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穆斯林中间出现了主张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进行“统一”的社会文化运动。20世纪初，俄国泛突厥主义由社会文化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其标志是1905年的全俄穆斯林大会和穆斯林联盟的成立。

　　【关键词】　俄国　穆斯林大会　穆斯林联盟

　　【作者简介】　张来仪，1962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广州510631)

一　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滥觞

　　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是伊斯梅尔—别伊[1]·加斯普林斯基(1851~1914)。他于1878年被推举为巴赫奇萨拉的市长，从此开始了在社 会大舞台上施展身手的生涯：以文教启民为己任，创办报刊、革新教育、参与政治、推动社会和谐，成为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1778年加斯普林斯基在辛菲罗波尔创办了《达夫里塔》[2]，1883年创办《铁尔米曼(翻译家)》报。在巴赫奇萨拉，加斯普林斯基出版发行鞑靼语周报——《民列特(民族)》，专门为妇女创办《妇女世界》杂志。在加斯普林斯基创办的所有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铁尔米曼》报，它从1883~1918年间连续出版发行，从未中断，是加斯普林斯基和俄国泛突厥主义的喉舌，在俄国海内外的穆斯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加斯普林斯基创办的 这些报刊是俄国泛突厥主义出世的标志性事件。

　　1881年加斯普林斯基在辛菲罗波尔出版《俄国的穆斯林》一书，总结了俄国穆斯林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及世界观等方面的特征，认为俄国境内生活的1 000多万穆斯林信仰同一个宗教，说着同一种语言，过着同样的社会生活，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加斯普林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是当局放弃在穆斯林聚居区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实现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要实现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就得革新和复兴伊斯兰文化、调整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在使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展教育，保存和巩固俄国境内突厥民族的独特文化。加斯普林斯基掀起泛突厥主义的目的在于阻止各种“非伊斯兰化”和沙俄当局的“强制同化”图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突厥民族创立结合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共同语言”，并说这是从巴尔干半岛到中国长城、从波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到喀什噶尔的骆驼客都能理解的语言。俄国泛突厥主义的旨趣是：既要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又要把全体民众从传统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其主张据鼓吹者所言，“是号召俄国的各突厥部落，首先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学(规范化)的语言和文化，而后通过建立政治组织为争取民族复兴而联合起来。”[3]加斯普林斯基是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终生思想鼓动家，为泛突厥主义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引领下，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在俄国全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中发起了“扎吉德”运动[4]。这一运动成为当时进步的鞑靼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们进行抗争的一面旗帜，对于整个操突厥语言诸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发挥着动员组织作用，从而为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扎吉德分子以启蒙为中心展开活动，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方法学校，开办书店，创办报刊，设立剧团，组织慈善机构，充分利用一切文化传播媒介来宣传先进的思想观念。扎吉德运动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化，为俄国穆斯林社区的社会进步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并促进了新时期俄国境内穆斯林的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进程，原先属于不同民族(部族)的穆斯林开始形成一个整体。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并接受了加斯普林斯基所主张的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正是在以加斯普林斯基为引领的扎吉德运动的洗礼下，鼓吹突厥语民族一体化的泛突厥主义运动由社会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变。

　　19世纪下半叶，在泛斯拉夫主义压力下出现了俄国穆斯林的语言、思想、行动“三统一”活动，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致力于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具有反抗沙俄殖民统治、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特征。到了20世纪初，俄国泛突厥主义由社会文化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

　　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俄国穆斯林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为政治泛突厥主义登台打下了思想基础。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它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原野上数百年历史交往中形成的庞大而稳定的突厥语民族文明及其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在这个特定形势下的横空出世；站在微观的角度看，在“扎吉德”运动取得成效(借助具有一定共性的语言文化激发了民族聚合力)的基础上，泛突厥主义开始由文化宣传转向政治行动。这一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1905~1906年的三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和在会议进程中组建的穆斯林政党——穆斯林联盟。

二　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热情高涨

　　20世纪初，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有了明显的高涨。俄国泛突厥主义的转折点和 里程碑就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得格勒举行的三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为了筹办会议和组建政党，泛突厥主义的积极分子组建了各种各样貌似社团的政治组织，他们彼此间频繁通信，召开各种小型会议，觐见内务部长和全俄缙绅会议的成员，不辞辛苦地到所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游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5]。

