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斯拉夫学者对 19 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有所研究，但在我国和俄国，此项研究尚待展开。本文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为例，以作家行旅为切入点，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关联中，勾勒他们作品所反映的俄罗斯帝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关系，以及作者对帝国拓疆政策和反叛山民的态度。莱蒙托夫早期对宁死不屈的反叛山民的赞扬和后期对俄国征服者的认同形成对比。托尔斯泰在第一时期认同俄罗斯帝国政府征服高加索的战略，第二个时期则在超越俄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对立中领悟了高加索山民视死如归的种族性特征和人性等问题。他们态度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原因。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写作，与他们服军役有直接关系，虽然未必能提供高加索战争的编年史，却揭示了高加索各民族真实的心理结构，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19 世纪高加索战争 莱蒙托夫 列·托尔斯泰 传记 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9.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2-0030-(17)
一、导 言
19 世纪后半叶，沙皇俄国以战争手段完成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对高加索的扩张。但时至今日，高加索依然是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俄罗斯联邦的山地后院及邻国并不平静。今天对 19 世纪俄罗斯作家围绕高加索战争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作学术考察， 不但是俄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开拓，而且对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研究亦不无裨益。学术总是受到权力或隐或显的左右。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作品在俄罗斯国内的文学研究中并不受重视，往往只有在具体的作家选本的序言中，[1]或在作家的传记中约略涉及到高加索战争。但西方的斯拉夫学者却不乏建树，如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埃娃·汤普森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再如苏珊·莱顿的《俄罗斯文学与帝国：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征服高加索》，该书讨论了普希金笔下的山民形象、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对山民的叙述、莱蒙托夫早期高加索作品的东方男子汉气概和《伊斯梅尔—贝》、《当代英雄》以及《瓦列里克》等作品、列·托尔斯泰的有关作品，还有关于高加索写作中的女性化问题等等。该书趣味细腻，理论资源丰厚，仅举一语——“在年轻的莱蒙托夫于 18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所写的 6 部高加索作品中充斥着里比多和野性”——即可见一斑。[2]
卡佳·霍瑞森著有《俄罗斯边境书写》一书，其中分析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俘虏》、《巴赫奇萨拉伊喷泉》和《阿尔祖旅行记》等作品，另外还分析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的《阿玛拉特老爷》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人民形象，分析托氏的《哥萨克》等等。她详尽分析了《阿玛拉特老爷》中的维尔霍夫斯基上校和《当代英雄》中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上尉，把他们当成了联结山民和俄国军人的中心人物。[3]
这三本书都具有不俗的学术见解，但或许由于过于繁复的任务，或许因为疏于关注作家传记的细节，问题反而有可能被遮蔽：这些俄国作家针对俄国的拓疆政策、对山民的残酷镇压，他们表明了什么立场，对反抗俄罗斯帝国入侵的山民，他们又持何种态度？更何况，在我国，对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作品的研究尚未展开。正是基于这样的遗憾，本 文试图以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为例，以作家行旅为切入点，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关联中，勾勒他们作品所反映的俄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关系，以及作者对帝国拓疆政策和反叛山民的态度，同时还着意追踪同一作家在不同创作阶段这种态度的演化。
