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11月，乌克兰社会围绕是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此次危机反映出乌克兰存在的国家发展道路矛盾，也是大国矛盾激化的表现。俄罗斯与西方在冷战后形成的对话与合作关系逐渐破裂，双方在意识形态、经济一体化、地缘安全等方面的分歧日益明显。美国和欧盟以“软实力”手段在乌克兰推销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则以能源、贷款和市场等硬实力进行回击。大国的介入使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流血冲突、族群矛盾和政权更迭。化解危机不仅需要各方对宪政制度的尊重，更依赖于大国关系的缓和。 

　　【关键词】乌克兰;大国关系;欧洲一体化;发展道路;软实力;硬实力 

　　乌克兰位于俄欧之间的缓冲地带，地缘战略意义非常重要，一直都是俄罗斯和西方争取的对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周边大国更有趁人之危而捷足先得的企图。2013年11月，在乌克兰爆发的政治危机源于是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这是乌克兰国家发展道路的分歧爆发，也是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之争。欧洲一体化对于乌克兰来说，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选择，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对于俄罗斯和欧盟而言，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同样意味着，未来乌克兰属于哪个国际政治体系的选择。欧盟和俄罗斯在危机爆发以后，纷纷指责对方在干涉乌克兰内政，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甚至是一种外交讹诈。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谴责西方国家面对乌克兰政治危机丧失“现实判断力”，试图以恐吓手段切断乌俄两国关系，而欧洲的反应“接近歇斯底里”。[①]德国总理默克尔则罕见强硬地说，乌克兰有权自己决定同欧盟的关系，第三方无权干预。[②]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一场政治危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则是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进行的一次地缘政治争夺，是双方“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一次激烈对决。 

　　一、由融入欧洲一体化引发的政治危机 

　　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把融入欧洲一体化作为其外交的主要目标。2012年，乌克兰与欧盟完成了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的谈判，这是乌克兰与欧盟关系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就在双方即将正式签署协定前，亚努科维奇突然宣布暂停签署协议，此举引发乌克兰数以万计亲欧盟民众的不满，爆发了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与国会大厦，与警察发生了的激烈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乌克兰现有版图的历史不足70年，如今的乌克兰西部领土在苏联成立前仍被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占据，由于长期不在沙俄的版图里，居民大多信仰天主教和本土东正教为主，原生态的乌克兰文化在这个地区得以保留。东部地区则是另一种情况，它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当地居民主要信奉莫斯科的东正教，在宗教、文化、经济上更加“俄罗斯化”。东西部在经济领域也略有差异，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这些经济领域在独立以后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不多，东部地区曾是苏联时期重要的重工业区，也是独立的乌克兰经济的重要支柱，该地区拥有的机械制造、冶金、国防军工等行业在产业合作和产品市场上仍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多的合作。乌克兰独立以后，一直存在着“乌克兰向何处去”的争论，也就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上，在乌克兰社会存在着以第聂伯河为界划分出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东部地区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支持继续留在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经济圈，西部地区则从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出发，倾向于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东西对立的道路选择成为威胁国家稳定和完整的重大考验。 

