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了大量的政府合作、政策对接和人文合作的内容，需要政治学研究者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认真的政治分析。基于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框架，笔者将有关研究划分为国家政权、政府决策和地缘政治三个层次，梳理了涉及政权安全、政府政策和政治危机等议题的研究逻辑，初步搭建起解决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出，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有关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情，在政府政策分析中采用制度分析法和功能结构主义方法，使用比较政治方法和国际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国际和地区因素。通过初步搭建起一个政治研究的框架，为今后的“一带一路”战略政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治学;研究逻辑;研究方法;

　　作  者：张弘，1972年生，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邮编100007 

　　自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各类科研机构与国外相关智库对此都展开了大规模研究。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其中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涉及到政治学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相关领域的政治学研究逻辑和方法分析，为实现“中国梦”与“地区梦”和“世界梦”的伟大对接提供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要进行政治风险研究？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大约65个国家，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约4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63%，覆盖面超过全球GDP30%。“一带一路”的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由于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其中一些国家深处大国博弈的热点地区，国内面临着领导人的更替、国家政治转型压力、民族宗教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企业走出去的无可回避的重大研究议题。因此，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研究已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各类研究机构和智库表现出对“一带一路”建设研究的巨大热情，发表的规划、建议和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但是，这些研究多数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大量成果仍然停留在对“一带一路 ”的战略性理解和解释，对我国处理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立场认识不够深入，对于对象国的国情及与我国关系梳理不够细致，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设途径往往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也正因如此，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共识多集中于目的、意义等方面的宏观研究，缺乏对基础性和专业性研究的准备。 

　　二、“一带一路”视角下的政治风险研究逻辑 

　　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是制度与人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现实中具体体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公共秩序与公民自由、集中效率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1]首先，“一带一路”领域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涉及对象国的政治情况。这里包括对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和政党与精英的研究。其次，还应包括对象国社会情况的研究。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除了与政府打交道外，更多地会与当地社会发生各种关系。这里涉及影响企业经营安全的民族关系、族群利益、社会分层、宗教文化和地方关系。再次，还要重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地缘政治环境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欧亚大陆，跨国合作必须依赖稳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不仅要处理好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是重视其他大国、其他国际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以及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 

　　只有理顺“一带一路”构想的研究逻辑，才能为后续的政治风险研究提供方法上和理论上的支撑。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发战略的新步骤，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就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 

　　1、政权安全研究：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战略最大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对外开发的新战略，也是中国外交发展的新阶段。促进中国产品和资本输出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环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单纯的经济合作战略，还包含着大量的非经济职能。打造稳定、繁荣和和平的周边环境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政治稳定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政治稳定的概念界定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是在一种社会状态下，一定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势力在一定政治体系中的相对平衡，使社会的政治生活可以有秩序地进行。[2]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必须重视对象国内部的非经济因素，政治风险研究是“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这里包括对象国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政治精英和政党，以及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宗教问题和社会分层问题。 

　　首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了解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65个国家里，存在着复杂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国家，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转型国家、君主立宪制和政教合一体制。即便在实行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各国的政治制度仍然存在较大区别，在中亚和白俄罗斯等国，总统不仅控制着国家的行政权，而且还拥有较大的立法权，被西方政治学家称为“威权主义国家”。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和部分海湾国家，君主在国内政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在政教合一的伊朗，宗教领袖与世俗政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部族政治在有些国家的政治中影响较大，特别是地区发展和基础设施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中国企业和资本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和智库提供理性和真实的对象国政治信息，政治制度研究是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性知识研究，对于制度上规避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政治秩序研究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规定内容。亨廷顿在其著作《变革中的社会秩序》中介绍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思想，提出了政治秩序论。他指出，秩序性是指一个国家中没有发生过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3]本文在讨论政治秩序概念时，更倾向于政治过程与政治状态的统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风险研究除了包括制度层面的研究外，还包括非制度层面的政治状态和政治规则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着很多政治不稳定国家，既定的政治制度不能内化政治家和政党的行为准则，经济政策、族群问题、宗教问题、公共福利政策都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国际经贸合作与投资也经常被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成为政治动员和选举中的工具。 

