中进行集体宗教活动并建设东正教教堂，以此满足军人宗教信仰需求，同时进行精神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
在此时期，俄罗斯宗教界也致力于在军队中复兴宗教传统，成立了一些新的宗教军事组织：基督教军人协会“信仰与勇气”和“军队宗教复兴运动”等。此外，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建构理论》（俄罗斯主教理事会于2000年8月通过，代表莫斯科东正教会针对俄罗斯重要的国家及社会问题的官方立场）第八章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待兵役和军队的态度如是表述：“在承认战争丑恶的同时，教会并没有阻止自己的子弟们去参加战斗，但前提是保护自己身边的人和恢复被践踏的正义。此时的战争虽不情愿但已是必需的选择和途径。无论何时，东正教都会以最崇高的敬意去对待以生命来捍卫他人安全的军人。教会将许多军人纳入了圣徒的行列，并对军人持有特殊的关怀，致力于培养战士心中对高层次道德思想的信仰。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军队及护法机关签署的合作协议，有助于克服人为障碍，引领将士们回归为祖国效力的东正教传统。东正教牧师——作为军队中进行特殊服务的人群，应无条件地去教育军人、关心他们的道德状况。”[1]
一 签署协议开启正式合作之门
基于上述原因，俄罗斯军队与东正教会积极展开相互合作，首先的合作途径即为签署官方联合声明和协议，以约定彼此的合作目的、方向和具体形式。1994年3月2日，俄联邦时任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与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签署了首份合作性文件，在联邦和地方层面分别成立了俄联邦军队与俄东正教会相互作用协调委员会。根据协议，俄罗斯各级军事指挥机构应规划、组织和支持与宗教组织间的相互活动。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将与军队间的合作视为教会活动的重要方向之一。同年11月29日~12月2日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理事会通过了创建负责教会与军队相互关系工作的专门主教会议机构的决议。1995年7月16日，俄罗斯东正教主教会议决定组建莫斯科都主教区与军队及护法机构相互作用的部门。1997年4月4日，俄联邦时任国防部长伊戈尔·罗季奥诺夫与阿列克谢二世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扩大了相互作用领域和合作形式。同时，俄联邦其他部门也与教会签署了类似协议，如联邦边防局、内务部、紧急情况部、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等。通过签署系列协议，俄罗斯军队与东正教会结成了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
除了签署合作协议，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军队还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合作：（1）东正教会神职人员与军人在军队中共同庆祝国家节日、军队光荣日及军队周年纪念等节日，教会代表参加兵役宣传及征兵、新兵入伍宣誓、祭悼牺牲士兵（东正教牧师曾为在阿富汗和车臣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进行安魂祈祷）等活动。（2）东正教会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来支持军队的工作。如为车臣战争中的士兵筹集保暖物品、书信用品、食品等。（3）东正教会对军事项目、武器、船只、飞机、旗帜、指挥所等进行圣化，在军区和军事学校建设教堂。（4）东正教会与军队联合开展军事道德教育。根据俄联邦政府于2001年2月16日通过的《2001~2005年俄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应举办“国家-军队-教会”、“俄罗斯历史上的随军牧师”、“伟大国内战争期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等会议，制定和出版面向兵役适龄青年及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教材：《军队服役精神道德基础知识》和《军队牧师服务基础知识（传统和现实）》。在俄罗斯一些高校和军校中创立东正教文化系，其创办规则、教学内容、论文撰写及日常管理都由莫斯科都主教公会任命的系主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神职人员）负责[2]。
二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军队合作 的重要形式 ——随军牧师制
随军牧师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军队合作最重要的形式，是俄罗斯宗教与军队关系的核心，曾对俄罗斯军人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和精神道德品质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现实意义。随军牧师在军队中针对军人进行宗教及教育活动，来实现教会对军队的作用和影响。
（一） 历史经验
1917年前俄罗斯军队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疏导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并且主要是在东正教的基础之上。东正教牧师祝福将士们为国创建功勋，鼓舞怯懦者，安抚伤员，培养军人的宗教信仰、英勇、自我牺牲精神并打造军人纪律。在1812年卫国战争、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希普卡保卫战等战役中，随军牧师及教会通过参加医疗卫生服务队、救助伤残者及难民等行动鼓舞了俄罗斯军人的士气，提升了军人的精神道德水平。
