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大量的传统史学博士的就业问题。后来逐渐形成新的一种史学派别,主要是指运用学院派历史学的史学知识和方法、史料分析等专业技能和研究成果，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服务于与历史相关的学术界以外的现实社会的“公共领域”，诸如政府各部门、公司企业、电视、电影、出版业等大众媒体。在美国，公共史学课程已进入了许多高校历史系的本科教学，并成为历史系研究生学位项目。1978年创办的专业期刊《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第一次公开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的概念。1980年成立的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成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从事公共史学研究和公共历史实践的“公共历史学家”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公共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强调史学的实用性，已发展成为美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在俄罗斯，“公共史学”（пуб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1]）概念只是最近几年才偶尔被俄罗斯学者提及，还未获得广泛传播和达成统一认识，俄罗斯历史学家佐林（А.Л.Зорин）就曾明确说过，在俄罗斯对“公共史学”的概念的解答，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公共史学并不是像学院派教授们所研究的作为专门学科的专业史学，而是历史知识和技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区域里的应用[2]。较之于欧美相比，俄罗斯的公共史学尚处于雏形发展阶段，主要集中在公共社会领域，尚未形成独立的史学流派。既没有成立独立团体，也没有发行公开刊物，在高校开课也仅仅是2012年夏莫斯科社会经济学院率先开设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Public history.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3]，由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佐林担任导师。尽管俄罗斯“公共史学”尚处萌芽阶段，但与之相关的实践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向公众传播信息和提供知识的媒体、电影、电视、出版业等公共社会领域，尤其是出版业里形成史学读物热的高潮。俄罗斯“公共史学”悄然兴起，并与传统的学院派史学并行发展。尽管尚处于探索阶段，无可否认的是，通俗类历史书籍的大量涌现在俄罗斯社会民众中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鉴于国内较少关注俄罗斯公共史学的兴起，本文将考察其萌芽与兴起的特点及其原因，并就它引发的相关论题，诸如正确认识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

　　本文仅探讨这种狭义的俄罗斯“公共史学”，至于以社会现实需要为目标，以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公司和个人提出的问题作为考察对象，以史学方法、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广义的“公共史学”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一 俄罗斯“公共史学”兴起的原因

　　（一） 为满足社会需求应运而生

　　苏联时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总的来说历史学成为服务于苏联政治现实的工具，用唯一的官方历史观统领一切。不与此为伍的统统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其文稿和著述经常性地被审查和扣押，其活动甚至被跟踪监视。有的只好偷偷地弄到国外去发表或出版，诸如我国读者熟知的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书最先都是从欧美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后，“填补历史空白点”的主张使全社会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度急剧升温，以前的一些“禁书”逐渐纷纷在苏联本国出版，《让历史来审判》俄文原版也开始在本国出版，非学院派史学类书籍应运而生，“公共史学”在图书出版业开始了最初的萌芽。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苏联解体带给俄罗斯社会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全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轨阵痛，面对激烈的社会大变革，“从何而来？”、 “谁之罪？”、“怎么办？”、“走向何方？”等问题的讨论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亟待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打破苏联时期史学研究的禁锢，在新的理念下反思祖国历史，了解历史真相、探讨寻觅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广泛的社会需求。民众渴望从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中弄清楚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俄罗斯转轨的问题所在和未来发展方向。俄罗斯史学开始在多元化的空间里蓬勃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观点的书籍齐聚一起，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出现了各种评价，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在俄罗斯发行出版历史类书籍影响较大的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РОССПЭН），与叶利钦总统基金会合作的出版项目“斯大林主义史”(серия·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изма)，自2008年起至今已经出版了98部书籍。书中披露了成千上万份过去曾被秘密封存的档案文件。出版该项目旨在对苏联时期进行剖析，借以影响俄罗斯社会民众的认识。此类“斯大林主义史”系列书主要是借助于档案文献对斯大林时期的重大事件进行剖析。而像“青年近卫军”等出版社则出版发行了大量歌颂斯大林功绩的书，诸如《伟大的斯大林》等类似的书籍也不少，还有“维切”（Вече）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了《关于斯大林的200个神话》系列5卷本（作者是军事史学家马尔季罗相А. Б. Мартиросян）。目前在俄罗斯关于斯大林的书有歌颂的、痛骂的、赞成的、反对的，各种观点都在不断出书，围绕着对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激烈争论一直不停。它也折射出在对斯大林模式的认知和评价方面俄罗斯社会目前还存在着很大分歧。