狭义的 19 世纪高加索战争，是指从 1817 年开始在车臣、达吉斯坦山地和西北高加索展开的俄国军队同反叛山民之间的战争，以 1864 年俄国军队控制阿布哈兹和占领切尔克斯人的最后据点克巴达为终点。[4]广义的高加索战争则可提前到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开始的俄国征服高加索的战争。这就是 19 世纪俄罗斯作家高加索写作的大背景。
二、莱蒙托夫与高加索战争
学术界对莱蒙托夫高加索题材作品的认识是非常不足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就以汤普森为例，她认为：“他（指普希金——引者注）和莱蒙托夫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作为的正当性，虽然他们偶尔把俄国的代言人分成有尊严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苏霍鲁科夫，布尔卓夫——都是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人物——原文如此，引者注）和没有尊严的（皮巧林）。他们都深信不疑，他们访问过的地方，作为穿着俄国哥萨克制服的文明的一部分，将会兴旺发达。”“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俄国文本记忆制造了俄国是这一地区严厉而正义的治理英才的形象。”[5]
尽管笔者非常欣赏汤普逊的许多论断，但在这里不得不指出，她的上述论断是不正确的：在莱氏创作的前期，他不但不是俄国的代言人，反而是反叛的山民的歌颂者。可将莱氏的高加索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 1828 年开始，直到莱氏 1834 年从近卫军官佐学校毕业为止。第二阶段从 1835 年开始直到 1841 年决斗身亡为止。在第一个阶段，他对敢于反抗俄国军队征讨的车臣、切尔克斯山民赞美有加，对俄国军人在高加索的暴行有所贬斥。第二个阶段则对征服者——俄国 军人大唱赞歌。
1820 年和 1825 年，当时年仅 6 岁和 10 岁的莱氏两度跟随外祖母到高加索度假，到了高加索矿泉城和戈利亚切沃茨克。[6]莱氏这些童年的印象，加上后来他自己的阅读，到 1828 年激发了少年诗人的创作灵感。是年他创作了两部以高加索为背景的长诗，一部是《切尔克斯人》，另一部是《高加索俘虏》。
在《切尔克斯人》中，莱氏讲述了捷列克河畔的一场激战。在捷列克河谷里切尔克斯人听说自己的王公被俄国军人俘虏，怒不可遏，摩拳擦掌，发誓要拼死救出他。要塞里俄国军人正盛装阅兵。突然惊慌失措的俄国哨兵飞马来报，切尔克斯人在山下造反了。俄国长官立即命令团队投入战斗。两军开始了一场恶战，最后切尔克斯人惨败，土司也坠马身亡。在该叙事诗中，隐含作者的聚焦点是移动的，时而聚焦切尔克斯人，时而聚焦俄国军队，但其情感距切尔克斯人更近：
一位切尔克斯人身披甲子锁，
那装束从头到脚银光闪闪。
自由农民围坐在他周围，
还有些人径直躺在如茵草毯。
一些人把刺刀磨得更锋利，另一些人正练习射出利箭。
突然土司站起来讲话，
周围是如此静谧，如此无言。
“切尔克斯人，我能征善战的人民，
你们每时每刻都准备出战。要决一死战，
光荣地牺牲没有谁比你们更加勇敢。
请抬头望把要塞瞧一瞧，
我弟兄戴着脚镣受牢狱熬煎。
他既孤独，又焦虑、悲伤，
要么救他出狱，要么我殒命黄泉。
……此刻我向穆罕默德起誓，
向全世界发出庄严誓言！现在到了决定生死的关头，
要么让俄国人送死，遭难，
要么就是我自己把明亮的、
初升的太阳看上最后一眼”
土司言罢，寂然肃立，自由农民重复了三番：
“要么我们击毙俄国人，要么我们自己头断。”[7]
悲壮之情，表现得十分感人。1830 年莱氏写了抒情诗《致高加索》来歌颂反抗的山民：
高加索，你这遥远的地方！
你这纯朴的自由的故乡！
你也充满了种种的不幸，
你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
……难道在这弥漫的云雾下
你的千岩万壑重峦叠嶂
也都听到了苦难的呼唤，
光荣、黄金与锁链的声响？
……不！切尔克斯人，
别再期望过往的年代重回到祖国：
从前自由所喜爱的国土眼看着为了自由而沦亡。[8]
1830 年先后在车臣和达吉斯坦爆发了反俄国的起义，但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莱氏此诗就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9]1832 年莱氏早期的另一部长诗《伊斯梅尔—贝》则更明显地表达了倾向性。长诗表现了切尔克斯人抗击俄国军人入侵中的悲剧性一幕，切尔克斯人的首领罗斯兰贝克，在同俄国哥萨克的战争中颇受切尔克斯人拥戴。后来他的胞弟——被父亲送到俄国去学习军事的伊斯梅尔回来了，切尔克斯人转而拥戴他。罗斯兰贝克趁同俄军恶战之机，害死了伊斯梅尔。在这部长诗中有这样一些诗句：
怎样的草原，怎样的山峰和海洋
能够抵抗住斯拉夫人的武器？
俄罗斯的沙皇在何处压服不了
对他政令的敌视和反叛背离？
你归顺吧，契（切）尔克斯人！
东方和西方的命运，
也许都将和你的命运无异。
那时刻即将来到——你将会骄傲地说：尽管我是奴隶，却是宇宙之王的奴隶！”[10]
这是对不屈服的切尔克斯人的颂扬。
村庄在燃烧；
它们失去了保护者，
祖国的子孙遭受敌人的攻击……
一个战胜者像一只凶残的野兽，
端着刺刀冲进一个被征服的家里，
他杀死了屋中的老人和孩子们，
又用他那双血淋淋的手把那年轻的母亲和清白的闺女调戏，
但山民的妻子并不是那样可欺！
强吻之后随着来的是一阵刀声，
俄罗斯人退了，叫了一声，便倒下去！
“为我复仇呀，伙伴们！”
于是转瞬间简陋的小屋
在他们眼前着火了契（切）
尔克斯人自由的篝火在熊熊燃起！[11]
这是对俄军行径和山民反抗的描写。19 世纪的莱氏研究家 П.维斯科瓦蒂伊指出：莱氏“同情山民持续而顽强地进行的捍卫自己峡谷的斗争。而且他不止一次表达这 种同情。”[12]即使是在苏联学者的文学史中，对这些作品的反侵略性也有客观的概括：“在莱蒙托夫的早期的另一个系列，即高加索长诗《卡累》（1930—1831）、《伊斯梅尔—贝》（1832）、《巴斯童村》（1832—1833）和《反叛的山民》（1833）中，主人公的社会积极性得到了加强。这种社会积极性在《伊斯梅尔—贝》中开始获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13]第二个时期，莱氏的倾向发生了大转弯，他的作品对高加索的书写呈现出有趣趋势：早期热情讴歌高加索山民反抗俄国侵略者的长诗，被肯定性地表现俄国入侵 高加索的作品所代替。
