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亚主义者首先把俄国历史置于欧亚洲的历史框架下去审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与欧亚洲一体化进程在时间上吻合，而且推动了这一进程；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是俄罗斯帝国国家传统的延续，同样具有“军事帝国”的特点。欧亚主义者对蒙古统治的评价有别于其他思想流派。他们肯定蒙古统治的重要意义和东方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认为蒙古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时“铸就”了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

　　【关键词】欧亚主义;维尔纳茨基;欧亚洲;蒙古统治;

　　【作者简介】张海鹰，1972年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博士。（长春130041）

　　 

　　欧亚主义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产生于俄国侨民界的一个政治思想流派，旨在构建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其成员一向致力于以自己的视角对俄国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再认识，他们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俄国历史，必须把它放到欧亚洲的历史框架下去审视。欧亚主义者所定义的欧亚洲是从波兰边界延伸到中国长城的一个特殊历史、地理区域，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大陆，与西部疆域（欧洲）和南部疆域（亚洲）都不同。“在这个疆域范围内自古就存在着文化和政治统一的趋势，欧亚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共同趋势的历史”[1]。欧亚主义者认为，正是这些趋势的存在使欧亚洲历史不同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分裂更大的欧洲和亚洲，也正是这些趋势形成了西徐亚、匈奴、蒙古、俄罗斯这样独特而又相似的帝国。

　　欧亚主义历史观的主要阐述者是历史学家Г.В.维尔纳茨基（1887~1973），他在Н.С.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和П.Н.萨维茨基（1895~1965）的影响下首先确立了不接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通常人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西欧世界的历史。俄国只能被列入西欧历史……这样的世界史是扭曲的世界史，因为我们把日耳曼-罗马欧洲当作历史进程的主轴，这种历史观主要是在15~19世纪欧洲文化迅猛发展的基础上确立的，其本质是欧洲文化霸权所呈现的暂时现象（是建立在对应用自然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政治生活发展方面有限理解的基础上的）”[2]。

　　维尔纳茨基与其他欧亚主义奠基者不同的是，他从“俄国历史”与“欧亚洲历史”两个概念的对比中得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征。由于他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含义上是不一致的，因此，他很少使用欧亚主义传统的术语“俄国-欧亚洲”。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维尔纳茨基视俄国历史为欧亚洲历史的一部分，“欧亚洲历史是各个民族共同体在欧亚发展地这块土壤上的历史。俄国历史是在逐渐被俄罗斯民族所主导的欧亚洲框架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3]。因此，“俄国历史在19世纪末之前与欧亚洲的历史远不相符，只是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俄国历史实质上才是欧亚洲历史”[4]。维尔纳茨基提出“俄国历史”与“欧亚洲历史”两个概念具有原则性意义，因为它确定了研究者对待俄国历史特点问题的研究方法：应该把俄国历史看成欧亚洲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个视角下才能以应有的方式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全部独特性。

　　对蒙古鞑靼统治的评价是欧亚主义俄国历史观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欧亚主义有别于俄国其他思想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志。欧亚主义者对蒙古鞑靼统治时期抱有浓厚而特殊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说，东方影响、游牧文化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俄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为俄罗斯人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且顺利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庞大帝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国家组织，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防御和扩张职能，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帝国化的国家之一。

一 欧亚洲“整体发展地”的形成

　　维尔纳茨基是从两个统一趋势来说明欧亚洲和俄国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两者的从属关系的：“使俄罗斯民族适应其发展地——欧亚洲，同时也使欧亚洲整个空间适应俄罗斯民族经济史的需求”[5]。这一相互适应的结果是构建“一个新的、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欧亚洲”[6]。因此，历史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与周围自然、文化环境达成物质和精神上的一体化。

　　维尔纳茨基利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周期性律动模式”对欧亚洲历史进行了分期，即政治联合（“统一国家组织”）时期与分裂（“国家丛林”）时期的阶段性交替。

　　第一次建立统一国家组织的尝试是所谓“西徐亚强国”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代替它的是萨尔马特人、哥特人。