　　正是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考虑，各派政治力量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认同矛盾。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对于区域内国家是否采取经济合作的行动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合作的程度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③]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当今一种新的跨国现象，可能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体现得尤为明显。认同构建的一般逻辑应该是：个人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只有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统一稳定的国家认同，通过统一的国家认同来确定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确定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而形成国家在地区认同和利益确认。国家内部的认同分歧直接影响外部的地区认同形成，进而影响该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些已经形成清晰的国家认同的国家，他们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较少引发国内政治纷争。例如，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在加入欧盟过程中几乎没有引发国内政治问题。另外一些国家尚处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之中，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前，无法形成清晰的地区集体认同，也就不可能回答“我们属于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乌克兰表现的尤为明显，欧洲文明、斯拉夫文明处于胶着竞争的态势。在社会没有达成清晰明确的共识之前，在任何一体化政策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一方面，生在东部或西部的乌克兰人基于不同语言、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印象，形成了差异化地域化明显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次危机中不仅存在着以地域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差异，还显现出“新乌克兰人”与“苏联人”之间的政治认同差异。在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乌克兰人逐渐成为社会中不容忽视的政治群体，这些新生代乌克兰对于本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有着更加独立的认识。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教育部门在历史教育上更多地强调了乌克兰民族历史教育，以乌克兰的视角来还原了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在乌克兰的历史。新教科书中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抗沙皇统治、二战期间的“乌克兰独立军”反抗苏联统治，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等历史做了翔实的介绍，这让新生代乌克兰人对于俄罗斯的认识心存警惕。另外，乌克兰在独立后进行的政治西方化和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新生代乌克兰人对于斯拉夫文化和西方文明，特别是在民主、自由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着不同于父辈的认识。 

　　基于不同历史认识和价值观，乌克兰社会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分歧日趋明显。围绕是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展开的政治分歧也是国家认同分裂的缩影，是独立后的乌克兰社会出现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裂痕。亲西方政党和支持者通过发起街头示威来对抗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暂停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决定，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分歧是导致政治危机的导火索和直接诱因，外部大国的干涉则是导致政治危机升级为国家危机的主要原因。 

　　二、俄与西方关系调整对乌克兰的影响 

　　乌克兰国内的政治纷争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或者是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或者导致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特殊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乌克兰发生的任何危机都有可能改变大国力量的对比，甚至会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发展，这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在乌克兰独立后的短短二十余年间展开的第二次激烈争夺。为了扶持的乌克兰独立和国家稳定，欧盟曾给予了乌克兰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④]在第一次争夺的“橙色革命”中，西方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而后俄罗斯重新夺回主动权。乔治·布什的执政时期，欧盟和美国曾一起在原苏联国家发动了多起“颜色革命”。但是，“颜色革命”后上台的民主斗士并没有完成民主化任务，腐败和内斗丑闻却让这些革命斗士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些努力的失败并没有阻挡美国和欧盟继续在原苏联国家扩大影响的脚步。2013年年末，在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中，俄罗斯在关键时刻不惜重金，促使亚努科维奇暂停了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并引发激烈的乌克兰政治危机。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俄罗斯都积极参与到政治危机之中，不断有欧盟领导人、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波兰和立陶宛领导人造访基辅独立广场，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示威群众鼓舞士气，向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美国军方领导人甚至向乌克兰军方和内务部部长打电话，要求军方和警察部队不要镇压和干涉广场的暴力示威。大国关系在乌克兰的激烈博弈推动了政治危机几何级的升级，并最终对乌克兰社会造成难以弥合的巨大伤害。因此，研究乌克兰政治危机必须要考察背后的大国关系因素。 

　　1、失败的美俄关系“重启”。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后提出了“重启”美俄关系，此举旨在缓解美俄之间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形成紧张对峙的局面。美国采取了重开军控谈判、暂缓北约东扩、调整反导计划等三项举措，俄罗斯也“投桃报李”，在阿富汗战事上为北约运输物资提供一定的便利，在制裁伊朗问题上做出配合，在战略武器与反导关系上达成妥协。然而，双方关系短暂的缓和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固有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全球利益分歧并未得到解决，美俄关系“重启”进程实质性进展不大。 

　　造成俄美关系重启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调和的矛盾。进入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批评俄罗斯的杜马选举存在“大量舞弊”。她表示，”正如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的那样，俄罗斯的议会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⑤]。2012年5月，在普京第三次重返克林姆林宫之后，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2012年1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人权捆绑法案《马格尼茨基法案》[⑥]。俄罗斯作为回应，普京总统在2012年12月签署了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这项法案除禁止美国夫妇收养俄罗斯儿童外，还规定接受美国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禁止从事政治活动，这一项规定实质是对美国资助俄罗斯反对派活动组织的禁令。2013年8月，俄罗斯向美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了政治庇护，使重启的美俄关系最终失败。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双边关系正遭遇艰难的时期，目前的状况没有达到预期的重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重启，以便双边关系迈入新阶段”。[⑦] 

