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并推进其制度化,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 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纪律提供了思想渊源。 他们认为, 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捍卫党的纲领, “决不拿原则做交易”,要以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为核心, 确保“一致行动”, 同时以从严执纪作为重要保障, “绝对保持党的纪律”。 这些阐释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根本遵循, 启示我们加强政治纪律建设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突出问题导向、遵循党章、严格执纪等作为重要原则。
【关键词】无产阶级政党 党的政治纪律 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 段妍(1979- ),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长春 130024)。
政治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 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将政治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 修订、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推进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 科学阐述了捍卫党纲基本原则、树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坚持从严执纪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想, 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并不是泛泛而谈, 而是抓住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把握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 加强对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探究, 把思想继承与解决现实问题有效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探寻政治纪律建设的内在规律。
一、捍卫党纲基本原则是维护政治纪律的重要前提
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是党员政治生活的基本前提, 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基本理论、奋斗目标及重大方针政策的基本规定, 集中体现了党的政治纪律和要求, 是全体党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统一政治行动的一面旗帜, 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也是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党的纲领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使命, 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 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至关重要, 恩格斯指出: “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ꎬ 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 [1]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2]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3] 因此, 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应以捍卫党纲基本原则为切入点。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等党纲基本原则。 但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主张却与这些原则相悖, 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与之展开了长期斗争,机会主义是一种纷繁复杂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 他们嵌入各种主义之中, 试图通过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 与“共产主义” 影响工人运动, 企图将工人纳入自己的队伍, 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而服务。 如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主张保留小私有制,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普鲁东主义主张工人阶级放弃革命, 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良;19 世纪40 年代末到70 年代初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政治路线上实行改良主义、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 反对工人运动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等。机会主义者总是打着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旗号迷惑无产阶级, 但实际上却在阻碍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中,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同时, 他们也批判了两部偏离政治方向的纲领: «哥达纲领» 和«爱尔福特纲领草案», 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 和«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认为ꎬ «哥达纲领» 既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也没有坚持实现最高纲领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与基本特征。 恩格斯也指出“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人现眼的” [4]。 针对拉萨尔派的错误主张ꎬ 马克思提出: “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 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 [5] 马克思逐一揭露了«哥达纲领» 的错误ꎬ 提出绝不能在公有制根本立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等问题上让步,必须在根本原则问题上保持高度清醒。 这就划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触碰的政治原则: 以维护党纲基本原则为出发点, 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保障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纲领与基本原则得到贯彻落实。
坚持党的阶级性与革命性,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亦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为维护这些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拿起阶级斗争这一武器, 与一切危及党的阶级属性的机会主义作斗争。1879 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倾向,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内的“苏黎世三人团” [6]。他们未经党的代表大会同意, 就在党的新机关报上公开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 一文。他们认为,反动派的进攻是由于党的片面性质引起的, 要求将党从一个“片面的工人党” 改为一个“全面的党”, 工人阶级不应反对资产阶级, 而应服从其领导并通过宣传把他们争取过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如果他们所想与所写一致, 就应劝其退党或者至少辞去在党内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7]。 由此,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政治立场不坚定、公然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错误。 同时, “苏黎世三人团” 还要求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一味地走所谓和平、合法的道路。 针对机会主义者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 年明确指出: “将近40 年来, 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但是,“苏黎世三人团” 认为, 对资产阶级“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 [8]。 恩格斯认为, 他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都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 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为了表明我们在与资产阶级斗争过程中的政治立场, 捍卫阶级斗争原则, 必须与“苏黎世三人团” 决裂[9]。 可见, 维护党的阶级性质、坚持阶级斗争手段, 是党的纲领中的重要内容, 全党必须在党纲基本原则上守住政治底线,始终维护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纯洁性。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 只有系统、全面地理解党纲并坚持党纲基本原则, 才能把握党的政治纪律的真谛。 党纲中的基本规定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在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中起统领作用。 任何情况下, 无产阶级政党都要在党纲基本原则上旗帜鲜明、毫不动摇、态度坚定, 这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的重要前提。