　　以中国在缅甸实施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为例，混乱的政治秩序正在成为阻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缅甸是陆地上联结东南亚与南亚、中东的必然通道，也是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缅甸自独立以来长期军政府领导之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2015年，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执政地位。但是，长期困扰缅甸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严重的政治秩序问题仍然是影响缅甸对外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分离运动也是缅甸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在缅甸北部地区争取民族自治的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长期处于武装冲突的状态，大量流亡在外的罗兴亚人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公民权利。这种由于族群矛盾、政党斗争和政治轮换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是长期困扰缅甸对外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面对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很多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迫搁浅，特别是在政权轮替之后处于瘫痪状态。分裂的地区利益和族群矛盾令新政府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步履蹒跚，政治矛盾和族群冲突正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新上台的昂山素季同样面临着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由于缅甸政局近年来发生剧变，此前军政府签署的不少商业协议遭到冲击，令缅甸投资环境与政策的确定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11年9月，缅甸政府以环保为由突然叫停中国投资30多亿美元建设的中缅合资密松水电站；2012年1月，缅甸政府再次以环保为由，叫停了泰国意泰公司计划在土瓦修建的一座大型火电站；2012年11月，缅甸发生针对中国公司在实皆省蒙育瓦投资的莱比塘铜矿的大规模抗议，抗议者以环境污染、补偿不公为由要求关闭该项目。[4] 

　　冷战后的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全球化的阶段，资本流动速度更加快捷，经济融合程度进一步加强。但是，全球化时代始终不能跨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束缚，需要处理好经济合作与国家利益关系。经济全球化与国内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企业海外投资经常遇到的问题，如何维持企业利益与对象国利益平衡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不得不思考的政治议题，这也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各民族国家总是以维护和加强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繁荣的目标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冲动和鼓励了民族主义情绪，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方面展开争夺进而发生冲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和对待全球化进程。 

　　再次，政党与精英研究：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人为因素。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党和政治精英是政治活动的行为主体，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同时也具有操作层面的灵活性。 

　　首脑外交在世界外交史上占居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国家领导人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最终决策人，首脑的直接交往不仅可避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而且还可通过建立个人友谊，一定程度上调和或者化解国家关系中的矛盾。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有助于更加清晰地阐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立场，从而减少误解和避免误判。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提生外交和政府决策的效率。首脑外交在处理重大国际危机或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时，更能突显其的高效性和政策弹性。[5] 

　　研究政党和精英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精英不仅是国家转型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在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精英具有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独特的影响力，特别是尚处在转型的原苏联国家里，总统制下的执政体系决定了领导人的政治好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传统的区域合作方式，而是多层次、多主体、多形式的新型合作平台，既需要高层互动，也需要基层交流。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中，领导人外交也是国家外交的一部分，也是领导人个人魅力和政治风格的交流。尽管影响国家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国际利益，但是领导人关系同样可在一带程度上发挥作用。 

　　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领导人集体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给予极大的重视，频繁领导人互访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打下了明显的首脑外交印记。在实现突破的地区和国家都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的身影。其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领导人的见面次数更为频繁，各方在双边和多边场合数次交流，这为增加国家间互信提供了积极的影响。梳理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在2015年一共到访14国，足迹遍布四大洲。另外，他还参加了多次峰会，如亚非领导人会议、金砖峰会、G20峰会等等。李克强总理在中亚、东欧和东南亚国家的访问中大力推介高铁、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促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12月15日，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请李克强总理吃了一顿“天价早餐”。据悉，在这场原本在计划之外的餐叙上，两位“经济学博士”围绕“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一份价值180亿美元的大单。这是一份意料之外的外交惊喜，此前频繁见诸报端的还是双方签署的协议总额达140亿美元的一系列经贸合作。[6]当然，达成经贸合作的主要动因是两国政府的利益契合，但是同样不能否认领导人在处理合作中发挥的个人因素。 

　　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日益成为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选民不仅通过选举政党来影响政府，还利用政党和议会渠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反过来，政党在参与选举和执政活动也在教育选民和影响社会舆论的发展。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政党外交本身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2016年6月，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出访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时强调，加强政党交流、分享中共党建经验是一项关键任务。一方面，政党交流可以促进中国共产党与中亚国家政党间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在中亚的推进。[7]与党际交往的优势在于，可以一方面抓高层，也就是引导政治精英，另一方面也是联系沿线国家社会的公共外交，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效方式之一，从而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政党交流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做人的工作”，使各政党和民众了解这项倡议可能给当地带来的具体好处，共同分享中国发展的国际红利。 

