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并广泛融入整个社会,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要跨过村社这一关,这就更需要东正教和村社文化有契合以及亲和的地方。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中的农民所具有的那种村社精神,如“沙皇是公社之父”的观念,农民彼此之间亲如兄弟、人人都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的道德习俗,同情他人的贫困与不幸、相互关心和帮助的人道主义等“农民社会主义”因素和东正教伦理构成了一种共同性和亲和性。
[关键词] 东正教;村社文化;亲和性
[中图分类号] B928.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5)04-0059-03
东正教是形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本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后来传入古罗斯,对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俄罗斯民族来说,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时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止,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俄罗斯的国教。直到今天,东正教仍然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有着很强烈的影响。
一、东正教王权高于教权的主张与村社农民“沙皇是公社之父”的观念
西欧教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强调君权神授、教权高于王权。东正教则不一样。拜占庭人并没有把教会和国家看作两个相对的实体,而是认为二者是融合的整体。拜占庭皇帝是东正教的首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从而使皇帝君临于教会之上。俄罗斯也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更为突出了沙皇的权威。教会与皇帝的这种“伟大的统一性”就体现于教权服从于王权。尽管后来东正教的沃洛尼科拉修道院院长约瑟夫·萨宁力图宣扬教权高于世俗王权的主张,在其论著中指出,沙皇的权力是神授的,上帝选派沙皇作为自己在人间的总管[1]。但到1505年宗教会议上,萨宁也转而支持王权至上。
俄罗斯村民认为皇帝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圣者,还是上帝的代理人。这样,在俄罗斯就形成了“沙皇不仅要管理国家,而且要拯救灵魂”的格局。这与西方天主教的教权和王权二元分立观是不同的。
俄国村社孕育的村社文化和村社意识,造就了对国家依附和对皇权崇拜的社会群体。村社成员视自己是集体和国家的附属物,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系于国家。俄罗斯国家的建立,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由瓦兰吉亚人侵入东斯拉夫地区后建立起来的早期封建国家,它跨过了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氏族残余在俄罗斯国家中存在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原始公社成员对部落首领的崇拜和对公社的依赖传统继续传承下来。村社中“父亲”对家庭其他成员的权威地位,经过世代积淀,在农民身上逐步内化为一种忍耐温顺以及对父亲绝对服从和依赖的心理定势。在封建国家建立后,广大村民把这种观念转移到了对沙皇的信仰上,把沙皇当作原来的公社首领来顶礼膜拜。村社农民即使对国家的政策不满,也坚定地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们一边。村社农民在与地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始终指望国家的公正和帮助。斯托雷平以前的沙皇政府,确实也曾维护村社的利益。村社农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状况容 易默认,这养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忍耐。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村社。即便农民举行起义,也是为了俄罗斯这个大村社而起义,为了国家而起义。村社意识认为,俄罗斯必须有一个好沙皇,这个沙皇不好可以换另一个沙皇。对皇权的崇尚,是村社意识的重要表现。这样一种观念与东正教的救世主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渗入民族意识之中,在农民心目中形成了顽固的“好沙皇坏领主”的思想。农民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却不怨恨沙皇而认为那都是领主的罪恶,沙皇则是好的、善的,是圣者。俄罗斯历史上 的起义,从来都是反对贵族而拥护沙皇。在人们心目中,沙皇就成了神的代表[2]。
二、东正教的群体意识与村社农民的集体主义
东正教徒有一种极强的群体意识,他们认为得救决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东正教要求人人相互帮助和团结一致,发扬东正教的“个人和集体互助”的优良传统精神。村社生活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因为村社是共耕地的劳动组合,是赋役承担者的联合体,是一种向国家和封建主负责的集体,离开村社,离开土地,个人就难以生存,而且国家法律也不允许个人自由流动。俄罗斯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能存在。从村社到整个社会,个性和个性自由缺乏社会土壤和市场。他们既没有像西欧那样发达的公民意识,也没有享受过那种公民权利。这种文化土壤是很难移植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土地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个性和政治的自由。村社制度培育出来的集体主义心理———“人人为大家”,每个人都愿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这与东正教的群体意识正相吻合,形成了俄罗斯性格中的缺乏个性的集体性,个性在机械的集体中处处受到压抑,也使东正教成为“溶解于民族的集体自然力,溶解于动物的温暖中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信仰中,“宗教的个人因素发展很弱;这种宗教信仰害怕脱离集体的温暖而经历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炼狱之火。”[3]“人们既可以在村社中看到自己,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村社。”[4]人们同样也可以在宗教中看到自己,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宗教。集体主义是俄国村社的重要特征,在当今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对社会发展仍然颇有影响。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重新提出集体主义问题。他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5]