　　从1904年后半年到1905年年初，游兵散勇式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大多数是鞑靼人)开始主张建立一个联盟，并试图在俄国政治舞台上迈出自己的步伐；但在具体的行动方式方面很难取得一致，例如，俄国穆斯林的著名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宗教界知名人士Г.Р.伊波拉克莫夫(1857~1944)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劝导穆斯林向大臣会议主席呈交请愿书，而有些头面人物就反对向政府呈交请愿书；另外，喀山的泛突厥主义分子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成为全俄穆斯林的代表，但其他地区的一些穆斯林上层分子并不认同[6]。

　　1904年夏天是穆斯林政治活动的萌芽期。泛突厥主义分子发起了全国性的穆斯林请愿书运动，各种各样的请愿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当权者的手中。尽管不同地区的请愿书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但绝大多数还没有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问题，在请愿书书中很难看到“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政治话题，只是个别请愿书中提出让“使用传统方法解决新问题的毛拉会议组织化(每年一次)”；这个请求里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潜台词。由于伊斯兰教的世界观早已深入人心，这就迫使企图发起泛突厥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人只得以“二千万俄国穆斯林的”名义说话。但在实际上，泛突厥主义者一开始就存在着脱离伊斯兰宗教会议领导的倾向，并与绝大多数信教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

　　与当时俄国所有的民族主义政党一样，突厥穆斯林的各种政治组织也只是反映了突厥语群体中部分人的要求和利益，具体说，反映的只是新闻记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律师、地主、大商人以及部分对政治有兴趣的伊斯兰宗教界人士的愿望。当时俄国的千百万下层穆斯林民众还没有表达自己政治观的意识与能力；他们有远离政治的传统，而没有所谓的政治利益意识。

　　泛突厥主义者之所以从1904年起就打算将组建的突厥民族主义政党冠名为伊斯兰宗教色彩极浓的“穆斯林联盟”，这是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对自己政治意图的一种掩饰，因为他们和当时的伊斯兰宗教会议的领导人没有找到共同语言，“泛突厥主义者首先将斗争锋芒指向伊斯兰宗教界”[7]，他们活动的企图和目的完全不是“伊斯兰 的”，而是泛突厥民族主义的，但冠上“穆斯林”名称既能吸引宗教界的突厥上层人士，更符合千百万笃信伊斯兰教的突厥穆斯林的思想原则，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宗教社会，而且都属于一个伟大的突厥—鞑靼人种，几乎讲着同一种共同的语言”[8]，从而使俄国的穆斯林在坚信伊斯兰教的同时确立泛突厥民族主义的思想。

　　泛突厥主义者将邀请参加会议的信函和电报发往那些最著名的、社会威望极高的突厥穆斯林头面人物。1905年4月17日沙皇颁发语气温和的敕令使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当局对接连不断的请 愿书的明显让步。当然，最令他们鼓舞的是在国内混乱和日俄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可以采用新的方式和手段迫使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

三　“轮船会议”

　　1905年5月底，鞑靼的宗教和社会活动家М.贝戈耶夫的婚礼在奇斯托波尔隆重举行，俄罗斯各地的500多名穆斯林相继来到奇斯托波尔，使这场婚礼逐渐演变为一场颇具规模的突厥民族主义者的集会。参加婚礼者开会决定在俄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召开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

　　1905年8月13日，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的代表齐聚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在“德国饭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是 以百万富翁亚乌什夫林举办宴会的名义进行的，有30人出席会议。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鞑靼人Г.Р.伊波拉克莫夫和阿塞拜疆人А.М.朵波奇巴什耶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再次决定向下诺夫哥罗德的州长提交《鞑靼社会团体举行会议的申请》。但在第二天，州长以“在战争或类似战争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严禁集会”为由正式拒绝了申请。在得知州长不许开会的消息后，会议决定租用一艘航行在伏尔加河上的轮船，以娱乐散步为幌子，在轮船上举行全俄穆斯林社团的第一届代表大会。

　　1905年8月15日，数十位“代表”聚集在可载120~150人、能连续航行13个小时不靠岸的“固斯塔夫·斯特乌韦”号轮船上报到。一直到当日的23时之前，他们都在轮船的沙龙和船舱里商讨这个诞生在奥卡河上的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的近期目标和任务。

