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及其改革历来是俄罗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课题，苏联解体后，这一研究在俄罗斯学界出现了新一轮热潮，相关著述累计达千余种，各种观点不断涌现，在本世纪初渐趋于成熟。这些研究对斯托雷平所施行的改革总体偏向于肯定态度，如在斯托雷平个人立场、改革的历史作用、改革失败原因和改革思想遗产的评价上都得出了更为积极的结论，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法律、个人自由、经济现代化、科学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有力地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为了对这些问题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对此前学术界如苏联时期和其他国家学者发表的相关看法也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以供研究者对比参考。
一、斯托雷平的个人立场
关于斯托雷平改革，史学研究上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斯托雷平个人的改革立场。俄罗斯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总结起来有四种比较明显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斯托雷平是民族主义者，甚至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即极端民族主义者)。苏联时期流亡在外的东正教派信徒戈里亚奇金就将斯托雷平奉为“俄国法西斯主义第一人”，并将他视作恢复民族光荣传统的精神领袖。[1]第二种观点认为，斯托雷平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立宪主义者。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沙俄官方学者或苏联时期的俄国侨民学者。例如，曾担任斯托雷平助手的沙俄经济学家津科夫斯基就认为斯托雷平是百分之百的自由主义者，在他有关斯托雷平的回忆录中公布了一份所谓斯托雷平向其口述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以此来证明他的观点。[2]第三种观点则指出，斯托雷平的阶级立场是大地主、大贵族、黑帮地主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视斯托雷平为反动分子。这种观点主要得到苏联时期学者广泛的支持。苏联时期的历史教学，从中学教材直到博士生撰写的论文，斯托雷平都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斯托雷平领带”而闻名。苏联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阿弗列赫是研究斯托雷平及其改革的史学专家，他指出，斯托雷平先是凭借血腥镇压革命巩固专制政体，后又意图通过改革维护旧的统治秩序。而在改革过程中作为国家总理却毫无原则可言：一边宣称建立法治国家；一边在1907年6月3日修改了选举法，使得亲政府的十月党最终赢得杜马的主导权，还频繁利用两院休会期间政府的特权强行通过立法。由此阿弗列赫认为，斯托雷平是站在农民、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其反动立场无法引导国家真正走向进步。[3]
第四种观点则较为折中，既承认斯托雷平的保守性，又不否认斯托雷平在改革过程中体现出的自由主义立场，由此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指出了斯托雷平政治立场的“善变”性。早在1912年，第一个为斯托雷平作传的沙俄政论家、社会学家伊兹戈耶夫就曾指出，斯托雷平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事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为的就是保全自己的仕途。伊兹戈耶夫认为，在前两届杜马开幕期间，时值社会运动还比较激烈的时候，斯托雷平采取了立宪者的立场；而在第三届杜马开幕期间，斯托雷平又趋向保守，维护君主专制；在西部自治等问题上，斯托雷平又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4]沙俄著名史家、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则指出，斯托雷平具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两张面孔，而自由主义不过是这个“贵族阶级”分子的伪装。[5]这些也正是苏联学者指责斯托雷平毫无原则的依据。进入21世纪，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亚伯拉罕·阿瑟在解释斯托雷平立场多变的问题上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对俄罗斯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指出：“……如同所有富于远见的杰出政治家一样，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帝国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统一是斯托雷平追求的目标……他相信，他能将俄罗斯变为现代的有秩序的国家。这一点说明他不是一个反动分子。”[6]在斯托雷平的立场问题上，阿瑟表现出第二种倾向，即不否认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更侧重指出斯托雷平的保守立场。他将斯托雷平界定为“独裁的改革家”、“务实的保守派”[7]。阿瑟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现今俄罗斯不少学者的支持。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商界人士费多罗夫便是其中之一。他指出，俄罗斯国内外存在着大量对斯托雷平充满偏见、无知或者掺杂明显政治目的的评论，这种情形应该得到改变。人们评价斯托雷平大多从自身立场出发，这无异于教条者的普洛克洛斯特斯之床[8]，是不能真正理解斯托雷平的。费多罗夫指出，如果简单地概括斯托雷平，他就是一个改革家和爱国者。