1837 年莱氏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高加索之行。1837 年由于写了纪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莱氏被流放高加索从军。3 月 19 日莱氏从彼得堡出发，踏上了去高加索的路途。5 月到了皮亚季戈尔斯克。6 月到了驻扎在阿拉普的尼日戈罗德龙骑兵团，9月他到了塔曼。[14]
莱氏行迹的研究者为我们勾画了他 1837 年的高加索之行：“就这样莱蒙托夫第一次走上了格鲁吉亚战道。当时高加索是俄罗斯帝国的偏远边疆区。不间断的战争在进行着。诗人不时停下车来，为这些地方画速写，以便日后好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展示给朋友们看。到了第比利斯后，莱氏得知，在阿塞拜疆和库班省爆发了沙米尔支持者的起义，为了平息暴动，调去了莱氏服役的下诺夫戈罗德龙骑兵团的若干骑兵连。”[15]
同年莱氏接到了改流放到驻扎在诺夫戈罗德的骠骑兵团服役的命令，于是他又走上了返回俄国的路程，“从第比利斯出发，沿格鲁吉亚军道行进已经是 12 月了，这时节十字架山上总是飞舞着鹅毛大雪……莱蒙托夫向北行进。又到了库拉河与阿拉格瓦河汇合的姆茨赫塔（位于格鲁吉亚——引者注）。又到了卡伊沙乌尔峡谷，经过阴郁的古德山和十字架山。又到了雄伟的卡兹别克山。前面就是弗拉季卡夫卡兹（位于俄罗斯——引者注）和俄国了。”[16]
莱氏在《当代英雄》中则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他自己的行旅，同时表达了对俄国武力征服高加索的正面肯定。《当代英雄》中的人物有自己的地理跨度：1、小说的第一叙述者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从格鲁吉亚向俄国内地进发；2、主人公皮巧林从内地经过格鲁吉亚到波斯，这是反向的行程。先看小说的第一叙述者，用纳博科夫的概括就是：“好奇的旅行者描写了自己沿格鲁吉亚军道在高加索的旅行。”[17]
小说的第一叙述者遇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时候，后者对他说：“早在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时代，我已经是当兵了，他来防线视察时，我已经是陆军少尉了。”[18]这个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就是叶尔莫洛夫。[19]
实际上旅行者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重复了莱氏在 1837 年冬天的那次从格鲁吉亚向弗拉季卡夫卡兹行进的旅程。这个旅行者对他们经过的十字架山大发议论：“‘瞧，那就是十字架山！’……关于这个十字架还有一个相当奇怪但又十分流行的传说呢：说它乃是彼得大帝当年路过高加索时亲自竖立起来的；然而这一说法不足为信：一则彼得一世当年仅仅到过达吉斯坦，二则这十字架上用巨大的字母题明：它是根据叶尔莫洛夫将军的命令而竖立的，至于它的竣工日期，也有清楚的记载，分明是一八二四年。”[20]
这里就将叶尔莫洛夫的拓疆之功凸显了出来，以战争的手段将不服从俄国统治的各族山民消灭或驱逐，然后立上十字架，表明这是东正教的俄国征服了穆斯林山民，此地已属俄国所有。莱氏本人不但在小说中描写这座十字架山，还以油画描绘了它。[21]
在《当代英雄》中莱顿看到了文化冲突的意义：“尽管莱蒙托夫对俄罗斯是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第三地带的新观点略有所顾，但《当代英雄》并没有变成消极的综合体。与此相反，皮巧林在车臣突然发生了残酷的冲突（在《梅丽公爵小姐》中的皮亚季戈尔斯克的俄罗斯社会也同样如此）。在小说开端中皮巧林设计诱拐切尔克斯姑娘贝拉，给山民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带来了灾难。”[22]
1841 年莱氏写成随笔《高加索人》：“高加索人，是那种半俄罗斯、半高加索的生物。真正的高加索人是非常优异的，当得起任何敬佩，在十八岁之前他在士官学校里受教育，从那里出息成优秀的军官；他在课堂上偷偷读《高加索俘虏》，由此燃起了对高加索的热情。”在描写其服饰时，有这样的句子：“他对军大衣抱着先天的反感，却对披风情有独钟；披风就是他的托加，他总是披着它，哪怕雨水灌进衣领， 哪怕冷风吹得他寒颤——在所不惜！那因普希金、马尔林斯基和叶尔莫洛夫的肖像而风靡一时的披风从来不离身。”[23]
莱氏的倾向的转折是明显的：由早期赞扬高加索山民反抗俄国军队的征服，转而赞美征服者，即所谓的“高加索人”及其将领叶尔莫洛夫等人。
莱氏本人在 1840 年 7 月参加了一次讨伐反叛的车臣人的战斗，并以叙事诗的形式描写了它。是年 7 月 11 日，莱氏所在的部队由加拉耶夫中将率领，在捷列河的支流瓦列里克河岸对反叛的车臣人发起进攻。莱氏本人则充当了观察员和传令员。加 拉耶夫中将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夸奖了他：“进攻瓦列里河之敌人鹿砦之役，坚金步兵团之莱蒙托夫受命观察前锋之行动，并将其进展报告团队司令，且置来自于隐藏于树丛之敌之威慑于不顾。此军官不惧任何危险，以超常之勇猛镇静出色地完成嘱托，且与勇敢之先锋并肩突袭入敌军之鹿砦。”因瓦列里克之战，莱氏获得了一枚圣弗拉季米尔勋章，这对年轻的军官来说是很高的殊荣。[24]