　　全俄穆斯林社团第一届(创立)大会的主席是伊斯梅尔—别伊·加斯普林斯基。Ю.阿克丘拉和А.М.朵波奇巴什耶夫积极帮助加斯普林斯基开展工作，С.Г.扎罗图林罗担任大会的秘书工作；筹办会议的积极分子还有：С.Г.阿罗金、Г.阿巴拉耶夫、А.阿卡耶娃、Ш.А.斯尔特拉耶夫、А.阿赫加莫夫、Г.Р.伊波拉克莫夫、А.阿赫马廖夫、М.贝戈耶夫、Г.伊斯哈科夫、Ф.卡林莫夫、М.З.拉米耶夫、К.М.杰弗科列夫、Ф.杜克达廖夫、А.胡萨伊诺夫、Г.胡萨伊廖夫、В.亚伊什耶夫等[9]。

　　俄国穆斯林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在外高加索伊玛目萨丁克·拉赫马古罗朗诵《古兰经》的雄浑声音中拉开序幕的。朗诵《古兰经》是所有与会代表团结的象征，借此也向全俄穆斯林表明：大会将坚持伊斯兰教的思想原则。会议主席加斯普林斯基提议朵波奇巴什耶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阿里·马尔达罗—伯克接着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主要内容是分析俄国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问题，他的开场白是：“啊，笃信宗教的人!喂，弟兄们!我今天的幸福感是无法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今天这个日子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毫无疑问，每年的这个日子都将作为我们的重大节日来庆祝。我们——全体俄国穆斯林都是突厥先祖的继承者，属于同一个部落、同一个根脉、同一个宗教。我们祖先的土地分布在从马格里布到马什里克(Машрик)的辽阔地域。尽管我们的祖先拥有英雄气概，但今天，无论是在高加索山区，还是在克里米亚的花园里，或者是在喀山的草原上，在所有我们历史祖国的土地上，我们连说出我们需求的权力都没有。感谢所有的与会者……虽然我们受到了压制，但今天，我们在这个纯洁圣水的怀抱中得到了一个彼此敞开心扉、碰头、拥抱和祝福的机会。我深深地坚信：如果不允许我们在水面上讲话，那我们将要腾云驾雾，将在恒星中间寻找地方来重复这个节日。”[10]阿里·马尔达罗的发言无疑是政治突厥主义的宣言书，它明确包含着政治泛突厥主义的基本要素：同一个部落、同一个根脉、同一个宗教和所谓的“历史祖国”。

　　俄国穆斯林第一届大会的重头戏是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俄国穆斯林的政治组织，并将其正式定名为“穆斯林联盟”。但当时的俄国是不允许政党合法地发挥职能的，但这也距离允许政党合法存在的《10月17日宣言》[11]仅有两个月时间。遗憾的是：穆斯林联盟早产了两个月，没能取得合法地位，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穆斯林联盟在世期间一直处于非法状态。

　　会议的组织计划是将巴库作为穆斯林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并在16个地区设置分支机构，这16个地区是：高加索(巴库)、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彼得格勒)、宁多夫斯克(明斯克)、下伏尔加(阿斯特拉罕)、上伏尔加(喀山)、奥伦堡(奥伦堡)、乌法(乌法)、突厥斯坦(塔什干)、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草原(乌拉尔斯克)、奥木斯克(奥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科(塞米巴拉金斯科)、谢米列奇耶(阿拉木图)、阿克莫林斯克[12](彼德罗巴甫洛夫斯克)、外里海(阿什哈巴德)。会议虽然将巴库作为穆斯林联盟中央的所在地，但它从来没有成为全俄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运动的中心；巴库作为中心纯属象征意义，只是对当时影响颇大的《里海报》编辑朵波奇巴什耶夫和全俄最富有的穆斯林、百万富翁、石油工业家塔克耶夫所表示的尊重。会后，只有喀山等少数地区在组建穆斯林联盟的分支机构方面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是俄国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思想成果。决议案宣称：来自于帝国各地和各个阶层的穆斯林代表集会，讨论俄国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涉及穆斯林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关于当时的局势和任务，下诺夫哥罗德(在奥卡河上的“固斯塔夫·斯特乌韦”号轮船上)会议发表以下一些观点：