而关于斯托雷平的政治立场，费多罗夫则认为，他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君主制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斯托雷平才没有对当时杜马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而又因斯托雷平从来不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种族主义、鼓吹反犹主义者，右派才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当时的极右派想要全速倒退回到稳定的过去，左派还没想明白他们具体想要建立什么就意图全速飞奔到光明的未来。与他们相比，斯托雷平更像是现实的中间派。[9]费多罗夫更盛赞斯托雷平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甚至认为，苏联时期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与斯托雷平相比。[10]史学教授卡贝托夫在这个问题上也与费多罗夫基本一致，他指出，斯托雷平是具有“独立、明确且考虑周密的俄国经济与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理念”的君主制主义者和爱国者。[11]
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政策信息委员会副主席、斯托雷平研究基金会会长波日盖罗则表现出第三种倾向，他更偏重指出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立场。他认为，苏联时期对斯托雷平改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仅有阿弗列赫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斯托雷平的对工人的政策和民族政策，济良诺夫增加了对斯托雷平的地方管理和自治领域的研究，但对其他改革领域诸如法律、个人自由、经济现代化、科学和文化教育等的研究均属空白。[12]这种不全面的研究，必然会影响对斯托雷平及其改革的评价。为此他专门成立研究基金会，促进对斯托雷平及其改革的相关研究，已经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并整理出版了不少档案资料。波日盖罗基本上同意斯托雷平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立足于历史传统，保留君主政体的原则以及国家的特殊作用，同时也不拒绝革新。他进一步指出，斯托雷平在政治制度和结构转型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革新上则是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不得不考虑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及斗争，不能忽视现实的物质资源，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对体制改革的适应性。波日盖罗给予斯托雷平很高的评价，称他为俄国历史上最深刻地从国家角度进行思维的俄国活动家之一，由此俄国首度出现了以全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家。同时，波日盖罗还将斯托雷平视为俄国历史上从根本上触动俄国社会制度及基本结构的改革家之一。[13]
在一些专项基金会的推动下，俄罗斯在21世纪初掀起了出版斯托雷平传记、重新评价斯托雷平的热潮。在斯托雷平的立场问题上，当今的俄罗斯学者倾向于以较为具体的、案例化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改变了过去定性分析的方法。这些研究提醒我们注意，斯托雷平在改革中所展现出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的一些特质，是在改革实施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出现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而客观地认识斯托雷平在改革中的表现。然而，斯托雷平这种“现实的中间派”作风到底给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带来怎样的实际影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究的问题。因此，现今的俄罗斯学者在评价斯托雷平时，大多更看重斯托雷平在改革中所取得的一些具体成效及其历史作用。
二、斯托雷平改革的成效及历史作用
斯托雷平临危受命，不仅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社会稳定，还要令俄国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这场改革是否能够胜任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是否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是俄罗斯史学界存在争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由此主要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是以苏联时期学者为代表的对斯托雷平改革成效及历史作用总体上倾向否定态度的观点，另一方则是现代俄罗斯学者提出的对这场改革的成果以及历史进步性大体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前者比较典型的就是苏联史学家阿弗列赫的观点，他指出斯托雷平所允诺的改革项目实际得到实施的很少。阿弗列赫在文中引用沙俄政论家伊兹戈耶夫发表在立宪民主党刊物《俄罗斯思想》中的文章，举出了斯托雷平曾在第二届杜马会议期间宣布的43项改革计划，而最终真正得到实施的只有七八项。[14]由此阿弗列赫认为，斯托雷平改革的水平很低，无论是给予杜马立法权，人为组建民族主义政党，还是进行土地改革，事实上就是从沙皇专制走向独裁政治，并未产生什么实质性变化。阿弗列赫指出，改革本身注定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15]在阿弗列赫看来，改革根本不符合俄国当时的国情，因而无法真正起到推动俄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在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方面，苏联学者要么否认农业生产的发展是由改革带来的，将其归功于良好的气候等其他因素，要么承认得十分勉强，如苏联科学院院士波克罗夫斯基，他认可了斯托雷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在客观上所固有的“进步性”。波克罗夫斯基谈到，尽管这种进步性看起来是“那么奇怪”，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令俄国大众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和昂贵了，“或许比一场成功的革命付出的代价还要大”，而且没能完成改革的目标。[16]