　　苏联时期，出版的通俗史学读物大多是官方正统观点的注释和阐述，大一统的观点，因此，自戈尔巴乔夫改革起，填补历史“空白点”行动便被启动，回归历史真相、关注重大历史事件、讨论历史发展轨迹，不只是学院派历史学家和历史科研人员们的工作内容，而且也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档案文献、历史类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地出版的同时，多元化的大量的历史类通俗读物也井喷般地纷纷涌现，在俄罗斯形成了现今的“公共史学”热潮。

　　从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俄罗斯的“公共史学”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体制转轨的非常时期，在民众对历史学的兴趣急剧增加的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对历史的认知关系到如何连接过去与现在并通往未来，对历史的认知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对现实的接纳、认可和对未来的规划，这种困惑感正是俄罗斯史学热产生的根源。

　　（二） 官方的密切关注促进了公共史学的发展

　　俄罗斯官方越来越重视未来如何解读历史，近年来对“历史问题”一直格外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2009年5月专门成立了“打击以损害俄罗斯利益为目的篡改历史行为的俄罗斯总统直属委员会”，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指出，任何人都不能质疑俄罗斯在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方面创下的功绩；二是2012年初发布总统令举办历史年；三是重视并着手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教科书中围绕明显的历史事实进行讨论”。学者有权持不同观点，教科书编写者和媒体应该支持普遍接受的对历史的观点。

　　2012年1月9日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全境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旨在通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关注。把2012年定为俄罗斯历史年（因为2012年是很多俄罗斯重大历史事件的整数纪念年，譬如针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200周年、从波兰侵略者手中解放莫斯科400周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70周年、古罗斯国家建立1150周年等等），由俄政府组建历史年组委会，在俄全境举办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众多纪念活动、举办历史类专题研讨会、学术讨论会等，并且还积极拍摄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片，组织历史类广播专题节目，报道俄罗斯历史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并借助于驻外使馆的力量在使馆文化处下设立组建“俄罗斯文化中心”，对外积极宣传介绍俄罗斯历史和文化。而上述这些举措确实使俄罗斯社会对其历史的关注度明显地进一步得到提升。

　　对此，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萨哈罗夫曾解释说：“‘俄罗斯历史年’要宣传历史真相，宣传俄罗斯民族自豪感。” 俄科学院院士谢尔盖·卡尔波夫认为，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基本目的，是“净化并确立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尊重历史、净化历史”。当然，也有人指出，俄高层是以“俄罗斯历史年”的形式开展了一场新形式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从对历史的回顾中，为俄当前官方历史观寻找和确立正确的学术解读。

　　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和反省，在短暂的非理性之后重新思考历史，重新塑造集体文化意识，努力复原历史本相并重塑其历史评价体系，找回民族自豪感，让历史生存于现实并影响现实，使历史成为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实现国家昌盛的精神动力。

　　历史教科书问题困扰俄罗斯社会多年，普京早在总统第一任期（2003年）就曾想规范历史教科书问题。2007~2008年菲利波夫等人主编《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俄国史（1900~1945年）》教师手册因带有官方导向而引发激烈争论。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后，规范历史教科书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由于近年来高校入学统一考试不断普及和扩大到更多的高校，因此统一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变得渐渐具有可操作性。达成协议制定历史教科书统一教学大纲，规范历史教科书不仅是培养中小学生的未来史观，也影响公民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转轨时期俄罗斯社会对评论过去历史、改善现状、规划未来等问题还存有很多困惑，凸显了这项任务的紧迫性。

　　（三） 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了公共史学的发展

　　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对于书籍的写作和出版都带来了很大方便，也缩短了成书与出版的时间，并且也在书的再版、改版等技术层面上为公共史学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为写作历史和传播历史提供了更便捷、更经济合算的方式，促进了公共史学的发展。