莱氏同年写成的叙事诗《瓦列里克》则直接表现了诗人参加的这次征讨。在诗中，莱氏尽管对为争夺一地而伤亡如此之多的人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但他以俄国军人的视角描写了战斗：
在叶尔莫洛夫时代，
开进了车奇尼亚（即车臣——引者注）、阿瓦里亚，开进了山里；
在那里激战，我们打败他们……
将军率领随从跃马在前……
哥萨克犹如蜜蜂，
呐喊着铺天盖地。[25]
在手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狡猾的敌人时隐时现，我们重又拥挤向前。[26]这是莱氏自己亲自参加的一次战斗的真实再现。莱顿对《瓦列里克》的解读是有深度的：“《瓦列里克》传达了由杀人引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剧烈的疏离感：莱蒙托夫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抒情诗人把战争视为杀人，而不是对男子汉气的鼓励。”[27]但是，莱氏在这首诗作中的立场问题，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在同一时期莱 氏还有短诗《遗言》，其中写道：
请你告诉他们，
我挂了彩，
子弹把我的胸口打穿了，
我已忠诚地为沙皇死去。[28]
同早期的高加索作品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莱氏立场的转折：他为身为征讨高加索山民的俄国军人而自豪。莱氏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原因值得探究。在第一个时期，童年、少年时莱氏即爱上了高加索。他深受其时俄国流行的浪漫主义时尚的影响，崇尚自由反叛精神，高加索山民正好契合了这种精神取向。此外他还把高加索当成了夏多布利昂笔下的南美丛林，因而玩味着其中的异国情调。其叙事诗不但欣赏高加索雄峻的自然之美， 而且对反抗俄军的山民也击节赞叹。莱氏在第二个时期对俄罗斯帝国的拓疆政策的肯定也要从他本人的经历中去寻找原因。1832 年莱氏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考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近卫军官佐学校，这导致了他的转折。建立这所近卫军官佐学校的目的，据其创办者尼古拉大公说，是为了让那些有良好家庭教养、受过高等教育、但又不能很好地执行纪律的青年尽快完成军事教育。[29]
在这所学校里，莱氏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一方面莱氏感到压抑和烦闷。他不断地向外祖母抱怨军校生活的严格管制、枯燥乏味，盼望能早日毕业当上正式的军官。另一方面又热心与同学交友，积极参与学员的各种活动，如为校学生报写诗。在这里他完成了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向职业军人的转换。[30]1838 年同学 М.采伊德列夫要去高加索的部队，在为他饯行的宴会上莱氏即兴赋诗：
金发的俄罗斯德国佬，
即将开拔到遥远的国度，
重新挑起战争的，
是那些胡须茂盛的异教徒。
战争的狂欢盛宴上，
他要出发，我们短叹长嘘；
充满那少年胸臆的，
是激烈的、钢铁般的愁绪。[31]
这里莱氏的情感转换了：他先前所称赞的反叛山民，在这里变成了“挑起战争”的“异教徒”。当然莱氏的转折不是直线型的，他在近卫军官佐学校期间所写的《巴 斯童村》等作品中还是流露了对山民的同情。
三、列·托尔斯泰与高加索战争
如果将托氏有关高加索的书写分为两个时期的话，托氏在第一时期（止于 50 年代中期）与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拓疆立场是比较吻合的，尽管他对俄国将军纵容杀戮抢掠等略有反思。第二个时期（开始于 90 年代）则在超越帝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两造对立中反思了人性等问题。
1851 年春，列夫·托尔斯泰离开了在图拉南边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随着在高加索任军官的兄长尼古拉来到高加索。列·托尔斯泰后来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炮兵部队。1851 年 6 月 22 日他第一参加了对山民的讨伐。7 月 3 日托氏在日记中写道：“参加了袭击。行动同样不妙：行动是没有意识的，巴良金斯基胆小怕事。”[32]1852年 5 月，托氏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开始创作以此事迹为基础的短篇小说《袭击》，同年12 月完成。[33]小说以一个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志愿兵为叙述者，讲述沙皇的军队夜间突袭一个不屈服的山民的村子的经过。经过一昼夜的行军，黎明时俄军发起进攻，占领了山民已经撤离的村子。俄军抢掠财物，焚烧房屋。俄军撤离时，山民开始偷袭，一个年轻的军官负伤，很快就殒命。在这篇小说里托氏道出了来高加索参加征讨山 民行动的各类俄罗斯军官的动机。叙述者问赫洛波夫大尉：“‘您来这里服务是为了什么啊？’‘一个人总得服务啊，’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何况对于我们穷人来说，双薪也很有点用处。’”[34]普通军人参加征讨高加索山民的目的表达得十分坦率。还有的军官到高加索是为了追求荣誉。值得思考的是，正是这些军人的合力，完成了俄国在高加索的拓疆。在这篇规模不大的作品中还引入了 19 世纪前半叶高加索战事的各方风云人物。在小说中写到了指挥这次征讨行动的将军的言行。托氏研究者德·茹 科夫指出：小说中的“将军”“即是巴良金斯基……他是公爵，少将。20 岁时违背父母的意愿到了‘性格培养学校’高加索从军。1835 年负重伤，险遭山民俘获。1845年以上校军阶重返高加索，参加了达尔金征讨。1851 年起担任高加索军左翼司令。1853 年巴良金斯基被任命为高加索军参谋长，但他不能忍受第比利斯的生活，返回了彼得堡。1856 年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1859 年，在他的指挥下，俄国军队对古尼勃村发起进攻，在此役中沙米尔及数百随从被俘。”[35]