进入90年代后期，第二种观点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当今俄罗斯学者如西多罗夫宁、费多罗夫、波日盖罗、卡贝托夫等，对斯托雷平的改革成果和历史进步作用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主编过多部斯托雷平传记的西多罗夫宁认为，斯托雷平最大的功绩在于防止俄罗斯帝国的分裂和衰落。[17]卡贝托夫则指出，斯托雷平相对于统治阶级可能做出的微小让步而言，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改革。土地改革在客观上有助于俄国工业潜力更加快速地发展。尽管权力阶层与社会的尖锐矛盾还未消除，但农村很快获得了稳定。[18]经济学家费多罗夫更为详细地指出了斯托雷平改革改造俄国社会的广泛性：第一，进行了土地改革；第二，稳定了社会局势，在法律框架内稳固了国家组织机构；第三，组织移民运动，开垦帝国边疆；第四，发展地方自治机构和地方自治制度；第五，认真推进民族问题的解决进程；第六，加强军队和国家的经济；第七，保护新生的俄国议会机构，尤其是其可能具有的提出建议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同时，费多罗夫也强调说，尽管斯托雷平的经济政策具有保守性和强迫性，但仍具有创造力。1906—1914年俄国在经济现代化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化、艺术、哲学、科学都获得了发展，因而才有了俄国历史上以诗歌、文学和音乐的繁荣而著称的“白银时代”。为实现斯托雷平提出的8—12岁儿童免费义务教育的计划， 1908—1914年间俄国新建了5万所小学，因而使当时小学的总数达到了15万所，而斯托雷平的计划是将学校总数增加到30万所。到1914年， 93所俄国高等院校培养出了大约11·7万名大学生。同时在1908—1914年的这段时间，工业生产增长了54%，工人数量增长了31%，银行储蓄量和流动资金成倍增长。俄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量占总产量的1/3。尽管偿还了大量外债，国家财政预算收支仍取得了平衡。由于政策的稳定，国外投资也取得了增长[19]。费多罗夫还为斯托雷平改革的保守性给予合理的开脱，他指出斯托雷平的座右铭是“向前，但轻踩刹车”，费多罗夫认为这一点使得斯托雷平的改革不会不计后果地割断一切传统，也不会带来革命性的社会震荡；同时强调斯托雷平不会因为需要“刹车”而放弃改革，斯托雷平深知俄罗斯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强国，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改革必须认真坚持。[20]
而波日盖罗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斯托雷平开辟的这条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即“保守——自由化”的道路，才令俄国转变成为走向进步的国家。[21]波日盖罗指出了斯托雷平所开创的这条现代化道路的一些特点和经验，比如以稳定政治局势为首要前提，以坚定走俄罗斯民族自己的道路为主线，以加强俄国的统一和完整作为主导思想，以建立法制国家为目标，反对激进式改革，以中产阶级为关键支持力量等。波日盖罗认为，虽然斯托雷平并没能来得及完成他所设计的逐步改造俄国的计划，但改革已经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层次影响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指出，斯托雷平的改革为俄国社会创造了新的价值取向，为全新的个人行为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冲击是如此强烈，使得人们不再对国家未来的命运无动于衷，并且更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22]同时，斯托雷平的改革还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军事战略实力的巩固创造了条件。因此波日盖罗认为，斯托雷平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为俄国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形成乃至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俄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总之，波日盖罗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果，令俄国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23]