　　譬如叶·布鲁特尼科娃的《贝利亚的最后一搏》[4]一书先后在2009年、2011年分别出版，首次出版发行6 000本，2011年又再版4 000本，而且2011年与印刷本一起发行的，除了纸质书以外，还发行了电子版。电子书的发行出版不仅节约了发行成本，而且也大大地扩大了阅读群体，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除了电子版书的发行，光盘的可视性更是增强了公众的视觉影响力，各种电子技术手段使公众获得了直接的在场感，增强了大众对历史的兴趣。

　　新时代公司曾出版发行了一系列的俄罗斯20世纪历史光盘，例如2007年发行了二月革命3张光盘、国内战争1张光盘、苏联建立1张光盘、大清洗镇压1张光盘、1941年初1张光盘[5]，价格均为130 卢布，折合人民币约26元，比通俗类历史书的价格还要便宜一半，传播性更为广泛。其他公司发行的还有“伟大的胜利，将军们”、“解冻措施（纪录片）”、“克里姆林宫-9号，拉·贝利亚：冲向权力，从被逮捕到被枪毙”[6]，其中关于贝利亚被逮捕到被枪毙的光盘内容曾在电视台的档案频道播放过。贝利亚案件的谜团带给人们的是探寻猎奇。也正是这个原因，最近几年有关贝利亚的公共史学类书接连不断地出版、并接连再版，走在了学院派史学的前头，对公众的历史意识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

二 俄罗斯“公共史学”的特点

　　（一）公共史学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在满足民众对过去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考问的现实需求方面，历史类通俗读物开始大量出版。如果说学院派史学书的发行量一般在1 000册左右（甚至有的只有几百册），那么历史类的通俗读物通常在3 000册以上，其发行量是相对较大的，而且其书价也比学院派史学专著便宜些，较为读者接受。一般在200~300卢布，约折合人民币在40多元，这在俄罗斯图书售价上属于便宜的了。因为发行量相对较大、价格便宜、销售快等特点，因此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远胜于学院派史学专著，越来越引起史学专家们的关注。可读性较强的历史类书籍的大量涌现通过自身发散的社会功能在俄罗斯社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下面就以贝利亚及“贝利亚事件”为例，来谈谈俄罗斯“公共史学”目前的状况。至2011年之前仅俄罗斯民主基金会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档案类文集《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7]，没有严肃的学术专著谈这个问题。而在公共史学中这类书籍近年来出版发行的有20余部[8]，诸如托普特金的《被禁止谈论的贝利亚，是国家安全的天才还是鬼蜮？》、美国学者戴维·赫拉维的译著《神秘1937年——研制核武器进程——拉·贝利亚》以及他与其他作者的合著《贝利亚，古拉格帝国（文集）》、马尔季罗相的《关于贝利亚的100个传说——从荣耀到被诅咒1941~1953年》等等[9]。

　　有的作者的观点从其书名中袒露无遗，如普鲁德尼科娃的《贝利亚，不曾有的犯罪行为》、谢·克列姆廖夫的《贝利亚——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经理人》、《贝利亚没做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事》、《假如没枪毙贝利亚的话……永恒的纪念》等等[10]。

　　提到关于贝利亚的书籍，不能不谈到多产作者谢尔盖·克列姆廖夫（Серей Кремлёв），2011年他以编者的身份出版了3卷本的贝利亚秘密日记《斯大林不相信眼泪，1937~1941年》、《我无法再承受第二次战争，1941~1945年》、《有了核武器我们可以继续生活，1945~1953年》[11]，每本印刷数量都在4 000~6 000本。也许是销售很好的缘故，2012年很快又出版了合订本《贝利亚秘密日记1937~1953年》。由于对其日记来源的合理性尚缺乏足够的考证，人们更多的是把他的日记体裁作为文学创作形式来看待，其作品是以大众读者为服务对象，传播历史认识而已。当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曾撰稿质疑其日记的真实性，对其持批评态度，认为是作者依据已出版斯大林访客日志中的档案文献的内容杜撰而成[12]。2008年出版的谢·克列姆廖夫的专著《贝利亚——20世纪最优秀的经理人》[13]一书（首次印刷5 000册）在2011年、2012年分别再版发行过3 000册、2 000册，还有高端礼品书版本，尽管封皮各不相同，但作者、书名、书的内容以及出版社都还是一致的，可以确认为同一本书的再版。此外，2012年克列姆廖夫还出版了《假如再给我二十年……贝利亚的最后日记》、《权力天才的政治遗嘱，贝利亚个人日记》[14]等。

