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苏联时期，立陶宛共产党继承党一直是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该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重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联时期的制度类型：民族共产主义?
虽然有1941年德国迫使苏联红军撤离立陶宛这样一段插曲，但立陶宛从1940年到1991年一直都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立共作为莫斯科的代理，保证苏联统治贯穿始终。
立共对其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充满戒备，压制任何反对意见。党的第一任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克库斯从1940年8月到1974年1月在任期间，将大批立陶宛人流放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并残酷镇压阻挠苏联对立陶宛农村实施有效控制的武装 起义。其结果是立陶宛社会变成一个权力等级结构明显的社会，处于权力顶峰的是立共。
同时，斯涅克库斯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他的努力，立陶宛成为唯一一个免于对老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共和国。他在民族和文化认同上也争取了一定的自治权。他最大的成功是阻挠了对立陶宛的苏联化，放缓了中央计划者对立陶宛进行工业化的企图。
立共领导人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开拓出一条“民族共产主义”的路径。立共在服从最高指示的同时，也在寻求最大程度的文化自治可能。立共不遗余力地保护立陶宛文化免于苏联化，因此经 常被批评为经济沙文主义、教育和文化民族主义。
苏联时期的反对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涅克库斯绕开莫斯科指令的成功战略却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去斯大林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事实上，立陶宛的反制度力量比苏联其他地区都要强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两股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不同性质的地下组织，它们均反对文化“种族灭绝”，并宣称国家1940年并入苏联的条约是非法条约。还有一类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支持更广泛的宗教表达自由，很少关心政治 独立，认同天主教会。
与民族主义者相同，自由派反对俄罗斯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复兴。然而，他们习惯性地对苏联占领避而不谈，而是将他们的批判指向苏联体制的失败，要求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以权利，同时要求苏联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的首个非法出版物《透视》(Perspektyvos)表达了这一立场，这份左派杂志促进了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政见者运动深受国际事件的影响。东德和保加利亚1953年危机、匈牙利1956年危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危机、波兰1980—1981年的危机，都给立陶宛带来公开反对苏联制度的浪潮。就在不同政见者公开表示反抗 的同时，对制度形成真正威胁的实际是广大民众以不合作的态度所表达出来的消极抵制，包括不参加苏联庆典、拒绝行政职位、拒绝参加社会组织。另外，不合作的行动还表现在非法出版物无处不在上。
立陶宛从共产主义的转型
关于民主转型的一些重要文献认为，集权主义的终结是由精英驱动的，转型的模式影响随后创建的制度和机制。许多学者认为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开启了政治自由化的可能。反对派的力量和作用是转型模式的关键，这种集权统治塑造了随后出现的政治制度框架。普遍的观点认为，反 对派的力量越强，转型就越有可能商议和妥协，就越有可能出现旧制度精英与代表反对旧制度的公民社会的精英对立者之间的约定。这种约定反映了对权力共享的安排，确保制度的实施兼顾各党利益并达到政府内彼此相互制衡。但是，如果反对派过于强大，压制了旧制度，那么转型将会是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而没有约定和妥协的可能。如果没有任何有力的反对派力量存在，制度将会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转型，其结果是改革被旧制度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我们认为立陶宛的转型最符合第一种模式，用亨廷顿的话叫做“移转”(transplacement)。在立陶宛执政集团和反对派之间没有正式的商谈，旧制度内部的缓和、旧制度与反对派的合作，在苏联衰落时期共同主导了国家的独立。林茨和斯蒂芬认为，旧制度的模式隐含了民主转型的路径。我们称之为两者之间的交互博弈。立陶宛的案例符合林茨和斯蒂芬的后集权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去集权化”是通过选择实现的，而不是衰退或崩溃的结果。
关注国内各派力量的交互博弈，并不意味着转型与国际因素毫不相干。如果抛开苏联制度的衰落不讲，东欧转型的速度和可能性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苏联政权的快速衰落，立陶宛制度的变革根本没有可能。
“开放”
一个重要问题是，立陶宛的民主转型是何时开始的?一些学者认为，民主转型只是在苏联衰落之后才开始。而以罗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苏联共产主义衰落得如此之快，根本没有时间形成新的制度。这种观点是以旧制度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的协商和约定必须是正式的为前提的。如果以此为根据，那么制度精英和反对派之间通过协商达成重大共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开始。