事实上，俄罗斯史学界在斯托雷平改革成效和历史作用这个问题上看法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因素。苏联时期的历史研究有着强调改革与革命对立的传统，这种传统令苏联史学界对改革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然而，在20世纪末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激进变革之后，俄罗斯社会不得不反思过去对改革的认识。俄罗斯学者不再强调斯托雷平对革命的镇压以及改革最终失败的结果，而更加关注斯托雷平改革的具体过程和整体性、客观性影响及实际经验，斯托雷平的“保守性”也不再完全意味着否定含义。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斯托雷平“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等口号的重新解读，进一步激发了学术界利用新的理论方法对斯托雷平改革进行重新审视的兴趣。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尽管斯托雷平的一些改革政策“有利于并推动了向资本主义的演进”，“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进步性不容置疑”[24]，但“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遭到了破产”[25]。因此，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三、斯托雷平改革失败的原因
一场重大改革的失败往往能够带给人们许多启示，因此关于斯托雷平改革失败的原因曾经在俄罗斯国内外引起广泛讨论，大致上有：“以沙皇为首的特权阶级或知识分子阻挠”说、“改革必然失败”说、“斯托雷平之死”说、“斯托雷平个人失误”说、“社会条件不成熟”说、“英雄宿命”说、“世界大战中止改革”说等数种。起初一些研究者把这场“很有希望的改革”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上个别阶层或者沙皇本人。比如在俄国思想史上曾掀起广泛影响的“路标”派认为，就是由于“只图一时之快”的知识分子的“轻率”、“冒进”、“不负责任”以及缺乏“道德感”和“法律意识”，只是最大限度地宣泄自己和人民体内的破坏基因和野兽本能，对政府施加了过多的压力，使得斯托雷平的改革最终失败了。[26]一些外国学者则将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归结于沙皇、贵族与拉斯普京之流的局限性与愚昧无知，指出沙皇是改革推行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27]少数苏联学者也指出，统治阶级阵营内部的矛盾是斯托雷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28]
众多苏联学者，如波克罗夫斯基院士、科瓦利琴科院士及史学家阿弗列赫等都支持“改革必然失败”说，只是在论证的视角上有所差别。科瓦利琴科与波克罗夫斯基都主要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失败论证了俄国“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失败以及革命爆发的必然性。[29]阿弗列赫则指出斯托雷平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沙皇制度的腐朽，任何政策和策略都不能改变它必然灭亡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命运。俄国当时面临的危机是如此之深，只能靠彻底颠覆所有国家体制的革命运动才能解决。[30]还有一些苏联学者认为，当时的俄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改革失败、发生革命是社会无法达成妥协的必然结果。这些苏联学者的理论方法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通过俄国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来最终论证改革失败的必然性。美国学者雅尼和英国的俄国史专家沃尔德伦也对“改革必然失败”说给予了支持。[31]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言论基本一致的局面也开始出现变化。俄罗斯学者开始从更具体的方面讨论斯托雷平改革的得失。因此美国学者阿瑟较为缓和的论调得到了不少俄罗斯学者(如费多罗夫、波日盖罗等人)的支持。虽然阿瑟也同意阿弗列赫等苏联学者的观点，承认斯托雷平与极端保守势力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矛盾无法解决。但阿瑟认为，这恰恰体现出斯托雷平相对于极端保守势力的进步性。阿瑟指出，斯托雷平铺的摊子太大，时间又太短，改革要取得成功除非有20年的稳定期，并且斯托雷平的雄心一直不减。这说明阿瑟并未断然否定斯托雷平改革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连列宁也曾指出：“如果我们说这种政策在俄国‘不可能’取得成功，那这是民主派的空洞而愚蠢的漂亮话。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应当全力争取另外一条比较短、比较快的道路，即通过农民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32]阿瑟、波日盖罗等研究者都指出斯托雷平在俄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暗示如果斯托雷平在世，俄国极有可能不会卷入战争，历史或许将由此全部被改写。尽管没有完全排除改革成功的可能，阿瑟还是对斯托雷平改革受到重重阻碍无法顺利实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阿瑟认为，斯托雷平要建立法治国家，却通过独裁专制的手段来实现，这使得他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出现了很大的裂痕，也令他犯下了许多错误。[33]在阿瑟看来，这场改革无法成功的问题主要出在斯托雷平个人身上。
而一些俄罗斯学者在表达类似的看法上则显得更加主观化。其中一部分人确信改革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斯托雷平的意外身亡。[34]政论家西多罗夫宁甚至认为，沙俄帝国在斯托雷平死后实际上就已经亡国了。[35]另一部分人却对斯托雷平被暗杀的结局表现出了英雄“宿命论”的倾向。比如，费多罗夫就不认为斯托雷平之死纯粹是一场偶然事件，他指出，俄罗斯历史上被暗杀的杰出政治家比比皆是，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只有平庸无能者才会安枕无忧。[36]因此，他更倾向于将斯托雷平之死视为一种希腊式的英雄宿命的悲剧，而改革失败也是随之而来的对于俄罗斯的一场灾难。因为正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继任斯托雷平总理一职的科科夫采夫在意志力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斯托雷平[37]，破坏了斯托雷平所树立的政府权威，缺少将斯托雷平政策有效实行(尽管有一些政策是他不想实行的)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手段[38]，令改革趋于停顿。