　　2、俄罗斯重启独联体一体化攻引起西方的强烈不安。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曾奉行一边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希望借此来换取西方社会的经济援助。但是，欧盟和北约启动的双东扩进程很快打破了这种幻想，此举严重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空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欧盟无暇顾及原苏联地区，这为俄罗斯重新启动独联体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美俄关系的“重启”之初，美国暂缓了北约东扩的步伐。俄罗斯利用原苏联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经济困难，加快了重新整合独联体的经济一体化。2009年11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正式成立俄白哈关税同盟。自2010年1月1日起，三国对外实行统一的进口税率；2010年7月1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率先取消了关境；2011年7月1日，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取消了关境。俄罗斯主导的“俄白哈关税联盟”在2011年正式运转起来，此举引起美国和欧盟的焦虑。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警告说，俄罗斯正借助经济一体化的方案重建新版苏联。这位美国国务卿在都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举措旨在让该地区重新苏维埃化。”“但我们不会被骗，我们清楚他们的目标，也正努力找出延缓或阻碍其实现的有效方法。”希拉里说，在有关方面努力寻求地区霸权的同时，支持莫斯科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政权展开了新的镇压行动。^[⑧] 

　　三、围绕乌克兰的大国竞争——软实力[⑨]与硬实力的对决 

　　美国和北约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后发现，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核心区采取硬实力扩张会遭致俄罗斯的强硬回击，美国和北约于是悄悄退出军事竞争的前沿，转而采取由欧盟主导的以“软实力”外交为主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试图通过其在意识形态、文化和外交优势来继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空间，而俄罗斯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称，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是迫使东方伙伴国进行人为的站队选择:”你是同欧盟站在一边呢，还是同俄罗斯站在一边?。”^[⑩]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在布鲁塞尔公开表达了，俄罗斯对欧盟即将出台的东方伙伴关系的担忧和愤怒。他说：欧洲的邻国政策、东方伙伴关系和欧盟许多其他计划都是在没有俄罗斯，或这些计划所包括的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东方伙伴关系是欧盟试图划定新的“势力范围”。同日，拉夫罗夫在卢森堡参加欧俄常设伙伴关系理事会会议时表示：“我们听到来自布鲁塞尔的声明，说这不是试图建立新的势力范围，它不是针对俄罗斯的进程。我们想相信这种保证，但我不否认，欧盟该倡议的某些评论使我们担忧。”[11]俄罗斯为此被迫则以能源和经济手段来阻击对手，这反映出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及未来的演变趋势。 

　　1、欧盟的“软实力”外交——东方伙伴关系计划 

　　为了回应俄罗斯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格战争”在地缘政治给西方带来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迅速调整了在原苏联空间的争夺战略。2008年的“俄格战争”让美国和北约认识到，以军事手段支持原苏联国家解决内部领土和民族矛盾的做法十分危险，只能引发俄罗斯以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反击。美国为首的北约却没有直接军事干预的法律基础，以及与俄罗斯进行“核大战”的决心。俄罗斯也认为，俄格战争阻止了北约向原苏联国家扩大的步伐。[12]于是，西方开始调整在原苏联地区的渗透策略，美国淡出地缘政治争夺的前台，欧盟在原苏联地区推出了“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利用欧洲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等“软实力”，推动把包括乌克兰在内的6个原苏联国家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 欧盟与俄罗斯关系问题研究专家指出，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是在俄格武装冲突后形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方式诱使前苏联国家向西方靠拢，远离俄罗斯。[13]正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紧张才促使欧盟加速推进“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也正是关税联盟的运作才刺激欧盟加快与乌克兰的一体化谈判。外部大国关系的紧张是导致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议题被严重政治化。 