　　曾担任过《新时代》杂志、《消息报》副主编的列·姆列钦（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作为独立电视台的政治观察员曾主持过播放多年的《特殊卷宗》（Особая папка）电视栏目，主要是以镜头感很强的电视片手法将过去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新材料、新观点向观众进行阐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他根据工作中的资料整理编撰多部通俗史学读物，诸如《解密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们的命运》(此书颇受读者的欢迎，曾先后再版过3次，第三次再版发行量仍为1万册)、《权力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普里马科夫的仕途之路》[15]等等，用生动的镜头和文字演绎枯燥的史学，对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贝利亚研究为例来看俄罗斯公共史学书籍的影响。十几年前与俄罗斯人谈论贝利亚时，多半是沿用苏联时期官方的观点——视其为刽子手、残暴的化身，现如今普通学者、各行业的公民也能讲出贝利亚对苏联国防工业，尤其是原子弹、氢弹的领导研制工作方面的贡献以及斯大林逝世后他提出的一系列应急举措等，应该说，这些书在潜移默化中向公众传递了新的史学认识。

　　电子书阅读器、手机上网阅读都使得阅读变得简便，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通俗史学读物的传播影响力，增强了对公众的历史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力。网络的兴起也为历史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更为便捷的途径。

　　公共历史学者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历史知识，接受历史观念的熏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普通民众的历史意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远离社会的状况。公共史学将学院派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全社会，为学院派史学和现实社会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力既有求真地甄别证据，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客观分析历史事件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也有作者主观认识、片面史观、历史反思能力不够从而通过大众通俗史学读物对读者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 公共史学是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分支学科

　　严肃的学院派历史专著依据严肃的史学治学方法，以翔实的档案材料作为写作的依据，运用史学证据搜集与甄别，做到论从史出，诸如鲁·皮霍亚（Рудольф Германович Пихоя）的《苏联政权史（1945~1991）》[16] 、尤·茹科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Жуков )的《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17]的专著均属于治学严谨的学院派史学书籍。

　　纵观俄罗斯繁荣的公共史学读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报刊、杂志公开报道为依据，以广大民众为读者对象，注重语言的可读性、趣味性。与学院派史学著作所不同的是缺乏规范的翔实的档案材料的支撑，所用资料的真实性有的还有待考察。罗伊·麦德维杰夫曾明确表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作家和学者的共同职责是：从我们每人不同的角度来记述所发生的事件，并做出初步分析，而无需顾及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局限性。我们这些同代见证人的观点和论断必然是主观的和有局限性的，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和带有局限性的观点和论断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基础。”[18]像谢尔盖·卡拉姆尔扎的《苏联解体》等书、菲德尔·布尔拉茨基的《俄罗斯国家管理者，改革时代》[19]等均属于这类书籍。从方法论角度来审视，这类通俗史学书籍也大多使用史学证据资料的搜集、编排与辑录、编纂与叙事等手法，带有观点性引用注释，书名页的简介中通常写明“本书以所有对俄罗斯过去和未来关注的人群为服务对象”[20]。这类专著应该是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更倾向于学院派史学类的公共史学读物，更乐于为大众所接受。另一类是更接近于历史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像前文提到的谢尔盖·克列姆廖夫的作品、列·姆列钦的著作多半是属于文学范畴的历史类读物，没有严格出处，所用材料基本缺乏详细注释，有的干脆没有注释，有的就只有观点记录、思想记录，其中所写内容有自我推理一面，有自己的发挥成分，缺乏严谨性，不讲历史逻辑，带有功利性，可以定义为史学专题的文学书籍。当前在俄罗斯这类书比比皆是，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体现了俄罗斯社会的包容性，也有待于严肃的学院派史学专著依据翔实的档案史料对此进行匡正。