在现今的俄罗斯学者中，自然也有坚持将客观因素作为改革失败根本原因的，但他们的观点与苏联史家的主要观点相比又有所不同，他们对斯托雷平改革在俄罗斯现代化发展史上的贡献与作用整体上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比如，波日盖罗指出，尽管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有诸多实用价值与合理性，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俄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斯托雷平以“共同利益”、和平解决社会矛盾为基础的改革思想的时机还远未成熟。卡贝托夫也指出，俄国政权在“心理上”完全没有做好走向现代化的准备，这使得改革力量的高度团结这一实现改革的必备条件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形成，最终导致了斯托雷平的孤立无援，改革的失败。[39]久卡夫金在新近出版的论著中主要从土地改革方面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的进步性，他利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以改革对农民生活的实际影响为主要视角，力图说明斯托雷平的改革只是被世界大战中止而没能完成。[40]
由于俄罗斯史学理论发展走向多样化，对斯托雷平改革最终失败原因的阐释也出现了更多的差别，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审视这场改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苏联时期的研究相比，俄罗斯学界近来的论述比较偏重可能导致改革失败的个人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革命是罕见的，而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因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两线作战”，“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同时“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41]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因素对于一场改革成败的影响也可以是至关重要乃至是决定性的。然而无论是“斯托雷平之死”说、“改革必然失败”说，还是“社会条件不成熟”说等，这些争议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值得学者们去进一步研究、讨论。
四、斯托雷平改革的思想遗产
俄罗斯史学界对于斯托雷平现代化改革思想遗产的态度，不仅体现着俄罗斯史学界对本国发展需求的一种思考，而且反映出俄罗斯对自身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认可度和反思度，因而成为我们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俄罗斯史学界曾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基本上将斯托雷平的改革视作反面教材，第二种则主要强调斯托雷平改革思想遗产的正面意义，而第三种态度认为斯托雷平改革思想的遗产具有正负两面性。苏联时期一些学者主要持第一种态度。比如，阿弗列赫认为，对斯托雷平改革进行研究的价值在于不重复其历史错误。他在研究中以斯托雷平的失误警示苏联60年代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指出苏联领导人犯了斯托雷平曾犯下的错误，即力图在民主政治之外或者说不民主的状况下实现改革。[42]也有一些苏联学者提出斯托雷平并非其改革思想的原创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斯托雷平对这场改革的思想贡献。对此俄罗斯学者费多罗夫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没有斯托雷平钢铁般的意志全力支持并付诸实施，这场改革不会存在，而且斯托雷平也并没有简单挪用其他人的思想理念。[43]费多罗夫认为，斯托雷平为了实现“强大的俄罗斯”的目标，鞠躬尽瘁，尽管被行刺多次，也没有放弃对改革的坚持。因此，他非常强调斯托雷平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当代的重要性，提出斯托雷平无私为国家奉献的精神是现代人的好榜样，斯托雷平已成为有志改变俄罗斯为繁荣、强大国家之士的楷模，并指出俄罗斯今天也非常需要斯托雷平这样的人。费多罗夫相信，斯托雷平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俄罗斯所必需的，俄罗斯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44]费多罗夫显然对斯托雷平的思想遗产持第二种态度。
更多地指出斯托雷平改革思想遗产的正面意义在苏联解体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西多罗夫宁在他所主编的一部斯托雷平传记中谈到，斯托雷平的治国智慧和政治远见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肯定，包括德意志最后一位皇帝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在与斯托雷平谈话后讲道：“如果我有这样一位总理，德意志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西多罗夫宁认为，斯托雷平的思想至今仍未丧失其现实意义。
他的思想、世界观和国家思想原则超出了基于俄罗斯现代化的成果。[45]斯托雷平遗产研究基金会主编的《斯托雷平：改革计划，文件和资料》的导言中提出，在俄国危机重重的时刻，斯托雷平及其团队改革经验的积累过程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思想实验，其中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社会结构思想元素。[46]