　　1.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团结全俄各个地区的穆斯林参与现代俄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2.穆斯林的先进分子要力争实现这个任务，要支持俄国进步思想家提出的实行宪政的要求，提升参与意识，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选举人民代表参与国家立法和管理机构的事务。

　　3.穆斯林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是：穆斯林与俄罗斯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主张采用完全合法的方式促请当局取消一切歧视和限制穆斯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定，提高穆斯林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中的地位，实现穆斯林与俄罗斯居民完全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司法、政治、世俗和宗教等方面的一切事务的目的。

　　4.穆斯林应当使自己的行为适应急剧变化着的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力争创办各种形式的学校，出版书籍报刊，开办社区讲习班、图书阅览室和其他形式的启蒙机构，传播和普及现代思想文化，以满足穆斯林的精神生活需求。

　　5.为了实现会议提出的所有目标，在穆斯林聚居区要组建自己的接受伊斯兰定期会议领导的国民议会[13]。

　　分析会议决议案的要点就会发现，它没有超出自由主义的期望值，正如苏联学者加比杜林和阿尔沙鲁尼所言：“作为突厥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思想家的泛突厥主义者们，其斗争方法和形式都从属于全俄自由资产阶级运动，而没有制定自己的策略。”[14]大会虽然提出要加强自己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但没有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决议案中缺乏明确的与坚定的措词来表达具体的政治意愿，没有提出为实现目标而需要始终如一的和切实可行的近期和中长期方案，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来不及进行深思熟虑的探析。会议文件和代表发言中所使用的诸如“穆斯林必须团结”、“穆斯林的先进分子要在思想意识中促进法律秩序的确立”、“穆斯林的先进分子要在思想意识中促进废除一切对自由的限制”、“穆斯林要适时地调整好自己的行动，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等都具有模糊性的特点，现实意义有限；不过会议决议案也说明了与会者能够理解广大穆斯林各种各样的情绪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另外，也许是决议案的起草者和穆斯林的思想家有意识地遮蔽基本提纲的实质，希望给俄国穆斯林第一届大会和穆斯林联盟披上只是穆斯林社团的文化—宗教集会的外衣，不希望被人看作是一个政党集会。大会明确提出不与国家政权发生冲突的要求。在决议案中没有涉及选举、更换穆夫提(奥伦堡伊斯兰宗教会议[15]的领导人)的敏感话题，认为在穆斯林“代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不打算提出改变先前的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管理机构——奥伦堡伊斯兰宗教会议的现状。

　　与此同时，在决议案中完全可以看出俄国穆斯林的精英分子在1905年8月15日会议上所表露出的十分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意见。8月6日沙皇颁布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宣言》成为他们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诱因，因而在其文件中可以看到他们希望团结俄国穆斯林，在提出社会文化、政治需求和任务的基础上参加现代俄国生活以及参加自由选举在国家立法和管理中的人民代表的要求。例如，轮船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中涉及了即将到来的第一届俄国杜马的选举，在加斯普林斯基和朵波奇巴什耶夫及其他代表的发言中都强调建立政党的必要性，还有号召按照大会决议在合适的时候召集穆斯林的地方会议等等。另外，轮船会议的一些富有的俄国穆斯林企业家答应解决筹备下届穆斯林会议的经费问题，还协商、 讨论了出席圣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会议的人员名单等事宜。这次会议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里出现了数量较多的穆斯林代表。

　　1905年8月20日，与会者再次聚集出席会议的闭幕式，每一个参加者都认为会议开得很圆满。深受大会氛围感染的俄国泛突厥主义精英分子们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自我陶醉和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打道回府了。

　　第一届俄国穆斯林大会明显表现出了泛突厥主义的政治愿望。会议决议案虽在形式上不完备，但在内容上有着完全明晰的思想，即主张穆斯林不应当错失只有在革命的条件下才会表明和实现自己政治利益可能性的时机，要利用俄国目前的形势实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合。从保存不多的会议文件中可以看出，俄国穆斯林第一届大会是建立穆斯林政党的第一步，尽管它的决议案带有不清晰和竭力淡化政治色彩的特点。穆斯林联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带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民族文化联合活动所产生的成果；但在实质上，会议的发言和决议案就是鼓吹“突厥人拥有共同特征”的泛突厥主义宣言书。