我们反对这种观点。确实，正式约定的最明显证据就是1992年制定的新宪法。新宪法是一份旧制度精英和反对派共同制定的妥协文件，于1992年10月投票通过。即便这可能是唯一的一 份正式约定，也不可能没有双方的默许认可就出炉，而这种默许是在立陶宛取得独立之前。就是在独立之前的那段时期，制度精英和反对派就游戏规则有了大量的默认的约定。
我们把接受第三届萨尤迪斯大会的结果作为转型的开始。这次大会于1989年2月16日(战前独立日)举行，宣布将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家作为运动的目标。立共本可以扼杀这一新出现的反对力量，但是它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试图影响这个运动的方向。结果是，双方进入了长期的隐性谈判，并出台了大量协议。到独立时，不仅有许多双方遵守的协议被政府采纳，而且，通过旧制度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相互配合的模式，这些协议为1992年制定新宪法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协议触及到独立后的“政治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就包括加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政党体系。
立陶宛取得独立后，萨尤迪斯和前立共是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尽管两者没有相似性，但是在1992年的立法选举中显示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包容。在这次选举中前立共获得多数席位，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成为1993年大选后的第一位总统。同样的包容性也反映在1996年的议会选举中。萨尤迪斯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根据“两次轮替规则”，1996年的选举标志着转型的结束。
立陶宛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应相当迟缓。这部分是因为立陶宛社会长期压制积极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不介入”是反对旧制度的核心理念——不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理念深植于民众内心，很难被克服，尤其是萨尤迪斯通过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而将苏联统治合法化。
因此，萨尤迪斯在最初就没有广泛地代表社会，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它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混合物，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了改革的情绪，同时代表了渴望莫斯科提出的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背景下实施改革的立共党员。实际上，多数萨尤迪斯成员都是立共党员，该组织背后有立共领导层的支持，这说明该运动可以使用官方的必要资源如媒体和集会场所来动员社会。知识分子的介入说明，国家的科学院、作家协会、艺术家联盟等都可以被组织起来支持该运动。
在很多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存在着风险。政治自由化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激进分子会从共产党手里控制住改革的节奏，导致谈判向着偏离改革本意的方向发展。1989年初，萨尤迪斯彻底激进化。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点燃了人们长久以来埋藏的抗争情绪，人们抛弃了消极的不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公开的反对，大批离开立共的 新成员迅速将萨尤迪斯转变为群众运动，要求恢复国家的战前独立，并选举民族主义者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为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
协商与协议
立共面对的这个反对派运动，有能力动员公民反对现制度。在立共总书记布拉藻斯卡斯的领导下，立共的态度是反对镇压、提倡协商或者秘密谈判。为了缓和运动对国家独立的要求，共产党主导的立法机关提出了“苏联主权下的共和国”。但是这并没有满足人们的要求，1989年夏大约200万人手拉手组成人链，人链从维尔纽斯扩展到塔林，抗议苏德秘密协定，从此开创了立共与反对派谈判的途径。
立共与反对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了立共党内的分裂。正统共产主义者越来越反对这个运动，要求予以取缔并结束任何改革对话。而党内的另一集团——包括总书记在内——批评萨尤迪斯过于激进的立场，同时继续对萨尤迪斯的扩张抱有期望。第三集团，包括一些既是党员同时又是萨尤迪斯的领导人，完全支持独立的思想。
立共党内的鸿沟持续加剧，到1990年议会选举时达到顶峰。为了能够获胜，布拉藻斯卡斯集团和第三集团的许多成员投票宣布脱离苏共，并更名为立陶宛民主工党。其他支持独立的成员继续离开立共，而剩下的忠于莫斯科的成员成立了 继续与苏共保持外交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
尽管立陶宛民主工党成立，但萨尤迪斯支持的候选人在议会选举中还是赢得了绝对多数立法席位，选举过后议长兰茨贝吉斯宣布立陶宛正式恢复独立，从而使立陶宛陷入了与莫斯科长达18个月的对峙，并在一些情况下发生了暴力冲突。此后，在独立问题上萨尤迪斯与民主工党联合起来对抗克里姆林宫，事实上在1991年9月国家已经取得独立，戈尔巴乔夫在八月政变流产后承认了立陶宛的独立。随后国际社会纷纷承认立陶宛的独立，联合国在1991年9月17日承认其独立。
共产党继承党
在恢复国家独立的过程中，萨尤迪斯和民主工党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民主工党的结构和成员组成，都使得它与立共的关系是清晰的。而其他与立共关系最直接的是立陶宛社会党，它的大多数成员是效忠莫斯科和苏共的前立共党员。1992年选举后，该党没能保存下来，成员后来被解散，归并到其他小型的中左派政党中。