波日盖罗对斯托雷平的思想遗产评价也比较高。他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具有综合性，实现了同步效应，同时具有稳步性，避免了“跳跃”和“反弹”，减少了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可能。因此，斯托雷平的改革至少在概念层面将改革的思想性、计划性和技术性有机结合为一个可实现的整体，这一具有系统性的构思和内容丰富的解决方案作为历史经验在现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47]首先，斯托雷平确立了拟订体制改革计划的专业技术性，反对不加分析地复制欧洲的或是本国的改革经验，批判地研究既有工作、传统以及革新，坚持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其次，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在斯托雷平改革的时代，较好的现代化发展节奏令自由个体创造性的发展获得了相当广阔的空间，社会首次认识到了政府的运作模式，了解了政府现实的和未来的任务及使命。斯托雷平的公开性工作经验表明，政府应当公开阐明自己的行动计划，并强调这些计划将带来哪些具体成果。同时，斯托雷平改革的目标不仅是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而且是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斯托雷平也从中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一致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斯托雷平认为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核心力量——俄罗斯民族应当发挥主导作用。而解决不同民族和信仰之间矛盾的方法，斯托雷平认为只能是法律上赋予所有民族平等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实行民族自由和信仰自由，普及地方自治制度，逐步下放权力。遗憾的是，斯托雷平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支持。如果前者坚持自治和地方分权，那么后者就宣称民族自决之道乃至走向分离主义。再次，斯托雷平提出的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标为文明地解决俄国社会各方面矛盾，融合分裂的社会，避免走向“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恶性循环提供了一种可行性道路，然而这一理智的号召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已走向分裂的俄国社会的积极响应。总之，波日盖罗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它提示俄国社会民族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应当是法律和法制秩序、个性解放、共同利益和不可分割的国家、强有力的掌权者、财产私有化和自由劳动、爱国主义和大国外交的权威性。现代改革者要清晰地确定、不变地坚持最终目标，以便充分动员社会内部资源，依照既定目标令社会逐渐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完全清晰的前进目标将有助于有效解决一系列任务。[48]
沙俄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人伊兹戈耶夫很早就肯定了斯托雷平思想遗产的正面意义。他对斯托雷平的改革提出了许多批评，比如未能一直坚持实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等等，但仍认为除去斯托雷平所犯的错误，其贡献还是值得认同和肯定的，这些错误也可以为其继承者提供教训。[49]因此，伊兹戈耶夫实际上认为斯托雷平改革的思想遗产具有正负两面性，而这种两面性也为后来的美国学者阿瑟所强调。阿瑟指出，在改革过程中，斯托雷平强迫性地矫正俄国的旧有制度，虽然改革的既定目标是进步的、全新的，可仍旧用老的办法、专制的手段推行，给改革的未来蒙上了阴影。由此阿瑟认为，俄罗斯今后的改革者所要做的，不仅是重塑国家，还应当重塑改革本身。[50]
俄罗斯史学界对斯托雷平改革思想遗产的态度所经历的变化，反映出苏、俄学者对国家改革现实诉求的变化，折射出苏、俄不同时代国家所面临的一些发展问题。现今俄罗斯学人对斯托雷平改革思想遗产的逐渐认同，则反映着俄罗斯对自身传统、历史资源的日益珍视，对俄罗斯现行逐步改革的鼓励和支持。但斯托雷平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教训与其思想的正面价值同样重要，甚至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需要当代俄罗斯学人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真正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
斯托雷平改革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与此相关，层出不穷的种种评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体现着俄罗斯史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以及这一事件对于俄罗斯史学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曾经提出，农业史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初俄国的土地问题“属于苏联和外国史学中最现实的问题之一”[51]，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20世纪初斯托雷平进行了土地改革。21世纪以来俄罗斯研究者利用新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进一步挖掘资料，从更丰富的视角、更宽广的领域考察斯托雷平改革中的问题，使我们对这一改革的历史进程有了更趋完整的认识。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俄罗斯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全新环境下，俄罗斯学人对斯托雷平及其改革问题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不仅应体现新环境下的社会心态与学术动向，而且应为俄罗斯现实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因此，无论从史学角度还是从现实意义出发，关于斯托雷平问题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深入下去。