　　关于此次会议的公认领袖，历史学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阿塞拜疆的历史学家认为朵波奇巴什耶夫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例如，卡萨罗林写道：“在他(朵波奇巴什耶夫)的亲自领导和倡议下，1905年8月15日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固斯塔夫·斯特乌韦’号轮船上举行了全俄穆斯林大会，其结果是产生了新的组织——穆斯林联盟。会议虽然没有通过章程，也没有提出纲领，但它和它的决议案成为以后穆斯林参与国家宗教生活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进程的积极性的推动力量，包括1906年的第二届和第三届全俄穆斯林大会。”[16]而笔者同意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即加斯普林斯基在大会上发挥了领导作用，成为公认的领袖和思想导师。

　　1905年8月在下诺夫格罗德举行的全俄穆 斯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穆斯林的第一个现代政党——穆斯林联盟，1906年1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联盟的章程，在1906年8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穆斯林联盟的基本政纲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俄国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所以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称它为“缠头巾和带圆帽的鞑靼立宪民主党”。加斯普林斯基力主使穆斯林联盟政治化，提出“反对阶级划分”和“保障穆斯林的文化发展和解决他们的宗教问题”[17]；他还在报纸上引用先知在《哈底斯》中的话说：“一天捍卫民族利益要比四十天斋戒和四十夜祷告更符合安拉的期望”[18]，号召广大穆斯林积极主动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断为政治泛突厥主义加温，但加斯普林斯基始终与民族分离主义保持距离，他在1907年仍郑重宣布：“穆斯林将不举行反对俄罗斯的革命(圣战)，不背叛俄罗斯的领导人”[19]。

　　俄国穆斯林联盟作为泛突厥主义的政党，其政治观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各种思想意识的大拼盘。在俄国突厥精英的思想意识中，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价值观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他们试图在实现全俄穆斯林一体化的基础上，走上一条强化和复兴伊斯兰教的康庄大道，追寻“西方资本主义类型的自由”。俄国国内普遍 高涨的革命情绪推动着突厥精英分子向往绝大多数俄国人不熟悉的西方模式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然而他们的政治观和他们向往的西方政治文明方式都不可能适应突厥穆斯林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范式。与此同时，俄国政治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与普通穆斯林一样有着尊重现实政治权力的传统，“生活在俄国乌玛里的多数穆斯林都遵循服从国家政权的传统，在学习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经验的基础上走向政治生活，寻找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希望在尊重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改变俄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是将穆斯林聚居区作为特区进行另一种发展模式的试验。”[20]

　　20世纪初，大多数俄国穆斯林的利益和兴趣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但政治突厥主义思潮的出世也不是偶然的，是文化泛突厥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突厥上层人士渴望通过政治组织凝聚全体穆斯林，重新打造适应时代的社会生活。然而，突厥精英分子庞杂的思想意识、各行其是的分散行动和难成大气候的小型组织(甚至包括穆斯林联盟这个大组织在内)都不可能促进成千上万的俄国乌玛团结一致；更多的突厥精英分子企图在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西方模式的政党文化难以巩固俄国穆斯林的联合， 因为多数穆斯林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统一性首先是得益于神圣的宗教——伊斯兰教。凡此种种，都是俄国政治泛突厥主义成效较小的重要缘由。

　　1905年革命后，俄国很快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当局加紧了对泛突厥主义者的迫害，使得一些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土耳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密切配合，出版刊物，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思想，号召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这样，发源于俄国鞑靼人中的泛突厥主义，遂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找到了拥护者和崇拜者，并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 也彻底改变了性质，即由反抗沙俄压迫的民族主义变成为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

四　结束语

　　俄罗斯文明经历了1 000多年的时间历程，在侵占异族土地的基础上控制了十分辽阔的空间。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及启迪之下，俄国的穆斯林中间产生了文化泛突厥主义。20世纪初，当俄国社会出现希望摧毁不断强化的沙皇专制独裁政权之时，被沙俄吞并的少数民族(波兰人、芬兰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走上了政治分离主义的道路，包括突厥语民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将争取民族独立的波兰人和芬兰人作为政治榜样，形成了朦胧的政治民族主义意识。但俄国的突厥精英分子没有能力和水平完全复制波兰人和芬兰人的行动模式，因为自己没有自发和自然成熟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意识，只得从一些西方“突厥学”学者的书斋里拿些东西作大旗，或通过宗教将绝大多数突厥语的居民吸引到自己周围，图谋实现一体化。泛突厥主义的实践证明，“突厥”一词不能给他们带来统一的力量；“鞑靼”作为一个种族概念也是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在当时只有“穆斯林”的概念才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俄国各民族所认同；所以俄国泛突厥主义的政党就称“穆斯林联盟”。俄国泛突厥主义者不敢与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专制制度和伊斯兰保守派分道扬镳。