　　第二次尝试是“匈奴帝国”的出现（4~5世纪），它瓦解后是大量国家的诞生（阿瓦尔汗国、可萨汗国、卡姆保加利亚、罗斯、佩彻涅格人、波洛维茨人）。

　　第三次尝试是蒙古帝国重新在辽阔的疆域上建立了统一国家组织，帝国的瓦解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国家体系包括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波斯、中国；蒙古帝国结束后形成了第二个国家体系，包括立陶宛、罗斯、喀山、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厄鲁特蒙古人。

　　第四次尝试就是俄罗斯帝国，到19世纪中期它占据了几乎整个欧亚洲的疆域。苏联是统一国家组织的继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欧亚洲国家联合向东推进了。

　　按照这种周期性律动逻辑，政治联合之后就是分裂时期，这使维尔纳茨基还在苏联存在之初就预言了它的解体，而且不幸言中。

　　基于周期性律动模式，维尔纳茨基确定了俄罗斯民族在欧亚洲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民族取得与“周围民族和地理环境”的“身心”统一是开发欧亚洲发展地并在其疆域上建立统一国家组织的大量尝试的逻辑终结。欧亚洲的整个历史就是建立统一全欧亚国家的连续的一系列尝试，这些尝试来自各个方面，最终“斯拉夫-罗斯人在这场历史斗争中取胜了”。

　　周期性律动原则是维尔纳茨基揭示欧亚洲历史过程及其组成部分——俄国历史独特性的工具。他在对俄国历史进行分期时则把“森林与草原的关系”作为基础，同时指出，这些概念不是用于“土壤-植被的含义，而是它们自然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总和”[7]。根据这种分期法，俄国历史被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远古到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去世）是森林与草原联合的尝试时期。维尔纳茨基指出，远在10世纪之前就存在“森林与草原联合的尝试，以便享受它们之间自然资源交换的益处”，而且这些尝试早在俄罗斯民族“独立历史显露”之前就开始了，并延续到“斯拉夫-罗斯人”独立时期。在宗教-精神方面，维尔纳茨基指出“斯拉夫-罗斯人”的多神教开始转向东正教。

　　第二个时期（从972年到1238年拔都入侵罗斯）是森林与草原的斗争时期。这是由两个地域走向统一的时期，是罗斯与佩切涅格人、之后与波洛伏齐人紧张斗争的时期。在精神生活中“俄罗斯教会几乎完全依附于拜占庭”，但缺少教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的稳定形式，是“世界观”不太稳固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1238年到1452年，即蒙古征服期）是草原战胜森林时期。随着罗斯屈服于金帐汗国，森林没有必要再与草原斗争，在罗斯大地上发生了形式上的联合。西罗斯与东罗斯分裂，进入了立陶宛和波兰的版图。随着金帐汗国政权的削弱，莫斯科成为俄罗斯大地民族力量新的聚合中心。在宗教方面，俄罗斯教会摆脱了拜占庭的束缚，而俄罗斯民族的世界观具有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性质”。在俄罗斯教会史上佛罗伦萨教会合并（1439年）是一个界线，拜占庭教会暂时服从于教皇，而俄罗斯教会仍然独立。随着拜占庭的衰落，1453年俄罗斯国家成为唯一的、东正教占优势的国家。

　　第四个时期（从1452年到1696年，即金帐汗国瓦解、莫斯科崛起到彼得一世占领亚速）是森林战胜草原时期。罗斯进攻蒙古-土耳其，占领了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和顿河。宗教方面，俄罗斯宗教、民族意识强大起来，开始了“东正教对西罗斯天主教的防御”，并在莫斯科国家确立了宗主教制。维尔纳茨基认为“俄罗斯生命之本开始动摇”的标志是17世纪中期的教会分裂。

　　第五个时期（从1696年到1917年，“俄罗斯国家几乎推进到欧亚洲的自然边界”）是森林与草原在“经济-殖民方面”的联合。在开发欧亚洲疆域的同时，尝试控制北美洲的大片领土（1732~1867）。在精神方面，维尔纳茨基指出俄罗斯民族宗教意识的危机，“教会组织囿于世俗国家的外部形式”。他评价第五个时期是“文化的外部形式在深刻、沉重的心灵震撼中强势发展”[8]。