高加索战争中抵抗俄国军队的最重要的人物沙米尔也是小说中没有出场的人物。首先是俄国军队出征时歌手们唱 到了他：“沙米尔想起来反抗，/在过去的岁月里。”作品中的人物也议论了沙米尔。[36]沙米尔（1791-1871）是车臣和达吉斯坦山民首领，1834 年被选为“伊迈”，即首领。他联合车臣、达吉斯坦和切尔克斯的山民反抗在高加索的俄国军队。1859 年被巴良金斯基的部下俘虏，1866 年宣誓成为俄罗斯臣民，1871 年死于离伊斯兰圣城麦加不远的麦地那。[37]这样，托氏的《袭击》就把高加索的征服者和反征服者都带到了前台。托氏的另一篇作品《伐林》的意义也不同寻常，它将俄军征服高加索战争的战术变化在第一时间披露了出来。1853 年托氏在高加索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伐林——一个士官生的故事》，1855 年完稿。在小说中，在俄军和山民的炮火对射中，一支俄军士兵砍伐了几俄里范围内的树林。俄军撤退时，受到了山民的追击。这篇小说也是托氏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的描写。1852 年 1 月巴良金斯基开始谋划迫使小车臣河两岸的未归附的山民或者交出武器，迁居到松查河平坦的河岸，或者退进深山。是年 1 月底，托氏从第比利斯参加士官生考试后返回达罗格拉德科夫斯卡娅镇，他参加了弗列夫斯基少将的分队的砍伐森林的行动。[38]《伐林》就是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再现。
托氏在高加索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哥萨克》。作品以贵族青年奥列宁离开其厌倦的上流社会到高加索寻求幸福开始，结束于他向哥萨克乡间姑娘玛丽雅娜失败的求婚。作品的叙述者写到哥萨克、俄国沙皇与高加索的关系：“在这片土地肥沃的、草木茂盛的林地上，从古以来就住着英俊、勇敢而富裕的俄罗斯人，他们信奉旧教，被称为高地哥萨克。很久以前，他们信奉旧教的祖先从俄罗斯逃出来，定居在捷列河畔高地上的车臣人中间。这高地是林木茂盛的大车臣群山。在哥萨克人中流传着一个传说：伊凡雷帝有一次来到捷列河畔，召见高地上的长老，把左岸[37]的土地赐给他们，劝谕他们跟俄罗斯人和睦相处，并且答应不强迫他们归顺或改变信仰。”[38]
可见托氏已经在给俄国的征服行动提供合法化论证了。在《哥萨克》这部作品中，托氏借助身份为贵族的主人公表达了对俄国征服高加索战略的态度。小说的主人公奥列宁曾经这样遐想：“一会儿，他幻想自己以超群的勇气和惊人的力量杀死和征服无数的山民；一会儿，他把自己想象成山民，跟别的山民一起，反抗俄罗斯人，保卫独立。”[39]
1852 年 5 月 29 日，托氏在日记中写道：“5 点钟起床。生活平淡无奇，健康有点小问题，嗓子疼。什么都没有写。忙乎钢琴的事情。整个早上都在幻想着征服高加索。”[40]在《哥萨克》的一种异稿中，奥列宁“编制了‘和平征服高加索’的计划”。[41]对征服山民的行动，托氏在赞同与反对之间游移，在行动上他参与了征服山民的行动，在情感上他又对大量的牺牲者表现出恻隐之心。但“征服”这个词用得很“合适”。这里涉及到宗教的高低之分，以代表文明和进步的基督教，即东正教来征服信奉异教的穆斯林山民。苏联时代的托氏研究者在谈到托氏高加索作品的意义时也承认：“确实，有过俄国的君主的轮番改变的政策，有过对反叛的山民的残酷镇压的企图，有过有战略计划的、有理由的实施与无理由的残酷，有过山民的为自由而斗争与穆斯林领主的充满宗教狂热的残暴……当然，还有过双方的、所有的民族的英雄的功勋和痛苦。”[42]通常俄罗斯学界将托氏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写的作品也算作高加索作品，因篇幅所限这里从略。第二个时期则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托氏对高加索交战双方的评判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了。早在 1853 年 7 月，哈吉穆拉特向俄国军队投降的事件已经给托氏留下了印象，他写道：“沙米尔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哈吉穆拉特近日向政府投诚，在车臣全境这可是头号骁将，好生了得，干了不少坏事。”[43]1896 年托氏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作家数易其稿，直到他仙逝后才于 1912 年发表于《托尔斯泰遗作》第三卷。[44]在《哈吉穆拉特》开篇，“我”走过田野看到一朵牛蒡花，即本地人所称的“鞑靼花”。“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多刺扎手的牛蒡花摘下来，对此，“我”想：“生命的力量和毅力多么惊人，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而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呀。”