三、东正教上帝之爱与村社农民的人道主义
东正教上帝之爱与俄罗斯村社农民的人道主义几近相同,它们都是一种泛爱主义。基督教固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这种人道主义不是文艺复兴时兴起的世俗人道主义,而是有神论的人道主义。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特别体现于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和怜悯之中[6]。东正教伦理学倡导的对他人的道德义务,是“要爱一切人和尊敬一切人”,包括亲近的人和疏远的人及自己的仇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着上帝的形象,而且,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流了鲜血,因此也要宽恕有罪的人和有过失的人。
“在农民的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仁慈、同情和帮助他人。在农民心目中,助人是最好的美德。”[7]俄罗斯村社的农民彼此之间“人人为大家”,“亲如兄弟”,同情他人的贫困和不幸,互相关心和帮助;同时,又向往着上帝和沙皇的“父亲般的关怀”。这种源于农村公社的社会心理又被俄国东正教的广大乡村教士的宗教活动所强化。众所周知,俄国的农奴制度延续的时间很长,在这点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在极端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大多数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长时期的悲惨生活不但激起农奴的不断反抗,而且引起许多上层人士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人民的凄苦,许多贵族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愧疚,他们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唤,要求废除农奴制,使农奴过人的生活,还人以尊严。大批贵族青年脱下华丽的服装,换上平民的粗衣,到农村去,心甘情愿地为农民服务,其中的许多人甚至放弃贵族的称号与财产,宁愿去做平民百姓。俄罗斯村社的农民甚至可以为公社的犯罪人代为承担他缴不起的罚款。这种泛爱主义的结合,使得俄罗斯人把“苦难”、“不幸”和“罪”混为一谈,只要是在上帝的神龛和圣坛前祈拜的人,不管他是苦行僧、乞丐还是罪犯,都会被人们看成是“不幸的人”,是需要上帝特殊照顾的“孩子”。
四、东正教的神秘主义与村社农民的原始信仰
东正教的神学家非常强调神秘主义对于东正教的重要性,即推崇冥思灵修和神秘感受。东正教全部宗教生活都充满神赐异象,这是其本质性的内容[6]。信徒以虔诚之爱进行圣礼,呼唤主之名,进行祈祷,会使其产生内在的神秘体验,与神灵世界接触。
俄罗斯村社农民由于生活于贫穷、愚昧之中,宗教信仰几乎成为他们惟一的精神依托。由于自然界的天然力量主宰着斯拉夫人的命运,他们把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奉为神。大地神是俄罗斯人最崇拜的神之一。由于俄罗斯人与森林的不解之缘,一些树木也成为他们祭奠的神树。由于农民缺少文化,他们不可能理解东正教教义中有关道德教诲的伦理信条,也不可能听懂那些深奥的宗教用语。而且,大多数村社教士自身的水平也很低,根本不能深入浅出地讲解。所以,长期以来,农民只不过把教堂当作是敬拜的场所而已,在他们的思想中仍保留原始的宗教信仰。他们走进教堂时,虔诚地敬拜上帝;做完礼拜后,他们便走向湖边、河畔或树林,按祖传的规矩去顶礼膜拜,似乎上帝基督与他们心目中的众神一同在湖水山石中显现。因此,在俄罗斯村社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中,东正教信仰与原始信仰长期并行不悖,甚至融合为一。
正如艾克若姆采夫所言,俄罗斯人习惯用形象和象征的方式感知世界,他们的极端主义以及试图凭借一时爆发的意志力达到绝对真理的追求,在拜占庭的基督教里找到了舒适的温床[8]。
五、东正教的社会理想和村社农民形象
东正教的社会理想是普遍平民化,这与天主教有很大的不同。天主教的僧侣虽然也起誓不贪财,也有专门化缘的僧人,但是,他们认为社会平民化不会成为普遍准则。而东正教僧侣,则普遍追求社会的平民化,要求忘掉一切与上层社会和贵族生活相关的东西。东正教僧侣的社会平民化理想主要表现在,他们认为一切世俗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和名望、财富和舒适等,都应当彻底拒绝和否定。进入东正教隐修院大门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出身的僧侣们,似乎突然都忘记了自己的特权,变成了纯洁的基督教徒,并参加到普通的劳作中去,俨然成了一个普通的村民[9]。
著名宗教哲学家罗斯基在《俄罗斯的民族特性》一书中指出,“俄罗斯的圣徒特别在自己的行为中,实施了基督的‘法则’———他‘奴隶的形象’,贫穷、谦卑、朴实、自我牺牲,温顺”。东正教所追求普遍平民化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像村社底层的穷人一样,衣着质朴,勤劳工作,超然于世俗欲望的束缚。
正是东正教的这种平民化的社会理想才使得这种异质文化能够获得俄罗斯社会最为封闭和保守阶层的认可和接受,使得东正教广泛地融入俄罗斯社会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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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Н.А.Бердяев.Русскаяидея.СудьбаРоссии[M].Москва,199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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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俄]独立报,1999-12-30.
[6]雷永生.宗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1).
[7]张广翔.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J].历史研究,2004,(2).
[8]吴克礼.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323.
[9]金可溪.俄罗斯的东正教伦理学[J].江西社会科学,1998,(3).
[责任编辑:初 祥]
[作者简介]黎海波(1975-),男,湖北荆门人,韩山师范学院讲师,硕士;宋瑞芝(1942-),女,北京人,香港东西方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妇女研究所副所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