从某种特有方式看，政治体系中的这些其他政党也是前立共、然后是萨尤迪斯的副产品。它们的干部和成员很多来自于共产党的队伍。从这个角度说，立共也是萨尤迪斯的创造者，它的创建大会得到立共授权，它的存在受到立共的保护。1990年议会选举胜利后，萨尤迪斯很快就开始分裂。领导层的纷争导致了几个派系的形成，有的成为形成新党的基础，如中心联盟。萨尤迪斯进一步的分裂是在1992年议会选举和1993年总统选举落败之后，一部分人成立了政党“家园联盟”(立陶宛保守党)。
尽管许多政党与前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只有立陶宛民主工党采纳了前立共的组织结构。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及其继承者立陶宛社会党，只能靠莫斯科提供的党产存活。(随着苏联解体和红军撤离，它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党产留下)。此外，其他政党与民主工党、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前立共是明确反对的。由于这些其他政党的成员大多出身于立共，所以这些新成员不仅反对与前立共的任何关系，而且习惯性地撇清与其思想和目标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他们代表了苏联时期立共党内一部分以不合作作为抗争手段的成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的唯一继承者是民主工党。不仅它的领导层出身前立共，其传承也直接源于前立共。鉴于它于2001年1月27日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就成为唯一的共产党继承党。
路径依赖对立陶宛政党体系演进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通过前统治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的协商所进行的转型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双方都认可新的民主规则，任何一方的背叛都不太可能。虽然它们对过程的参与将有助于每一方在新政治体系中的自身合法化，但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必须捍卫公众的思想。这对于共产党继承党尤其重要，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它关系苏联的过去。我们认为，共产党继承党在国家争取独立的道路上的作用是它转型时期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由于许多人或早或晚曾是立共成员，反对党在转型时期对留在党内和加入萨尤迪斯的不同成员作出了明确区分。他们把立陶宛民主工党作为苏联历史的遗产、外国强权非法占领的代表，把自己描绘成立陶宛大公国时期甚至是两次大战期间斯梅托纳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爱国主义者。这使得立陶宛民主工党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更好地处理党与苏联遗产的关系。秉持理想主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它是代表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最佳路径。他们将瑞典作为一种模式。而秉持实用主义的人认为，他们被弃置在苏联体制内而无法选择其他更好的实践，他们从不坚持理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立陶宛民主工党的成功，很多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担任立共总书记时，布拉藻斯卡斯就能够迅速适应变化的政治形势，将自己放在中间地带，在保持前共产党的一致性、处理萨尤迪斯的挑战、最终领导党脱离莫斯科等事件中的成功，都与他是分不开的。他的实用主义使他免于在公众心目中与虚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拉上关系。而且，他被认为是一个胜任的管理者，并不效忠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因此，很难给他贴上苏联制度卫士的标签。他作为一个成功管理者的形象也提升了民主工党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管理者的形象。
民主工党的成功还应归功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党之间在实质性问题上的鸿沟并非那么巨大。尽管反对派经常打口水战，讨论如何处置苏联制度的合作者，但是清理工作从来没有真正开展，即便是在1996—2000年右翼力量主导政坛的时期。普遍的做法似乎是忘记苏联时代。还有一种猜测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压倒多数的政治精英来自前立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与苏联政权的合作中逃脱出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民主工党与反对派在漫长的协商谈判中达成了默契。
就清理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也扩展到其他实质性问题。私有化、市场化、法律改革、改革国家官僚制度、加入欧盟和北约，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纷争都极其有限。即便是在基本方法上有不同意见，对目标都有本质的共识，不论这些共识是通过正式的还是秘密的谈判达成的。民主工党意识到要使这些一致意见落实到位，实施相关政策，从而使自身合法化，符合该党的利益。实际上，左翼民主工党主导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都发挥了引导作用。
独立15年以来，立陶宛的共产党继承党(2001年民主工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政党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但并非以前那种绝对的主导力量。但是由于它不愿推行累进税制，没能捍卫劳动者运动，因此削弱了自身的基础，为竞争者打开了大门。这些政党支持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愿意表达工人的意愿，因此在2000年和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收获颇丰。