二、树立政党权威是维护政治纪律的核心要义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是无产阶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 维护其权威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 事关党性与大局。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原则, 牢牢把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摆在重要位置。 19 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 内部宗派林立, 外部面临各种反动势力的围剿。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树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重要性, 并将之作为全党必须遵守的纪律。 恩格斯认为,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剥削,最终解放全人类。 因而, 为战胜资产阶级, 必须凝聚所有力量与之展开斗争。 在此过程中, 尤其是“在危急关头, 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 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10], 否则党的团结一致性就会受到破坏,无产阶级事业便无法取得成功。
为树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搞宗派活动, 反对任何分裂党的行为。 在与各种宗派主义的斗争中,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 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 巴枯宁主义者利用伪装手段钻进第一国际, 并在不久后于日内瓦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奉行无政府主义。 该组织以个人主义为其世界观的基础, 强调绝对自由,并认为国家意味着剥削与压迫的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放弃政治斗争、废除国家、废除一切权威。这些主张对国际工人协会及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危害。 针对巴枯宁的荒谬观点,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 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 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 这是荒谬的。” [11] 恩格斯认为, 权威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客观现象, 未来社会国家与政治权威必然走向消亡, 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 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 这显然是在历史观上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废除国家权威, 但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12]。 在实践中, 巴枯宁主义者私下搞宗派活动, 企图分裂第一国际。他们不仅在舆论宣传上控制了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机关报, 疯狂攻击第一国际的各项决议, 而且在组织上以汝拉地区为中心向外扩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增强宗派分裂势力, 由此导致第一国际组织在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公开分裂。马克思对此十分愤怒, 指出,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 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13], 并在实践中与之展开不懈斗争。1871 年, 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要求第一国际的地方组织不得再用任何分裂性质的宗派名称。1872 年9 月, 第一国际召开海牙代表大会,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会前搜集的巴枯宁危害“国际” 的大量材料, 审查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的分裂活动, 会议一致决定将巴枯宁及其亲信开除出第一国际。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 通过维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来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根本与关键所在。 恩格斯曾多次强调: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14] 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 在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实践中, 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 反对分裂、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与中央权威。 重点在于坚定维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 中央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党坚强的领导核心, 是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力量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保障。 1847 年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中就有明确规定, 中央委员会是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 并对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与性质作出了规定。 1864 年, 第一国际成立, 马克思在«协会临时章程» 中指出, “中央委员会是互相合作的各国协会之间的一个国际机构”, 其作用在于“在需要立即采取实际步骤例如在发生国际争端时, 使各国协会组织能同时一致行动” [15]。 这就清晰地阐明了中央委员会对第一国际的重要作用。 伴随工人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维护中央委员会权威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 世纪70 年代ꎬ 巴枯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内部不断叫嚣, 中央委员会只需发挥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作用即可, 不应执行严格的纪律、不应享有高度的权力, 严重挑战中央委员会的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撰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一文, 强调中央委员会是第一国际中央常设组织, 应拥有绝对的权威,揭露了巴枯宁通过削弱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来瓦解第一国际的企图。 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增强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来切实维护其权威。 1872 年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须监督各支部遵守第一国际章程和条例的原则, 并有权暂时开除违反原则的各级地方组织。 这就给予了中央委员会管理地方党组织的权力, 有效防止了其他宗派分子混入国际工人协会, 维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团结统一, 以确保革命胜利。
综上所述,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 维护其权威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 无产阶级政党要深刻认识维护政党权威是全党必须遵循的重要政治原则, 是维护政治纪律的核心要义, 否则就容易在政治上出现偏差。 任何情况下, 都要在维护政党权威基础上做到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这是确保全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根本政治立场的必然要求。
三、严格执纪是维护政治纪律的重要保障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就要完善政治纪律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抓政治纪律的落实执行。政治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重视提高政治纪律的执行力, 把纪律的刚性约束树立起来, 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党规党纪的各种行为,才能充分发挥政治纪律的惩戒与约束作用, 切实减少和杜绝违纪行为的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通过党的章程来约束全体党员, 规范全党的政治行为, 凡是违反章程的党员都必须接受处分。 1847 年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制定了一系列与政治纪律直接相关的党纪规范, 例如明确要求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 必须坚决服从同盟的决议, 承认同盟的各项原则, 严格保守同盟机密。 1864 年, 第一国际的«协会临时章程» 也明确规定,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16], 所有支部与会员都有义务去维护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 服从第一国际的章程与相关决议。 