　　2009年，欧盟宣布启动“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将原苏联的6个国家纳入其政治经济一体化目标，分别与这些国家展开了政治对话机制和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民主化问题作为一体化的政治基础，在2010年11月举行的欧盟乌克兰峰会上，欧盟与乌克兰签署了《关于乌克兰参与欧盟合作伙伴协议基本行动原则的备忘录》，乌克兰因此获得了参与欧盟计划的观察员资格。^[14]2011年8月，由于前总理季莫申科的被捕入狱，乌克兰签署协定的前景变得不确定，特别是在季莫申科被判有罪入狱7年之后，欧盟一度中止了与乌克兰政府的一体化谈判。2011年7月，俄罗斯主导的俄白哈关税联盟的正式运作严重刺激了欧盟，迫使它放弃在民主政治上的强硬态度，选择了一边草签协议，一边推动政治解决季莫申科案件。2012年3月，欧盟首先与乌克兰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其中包括与欧盟的自贸区协议。2012年6月，欧盟派出由欧洲议会前议长考克斯和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组成的调解团介入乌克兰的季莫申科案件、选举法和司法改革。2012年7月，乌克兰与欧盟达成了关于实现签证便利化的补充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承认，欧盟希望对前苏联国家施加影响，但只是价值观的影响，主要是民主、人权和媒体自由，“伙伴关系”的表述就是这种“温和力量”的良好体现。[15]联系国协定主要侧重与欧洲价值观和文化的输出，也就是发挥欧洲软实力。协议包括四方面内容：政治对话与外交和安全政策；公正、自由与安全；经济合作以及签署“深度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前三项着眼于输出价值观，唯有第四项还有点实际利益，但也是附加大量的政治和技术条件，需要按照欧盟要求修改与贸易有关的所有法规。时任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曾表示：“在联系国协议条款框架下仅依照欧盟标准修改技术法规一项工作，就会在未来十年内花费乌克兰1650亿欧元。”[16] 

　　欧盟希望通过联系国地位协定向乌克兰输出民主价值观，通过自贸区协议旨在与欧盟经济一体化，彻底地让乌克兰实现“脱亚入欧”。首先，该计划希望实现乌克兰在政治制度上与欧盟的同质化。欧盟要求乌克兰按照欧洲标准完善选举制度，保证司法和媒体独立性，并将释放前总理季莫申科作为签署联系国地位协定的政治前提。欧盟在与乌克兰一体化方案中附加了大量的政治条件，却不愿意提供乌克兰克服经济危机急需的资金援助，更像是一种远景的描画。其次，该计划是排他性的一体化。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将发展与欧盟关系作为外交重点，但由于在经济和能源等方面与俄罗斯存在的紧密关系，乌克兰希望在推进与欧盟一体化的同时，也与俄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欧盟明确拒绝了乌克兰的多边共赢想法。再者，协定赋予了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内政的权利。早在2004年爆发的“橙色革命”之际，西方领导人和政治家就形成了直接介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的惯例，他们就已经成为基辅独立广场上示威活动现场的常客。在乌克兰的2014年政治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和美国公开支持反对党的抗议活动，直接向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施加外交压力。在这次政治危机中，西方国家政客更是不愿错过这个表演的机会。美国助理国务卿努兰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美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墨菲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先后轮番造访乌克兰，不仅向乌克兰政府直接施压，而且还亲临示威的基辅独立广场发表演讲，支持乌克兰与欧盟的一体化政策。 

　　2、俄罗斯的“硬实力”外交——能源、市场和贷款 

　　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虽然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政治民主化”招牌存疑，但明确表示并不打算阻挠。由于奥巴马在对待重启美俄关系问题上采取的“选择性合作”，对于俄罗斯关心的欧洲反导、东扩和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美国依然拒绝了俄罗斯中止欧洲反导系统的建议。更让普京总统认识到，双方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能停下来。乌克兰如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将意味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大国地位将岌岌可危，俄罗斯只有发挥“硬实力”应对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新挑战。 