　　根据维尔纳茨基的看法，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与欧亚洲一体化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且它推动了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使众多前提条件得以成熟：“引发俄罗斯民族不断向东推进的动机具有深刻的基础，这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俄国个别国务活动家微乎其微的政治虚荣心的结果，这是发展地不可排除的内部逻辑”[9]。同时，他强调俄罗斯民族在欧亚洲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俄罗斯民族不仅利用欧亚洲发展地的地理前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的未来创造了一个作为统一整体的欧亚洲，使欧亚洲的地理、经济和民族条件都适应自己……俄罗斯民族不仅适应了其发展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发展地”[10]。

　　我们应该看到，欧亚主义者以“发展地”所谓的内部逻辑试图将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扩张和殖民侵略解释为民族对发展地的天然适应，似乎每个民族都被预定了一个地理空间——发展地，这显然是一种地理决定论，也暴露了欧亚主义“发展地”理论的民族主义倾向。

二 东西方定位问题

　　蒙古统治罗斯之初，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罗斯人面临选择东方还是选择西方的问题。当时罗斯的复杂形势和俄罗斯大公的行为在维尔纳茨基《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两大功绩》一文中得到了详尽描述。文章对丹尼尔·加利茨基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进行了对比，“两个当时最强大的俄罗斯大公做出了不同选择，丹尼尔·加利茨基选择了西方，并试图借助西方进行反抗东方的斗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选择了东方，决定在东方的庇护下击退西方”[11]。他们分别代表着俄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两种文化类型——“西方人”和“东方人”，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选择当然导致结果的不同：与西方结盟使罗斯丧失土地、被迫天主教化；与蒙古结盟（向金帐汗国臣服），使东罗斯成为东正教和民族自我意识的保护力量。

　　维尔纳茨基认为丹尼尔善于在乌戈尔人（匈牙利）、捷克、波兰、立陶宛、鞑靼人、自己的大贵族和公爵亲戚之间进行周旋，随机应变，但政策摇摆不定。最初，看到鞑靼人在欧洲和罗斯的战绩后，他也意识到他们的力量，他也被迫去朝拜拔都。拔都保留了丹尼尔的全部土地，“丹尼尔这一举措赢得了国际威望，西方开始巴结他……”[12]。

　　丹尼尔最初这样做（臣服于蒙古），是进入蒙古扩张“历史洪流的轨道”。但是，丹尼尔的臣服并“不是深思熟虑过的、真心实意的，只是政治妥协中一个偶然的灵活的招数而已。丹尼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青睐西方使其疏远蒙古亚洲”[13]。对于丹尼尔，“一个出色的、沽名钓誉的公爵”来讲，依附于游牧部族和野蛮人是有损尊严的。他虽然按鞑靼方式武装军队，但并没有舍弃罗斯公爵们的拜占庭服饰，而且为组织“新十字远征军”，他还拜见因诺肯季四世教皇，寻求教会的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他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加固城防，以此壮大自己的政权。但丹尼尔的“伟大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尽管赢得了几次单独战役，却输掉了最主要的——东正教的俄罗斯，“其政策结果使天主教徒奴役西南罗斯长达几个世纪”[14]。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与丹尼尔·加利茨基 “完全相反”，他深刻意识到“俄罗斯文化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而不是东方，敌人是天主教，而不是蒙古教”[15]。亚历山大“面临的历史任务有两个：保护罗斯边境免受天主教西方的进攻和巩固境内的民族自我意识”[16]。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个“具有深刻信仰的人和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他的活动特点，不仅由他的政治计划决定，而且与他的宗教道德观紧密相联，他的宗教道德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哲学。维尔纳茨基详细描写了亚历山大与天主教斗争的胜利、他与俄罗斯公爵们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亚历山大生活的复杂情况，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他不得不“独自”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做出选择。“亚历山大看到了蒙古人在文化方面的友善力量，他们能帮助他保持和确立俄罗斯区别于天主教西方的文化独特性”[17]。因此，他选择了东方，选择了蒙古人，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过程。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因此完成了两项功绩：战胜西方的功绩和选择东方道路的功绩。它们具有同一个目的——把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力量加以保护，这个目的达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之国在亚历山大准备好的土壤上茁壮成长”[18]。当罗斯集聚并壮大了力量，金帐汗国削弱和“无力”之时，亚历山大臣服于金帐汗国的政策不再需要了，于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政策，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政策。