这句话不妨看作是点题之语。主人公哈吉穆拉特是沙米尔手下的第一骁将，而且身任州长，突然主动向俄国前线军官投降。他的英俊的外貌与和善的态度博得了俄国下级军管及眷属的好感。俄军第比利斯总司令、高加索总督瓦郎曹夫并不相信哈吉穆拉特会真心投降，他致信陆军大臣柴尔奈舍夫，提出利用哈吉穆拉特与沙米尔的矛盾从中渔利。本来柴尔奈舍夫企图挑拨沙皇与瓦郎曹夫的关系，提出另外的处置哈吉穆拉特的方案，但沙皇同意瓦郎曹夫的方案，并命令加强伐林和对山民的镇压。哈吉穆拉特向瓦郎曹夫提出以俘虏和金钱交换被沙米尔扣押的他的亲属。后来他发现俄军并不信任他，也无意营救他的亲属，便利用骑马兜风的机会，策马脱离俄军的监视，在逃跑中被击毙。在《哈吉穆拉特》中，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叙述者（姑且当成隐含的托尔斯泰）对哈吉穆拉特的态度。以通常的伦理标准看，对于车臣和达吉斯坦不愿归顺俄国的山民来说，哈吉穆拉特是叛徒；对俄国军人而言，这是个可资利用的变节者。但在叙述者的笔下，他却不卑不亢，脸上总是带着孩童般的微笑，因而赢得了俄军第一线官兵的敬重。而他对被沙米尔扣押的亲属的关爱和焦虑，则折射出丰富的人性光彩。叙述者对这“高价牺牲”的生命掩饰不住赞美之情。相反，俄国军人则残暴无情，杀死哈吉穆拉特后，还把他的首级送到前线到处示众。一个俄国军人的情人玛丽娅·德美特列芙娜斥责道：“战争！说什么战争啊？一句话，全是刽子手。人死了应该埋在土里，而他们戏弄着玩。全是刽子手。”[45]除此而外，学术界还从《哈吉穆拉特》中发现了丰富的内涵。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给了这部小说极高的评价[46]。
有西方学者对《哈吉穆拉特》作了更为宏观的意义阐释——将这部小说的写作与 1899—1902 年英国人屠杀布尔人的布尔战争相联系，“由于对帝国结构有了新的反思，托尔斯泰在关注农民和贵族的关系时形成了新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在《哈吉穆拉特》中，作为不公正的社会政治体制中的牺牲者的农民的团结，是与对高加索山民的同情相融合的，俄国人将这些山民当成外国人进行无情的杀戮。”[47]苏联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哈吉穆拉特……是为农民的自由而战的战士。他无路可走。他在沙米尔那里的路，是荣誉，可不是农民，这是另一种暴政。他在尼古拉一世那里的路，是金钱和荣誉，可是俄罗斯人踏碎了农民的田地。沙米尔变成了尼古拉一世这样的暴君，哈吉穆拉特从沙米尔这个暴君跑向尼古拉这个暴君……”[48]什克洛夫斯基也启发了别的苏联学者：“《哈吉穆拉特》的类似于社会国家结构的金字塔的纵切面——在其顶点是尼古拉一世和沙米尔”，“一个高傲的人，独立不羁的人，如果他选择了反抗暴政，他就会走投无路，山上沙米尔的宗教暴政、尼古拉一世的制度暴政同样不能忍受桀骜不驯。”[49]但他们似乎没有更多地留意托氏通过哈吉穆拉特所体现的高加索人宁折不弯的种族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托氏超越俄国军队和反叛山民之间的谁是谁非判断，开始了对人性等问题的更深刻的追问。
托氏高加索题材作品的两个阶段所体现出的作家立场有明显的变化，其前期对沙皇俄国的高加索扩张不无认同感，后期则具有了比简单的赞成与反对更丰厚的内涵。托氏立场演变背后的深层缘由值得追踪。在第一个时期，托氏作品中所表达的立场具有他个人复杂的心理原因。托氏 1847 年 4 月从喀山大学退学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本拟帮助自己的农民，并通过自修以考上硕士。不料如此的善举和志向尚未有所体现，却开始了一般贵族纨绔子弟的沉沦。他来回于莫斯科和雅斯纳亚·波良纳之间，无所事事，沉溺于赌博中不能自拔。他在 1851 年 1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良心折磨，腰无半文，向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察科夫、科洛什内借钱。”1 月 17 日写道：“从 14 日开始过得很不满意。没有跟斯托雷平去舞会；钱输光了，一个子儿都没有；全都是因为性格软弱。”[50]
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在高加索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列夫·托尔斯泰决定跟他到高加索去，这成了他摆脱当时沉沦的良机。到了高加索后，年轻人成功立业的欲望支配着他。他开始谋求成为军人。用文艺学家、托氏传记作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他想像所有人那样，既然到了高加索，就该满载军人的静静的荣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而归。”[51]
1851 年 7 月，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巴良金斯基指挥的高加索军队的左翼部队。1852 年 3 月谋得炮兵士官的身份后，他积极勇敢地参加讨伐反叛山民的大小战斗，有三次获得圣乔治勋章的机会。[52]
在高加索期间，托氏为摆脱人生沉沦而从军，具有强烈的建立军功的愿望，他在创作高加索题材作品的时候，倾向于俄国军人一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作为托氏同俄罗斯帝国立场吻合的佐证，不妨再补充一条材料：1855 年 6 月托氏收到《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巴纳耶夫的信，信中说他发表在《现代人》上的《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被带给了沙皇。对此托氏在[53]到了第二个时期，在创作《哈吉穆拉特》的时候，托氏已经不复是当年刚刚从军的托氏了。1856 年 11月托氏退伍，到 90 年代，他不但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重要作品，而且已经走出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精神危机。托氏的文学创作活动实际上是对俄罗斯贵族社会的逐渐扩展的批判过程：首先是在自传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道德认识，或道德批判阶段，然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道德—政治批判阶段，再后是《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经济批判阶段，到 80 年代以后进入了全面批判的阶段。[54]而且 1895 年他写成了激烈指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篇演说的文章《毫无意义的幻想》，已经表明了同沙皇政府不合作的态度。[55]因此，托氏在《哈吉穆拉特》中对沙皇及其周围进行批判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