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1918年11月）期间，宗教精神渗透整个俄罗斯军队，随军牧师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在一战前，随军牧师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如欠缺战时牧师工作计划、指挥及领导，以往战争中资深牧师的工作经验没有普及，缺乏关于牧师具体工作和义务的相应规定等。针对这种情况，格奥尔基·沙维利斯基大神甫（1911年4月22日被任命为俄罗斯军队牧师领导）在一战前3年中，制定了随军牧师相关文件和规定，召集牧师，为战争做准备。在其倡议下，1914年7月1～11日在圣彼得堡召开了第一届全俄罗斯军队神职人员代表大会。有49名军队神职人员参加，其中40名来自陆军，9名来自海军。大会制定了随军牧师备忘录（细则），界定了所有参加战争的神职人员的义务范围，其中包括如形势所需，随军牧师应随时准备走向战壕。除此以外，身在前线的随军牧师还有如下义务：协助医生工作，收管战场上的伤亡人员，维护阵亡者坟墓的秩序，向阵亡者亲属发告知，代写家书，设立行军图书馆等，以此来抚慰士兵，转移伤者痛苦。一战开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圣主教公会发表声明称，俄罗斯“意外地卷入到与敌人的斗争中来”，现在不仅要保护“信仰上的兄弟”，而且要捍卫沙皇荣耀和祖国的荣誉。圣主教公会号召所有神职人员鼓舞教徒，凝聚他们的信仰。随军牧师为军人布道、与军人谈话和进行宗教道德演讲，通过小型宗教图书馆、十字架、圣像、纸质圣图和免费发放给伤病者的宗教道德内容宣传单等，在军队中展开宗教宣传。随军牧师的主要工作方式和态度是，个别对待和以身作则。《军队教会和神职人员管理条例》第54条规定：“随军牧师应该让士兵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启发性的信仰榜样，虔诚的榜样，完成服务义务的榜样，良好的家庭榜样和对待亲人、上级和下属正确态度的榜样”[3]。随军牧师此时的行为受到了很高评价，认为他们唤醒了军人心中最美好的情感：对上帝和祖国的热爱及英勇无畏精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卓越功勋，有1 200余名随军牧师得到了国家奖章。
（二）现实进展
在宗教意识形态被强制打压的苏联时期，军队靠一整套完善的政工体制来实现对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各军区、各军兵种的各级部队有政治委员、教导员及政治机关，负责各级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政体发生变化，意识形态被颠覆，恢复随军牧师制、重拾俄罗斯传统的计划又一次被提出。
1.随军牧师制的酝酿与提出
1993年3月，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表示，希望随军牧师制在近期能恢复到革命前的样子。在1994年10月25～2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东正教和俄罗斯军队”第一届全俄会议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系列发言中也提出了该建议。此外，俄罗斯基督民主联盟领导人亚历山大·奥格罗德尼科夫（90年代初正式提出采取随军牧师制刻不容缓的第一批东正教社会活动家之一）通过媒体向俄罗斯总统和国防部倡议“军队基督化”，建议缩减军队中50%的政教辅导员，在军队中创建宗教管理部门，宣传宗教世界观，其中包括施行随军牧师制等。各种宗教和社会组织代表也纷纷给国家领导及国防部致信，提出恢复随军牧师制的建议。尽管当时恢复随军牧师制的提议已被提至较高层级，但仍没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和军队领导的重视。
然而，恢复随军牧师体制的复杂性并没妨碍现实中教会与军人间的往来。虽然没有颁布恢复随军牧师制的正式决定，但在一些部队中还是出现了常任牧师。任命途径为：根据合同吸纳牧师进入军队以及对军队中现有军官进行按手仪式（将军官定为牧师，即定教职）。如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两次荣膺红旗勋章的第201加特契纳军事基地”首次出现了依据合同而进入军队工作的牧师——阿列克西·布拉努什津（Алексей Буланушкин）大祭司，他从事神职活动，却被任命为坦克驾驶机械师，后成为指挥官，身居军事专家之职，获坦克兵津贴，这违反了军队的相关纪律。并且，身为神职人员，也违背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圣传统，因为在使徒规定和普世会议（基督教高级主教会议）规定中禁止牧师成为军人[4]。
2000年开始，尤其是随着主教会议主席季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大祭司的任职，在报刊中出现了很多关于近期恢复随军牧师制的言辞。随军牧师制拥护者进行积极宣传的基本论据为：（1）俄罗斯是东正教的国家；（2）军人信徒增加，2011年7月，一些媒体援引俄国防部的统计数据称，俄罗斯军人中认定自己是宗教信徒的比例为60%，其中，认为自己是东正教信徒的比例是80%；（3）军人精神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即对军人进行宗教教育可以增强军队纪律，进而振兴整个军队；（4）军队的心理专家不能完成其职责；（5）国外经验，即随军牧师制在其他国家军队中已有成功先例。2003年6月，在梁赞空降兵学院征集东正教随军牧师时，斯米尔诺夫向神职人员强调了创建随军牧师制的必要性，如可以提高军人的爱国主义水平，降低士兵自杀率等。2005年5月16日他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称，未来10年俄罗斯军队中应该有东正教随军牧师，建议缩减军队中心理专家人数，用牧师来替代。梅德韦杰夫于2009年7月21日宣布创建随军牧师制。之前不久，俄联邦军队中停止了心理专家的工作；之后，军队中政教工作部门的工作也终止了。近几年在国防部领导的支持下，一些军事学校开展了“随军牧师”培训。参加培训的有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的神职人员和牧首区“军务部”的人员。培训分别在2003年、2005年、2006年进行。为了避免来自其他宗教的批评以及维护自己在军队中的利益，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区“军务部”还邀请了其他宗教代表前来参加培训。