　　在斯里兰卡的经济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就曾经历过由于对象国政党轮换而导致项目暂停和搁浅现象。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交通要道，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重要结点国家。斯里兰卡港口局于2013 年提出了名为“展望2020 年——丝绸路上的卓越物流”的总计划，把原来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从集装箱中心成为全球物流中心。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加大了对斯里兰卡的投资。2015 年1，在斯里兰卡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原总统拉贾帕克萨意外落选，而反对派联合候选人西里塞纳成为新总统。反对党候选人西里塞纳在竞选期间通过对拉贾帕克萨的贪污腐败和民族歧视的批评，在这种选举宣传策略下， 中国不幸沦为国内党派竞争的工具，中国企业参与的众多项目因此遭受到猛烈的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投资的港口项目被新政府以“缺乏透明度”“重审环境评估”为由叫停。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政党和精英的研究，规避由于政党轮换和领导人更替所带来的政策风险。 

　　2、政府政策研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对接 

　　政府是国家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过程中首先就需要加强政府政策的研究。通过政府间的交流和沟通，才能为经济合作提供政策上和法律上的支持。“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而且也是与沿线国家共谋和平，共享发展的战略构想。因此，在政府层面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推动沿线国家政府在经济合作政策上的对接，规避一带一路战略与相关国家在经济和外交战略上的冲突。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战略已与一些沿线国家达成了政策对接，这里包括双边政治互信较为稳固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 

　　中国和俄罗斯对接发展战略，提出了加深合作的重点领域。自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俄罗斯方面曾经存在怀疑，甚至敌视。通过双方政府层面的沟通和学者层面的交流，中俄逐渐形成共识，共同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对接，以及俄罗斯主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下称“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双方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支持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对话机制，并将推动在双方专家学者参与下就开辟共同经济空间开展协作进行讨论。[8]中俄还在联合声明中提到，要实施大型投资合作项目，共同打造产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实施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以扩大并优化区域生产网络等。由此可见，以自贸区为代表的跨境经济合作区与产业园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主要平台。[9] 

　　白俄罗斯处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夹缝，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来说，是中国与欧洲大陆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节点。中国与白俄罗斯开展合作等于从陆地上打通了一条通向欧洲的大道，有助于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根据协议，白俄罗斯政府积极响应与中国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两国在贸易、金融、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等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合作，很快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具体的合作成果。早在2010年，中白两国高层就对在白俄罗斯境内合作建设中白工业园达成共识。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白俄罗斯充分利用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机，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枢纽，此举对提高白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具有重大意义。2015年5月，在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白俄罗斯期间，两国领导人确认了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支持白俄罗斯对中国建立一条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的支持。根据双方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白俄罗斯将作为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加强与中国在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10] 

　　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还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地方。如今“一带一路”已经获得哈萨克斯坦及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14年11月提出了“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希望打造连通欧亚的交通枢纽，拉动经济增长。中哈两国对于基础设施和经贸发展有着广泛的共识，两国领导人就“一带一路”倡议同哈方“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中哈两国合作势头强劲，正在实施一大批大型合作项目。过去3年来，两国签署了涵盖政治、经济和商业等多领域的协定，仅在金融领域的协议总额就达500亿美元。比如，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投产运营，哈方称之为“找到了东出太平洋最近的出口”。沙赫拉特-努雷舍夫大使透露，“哈萨克斯坦决定对所有交通工具启动现代化，计划到2020年启动总投资400亿美元的项目。目前哈中边界铁路及物流中心的建造，实现了超过4000万吨货物运输。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建立哈中铁路中间站。”[11]未来，中哈两国还将增加西安到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的航班，开启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的货运客车项目。两国政府已经建立起稳定的工作组机制，积极推进这些项目落实。 

　　蒙古国地处中俄两国之间的内陆国家，自身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交通走廊优势，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把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机遇，蒙古国在2014年提出了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草原之路”计划。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俄蒙三国元首首次会晤中指出，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的提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2014年11月，蒙古国出台“草原之路”倡议，发展与中俄连通的基础设施。目的是打通基础设施的五个通道，即连接中俄的铁路通道、连接亚欧的公路通道、出口中国的电力通道、经由蒙古国的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 2015年7月9日，三国元首在俄罗斯乌法再度会晤，商定了推动三方开展全面合作，并确定了三方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三国元首商定将经济合作作为三方合作的优先和重点领域，决定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俄方跨欧亚大通道建设、蒙方“草原之路”倡议进行紧密对接，推动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三国元首还批准了《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三国有关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创建便利条件促进中俄蒙三国贸易发展的合作框架协定》《关于中俄蒙边境口岸发展领域合作的框架协定》。在2016年6月举行的中俄蒙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中，三国元首见证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蒙古国海关与税务总局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关于特定商品海关监管结果互认的协定》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巴基斯坦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港、瓜达尔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基斯坦北部本来就是古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带，也是新提出来的丝路经济带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从中国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正好把“一带”和“一路”连接起来，是一个枢纽。2014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式启动，旨在推动中国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互联互通。 