三 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

　　首先，学院派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档案文献的出版促进了俄罗斯公共史学的兴起和繁荣。

　　成立于1993年的俄罗斯民主基金会近年来出版了大量专题文献档案集，其中已公开出版“俄罗斯20世纪文献集”系列79部书[21]，“20世纪俄罗斯选集”系列66部书[22]。笔者在俄罗斯留学以及短期学术访问期间曾多次到该基金会拜访基金会主席亚·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院士，了解并采购该系列的档案文献，雅科夫列夫曾明确表示：“离开档案文献是不可能科学地理解苏联历史、俄罗斯历史的”，这也是他致力于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这些档案文献的披露催生了大量俄罗斯公共史学书籍的诞生。

　　以贝利亚研究为例，大量通俗读物的出现是在俄罗斯民主基金会继1999年出版的《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23]之后涌现的。在俄罗斯购书网站OZON.RU输入贝利亚（Ларентий Берия）检索词就能检索出170多部书，酌情减掉重复的再版书，其中核心书籍也有几十部，前面已有介绍，在此不一一列举。比较而言，公共史学类的贝利亚研究书籍的出版还是挺多的。有的书很快又反复再版，诸如尤里·穆欣的《斯大林被谋害和贝利亚被枪毙》[24]2002年发行1万册，2003年又再次出版发行了1万册，2007年再版5 000册，应该说其销量不错，在公众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公共史学反过来也会促进学院派史学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正是公共史学类贝利亚案件书籍的出版发行，激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度，因此也促进了相关档案文献集的出版。2012年新出版了两本档案文集《政治局与贝利亚事件，文件集》[25]、《贝利亚事件，不得上诉的审判，文件集》[26]，为贝利亚案件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档案资料，给学院派研究带来必要的帮助。

　　《政治局与贝利亚事件，文件集》的编写得到了“打击以损害俄罗斯利益为目的篡改历史行为的俄罗斯总统直属委员会”的支持，并得到企业家的资助，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贝利亚事件”与其同僚们，收录了216封信函，开篇首先收录了1953年6月28日~7月2日贝利亚分别写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以及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书信，而后收录了大量的审讯记录复印件。第二部分收录了33封信函，是当年一些委员分别写给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的表态、声明函以及民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响，该书的出版为梳理“贝利亚事件”提供了翔实的档案文献。

　　此外，俄罗斯民主基金会继1999年出版的《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之后，于2012年度又出版发行了档案集《贝利亚事件，不得上诉的审判，文件集》。解密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版有助于我们史学工作者甄别以往的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也有助于辨别俄罗斯公共史学相关的大量书籍的观点的正误，帮助公共史学的作者们纠正有失误的历史认同，从而纠正公共史学对公众的历史意识所产生的偏差影响。

　　再者，学院派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应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当中，肩负责任和使命。

　　俄罗斯史学在“公众社会”中的迅猛发展，正是公共史学的力量之所在，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史学类通俗读物的作者水平良莠不齐，有的不去认真搜集资料，为标新立异而歪曲事实，甚至有的就是发泄情绪而已。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萨哈罗夫也曾指出：“目前社会上对历史有各种解读，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客观讲述历史，不应把历史事件向有利于某一政治势力的需要进行解读。但这种危险的倾向，无论是在历史学家之间还是在老百姓中都存在着。”[27]

　　诚然，俄罗斯史学在繁荣的景象下也有混乱的一面。显性或隐性的大量历史评价中不排除有满足于一时的性情去恣意阐释历史的，从而对公众的历史意识构成产生负面影响，对其历史意识的补充和修正产生某种影响。历史学的现实政治意义在增强。