2006年2月，阿列克谢二世表示同意为了“俄罗斯军队的精神关怀”而进行随军牧师培养。2006年2月10日俄罗斯总军事检察院制定并向国防部、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等提交了创建随军牧师制的法律草案。草案中指出，教会能帮助军队“加强军队纪律，反对欺凌并与国家及宗教争端做斗争”。同年5月，时任总统普京在会见退伍军人时对创建随军牧师制表示称赞，但并没有对此采取任何具体举措。普京在头两个总统任职期间，尤其是在其头4年担任总统期间沿用叶利钦时期的国家宗教关系原则，不急于与任何人分享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领域的垄断权力，自然也涉及随军牧师制的建立问题。当时的政权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统治管理自己的国家，威信度较高，石油价格上涨，而教会只是一种补充力量，远不是当时政治制度合法化的基本工具。
2.随军牧师制的正式施行
开始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实质交往的是现任俄联邦总理梅德韦杰夫。2006年4月，他就任俄联邦政府宗教协会问题委员会主席，其夫人斯维特兰娜领导制定《俄罗斯青年精神道德文化纲要》（2007年4月）。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资源。梅氏为获得大选中宗教界的支持，对俄罗斯东正教会承诺：国家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院校神学文凭，允许世俗学校中开设东正教方向课程以及在军队中正式实行随军牧师制。有观点认为，至此俄罗斯开始走上教权主义发展道路。2009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更是推进了这一进程。首先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克里姆林宫的骚动与不安，为了挽救国家于危难，执政当局决定委任教会来救赎人民。其次是，基里尔牧首的就任使其之前对军队、文化、教育等领域渗透的愿望得以实现。
军队与宗教的关系是国家与宗教关系的重要体现，梅德韦杰夫的决议将东正教牧师在军队中的活动合法化。2009年随之成为俄罗斯军队与宗教关系的历史转折点。2009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州巴尔维哈的住所中，梅德韦杰夫针对在学校中开设宗教文化基础课程、社会伦理课程以及在俄联邦军队中实行牧师制问题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了实施决议。梅德韦杰夫此次决议的重要性堪比1994年军队与东正教会签署的合作声明（将军队面向教会开放）。基里尔，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代表，俄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第一副主任及国防部、教育部部长等出席。总统责成俄罗斯国防部负责恢复随军牧师设置，并规定了工作细则和实施期限。俄联邦政府按照军队总参谋长的指示，从2009年12月1日起在军队中设置负责军人信徒工作的助理指挥职务，以此回避其违背俄罗斯法律和国家世俗特点等问题。根据名称来看，这是世俗职位，但被委任于这个职位的只有牧师，并且仅来自一个宗教，显然违反了劳动法中关于其他信仰公民（具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权利的规定。牧师在军队中的主要职能是：礼拜和教育。牧师的活动不应与教官的工作冲突，应以神职工作对教官的教育工作进行补充，这是牧师与教官间工作的基本原则[5]。此外，随军牧师应对当代俄罗斯军队生活有基本的认识，明确自己在战斗中的地位，并有能力参与其中。除此，俄联邦国防部于2010年1月24日批准的《俄联邦军队信仰战士组织工作规定》（Положение п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аботы с верующим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对随军牧师工作和地位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这份文件于2011年3月1日在网上发布。其中第13条规定了负责有信仰士兵工作的神职人员的主要任务：第一，组织和举办宗教仪式，满足军队中官兵的个人宗教需求；第二，组织和开展精神教育工作；第三，参加军队管理机关的爱国和精神道德培育活动；第四，参加加强法律秩序和军队纪律的工作，预防违法和自杀事件的发生。
目前俄罗斯随军牧师主要就职于战略导弹部队、航空航天国防部队和南部军区分区。约1 000人，其中30名在编。由联邦财政支付工资，在编随军牧师工资由国防部支付，工资标准与负责教育工作的副指挥水平一致，因工作区域和条件差异（是否有地区补贴和津贴），月工资在15 000～35 000卢布之间不等[6]，个别部队中牧师工资可达40 000卢布。除此，国家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服务等其他社会保障及福利。随军牧师的来源为：一是通过对受洗入教接受圣职的军官进行培训产生。二是对军队中现有牧师进行另外培训。三是在俄联邦军队社会军事科学院梁赞分院（原梁赞高等空降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随军牧师培养系，来自东正教等其他传统宗教的学生在此接受系统长期的神学课程学习。随军牧师的管理体制为：随军牧师的统一领导者由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代表及东正教神职人员来担任，由所有传统宗教代表构成的协调委员会来完成下一级的管理，其中，各宗教代表的名额取决于该宗教信徒人数。 3.随军牧师制的作用