　　应当承认，在政策相通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即便在已经形成战略对接的国家里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和各种外部干扰。另外一些国家则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传统安全、地缘政治等方面仍然心存顾虑，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持观望、质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这也为政策相通研究提供了新的任务。 

　　3、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研究：规避“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风险。  

　　政治危机和风险研究应该包括着两个层面的寓意，一个方面是对象国内部的严重政治危机和冲突现象，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地缘政治上的危机和冲突。“一带一路”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是“五通三同”。“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是统一体、缺一不可。“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沿线国家里，存在着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宗教矛盾和部族冲突。如何规避这些矛盾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必须面对的极端状态，预防和管控地缘政治矛盾直接影响着“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更不可能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首先，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进行经济合作，而且还需提供新的国际公共服务产品。一方面，中国积极搭建多边合作机制，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迅速强化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建设基金，以及中国—东盟对话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中国不仅保持与传统大国加强战略沟通，而且十分重视沿线国家的立场协调和沟通。通过积极参与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的国际论坛、展会，这里包括博鳌亚洲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欧亚经济论坛等平台。此外，中国还联合沿线国家、民间一起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共同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举办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以及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12]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沿线国家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又以沿线国家的和平发展更好地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正是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的共建原则最重要的内容是坚持开放合作，即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为此，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先后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新丝路基金等新型地区开发银行和基金，不仅给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融资，而且还有助于将逐渐摆脱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束缚，进一步促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创造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自主权和话语权。[13]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下的国家大战略，是推动“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有机衔接，是对中国价值观和的宣扬，推动21世纪人类进步和共同发展的新动力，它必将促进世界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版图的重绘。[14]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以及国际垄断资本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他们利用军事优势、全球金融优势和国际话语优势，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中赚钱超额利润和霸权利益。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是国内政治危机，也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的一次严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无视乌克兰作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族群认同矛盾，以及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两难选择。不负责任的政治干预直接导致了国内政治危机的失控，将国家政策矛盾升级为族群冲突，迫使乌克兰社会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抉择，制造了国家动荡和领土分裂。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的冒险反击政策也导致自身国家发展环境急剧恶化。在西方集团的制裁下，俄罗斯在外交处于严重鼓励，经济发展环境急转直下。由乌克兰危机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在安全上重启冷战对峙局面，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制裁与反制裁也严重削弱了欧盟与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势头，资本外逃和融资困难与全球金融危机相互叠加，让俄罗斯经济失去了复苏的动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秉承的是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推动沿路沿带互联互通，建设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一带一路”战略倡导的是各国政治上的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是各种经济体之间的互补、互利、互惠，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的全新战略思维，是终结冷战时期大国博弈“零和游戏”的希望所在。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新转型，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15]此举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有了方向性和原则性调整，意味着中国外交的主基调由此前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调整为“奋发有为”。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不仅加强了沿线国家的政治危机与冲突预防，而且逐渐思考对政治危机与冲突的管控和预防。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首次提出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16] 

　　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具体双边层面的意义：危机管控与建设性参与。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政治和解和管控，同时在周边地区搭建多边合作组织。自2012年的叙利亚危机之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韬光养晦外交进行反思日渐增多。^[17]2013年之后，随着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会议中提出，周边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18]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在埃博拉病毒防控、朝鲜、南海、东海、阿富汗、中东等问题上参与更加主动积极，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方案。 

　　应对政治危机和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到事前的危机管控，事中的立场坚持，以及危机事后管理。在叙利亚危机上，北京一改往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被动投弃权票的次要角色，变成“主动投反对票、派外交官调解冲突”的大国，不断强调叙利亚出现人道危机，不单是阿萨德政府的责任，也必然有反对派武装分子的责任。在2016年的朝核危机中，中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制裁朝鲜的议案。面对朝鲜“核试”“射星”引发的紧张局势，中国坚决反对半岛生战，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方面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中国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赞赏，充分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做好危机管控至关重要，观察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的发言，可以发现“危机管控”在外交活动中被频繁使用。在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期间，中越发联合声明：保持高层交往管控好海上分歧。^[19]在2014年举行的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中日双方学者一致认为，两国关系应管控危机 维持稳定。[20]在2016年6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要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双方要努力解决或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只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两国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21] 