[本文作者吴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后。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张晓华)
注释：
[1]戈里亚奇金:《俄国第一位法西斯主义者斯托雷平》(Ф·Т·Горячкин,ПервыйрусскийфашистПетрАркадьевичСтолыпин),哈尔滨: 1928年版,第3—4页。
[2]津科夫斯基:《关于斯托雷平的真相》(А·В·Зенковский,ПравдаоСтолыпине),纽约: 1956年版。
[3]在阿弗列赫几乎所有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中都体现出上述观点,如1966年出版的《君主制度与“六三政体”》(Царизмитретьеиюньскаясистема)、1968年出版的《斯托雷平与第三届杜马》(СтолыпиниТретьяДума)、1991年出版的《斯托雷平与俄国改革的命运》(П·А·СтолыпинисудьбыреформвРоссии)等。其中1991年出版的《斯托雷平与俄国改革的命运》(完成于1988年10月,不久阿弗列赫便去世)可以说是阿弗列赫对其一生有关斯托雷平改革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总结,我们将主要以此书为据。
[4]伊兹戈耶夫:《斯托雷平,生活与活动概要》(А·С·Изгоев,П·А·Столыпин,Очеркжизниидеятельности),聂克拉索夫书局1912年版,第92、128—129页。
[5]米留科夫:《回忆录(1859—1917)》[П·Н·Милюко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1859 -1917 )]第1卷,莫斯科: 1990年版,第415页;第11卷,第71页。
[6]亚伯拉罕·阿瑟:《斯托雷平:寻求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稳定》(Abraham Ascher,P·A·Stolypin: The Search forStability in LateImperialRussi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395页。
[7]亚伯拉罕·阿瑟:《斯托雷平:寻求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稳定》,第11页。
[8]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洛克洛斯特斯的床,身高大于床的长度的人被他砍足,小于床的长度的人被他拉长而死。
[9]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Б·Г·Федоров,ПетрСтолыпин: "ЯверювРоссию")第2卷,边缘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60页。
[10]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1卷,第7、12页。
[11]卡贝托夫:《斯托雷平:沙俄帝国最后的一位改革家》(П·С·Кабытов,П·А·Столыпин:последнийреформатор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萨马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12]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П·А·Пожигайло,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программа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России(1906 -1911 )],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3]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第233页。
[14]阿弗列赫:《斯托雷平与俄国改革的命运》(А·Я·Аврех,П·А·СтолыпинисудьбыреформвРоссии),政治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61页。
[15]阿弗列赫:《斯托雷平与俄国改革的命运》,第262—263页。
[16]波克罗夫斯基:《精粹俄国史纲》(М·Н·Покровский,Русскаяисториявсамомсжатомочерке)第3卷,莫斯科: 1931年版,第328—355页。
[17]西多罗夫宁编:《斯托雷平,生与死》(Г·П·Сидоровнин,Столыпин,ЖизньиСмерть),“同胞”出版社1997年版,编者第5页。
[18]卡贝托夫:《斯托雷平:沙俄帝国最后的一位改革家》,第205页。
[19]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2卷,第157—158页。
[20]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2卷,第154页。
[21]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第232—237页。
[22]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第96页。
[23]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第227—237页。
[24]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1卷,第465页。
[25]《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版),第330页。