　　俄国的突厥语民族由于和土耳其人在血缘上具有亲近性，便将自己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奥斯曼帝国，但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欧化”，充满着亲西方的情绪。俄国的部分突厥知识分子也和他们一样，不仅向往，而且得到了欧洲的教育，理解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所以，俄国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都存在着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

　　到20世纪初，西方世界朝着工业化的方向狂奔突进，俄罗斯帝国却因长期积聚的各种问题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伊斯兰世界也在急剧衰落，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明显具有西方化的色彩。奥斯曼、西方和俄罗斯文化对俄国穆斯林的交互影响促进了后者与外界相互联系的加强。俄国穆斯林在感受到这三大邻居对自己强烈影响的基础上觉察到了民族主义这个风靡时代的政治文化潮流，于是便迈出了泛突厥主义的政治步伐。俄国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在20世纪前20年的时间里积极投身于俄国的政治漩涡之中，但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用牛刀杀鸡，在严厉镇压突厥民族主义分子后，将突厥语穆斯林划分为多个民族，数十年的突厥一体化成效毁于一旦，从而使泛突厥主义在自己的发祥地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大难不死的残兵败将只得移师土耳其，图谋东山再起。

　　长期以来，世人心目中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中亚和中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为一体，建立“大图兰(突厥斯坦)”的跨国民族主义(民族统一主义)思潮，它虽最早在俄国萌芽，但真正意义上(对世界秩序的危害)的出现是在土耳其，因为俄国泛突厥主义的核心只是关注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问题，只有当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逃到土耳其后才敢鼓噪将全世界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建成一个政治实体，这就使泛突厥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批准号：08JA77001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别伊是伊斯兰国家一些中小封建诸侯或官员的称号或职位，后被穆斯林当成一种尊称，即先生。

　　[2]达夫林塔(Таврида)，有人译为“我的突厥”；也有人译为“土库曼”，还有人说是克里木在被沙俄吞并后的称呼。

　　[3]哈·扎·加比杜林、阿·米·阿尔沙鲁尼：《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论》，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4]“扎吉德”(usul-i jadid)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即“新方法”或“新教学法”，音译为“扎吉德”或“贾迪德”等，本意是将学校的音节教学法改为音素教学法，按照母语字母表进行教学，后来成了19世纪俄国穆斯林社会所有带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的名字。

　　[5]СенюткинаО.Н.Перв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шаги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юркизма//Восток，2006，№4.

　　[6]Там е.

　　[7]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8]СенюткинаО.Н.Перв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шаги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юркизма.

　　[9]СенюткинаО.Н.Перв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шаги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юркизма.

　　[10]Там е.

　　[11]《10月17日宣言》又称《整顿国家秩序宣言》，1905年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国家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签署的实行“宪政”的法令，主要内容是给人民以公民权，确保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发展普选权原则，民选机构对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等。

　　[12]阿克莫林斯克是切利诺格勒的旧称。

　　[13]СенюткинаО.Н.Перв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шаги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юркизма.

　　[14]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2000年，第110页。

　　[15]奥伦堡伊斯兰宗教会议是沙皇政府管理全俄伊斯兰教宗教事务的机构，它派出的数千名法定伊玛目，遍布城乡；宗教会议的首领穆夫提由沙皇政府挑选任命，隶属于内务大臣并执行其指令。

　　[16]СенюткинаО.Н.Перв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шаги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юркизма.

　　[17]ЛандаР.Исмаил-бейГаспринский//Азияи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0，№1.

　　[18]Там же.

　　[19]ЛандаР.Г.РоссияиИслам：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ультур//Восток，2000，№5.

　　[20]СенюткинаО.Н.Перв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шаги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юркизм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