1872 年4 月ꎬ 费拉拉工人协会表示, 希望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在其申请中要求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恩格斯在给该协会的回信中强调, 中央委员会在批准之前, 需要费拉拉工人协会对“自治” 的含义作出解释, 并对自身是否同意遵守第一国际的章程与相关条例作出回应。 随后,恩格斯指出, 第一国际的共同章程与组织条例, 是协会唯一的法律, 他们可能会使各支部的自治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 各支部也应该明确, 国际不能有两种支部: 一种接受共同法律, 而另一种则拒绝接受[17]。 对于巴黎的蒲鲁东主义者、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等宗派势力违背工人阶级利益、公开分裂党的做法, 马克思则强调应当及时将这些宗派主义者清除出去[18]。 1891 年, 菲尔德利用工人党国际联络书记(即拉法格) 的许可在«星报» 发表违反党纪的信件, 使党陷入了困境, 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强调, 应立即禁止菲尔德及其他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发表违反党纪的言论[19]。可见, 执纪必严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求。 政治纪律一经制定, 就应不折不扣地执行, 凡是违反党纪者, 不论资历深浅、职位高低都不能纵容。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指出, 要把有效实施党内监督与切实保障党员权利结合起来。 1887 年, 党的执行委员会在调查艾威林夫妇美国之行的账目问题时, 在证据不足且未经党支部表决的情况下,就将艾威林诬蔑成一个挥霍金钱与伪造账单的骗子,并将相关材料送至监察委员会裁决。 对此, 恩格斯严肃批评, 认为对党内成员使用与俾斯麦及美国资产者相类似的卑鄙诉讼程序是极端有害的,党内应在核查全部账目及听取艾威林的充分申辩后再作出判断[20]。 可见, 在党内监督过程中, 必须给予党员申诉权, 给党员说话的机会, 确保党内监督公平公正合理地进行。 同样,面对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派别斗争, 恩格斯亦主张, 对党内不同意见不得压制, 允许开展党内批评, 用民主方式有效处理党内纷争。 在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 一些秘密团体内经常发生随意开除反对派出党的现象。这实质上是一种专制行为, 对党的发展十分不利。 对此, 1889 年, 恩格斯在致特里尔的信中指出: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 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 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 [21] 他强调, 应维护党内批评的权利与自由, 对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别, 如果非开除不可,也只有在严重违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才能开除。
纲纪不彰, 党将不党。 一个政党的强大, 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 还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严格执纪, 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传统, 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走向胜利的基本条件, 也是维护政治纪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增强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保障。 但严格执纪的同时, 也需要坚持正确的执纪方式方法, 做到既要惩治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ꎬ 也要保障党员基本民主权利。
四、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相继修订、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 不断补齐政治纪律建设的短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既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重要理论贡献, 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是政治纪律建设的首要任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树立起强大的政党权威、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 是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无产阶级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的政治保障,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 这一思想启示我们, 在推进“四个伟大”、战胜“四大危险” 与经受“四大考验” 的过程中,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22]。 只有遵循了这一原则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言: “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 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23] 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根本利益,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要求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要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贯穿始终。 同时, 维护政党权威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马克思指出: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24]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 马克思恩格斯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历史所证明。 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稳定的领导核心来带领全党前进, 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也应遵循这一政党建设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 以坚定的人民立场, 深刻把握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 使党经受住各种考验, 确保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2. 建立健全政治纪律制度体系应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把政治纪律建设方面的成果、经验总结上升为党内法规制度, 是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建设的进程中, 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政治纪律建设进行不断探索, 并逐步认识到应及时将政治纪律建设的成果制度化。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建章立制贯穿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紧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主题, 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 推动政治纪律建设制度化, 不断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在将政治纪律建设成果、经验上升为制度的过程中, 应以党章为依据, 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在要求, 也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党的总纲,也称为党纲, 它是党章的核心内容, 因而也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的纲领的制定,认为党纲是一个政党的旗帜与里程碑,体现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 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党员的权利义务等, 指明了党的前进方向、树立起了全党行动的标杆[25]。 同时, 马克思还指出: “每个支部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宪法的特点拟定自己的条例和章程, 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26]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思想可以看出, 党的纲领与章程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的重大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对党员义务和权利以及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规定, 为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提供了根本准则。 这启示我们,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严格维护和遵守党章中的政治原则, 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 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只有充分发挥党章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核心引擎作用,才能牢牢把握政治纪律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 进而通过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更好地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与保障。
3. 坚持问题意识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实践指向