当今俄罗斯随军牧师的主要作用有：第一，满足军队中的宗教需求。随军牧师通过协调军队内组织和个人的宗教活动，参加洗礼、婚礼、忏悔、葬礼、定期宗教教育，提供宗教书籍，为司令部提供宗教事务咨询，与地方宗教团体及福利机构保持联系等活动来完成其宗教服务职责，净化军队中的道德。第二，对军人进行思想教育。随军牧师通过与官兵的密切接触，掌握其思想动态、政治倾向及道德品行，并及时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官兵的指导和帮助工作，鼓舞士气，预防消极现象出现，促进军队稳定。军人的思想状态从本质上影响着军队的战备水平，没有精神道德根基，就不会有合格的国家卫士。只会射击、战斗，却不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终将不利于国家和社会。此外，近年来俄罗斯军队中教育工作水平下降，更加凸显了随军牧师的价值，有必要加快随军牧师制的推行进程。
另有观点认为，随军牧师未必能协助好指挥官的工作，而且牧师的一些陈旧观念及思想局限也可能会阻碍与士兵间的交流，使其应有作用得不到发挥。俄罗斯的国家教会关系史表明，即使是在教会对人们的思想和命运产生最大影响的年代，随军牧师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如一战初期，俄罗斯随军牧师制在其组织设置和物质供给上达到了顶峰，却仍不能够维持军队（几乎全部都是信徒）的较高士气。就现实而言，俄罗斯军队中信徒士兵实际人数同社会上一样，未必有标榜的那样多。此外，体系危机继续加深，军事改革进展缓慢，军人的社会状况处于较低水平，军队纪律下降，军人数量减少，官兵的政治思想状况日益恶化，理想信念缺失，酗酒、吸毒、挪用公款和盗窃军事设备等事件屡屡发生。俄罗斯随军牧师的影响有限。当今一些世俗国家中存在成功的随军牧师体制，源自于其国家历史发展以及这些国家强大的公民社会体制和制衡体制。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特点是：排外、反民主、无视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7]。在俄联邦总统、国防部的默许下，随军牧师的一些活动违背了俄罗斯《关于军人地位》、《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等相关法律[8]。国防杜马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西古特津表示：“我看到了随军牧师制有加强宗教间冲突的危险。显然，最终的优先权只属于一个教派，结合在俄罗斯东正教公民的比重，这将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教会无视军人的意愿而将它们吸纳到自己的信仰中来。”[9]
三 结语
军队与宗教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军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现阶段俄罗斯国家与宗教关系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俄罗斯政权与东正教会间的进一步合作将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保障。2012年12月7日基里尔与俄国防部新上任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会见时称：“教会在每次礼拜活动中都为军人祈祷，因为军人宣誓后，自愿将自身置于危险甚至死亡的境地，并胸怀责任感和崇高的思想。正如我多次所说，服役于军队中的人所承担的相关风险以及人生之路上遭遇的伤害甚至死亡，都不能够以任何收入来弥补，什么都不及健康和生命宝贵。只有道德动机、爱国主义动机，与任何物质因素都无关联的责任感，能够激励人们迎着火海走向战壕——我们的父辈、祖辈如此，现在许多军人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祷告，希望上帝能赐予我们的战士以灵魂的力量、对祖国的热爱、完成自己的职责、忠于自己的国家。”[10]绍伊古则表示要继续军队与教会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恢复军队与教会关系的既有传统。由此可见，未来俄罗斯军队与教会间的合作会更为紧密，方式会更加丰富。
随军牧师制作为一种建立在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互相合作基础上的宗教服务活动，出现和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同步，是军事和民族、文化、宗教的有机结合。当今，随军牧师广泛存在于各国军队之中，但因具体国情、政策差异，其存在及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尽相同。在当今民族战争、民族间和宗教间军事冲突频发的条件下，俄罗斯的宗教排外主义并不利于形成军人集体的良好道德气候，国家军事体制的教权主义趋势有悖世俗国家的宪法原则，随军牧师制所引发的军事宗教关系中的立法虚无主义、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系统性破坏，不利于军队、教会和国家[11]。然而，纵观随军牧师制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功绩及当今的进展，其对俄罗斯军队及官兵带来的正面价值仍超出随军牧师制本身的缺陷。在国际信息领域对抗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俄罗斯随军牧师的积极作用将得以延续。