[26]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27]康罗伊:《彼得·阿尔卡奇耶维奇·斯托雷平》(M·Sch·Conroy,PeterArkad’Evich Stolypin) ,博尔德: 1976年版;德国学者哈根:《俄国1904—1914年的政治社会化进程》(M·Hagen,Die entfaltungpolitischen offentlichkeit inRussland,1904 -1914),威斯巴登: 1982年版等。
[28]佳金:《斯托雷平与贵族(地方改革的失败)》[B·C·Дякин,“Столыпинидворянство(провалместнойреформы)”],《十月革命前期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与俄国对内政策》(Проблемы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ивнутреннейполитикиРоссии·Дооктябрьскийпериод),列宁格勒: 1972年版,第231—274页;佳金:《俄国专制制度的危机(1895—1917)》(B·C·Дякин,Кризис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вРоссии1895 -1917),列宁格勒: 1984年版。
[29]科瓦利琴科:《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神话与现实)》[И·Д·Ковальченко,“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аграрнаяреформа(мифиреальность)”],《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СССР)1991年第2期,第52—72页;波克罗夫斯基:《精粹俄国史纲》第3卷,第328—355页。
[30]阿弗列赫:《斯托雷平与俄国改革的命运》,编者第6页,第262—264页。
[31]雅尼:《1861—1930年俄国推动土地改革的进程》(G·Yaney,The Urge toMobilizeAgrarianReform toRussia,1861 -1930),乌尔班纳:伊利诺斯州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沃尔德伦:《俄罗斯帝国的尽头1855—1917》(PeterWaldron,The end ofImperialRussia,1855 -1917),纽约: 1997年版。
[32]《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版),第45页。
[33]亚伯拉罕·阿瑟:《斯托雷平:寻求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稳定》,第397—399页。
[34]博罗金:《以俄罗斯之名的改革》(А·П·Бородин,РеформывоимяРоссии),“谓彻2000”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35]西多罗夫宁:《斯托雷平:为祖国而生》(Г·П·Сидоровнин,П·А·Столыпин:ЖизньзаОтечество),“斯托雷平”文化中心2002年版,第520页。
[36]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2卷,第42—43页。
[37]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主译:《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版,第387页。
[38]亚伯拉罕·阿瑟:《斯托雷平:寻求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稳定》,第392页。
[39]卡贝托夫:《斯托雷平:沙俄帝国最后的一位改革家》,第196页。
[40]久卡夫金:《大俄农民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В·Г·Тюкавкин,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и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аграрнаярефарма),“史学思想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293—302页。
[4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6—317页。
[42]阿弗列赫:《斯托雷平与俄国改革的命运》,第265页。
[43]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1卷,第343—364页。
[44]费多罗夫:《斯托雷平:“我相信俄罗斯”》第2卷,第158、161页。
[45]西多罗夫宁编:《斯托雷平,生与死》,编者的话第6页。
[46]《斯托雷平:改革计划,文件和资料》(П·А·Столыпин:Программареформ: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21页。
[47]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第227页。
[48]波日盖罗:《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俄国革新计划》,第231—232、234—235、237—238页。
[49]伊兹戈耶夫:《斯托雷平,生活与活动概要》,第133页。
[50]亚伯拉罕·阿瑟:《斯托雷平:寻求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稳定》,第399页。
[51]科瓦利琴科:《俄国农业发展和革命进程》(И·Д·Ковальченко,АграрноеразвитиеРоссиии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процесс),《改革还是革命? 1861—1917年的俄国:历史学家国际讨论会材料(1990年6月4—7日)》[Реформыилиреволюция?Россия1861 -1917:Материалымеждунар·коллоквиумаисториков(4 -7июня1990г·)],圣彼得堡: 1992年版,第2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