　　北京大学外国史史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史博士）钱乘旦在回答《时代周报》的采访提问时曾明确表态说：历史学家应更多介入公共史学。他谈到：“我认为历史有两个功能，一是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让大家知道过去；二是历史学有警示作用，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历史传统都强调这个。历史学有非常强的趋向性，历史学的立场是客观存在，但历史学家都是有立场的，不可能存在没有立场、彻底客观的历史学家。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他们只是把历史看做物质。只有不把这种‘有用’简单地看做GDP和金钱，才会真的有用。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凝聚一个民族的认同感、缔造一个民族文化最强有力的武器。”[28]

　　史学专业学者投身到公共历史实践中有助于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有助于减少有偏差的公共史学读物的不良影响。

四 结论

　　总的来说，对历史的认知与评议，往往是服务于政治的现实与社会的未来的。历史与现实在俄罗斯常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谈论历史带有很强的现实需求。

　　科技的迅猛发展加速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而迅速发展的公民社会对由真知和卓见建构的公共知识体系之亟需,呼唤历史学必须面向社会大众，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公共史学。对此持反对或消极态度都不足取。专业史学工作者同样肩负着满足广大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服务社会。公共史学要与学院派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不可厚此薄彼。要形成立体的发展体系，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公共史学需要根据公众的兴趣来做选题，学院派史学要为公共史学培养输送人才，也要把严肃的史学著述二次改写出版，转化成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的颇受大众喜爱的读物。可以利用媒体向全社会灌输历史观念，注重发掘史学的现实性，为真实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做出努力，通过潜移默化的轻松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将研究成果推广到全社会。

　　史学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肩负着构建正确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肩负着反思历史失误的清醒警示作用，肩负着凝聚一个民族兴邦强国的重任。俄罗斯史学经历这种纷繁复杂的反思和发展，会发生怎么的变化，有待于继续观察。

　　注释：

　　[1]关于“公共史学”的概念，我国在翻译英文public history、俄文пуб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时，有各种译法，诸如公共史学、公众史学、大众史学、公共历史、大众历史等，概念的界定尚不尽一致，也有学者视其为“通俗史学”，笔者认为，用“公共史学”更为客观，避免主观评定因素的干扰，特此说明。

　　[2]Мы всегда находимся в зон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та: Андрей Зорин о публичной истории.http://theoryandpractice.ru/posts/7566-zorin，2014-03-18

　　[3]http://www.msses.ru/about/faculties/129/programma-kursa/

　　[4]Елена Прудникова，Последний бой Лаврентия Берии，2009 г.，2011 г. изд.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参见http://www.ozon.ru/context/detail/id/5669185 2014-01-07

　　[5]Смирнов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Фильмы 27-28.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иск 3) DVD ；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Фильмы 39-40.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диск 1) DVD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Фильмы 56-57. Начало СССР. (диск 1) DVD；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Фильмы 72-73. Репрессии. Чистки. Возмездия. Часть 2. DVD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Фильмы 82-83. 1941 год начало. (диск 1) DVD ，2007 г. Изд. компания Новое время，

　　[6]Дюрич Евгений，Великая победа. Генералы. DVD，2006，ЗАО Телеком-проэкт；Владимир Новиков,Операция “Оттепель”，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фильм. DVD，2011 г.изд.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Техинвест-3，Штандартъ；Пиманов Алексей，Кремль-9.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Рывок к власти. От ареста до расстрела. DVD 2001年，Телекомпания Останкино，[7]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 (Россия. ХХ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8]Там же.；Рубин Н.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Олимп” и Смоленск，“Русич”,1998；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 А. Берия,М.:“Изд-во АСТ”，1999；Некрасов В.Ф.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М.，1991；Серго Берия，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М.:“Современник”，1994；Серго Берия，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ПРЕСС，2002；Мухин Ю. 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М.，2002；Жуков Ю.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Молотов，Берия，Малеков. М.: 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2000；Топтыгин А.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ршал госбехопасности. М.: Яуза，Эксмо，2005; Кремлёв С.Берия. Лучший менеджер ХХ века. М.: Яуза;Эксмо，2008.