（责任编辑: 陆齐华）
注释：
[1]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М., 2001.С. 57, 60~61.
[2]根据俄罗斯高等专业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对军校毕业生的军事专业要求，没有对学生进行宗教世界观教育的规定。
[3]转引自Анатолий Пчелинце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армия: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новом патриарх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2.С.256.
[4]См.: Книга правил Святых апостолов, Святых Соборов, Вселенских и Поместных и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Свято-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92.
[5]Евгений Мурзин， 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необходим — считают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алате.//Вестник военного и мор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Интернет-журнал.12.12.2012.
[6]Виталий Словецкий， Минобороны не хватает святости.//РИА Новости.21.06.2012.
[7]2005年，俄罗斯军队和军事学校中创建了数以百计的教堂，对数以千计的军事项目进行了圣化，很多大学开设了“东正教文化”课程，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被视为居民和军人中唯一能传播和打造国家爱国主义思想的组织，军队领导寄希望于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宣扬的传统爱国主义和精神道德教育原始体系，以此来团结军队。无神论和非正统宗教却被忽视，成为了民族安全的威胁者，只能远离了对保卫祖国和建设军队的参与。军队领导依靠宗教，把人们按照世界观而分类，加剧了军人的树敌意识。2004年7月进行的军事社会学调查显示，在俄罗斯军队中出现了军人对其他宗教和世界观及民族的敌对态度。有22%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穆斯林的敌视，9.6%——无神论，48.3%——宗派；38.4%——车臣人，32.3%——达吉斯坦人,22.5%——阿塞拜疆人，19%——亚美尼亚人，18.2%——格鲁吉亚人，26.4%——高加索人。（Материал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елигия 2004, готовятся к изданию в сборнике Военн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8]Мозговой С.А.К вопросу о введен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енн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Военно-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1,2010 г.
[9]Юлия Таратута, Павел Коробов.Боевой дух укрепят святым. В войсках могут появиться священники в погонах.//Коммерсант, 14.02.2006.
[10]Церковь и Армия —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вятейший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министром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Сергеем Шойгу.//Вестник военного и мор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Интернет-журнал. 07.12.12.
[11]同时另有观点主张，在现代军队中实行随军牧师制与俄联邦的宪法体系和国家的世俗性原则（俄联邦宪法第14条规定）并不相悖。因为，在该领域的立法已经明显落后于当今的现实需求，需要严格修订联邦法《关于军人的地位》（О статус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第8条的条款和联邦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第4、6、16条款的规定。参见Анатолий Пчелинцев，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армия: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новом патриарх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2.С.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