　　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顺应了国内外对中国外交需求的变化。危机管控和冲突预防是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不合或缺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必然。尽管在许多地区和国家，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资源和空间还是十分有限，但是主动危机管控和参与国际秩序塑造的转型努力执政改变着中国外交，有助于提升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和影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政治学研究逻辑反应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政治安全研究代表着宏观层面的战略分析，政府政策研究则是中观侧面的对策研究，政治危机与传统研究代表着微观层面的形势分析。 

　　三、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的政治学研究方法选择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不断演化。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学研究划分存在着不同的视角，分类方法也各不相同。[22]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大致分为：历史分析方法、制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结构功能研究方法。[23]基于对“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逻辑分析，在相关议题上的研究方法自然日渐清晰。 

　　1、基于沿线国家具体国情数据的历史分析方法。探寻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性，在宏观上解释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自然等因素，在微观上把握领袖人物的生活轨迹，揭示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4]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岸国中。国家间关系经常会遭遇历史矛盾影响现实民族关系和睦的问题。领土与宗教的纷争成为威胁基础设施和道路通联的最大障碍。在原苏联国家的空间里此类的问题不绝于耳。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必经的中亚地区，存在着部族矛盾、领土纷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威胁。只有下功夫做基础性的历史研究、宗教文化和社会学研究，才可能准确把握地区政治安全和政治风险的分析。苏联解体前夕，苏联政府取消了对伊斯兰教几十年一贯制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在中亚开始复兴，长期受到压制的伊斯兰教在中亚呈迅速发展之势。中亚各国政府独立后在利用伊斯兰教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助长社会文化的伊斯兰化。由于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政治化倾向，在转型危机期，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一定程度上损害民众对世俗政权的政治信任，伊斯兰宗教组织和机构承担了意识形态混乱带来的信仰危机，普遍扩大的社会贫苦化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为极端主义宗教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在中亚地区的出现成为冷战后该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中国的中亚研究中存在宏观研究积累丰富，发表了许多科研成果，但在微观和此区域层面仍然存在很多空白，特别是在中亚经济研究领域仍然有许多空白。中亚学界对于区域一体化学术研究不足以及社会缺乏“中亚认同”,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 中亚一体化不利局面的产生。[25] 

　　“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安全研究要求对对象国的基本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的细致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是相关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历史领土变迁、民族迁徙和融合、不同宗教和文化的竞争与融合，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规律演化都在政治安全研究的历史分析方法中尤为重要。 

　　2、制度分析方法是研究政治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手段。政治学的制度研究法是从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探求制度结构类型成长的规律。对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传统政治学的制度研究法主要是静态分析，把政治科学看成一种法律规范的科学，研究国家制度的构成、国家法制等制度问题。从动态上分析，须研究制度的功能变化、政治制度在社会制度体系中的关系、制度模式的相互冲突和协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行为关系机制。[26]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制度和法律研究是影响经济合作和政策相通的主要障碍。由于历史和语言方面的限制，中国在东欧、中亚、西亚等转型国家的制度研究不够细致。以乌克兰为例，该国恢复独立以来，宪法制度进行了四次大幅修改，国家政治制度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来回摇摆，随之而变的是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制度研究是政治稳定研究的基础，除了需要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制度静态分析方法以外，还需要进行制度改变带来的功能变化，从制度变化的动态分析中，讨论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不同制度模式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制度分析方法还经常用在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研究上，这也是政治风险分析中的经常性项目。除了腐败形成的制度性分析以外，政权合法性研究也常常是政治学定性研究的内容之一。 

　　3、比较研究法。比较方法就是通过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治现象的异同点，从而发现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27]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提出了巨大的调整，中国外交从过去的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转变，要求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机构提供必要和准备的政策建议。比较研究可以在纵向上进行，也可以在横向上进行。纵向的比较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比较政治现象，即比较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现象；横向比较是比较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别之间的政治现象，如当代西方选举制度的横向比较研究。比较方法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当代政治科学中占居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的“比较政治”实际上就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物。 