　　维尔纳茨基认为，鞑靼统治将罗斯带入了世界历史体系，这一体系到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认识。“罗马与拜占庭——西方与东方文化、农业海洋文化与游牧草原文化的联合者的作用，在13世纪初拜占庭帝国衰落之后，转移给了蒙古帝国”[19]。在拜占庭衰落之前与拜占庭具有密切联系并随之衰落而丧失了这种联系的罗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体系，“政治摇摆”使它“成为13世纪大蒙古代表大会的成员”，为罗斯敞开了通往东方的道路。

　　维尔纳茨基强烈否定俄罗斯是欧洲防御蛮夷蒙古人的盾牌，认为这是一个虚伪的历史假设。在他看来，蒙古草原人的统治，如果说封闭了他们通往欧洲的道路，那么却打开了通往亚洲的道路。俄罗斯从此踏上了强大的亚洲蒙古帝国的发展道路。

　　总之，“俄罗斯文化命运之间的对照是惊人的，一方面，在蒙古统治条件下，为莫斯科罗斯15~16世纪的文化繁荣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在立陶宛波兰统治条件下，陷入立陶宛波兰政权下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几乎丧失殆尽”[20]。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蒙古人影响罗斯的一个重要方面：蒙古人使罗斯摆脱了西方影响，使罗斯保留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独特性。维尔纳茨基几次强调，罗斯只是在政治上进入了金帐汗国，精神世界一直是独立的。蒙古大汗允许不同宗教信仰，因此，蒙古人没有带来奴役“俄罗斯精神”的危险，东正教得以保留。而且，蒙古人不像天主教西方所做的那样，按自己的尺码裁剪出东方罗斯，蒙古人没有这种动机，他们使罗斯在政治上屈服，客观上却保护了它免受西方的精神殖民。“蒙古鞑靼浪潮在其防线上支持了俄罗斯民族抵御天主教西方”，结果，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宗教的独特性得以保全，使俄罗斯有机会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不是附属于西方的区域性国家。

三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蒙古统治给俄国带来了什么？它在俄罗斯民族实际生活中的现实影响是什么？这一直是史学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欧亚主义者认为，蒙古时期相当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俄国国家组织，而前蒙古时期罗斯的国家组织水平是初级的、原始的，至少没有为统治辽阔的疆域做好充足的准备。特鲁别茨科伊写道：“莫斯科国家因为鞑靼统治而产生……俄罗斯国家组织起源之一就是鞑靼国家组织”[21]。他认为，成吉思汗给罗斯国家制度思想带来了积极影响，正是为了掌握鞑靼人的国家组织，“俄罗斯的民族思想转向了拜占庭国家思想和传统，并在其中找到了适合于蒙古国家组织东正教化和罗斯化的材料”[22]。因此，俄国专制制度在拜占庭和蒙古国家组织基础上形成，又将其政权覆盖了欧亚洲的整个疆域。

　　根据特鲁别茨科伊的看法，正是草原游牧民族对罗斯的侵略、统治，帮助它行动起来，团结起来，摆脱休眠状态。任何异族的压迫 “不只是不幸，而且是磨砺”[23]。如果一个民族在与异族征服者接触时，接纳了他们的心理、民族文化和思想特征，最终摆脱了他们的压迫，那么对统治的益处或害处可以根据获取自由的民族将以什么形式出现来判断。

　　在鞑靼入侵之前，罗斯曾是一些独立的大公采邑，“公国之间相互分离，几乎丧失了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组织的概念……鞑靼人来了，开始压迫罗斯，顺便进行了教导……”[24]200年后，罗斯，按照特鲁别茨科伊的话说，以一个可能“裁得不好看，却缝得很结实”的东正教国家形式出现，以精神的自制力和日常忏悔的统一团结起来，这是鞑靼统治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判断俄罗斯民族从鞑靼统治中受害或获益的尺度。