马克思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27] 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只有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针对政治纪律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 统筹考虑、综合施策, 才能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抓关键问题,他们坚决反对违反党纲基本原则的言行, 同时, 时刻警惕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搞宗派小集团。 在«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中, 马克思深刻揭露“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的危害, 并援引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与组织条例, 宣布“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28], 及时将巴枯宁等阴谋家、分裂分子清除出去。 这些理论与实践都切中政治纪律建设的要害,抓住关键问题, 增强了政治纪律建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同样应瞄准现实问题。 综观当前实际情况,党内部分违纪问题仍较为突出。 如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只要工作过的地方, 都圈出独立领地并在领地内结成利益联盟; 有的领导选人用人从来不向党组织汇报, 将地方搞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或“独立王国”; 有的干部热衷于家长式的作风,喜欢提拔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人, 将上下级关系搞成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 将党的干部当成了自己的家臣, 搞得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习近平指出: “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 找人抬轿子、吹喇叭, 为个人营造声势, 政治野心很大。” [29] 这就要求政治纪律建设突出工作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政治纪律建设中常见的问题与实际工作中的违纪行为, 提出补短板、强弱项的针对性措施, 应时刻告诫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任何时候,个人都必须服从于组织, 而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 同时,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 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 [30], 坚决清除党内的个人主义、圈子文化、宗派主义等糟粕, 团结党内一切忠实于党的好同志,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4.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大力出台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规章制度, 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党内法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 过去部分党员存在违纪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纪律执行的宽、松、软问题,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 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 马克思恩格斯就将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写入党的纲领, 要求全党共同履行义务、共同遵守纪律。 事实上, 不论对普通党员亦或领导干部都应坚持守纪无特权、执纪无例外, 才能保证政治纪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也应坚持这一原则, 在制定、完善政治纪律建设相关内容的同时抓好纪律的落实工作, 将从严执纪作为重要着力点, “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31]。面对政治纪律执行存在的先紧后松、机械执行、选择执行等问题, 各级纪委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始终把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 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此基础上压实执纪责任, 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按照“依规、严格、及时” 等要求,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切实将执纪职责落到实处。落实管党治党的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坚决做到有错必究、有责必问, 将“两个责任” 落实在行动上,通过监督执纪问责, 防止形成“破窗效应”[32], 切实解决政治纪律“执行难” 的问题。同时, 在执纪的过程中要允许不同意见碰撞与争论, 要注意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 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执纪的目的在于保证党内团结统一, 而不是要走向惩办主义; 采取组织手段处理违纪问题时, “要慎重稳妥, 经得起历史检验” [33]。 通过惩治少数, 震慑与教育多数,最终从源头上防范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
∗ 本文系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战略指向研究” (19YJA710006)的阶段性成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425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415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6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405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6 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376 页。 指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三人。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年, 第356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362、360 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444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37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35、337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38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493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75 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18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17 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第79 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369 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第118 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第595-597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580 页。
2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 2019 年2 月28 日。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384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189 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415 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538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第203 页ꎮ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494 页。
29.«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年, 第28 页。
30.«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年, 第18 页。
31.«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年, 第15 页。
32.«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年, 第79 页。
33.«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年, 第74 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2] 顾海良主编: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 王沪宁主编: «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4] 王炳林: «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5] 廖小琴: «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 年第1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