四、余 论
首先，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写作中的倾向性与其职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与他们服军役有直接关系。莱氏早期写高加索，主要是歌颂山民反抗俄国军队的征服行为，后来他进入彼得堡的官佐学校，其创作倾向就发生了演变。托氏写俄国军人在高加索镇压山民，是因为他随兄到高加索当志愿兵。服军役和服文官役是 19 世纪俄罗斯大多数贵族和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在 19 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对于俄罗斯社会的知识阶级而言，服军役和服文官役几乎是强制性的，会有一段取得尉官一类职务所必不可少的时间。对一部分人而言，服役是谋生的主要手段；对另一些人而言，服役仅仅是保障其显赫地位的官职的必备条件；对第三类人而言，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国家服役涵盖了智力活动的大多数领域。”[56]
据洛特曼研究，1762 年 2 月 11 日，叶卡捷琳娜政府发布公告，规定服役是强制性的，“服役有机地形成了贵族的荣誉观念，在同爱国主义的联系中形成了伦理风习的价值。”[57]服役不但会改变知识阶层的生存方式，也会对其观念产生冲击。由于服役，知识阶层自然会服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尤其是涉及到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和外交纠纷的时候，更是如此。过去的文学史写作或作家研究，几乎完全没有顾及作家的服役对其写作观念和创作倾向的影响。尼·别尔佳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伊·伯林的《俄罗斯思想家》，都认为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同沙皇政府相敌对的。固然，19 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没有被服役束缚的前提下，往往能够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思考，独立行事。但由于服役的影响，在对外扩张这一点上，这些知识分子是与沙皇政府互相呼应的。他们主动、自愿地与国家共谋，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与国家战略一致的内容。其次，文学反映人的心理结构问题。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文学所记载的内容 也值得重视。通常认为文化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物质层次（人化自然，或对象化的劳动），心物结合的层次（政治制度、科学理论、教育制度），心灵层次（文化心理结构、文学和艺术等）。文化的层次演变的规律是，越深层的演变越慢，最后变化的才是心理。
也就是说，人化自然会改变，社会制度也会变更，但人的心理结构却未必会随着制度的改变而迅即演变，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学则是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刻的记录。19 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虽然未必能提供高加索战争的编年史，但它们提供了更主要的东西：高加索各民族的心理结构的真实图景。高加索地区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过去的伊斯梅尔—贝、哈吉穆拉特们身上，可以看到今天的高加索的不屈服者的影子。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今天的高加索武装分子身上，依然流着哈吉穆拉特们的血液。正因为如此，在今天，19 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依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启迪。
刘亚丁，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SKG201004）。
[1] Д. Жуков.Кавказская поэзи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сборнику 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повести Л.Толстого .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3, сс.3-32.
