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生态价值核算是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基础性研究和工作，我国在生态价值核算的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但是核算的结果大多并不能为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所用，生态价值转化的“有价无市”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所采用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生态的使用价值进行货币化表达，存在价值理论的缺陷，并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厘清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及价值和价格的基本内涵，能够为我国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提供指导性作用。构建以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为基础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应有之路。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存在误区 

　　目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是机会成本，而不是真正的生态价值。一般做法是对生态系统提供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核算，并将二者相乘得到核算后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实物量核算指标基于统计调查和生态模型等，核算结果较为可靠。但是在价值量核算中，由于生态价值理论的缺失，其核算方法尚未统一，包括替代成本法、恢复成本法、影子工程法、保育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享乐价格法和市场价值法等。核算思路是破坏生态系统的机会成本，例如核算气候调节服务时的替代成本法是假定失去这些植被水面时，通过发电提供等量蒸腾作用的成本。在这种核算思路下，核算方法和核算结果都缺乏可比性。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将生态产品部分未完全市场化的使用价值纳入市场化的计算体系。从广度上看，它是一种“不完全计算”。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多种多样，对于周边环境的潜在影响（如物种、基因多样性）多变。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是一种限于几项特殊使用价值的有缺陷的“不完全计算”方式。从深度上看，它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认为，“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这就是说，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如土壤形成、气候调节等不具备以价格为核算的基础。而当使用价值如碳排放权交易等进入市场时，就成了“流动资本”被让渡，此时才能进行对比计算。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误区，还在于其价值计算是孤立的。一是时间上的孤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核算时间单元一般是一年，市场价格受当年自然资源存量的释放量制约，供求关系与价值规律会干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较长时间维度上的价值考量。二是空间上的孤立。生态环境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体的，如洪水调蓄等部分价值涉及区域极广，只计算区域水利成本是狭隘的。三是生态产品整体综合价值各要素的孤立。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生态产品各要素孤立价值的简单相加未必等于生态产品整体的真实价值。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理论来源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来源于国外生态保护实践，其内涵逻辑与我国生态价值转化有很大不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一般认为来源于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和罗伯特·科斯坦萨的相关研究。两位生态经济学家致力于将生态保护以生态价值付费的形式纳入到经济系统中。生态价值付费在国外的实践是基于“外部性理论”，其关注点在于破坏或保护某个生态系统对他人造成损失或带来收益。其核算逻辑是，破坏某个生态系统，在保持享受生态系统服务不变的条件下，需要投入替代的工程、工业品、资源等的价值。或者是本地在保持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的条件下，周边享受到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当于少投入了替代的工程、工业品、资源等的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内含的逻辑是“零和博弈”的，是“经济上位”和“生态让位”论的翻版，其思考方式是“毁坏与保护”及其经济价值的衡量。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逻辑则是生态系统本身就是自然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是在不毁坏生态系统的情况下改变发展模式，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货币衡量的经济价值并不是“绿水青山”的最终导向。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原理与国内生态价值转化的初心相左。国外生态较好的地区产权多数属于私人所有。例如，在美国，私人占有56.2%的森林和林地产权。一般来说，生态价值越高的地区，其所有者的资产等级越高，其享用是排他的和少数的。土地的拥有者依靠生态物质和服务联系硬性分享邻近地区的经济成果，而邻近地区的人能否享用这些生态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要看私人财产管理者的“理财规划”。资本家投资拥有这些生态较好的土地的初衷，不是通过较高的生态价值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而是用这块生态较好的区域向周边地区“提款”，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就是这一“私人银行”的会计。这种想法本质上与“让人民过得更好”的初衷相悖。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相结合 

　　国内学者将“外来核算模型”应用到中国问题研究之中，既无合理理论基础，又脱离具体现实背景，既不能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又不能推动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我国生态价值转化必须立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新中国生态经济学科体系，提出生态价值转化可行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生态价值转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态价值转化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生态价值转化必须抛弃生态价值核算中的“碰瓷”“圈地”思维。生态价值转化必须是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价值转化，而不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分摊治理成本。生态价值转化必须是通过提升生态价值带动共同富裕，而不是通过生态“沙文主义”造成周边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坚持打通转化路径的问题导向。生态价值转化必须立足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导向，而不应立足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的方法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新时代，构建“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有效机制仍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问题导向要求生态价值面向市场、面向需求，从真正的生态价值中找到能够转化为合理经济价值的部分，打通价值实现的堵点、难点。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生态系统价值核算首先必须面向生态价值转化实际。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中的价值不能是各种成本拼凑而成的“数字游戏”，应该发挥市场在生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进行检验。其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深刻阐述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运行规律，赋予了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面向生态价值转化的生态价值核算，要求各种生态商品、生态服务的生产和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循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