　　特鲁别茨科伊承认，在评判俄罗斯国家组织“鞑靼起源”时，反对者的一些意见也值得考虑，即“在俄罗斯国家组织的内在内容和思想表达中有一些十分明确，但在鞑靼国家组织中找不到直接类比的因素，这就是东正教和拜占庭传统”[25]。根据特鲁别茨科伊的理解，鞑靼统治时期，重新燃起古罗斯中的“宗教激情”提高了鞑靼国家组织的精神境界，赋予它新的宗教伦理性质并把它变成自己的。

　　根据萨维茨基的看法，鞑靼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组织形式的形成，同时它是一个“洪炉，铸就了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这种观点最初在《草原与定居》（1922年）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在这篇文章中萨维茨基写道，俄罗斯是“大汗的继承者、亚洲的联合者、特殊的边疆近海世界的一部分、深刻的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26]。依萨维茨基的观点，鞑靼之前罗斯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蒙古人的占领被称为历史的成功，“假如罗斯落到了突厥人的手里……它的经历要艰难得多，命运要悲惨得多；假如占领它的是西方，那么它在精神上要受尽折磨……鞑靼人没有改变俄罗斯的精神本质，而且他们作为国家缔造者、军事帝国组织者的优秀品质无疑影响了罗斯”[27]。

　　维尔纳茨基强调，俄罗斯国家组织历史进程的主航道流经蒙古人占领的东罗斯大地，蒙古世界帝国“没有影响其组成部分的内部文化生活，其中包括俄罗斯大地”[28]。俄罗斯大地与术赤兀鲁思200年间共同的历史生活，具有“巨大的历史趣味和意义”。与俄罗斯国家组织“不曾完全融合”，萨来-拔都城和莫斯科是两个中心。因为金帐汗国同时是两个国家的继承者：草原的（波洛维茨部分）和森林的（北罗斯部分）。在前者范围内金帐汗国是中心，在后者范围内（俄罗斯土地）弗拉基米尔是中心，之后是莫斯科。

　　维尔纳茨基认为，按照蒙古—中国、蒙古—波斯类型可能也会形成一个蒙古国家，这方面主要障碍就是宗教问题。他认为，假如蒙古大汗们，术赤的后代，接受了东正教，那么不是莫斯科，而是萨来-拔都城“会成为俄罗斯大地的精神文化中心”。正是鞑靼蒙古人对宗教信仰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使教会像从前一样保留了它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如果从国家行政机制的角度看，萨来-拔都城是主要中心，莫斯科是次要中心，那么在教会方面则相反，莫斯科是主要中心，萨来-拔都城则是次要中心。萨来-拔都城主教们都在莫斯科设立会馆，主教瓦西安于15世纪中叶把自己的讲坛挪至莫斯科，这些都说明莫斯科的影响。

　　莫斯科的崛起和萨来-拔都城的衰落，导致了金帐汗国的瓦解和莫斯科罗斯的形成。从俄罗斯大地在莫斯科周围联合起来到17世纪的莫斯科国家，被欧亚主义者视为“俄国理想国家”的形成时期，这一理想国家组织自然与鞑靼蒙古统治相联，因为它担负起的正是从前蒙古帝国的所有主要国家职能和行政职能。蒙古统治削弱了小王公和贵族政权，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国家的形成。蒙古毁灭性的侵略，对俄罗斯建立国家政权的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把分散的罗斯联合成为一个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

四 蒙古统治的其他影响

　　维尔纳茨基认为，评价蒙古对罗斯的影响有一个简便方法：比较前蒙古与后蒙古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比较莫斯科罗斯与基辅罗斯时期的精神和制度。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鞑靼统治带给罗斯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权性质的变化。首先，大公们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尽管他们“不再是有主权的统治者，因为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鞑靼‘沙皇’的臣民，但从鞑靼‘沙皇’那里领取管辖公国的册封金牌后，在与所属的俄罗斯居民发生冲突时，他们可以依靠鞑靼的力量”[29]。实质上，大公对居民的权力加强了。普什卡廖夫指出，鞑靼统治力量使俄罗斯人民认识到政权，而且必须绝对服从它，“鞑靼大汗们没有必要与人民协商，他们足够强大，可以命令人民”[30]。维尔纳茨基也认为，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时期大公的权限要比基辅时期大，因为大公可以利用蒙古人建立的“行政”机器为自己所用。