[2] Susan Layt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4.
[3] Katya Horanson, Wrting at Russia's borders. Tornto, Buffalo, London. Unversty of Tornto Press, 2008,pp.171-197.
[4]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3, т.11, сс.119-121.
[5] [美]埃娃·汤普森《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68 页、第 71 页。
[6]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нва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Лермонтова// М. Лермонтов. Соч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1990, т.2, с. 649.
[7] М. Лермо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М.и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СССР, 1962, т.2, сс.9-10.
[8] 《莱蒙托夫诗选》，余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第 27 页。
[9]М. Лермонт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2,с.628.
[10]《莱蒙托夫诗选》，第 395 页。
[11] 《莱蒙托夫诗选》，第 396 页。
[12] П. 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В.Рихтел, 1891, с.163.
[13]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А. Благой, М. и 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т.II, с.550.
[14]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нва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Лермот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2, с.660-661.
[15]И. Андроников. Маршрутами Лермонтова// О.Миллер.По Лермотовским местам, М.:Профиздат, 1989, с.8.
[16]Там же, с.8–9.
[17] В. Набоков.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Герою нашего времини // Его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а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9, с.425.
[18]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周启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 年，第 9 页，译文有所修改，所据俄文本是 М. Лермот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 1990, т.2, с.458.
[19] А. П. 叶尔莫洛夫（1877-1861），此人在 1816-1827 年担任高加索军司令和格鲁吉亚总司令，主 导高加索战争。参见：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0,с.434
[20]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43-44 页。Katya Hokanson 的上述著作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参见 Katya Horanson, Writing at Russia's Border. pp. 191-192.
[21] О. Миллер. По Лермотовским местам, М.: Профиздат, 1989, сс.228-229.
[22] Katya Horanson, Wrting at Russia's borders. pp. 214-215.
[23] М. Лермотов.Соч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 1990, т.2, сс.590-592.
[24] П. 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с.349-350.还可参见 К.Мамацев. Извоспоминаний.В сборнике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1964, сс.264-265.
[25] 《莱蒙托夫诗选》，第 266、267 页。
[26] М. Лермонт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2, с.697.
[27] Susan Layt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p.225.
[28] 《莱蒙托夫诗选》，第 275 页。
[29] П. 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167.
[30] См. А. Мерински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в юнкерской школе, и е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Лермонтове// М.Лермонт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4, сс.130-173;П.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с.167-191.
[31] М. Лермонтов. Поэзи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Проза//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а, М.: Слово 2008, с.3.
[32]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http://perfilovu.narod.ru/nepozn/litera.html
[33] См. Е.Маймин. Лев Толстой. М.: Наука, 1978, с.37; Л. Гусев.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1828-1855 г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4, сс.297—298.
[34]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 年，第 5 页。
[35] Л. Толстой . 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3, с.396.
[36]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第 11 页、18 页。
[37]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第 244-245 页。
[38]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第 239 页。[39]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
[40]Л. Гусев.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1828-1855 гг. , с.303.
[41] Д. Жуко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поэзи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с.12.
[42] Цитата из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В.Шкловского.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3, с.168.
[43] Примечание к Наджи-Мурату // Л.Н.Лолстой. 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М.: СоветскаяРоссия, 1983, с.404.
[44][俄]列·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 2 页。
[45] [俄]列·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第 173 页。
[46] [美]哈·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第 259-271 页。
[47] Susan Layt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p.263.
[48]В. Шкловский. Лев Толсто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3, с.745.43
[49]Д. Жуков.Кавказская поэзи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с.28, с.29.[
[50]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
.[51] В. Шкловский. Лев Толстой. с.165.
[52] 参见[英]艾尔默·默德：《托尔斯泰传》（上），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 73-74 页。
[53]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44
[54] 刘亚丁：“列·托尔斯泰自传性形象系列”，《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 2 期，第 293-298 页。
[55] 参见倪蕊琴编：“列·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简表”，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525-560 页。
[56] Д. Раск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и русск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 в ХIХ век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0, т.5, с.473.
[57] Ю. Лотман. Пушкин.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1997, сс.500-5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