　　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跳出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漩涡，实行实用主义的多元外交政策。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6月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乌对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采取务实态度保护国家利益。乌克兰将恪守不结盟立场，同时积极参与欧洲和跨大西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建设。他强调，乌克兰将继续发展与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推进与欧盟在联系国地位、互免签证和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面的合作。[17] 

　　俄罗斯则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乌克兰重新加入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特别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普京曾多次公开呼吁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承诺给予乌克兰天然气价格的俄国内价，乌克兰因此每年可直接获得65亿至9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但是，亚努科维奇始终不愿意在关税联盟问题上不为所动，继续推动与欧盟的一体化谈判。于是，普京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面对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无动于衷，普京首先挥起经济制裁的大棒。进入2013年，有关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传闻不断刺激俄罗斯的神经，特别是欧盟与乌克兰自贸区引发俄罗斯极度的反感。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多次指出，如果乌克兰与签署自贸区协议，俄罗斯将取消乌克兰的独联体自贸区成员国资格。[18]2013年7月，俄罗斯以质量安全为理由完全禁止进口乌克兰点心和巧克力产品。同年8月14日开始，俄海关更是对加强了从乌克兰进口货物过境管控措施，将乌克兰企业视为重点监控对象，列入俄海关风险管理系统，对乌入关货物进行全面检查。俄海关采取的新管控措施直接导致乌对俄出口瘫痪，大量出口产品在边境滞留几周甚至几个月。据乌方估算，俄海关的限制可能导致乌方多达25亿美元的损失。[19]在2013年前8个月的两国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20%。其次，普京还不忘提高吸引乌克兰的经济价码。众所周知，进入2013年以来，乌克兰经济继续低迷，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到2013年9月份其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仅为18亿美元。2013年10月，世界银行在将乌克兰2013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从早前的3.5%降为零，穆迪和标普两大评级机构纷纷将乌克兰主权信用评级调为B-，前景为负面。由于当时的阿扎罗度政府不愿提高民用天然气价格和放开本币格里夫纳的汇率，乌克兰与IMF谈判的贷款谈判一直没有结果。在乌克兰与欧盟在联系国谈判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普京打出了能源和贷款两张王牌，于是亚努科维奇的态度发生惊人的逆转，暂停了欧洲一体化的决定。俄罗斯则拿出150亿美元来购买乌克兰发行的政府债券，同时还将对乌克兰出口的天然气价格从每千立方米约400美元降至268.5美元。仅天然气降价一项，乌克兰每年可节省30～40亿美元。普京强调，这笔巨额借款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他还半开玩笑说：”我想安慰所有人，今天我们完全没有讨论乌克兰加入欧亚关税同盟的问题。”[20]正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的“硬实力”，才一度把乌克兰留在欧洲一体化大门之外。 

　　四、结  论 

　　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并没有按照地缘政治博弈的常规版本演化，而是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2014年2月，在分歧各方签署了国内政治和解协议之后，基辅发生了亚努科维奇的出走和政府的更迭。随之发生的是，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 

　　1、大国关系是影响乌克兰外交走向的关键因素。 

　　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发展至今已经超越宪政民主制度的界线，已经形成骚乱和武装冲突，完全依赖于政府与东部武装组织之间对话消除危机的难度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和统一的行动。各种不同的反政府组织参杂在示威人群中，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组织已经成为骚乱的主角。在美国和欧盟的鼓励之下，反对党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总统方面做出由反对党领导人组阁，修宪和废除争议法案的建议之后，仍然没有达成妥协。只有依靠外部大国的妥协才有可能和平地化解危机。美国和欧盟是否能与俄罗斯达成妥协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关键。 