　　其次，专制君主制得以加强。因鞑靼入侵，俄罗斯原有的民主成分遭到了破坏，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西北公国的市民大会（在其活动中一直带有抗拒大公政权的思想）已失去现实意义，“在鞑靼时期‘市民大会’这个词意味着‘暴乱聚会’”[31]。如果说在基辅罗斯时期，政权的三个成分——君主制、贵族政治和民主彼此制衡的话，那么在莫斯科罗斯，君主制成分明显加强，而这一变化正是建立在蒙古统治的土壤上。

　　第二，地理视野的扩大。鞑靼统治使罗斯与草原中心和亚洲大陆边缘发生了密切联系，使罗斯见识了欧亚洲统一者——蒙古帝国的疆域之广阔。按照萨维茨基的话说，鞑靼蒙古时期把罗斯引向了世界历史舞台。罗斯成为两个欧亚帝国——拜占庭和蒙古的继承者，区别于二者，它联合了“森林”与“草原”、定居与游牧的生活方式。В.Н.伊里因（1891~1974）在《论欧亚爱国主义》一文中表述了罗斯在欧亚联合中的作用：“自作主张的、敌对的斯拉夫各民族结果被纳入大蒙古国的机制，以此成为一个民族上和政治上全新的力量，自己同样演变成欧亚统一体的中心”[32]。

　　第三，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改变。维尔纳茨基认为，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在国家和社会方面的区别相当悬殊。“具有一定保留条件”的基辅罗斯社会是一个“自由社会”，是“社会自由阶级——大贵族、市民和‘农业地区人们’的合作”，后者分为自由农民和具有不同自由程度的债农。而莫斯科国家，特别是从17世纪起产生了“社会对国家关系的全新观念”，居民的各个阶层从高到低都附着于国家公务，出现了与军职有关的人和赋役的人。“农奴制规章”（关于义务服务的法律）推广到全社会。“兵役”成为贵族出身的特征，而“赋税”则是平民的特征。在彼得堡君主制国家中居民普遍服役于国家，居民在为国家服务中被奴役。

　　第四，在国家管理结构上的影响。罗斯人从蒙古人那里引进了命令体系，此后专制命令、粗暴的家长式统治和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这种家长制的专制形式在俄国代代相传，即使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时其手段也是粗暴的，如普希金所言，他的政令似乎都是“用鞭子写的”。

　　在蒙古人的影响下俄罗斯形成了财政、税收、邮政和司法体系。“俄罗斯人从鞑靼人那里接受了一些他们的秩序和行政惯例，特别是货币计算（‘деньги’这个词就是鞑靼词汇），‘тамгу’（商品税）等”[33]，鞑靼人引进了大规模的人头税和实物贡赋，由鞑靼军队来征税（1290年起义之后他们把税收权力转给了俄罗斯大公）。俄罗斯人从蒙古人那里引进了邮件、邮政制度，当地居民有义务为服兵役的人提供交通工具（提供马匹、马车、小船等等）。

　　罗斯人从鞑靼那里还引进了相当残酷的刑罚：死刑、刑讯、鞭刑等，蒙古刑法和诉讼法都对莫斯科法典产生了一定影响。特鲁别茨科伊强调指出，“如果在国家生活的重要领域，例如，财政、邮政和交通中俄罗斯与蒙古国家组织之间存在着无可争议的继承关系，那么在其他领域自然可以推测到也有这种关系……”[34]

　　第五，军队管理的影响。蒙古军队的组建经验对罗斯具有重要意义。军队的组织结构、划分队列，左右列队，前锋、后卫、从两翼包围敌人的战略，盔甲、兵器、装备都是从蒙古人那里引进的。