　　[9]Топтыгин А. Запрещенный Берия. Гений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исчадие ада? 2011,изд. Яуза，Эксмо; Дэвид Холловей，Дональд Рейфилд，Гровер Ферр Берия. Империя ГУЛАГ. Сборник 2012，Алгоритм，Дэвид Холловей Загадка 37 года，Атомоход，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2011，Эксмо（美国教授在书中对贝利亚在领导苏联研制核武器方面的贡献也予以充分肯定）；Мардиросян А.Сто мифов о Берии от славы к проклятиям 1941-1953 гг.，2010，Вече.

　　[10]Прудникова Е.А.Берия.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которых не было. – СПб: изд.Нева，2005; Кремлев С. Берия. Лучший менеджер ХХ века. 2011; Кремлёв С. Если бы Берию не убили... Вечная память! 2012，Яуза-пресс.

　　[11]Берия Л.П.Сталин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Личный дневник 1937-1941 гг.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2011，Яуза-пресс； Берия Л.П.Второй войны я не выдержу...Тайный дневник 1941-1945 гг. 2011，Яуза-пресс ；Берия Л.П.С Атомной бомбой мы живем!Секретный дневник 1945-1953 гг. 2011，Яуза-пресс.

　　[12]Козлов В.П.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длог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12，№4.

　　[13]Сергей Кремлёв ，Берия. Лучший менеджер ХХ века. 2008，2011，2012，изд. Эксмо,Яуза.

　　[14]Берия Л.П.“Пожить бы еще лет 20!” Последние записи Берии 2012，Яуза-пресс；Берия Л.П.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гения власти. Личный архив Берии. 2012，изд Эксмо.

　　[15]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КГБ Председатели органов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судьбы (3-е изд.，доп.изд.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я，2002 г.)； Формула власти. От Ельцина к Путину;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карьеры.

　　[16]Пихоя Р.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Изд. Вт. Изд. Новосибиоский холглшоаф，2000. 684 с.

　　 [17]Жуков Ю. 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Молотов，Берия，Маленков. – М. 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2000 г.

　　[18]〔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9]Рой Медведев，Окружение Сталина;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10 г; 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Крах СССР，изд.Алгоритм，2013 г; Федор Бурлацкий ，Русские государи. Эпоха реформации. Изд. Фирма Шарк，1996 г.

　　[20]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Крах СССР，изд.Алгоритм，2013 г.

　　[21]http://www.ozon.ru/?context=search&text=%f4%ee%ed%e4+%e4%e5%ec%ee%ea%f0%e0%f2%e8%e8,2014-04-22,可以检索到俄罗斯民主基金会出版的大部分尚可以购买的文献书籍，诸如《苏美关系1927~1933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1933 ，2002 г.http://www.ozon.ru/context/detail/id/26364026/2014-04-22），2004年还出版了《苏美关系1945~1948年》，2006年出版了《苏美关系1949~1952年》；关于赫鲁晓夫也出版了《尼·谢·赫鲁晓夫——时代的两种颜色，文件集》（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 Два цвета времени.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плект из 2 книг)，2009 г.http://www.ozon.ru/context/detail/id/4410834/2014-04-22），《赫鲁晓夫1964年》（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 ，2007），http://www.ozon.ru/context/detail/id/4157380/2014-04-22.

　　[22]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Фондом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79 книг серии “Россия. ХХ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и 66 выпусков альманаха “Россия. ХХ век”. 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news/65693，2014-4-22

　　[23]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Россия. ХХ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24] Юрий Мухин，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изд.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9Д，НТЦ “Форум”，2002 г; 2003 г. 2007 г. http：//www.ozon.ru/context/detail/id/1062597/，2916037/,3054617/ 2014-01-07

　　[25]Политбюро и дело Берия.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О.Б.Мозохина.-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2012.(тираж 1000 кн.) изд.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во взаимдействии с Комиссией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попыткам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в уцерб интересам России.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О.Б.Мозохин，А.Ю. Попов.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лагодарят ген.директора ОО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Промтехдепо Богдановича Збыслава Сигизмундовича за помощь в издании данного сборника документов.

　　[26]Дело Берия. Приговор обжалованию не подлежит，документы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Хаустов Владимир，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2012(Россия. ХХ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27]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LSYJ201003003.htm 2012-11-20

　　[28]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895.html，2013-12-27 23:59:33

（责任编辑向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