　　“有选择，无共识”已经成为困扰乌克兰发展多年的难题。在西方集团与俄罗斯的不断博弈之下，乌克兰注定要承受代价高昂的流血冲突和经济代价。特殊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乌克兰在短期内都难以摆脱选择的困境，如何从冲突和分裂的困境摆脱出来，不仅依赖于国内政治派别的妥协，更依赖于俄罗斯和西方大国关系的调整。 

　　2、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将会长期遇冷 

　　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折射出，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推销民主的念头，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重启”俄美关系，还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东移都不能改变西方主流社会的保守主义政治本性。西方社会并没有停止在原苏联国家推销民主价值观和蚕食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欧盟的“东方伙伴计划”其实就是“俄格战争”之后西方东扩的变种。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竞争是一个漫长过程，短时间内不会分出胜负。冷战结束后有关地理概念上的欧洲东部界线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布鲁塞尔对于欧洲东部边界的划定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自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新欧洲国家一直努力推动向东方拓展欧盟的影响范围，甚至希望能够完全填补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空间。独立的原苏联国家自然成为欧盟扩展影响力的直接目标，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欧俄关系的试金石。只要俄罗斯还作为西方世界中的“他者”存在，欧盟和美国就不会放弃争取原苏联国家融入“民主”体系的努力。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已经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乌克兰欧洲一体化危机使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讨厌情绪激化，西方国家不仅将俄罗斯开除“八国集团”，而且还基本上关闭了除了全球安全和反恐议题意外的所有对话。尽管中东的反恐议题上存在对话空间，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打算与俄罗斯建立所谓的联合反恐联盟，而是各自为战的打击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军事活动。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北约和俄罗斯在东欧地区和黑海地区进行了频繁的军事演习，双方紧张关系显示出，冷战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已经从意识形态、经济一体化和地缘政治，扩散到安全领域，双方互相视对方为最大的假想敌。 

　　3、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选择 

　　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外交实践都证明了，脱离现实追求发展道路的成本是巨大的。多年来民调数据都显示，乌克兰社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存在着普遍的共识。无论当时执政党的亚努科维奇，还是处于在野党地位的季莫申科都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二者的差别在于如何保持短期现实困难与长期发展模式之间的平衡。无论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还是在野地位的反对党不仅要考虑政党的利益，更需要对国家经济和领土安全承担大部分的政治责任。亚努科维奇选择进行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谈判本身就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只看到了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进行选边站队的经济机会，而忽略了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压力。尽管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立场不同，但各方都承认俄罗斯的经济举措有利于提振乌克兰经济。那些选择不计成本地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党虽然有其一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以外，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投机之嫌。由于他们当时处于在野党地位，不需要承担相关的执政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政党的一种极端竞争技巧，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决定反映出某些政治家和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不成熟。事实上证明，这些政党在危机后上台的也拿不出拯救经济危机、克服政治腐败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新政策，而是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支持。 

　　4、大国关系调整引发的乌克兰国内政治裂痕短期内难以弥合， 

　　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是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难题，根源在于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分歧。2014年4月，在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之后，在乌克兰东部还爆发了持续两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上百万的居民流离失所，超过15000人受伤，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000余人，[21]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政治危机的范畴，而是严重的族群矛盾和战争。在强大的安全压力之下，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支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政党因此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和武装组织。[22]可见，这种由于民族国家认同具有很强的历史粘性，因此乌克兰的道路选择分歧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 

　　围绕乌克兰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国家道路选择”矛盾在乌克兰造成了明显的东西部政治分裂，而且现在已经演化成为事实上的族群仇恨。如何和平地化解危机已经成为维持乌克兰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重要议题，目前单纯地依靠乌克兰国内政治力量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只有依靠外部大国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化解危机。虽然西方赢得了此轮地缘政治竞争的胜利，这个结果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支持乌克兰政府实现国内政治和解，消除武装冲突和经济复兴，那么欧盟的“软实力”优势必将被消耗殆尽。那么，乌克兰局势就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不排除冲突扩大和国家的完全分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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