　　第六，民族性格的影响。游牧蒙古部族对俄罗斯人的文化和道德面貌都产生了实质影响，尤其表现在性格上（率直、刚烈、豪爽、热情、粗鲁、敏感、尚武、善战等）。俄罗斯人对待鞑靼人持双重态度：一方面，反感，对压迫者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对文学中歌颂的“草原潜在的生活魅力”充满向往。

　　欧亚主义者对蒙古统治的评价与大部分俄罗斯侨民的观念发生激烈冲突，特别是，它坚决否定和彻底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俄国历史上只有欧洲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亚洲影响使俄罗斯民族后退、落后。这种立场使欧亚主义者受到自由-西方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甚至连斯拉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批评欧亚主义是“蒙古主义”。

　　但在欧亚主义历史观念中确有有失公允之处，其一，它降低了古罗斯国家组织的意义——基辅罗斯是多民族环境下进行国家建设的第一次实验；其二，蒙古统治对于俄国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在欧亚主义的历史观中得到充分肯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在依附的条件下得到充分而有益的发展，俄罗斯民族进入蒙古帝国虽然扩大了“地理视野”，但没有给罗斯带来文化、经济提升。

　　综上所述，欧亚主义者认识俄国历史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否定罗斯落入金帐汗国版图之后发展停滞的主流说法，认为东方、蒙古对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对国家组织形成的影响深远。蒙古入侵尽管使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彻底被改变，但它从鞑靼蒙古人那里继承了统治一个欧亚大国的信心、政权和组织模式。欧亚主义者在俄国历史编纂学中重新思考东方游牧民族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他们不单单把东方的、图兰的世界纳入俄国历史，而且好像从另一个世界——草原的、亚洲的世界（当然是在欧亚洲框架下的东方和亚洲），而非从西方的世界来审视历史。这不仅丰富了俄国史学，而且使人认识到俄国历史过程中某些被忽视的方面，尤其是罗斯与游牧文化的相互关系。

　　注释：

　　[1]Савицкий П.Н.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Савицкий П.Н. Континент Евразия. М.: Аграф, 1997.С.25.

　　[2]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иго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Кн.5. 1927.С.159.

　　[3]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Евразии с половины 6 века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Берлин, 1934.С.6-7.

　　[4]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Начерт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рага, 1927. С.12-13.

　　[5]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иго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Кн.5. 1927. С.9.

　　[6]Там же. C.10.

　　[7]Там же. С. 21.

　　[8]Там же. С. 21-23.

　　[9]Там же. C.12.

　　[10]Там же. C.9-10.

　　[11]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Два подвига Св.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Кн.4. Берлин.1925. С.152.

　　[12]Там же.

　　[13]Там же.

　　[14]Там же. С. 154.

　　[15]Там же. С. 156.

　　[16]Там же. С. 155.

　　[17]Там же. С. 157.

　　[18]Там же. С. 155.

　　[19]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иго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Кн.5. 1927. С.157.

　　[20]Гумилев Л.Н. Черная легенда. Друзья и недруги Великой степени. М., 1994. С. 536.

　　[21]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О туранском элемент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Наследие Чингисхана. М.: Аграф, 2000. С.157.

　　[22]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не с Запада, а с Востока // Наследие Чингисхана. М.: Аграф, 2000. С.242.

　　[23]Там же. С. 276.

　　[24]Там же.

　　[25]Там же. С. 273.

　　[26]Савицкий П.Н. Степь и оседлость // Савицкий П.Н. Континет Евразия. М.: Аграф, 1997. С. 334.

　　[27]Там же.

　　[28]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иго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Кн.5. 1927. С. 159.

　　[29]Пушкарев С.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М.,1991. С. 93.

　　[30]Там же.

　　[31]Там же.

　　[32]Ильин В.Н.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атриотизме//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ып. 8. Париж, 1927. С. 14.

　　[33]Ильин В.Н.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атриотизме//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Вып.8.Париж, 1927.С.94.

　　[34]Трубецкой Н.С.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не с Запада, а с Востока//Наследие Чингисхана.М.:Аграф, 2000.С.241.

（责任编辑向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