　　除了制度比较分析方法以外，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下，三权分立制度也存在不同的分权关系。政治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认为，总统制国家有利于提高政治决策的效率，但是同时也面临着独裁和专权的危险。同样是在实行总统制的原苏联国家中，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总统权力却远远超出美国总统制下的权限。[28]超级总统在一定程度保持了国家在转型时期政策的连贯性，但是反过来超级总统制也降低了国家政治转型的制度化程度。建立在总统个人权威基础的政治制度本身与国家发展和现代化成为难以在短期内化解的矛盾。 

　　此外，企业海外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过程经常遭遇的政府政策风险研究多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比经济和政治发展相近阶段的政府和社会状况，剖析政府政策制定和修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通过比较政府政策变化的内外影响因素，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政策对接的模式和风险分析。 

　　4、结构--功能研究法。政治结构功能分析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而揭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在政治安全研究经常使用这个分析方法，用以解释特定政治现象、反复发生的政治行为模式和这些行为发生的政治系统。结构功能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政治学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问题，而国家建设首先遇到的就是结构问题。国家结构包括政府的宪政结构、行政结构、司法结构，以及社会层面上的政党结构、利益团体结构、公民政治文化结构等等。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的，任何结构总会影响政治功能的发挥。政治功能研究包括：利益表达和整合、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法律制定与执行等。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系统：对政治学现状的探讨》中，将一般系统论原理引入了政治学研究，并认为用政治系统理论能够解释国际政治、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各个层次的政治现象——政治系统的生存。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政治系统分析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治系统如何维持生存？政治系统分析的核心主题就是政治系统怎么样解决其持续、适应、调整和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解决的是一个怎么样为现存政治秩序服务的方法，并把维持现存政治系统的稳定和持续作为目的。[29]阿尔蒙德阐述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不稳定理论。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与鲍威尔对政治稳定的观点偏重于政治体系的能力方面 ，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 ，其政治体系的能力必须大大增强。体系能力之增强 ，必须使政治体系具备三大功能 : ( 1)能力功能 ，包括规范、征收、分配、符号和反应；( 2)转换功能 ，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规则仲裁、传播关系等；( 3)维护和适应功能 ，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等。[30] 

　　在地区国家政治危机研究中，主要包括政治合法性和参与危机。代议制民主赋予反对党的监督权和轮流任期制旨在避免执政党的一意孤行，但却无法纠正来自利益集团的操纵和群体的非理性所造成的错误。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却忽略了权力职能的公平性特征。政治家为在选举中争取更多选票，不惜成本地向选民进行福利承诺，不顾民主原则和民族团结地在族群问题和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导致社会分裂和对抗。在政治生活中无视法律，迷恋通过街头暴力作为博弈的手段，政治博弈的双方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对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转型国家来说，普遍存在着比较复杂的社会矛盾，各种集团利益经常处于激烈冲突之中。在2014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政治冲突经常表现为在野的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零和游戏”，政府与议会反对党缺乏必要的合作和妥协。处于相对多数的执政党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核心政策上不愿意认真考虑反对党的立场，双方的不合作导致议员们在议会上肢体冲突和选民们的街头革命。 

　　5、西方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包括政治科学本身，还涵盖国际政治领域。在地缘政治危机和冲突研究中，既包括传统政治学中的政治秩序理论，还经常涉及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安全危机管理模式,认为均势安全观、霸权安全观和威慑安全观都是权力安全模式的表现。 

　　大国在地区小国政治危机和冲突的立场也是影响其政治稳定和政策变化的主要外部因素。大国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其政治进程经常被周边大国关系干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把原苏联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作为维持其民主价值观胜利的成果，同时也将其视为与苏联的继任者——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大国把每一次政治危机都视作影响和争取乌克兰做出选择的机会。我们看到，美欧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一边倒地支持反对党，而无视在示威中的暴力行为，客观上鼓励了事态扩大化和最后失控。美欧推动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本身已经超出了政治民主化的范畴。 

　　小结与展望 

　　“一带一路”战略刚提出不足三年，相关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目前，共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31]这里存在巨大的政治复杂、文化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既有存在沿线国家内部的政治风险，也可能遭遇外部大国的干扰。“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具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相关研究也是逐渐深入和拓展的过程。因此，本文提及的政治学研究逻辑和方法也是初步的梳理，不可能囊括“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所有领域，通过对一带一路战略政治研究线索和方法梳理可以为该领域研究做一点基础性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