转型中国际因素的作用
转型时期对实际问题的广泛共识也涉及到外交领域。这个共识就是“重返欧洲”，即加入欧盟和成为北约成员国。融入西方经济和安全组织，不仅被认为是恢复历史正义的行为，而且是实施基础改革的实践工具，加速经济、社会和行政体系改革的关键。
在转型时期的政策讨论中，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愿望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时争论并不涉及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如何使要求得到满足。在许多人心目中，通过取悦布鲁塞尔替代取悦莫斯科，破坏了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尽管存在这 种批评，但是希望获得北约和欧盟承认的共识实际上遍布整个政治领域。
政策上的普遍共识也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所有各方都认识到加入北约、脱离俄罗斯的重要性。反对集团惧怕未来再次形成“俄罗斯威胁”。但是民主工党与之不同，它不再强调威胁，反而强调与俄罗斯联邦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以此来保障立陶宛的商品和服务能够进入东部市场赚取丰厚利润。
在所有政党都支持立陶宛与欧洲经济和安全结构实现一体化的时候，立陶宛的少数民族显得矛盾重重，尤其是立陶宛最大的少数民族(1991年人口占7%)波兰族，在苏军撤离、国家独立获得国际承认后，非常担心后苏联时代的立陶宛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将会激进地压制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表达。在民主工党占据多数席位的1992年末立法选举和1993年初期的总统选举为波兰和立陶宛的重新谈判开启了大门。到1995年，两国签署了多条协议，来保证波兰少数民族的利益，而波兰成为立陶宛争取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资助人。
立陶宛讲俄语的居民从未对国家融入欧洲产生过严重威胁。他们大多分散居住在城市，且被同化，这降低了族群社会意识的发展。与波兰人不同，立陶宛讲俄语的人没能组织起政党来代表其利益，大多数人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工党或其他左翼党。自民主工党开始领导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讲俄语的人就更没有脱轨的可能了。
结论
莫斯科对立陶宛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它对反对力量实施强制暴力的愿望。即便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反对力量不仅持续地存在于立陶宛社会，而且存在于立共内部。戈尔巴乔夫改革为公众表达反对意见提供了可能。最初这些表达没有受到压制，因此“怪物就从瓶子里出来了”。国家很快被笼罩在强大的社会运动下，民族独立成为首要目标。最后连立共也成为运动的一部分，宣布脱离苏共，更名为立陶宛民主工党。的确，正是前共产党党员成为反对派的精英，他们在转型时期与民主工党进行谈判。前共产党员不仅出现在萨尤迪斯运动的前线，而且也出现在其他新党中。自相矛盾的是，立共既为其继承党培养了干部，也为反对集团的核心培养了干部。因此，在国家争取独立的时期，反对集团开始在动员公民、催生公民社会上迈进的时候，共产党继承党也能在这些维度上与之争锋。
民主工党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信奉温和的中左实用主义路线。没有这一路线，私有化和市场化就无法完成。该党的去意识形态化也为它在促进“重返欧洲”中与民 族主义方案中的重要因素相融合提供了空间。同时，民主工党温和的民族主义立场为它赢得了波兰人和讲俄语的少数民族的支持。民主工党在立陶宛加入北约和欧盟取得显著进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之成为立陶宛社会各领域投票竞选的有力竞争者。尽管对去意识形态存在争论，但是民主工党与立共的关系是清楚的。与其他政党不同，民主工党保持了立共的领导权、组织建构，它在民众心目中是与苏联的过去紧密相关的。
但是民主工党与过去的关联并没有伤害到它。实际上，作为苏联过去的部分遗产，为它保持 住国内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它才能在1992—1996年和2001年至今的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也许该党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参与非正式谈判，由此达成的非正式约定对独立后的政治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主工党获得的积极支持以及它在达成这些共识中所发挥的作用赋予它存在的合法性，使它免于曾经作为服务于外国侵略的卖国机构的责难。但是荒谬的是，民主工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实施的必要程序，尤其是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关切不相符合的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了民主工党，为民粹主义政治左派的出现开启了空间。其后，民主工 党彻底向社会民主进行转型，因而使得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可能。
1989—1996年转型时期，除了政策基本一致外，前共产党和反对集团之间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它们对民主游戏规则的认同。独立之前虽然没有正式的协议，但是对社会基本框架的认同就已经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这些游戏规则随着苏联的衰落被进一步制定出来，并且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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