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关于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成果的逻辑呈现，建立在唯物史观、社会实践以及社会主体能动创造基础上的话语叙事ꎬ 揭示了文明形态的一贯性和多样性、文明存在的相对性和叠加性以及文明进化的阶梯性和累进性。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生具有自身特色，东方社会文明的进路和思想基础带有更多的区域特征，东西方文明的走向都与世界文明的总体态势及现实境遇有关。“五位一体” 文明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达，其中有基于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而形成的话语转换，也有基于传统文明观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转换，它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而又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演进，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方式而又包含着对以往经验的总结。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文明观

作者简介: 孟宪平 (１９６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揭示了文明的深层意义和思想基础，他们所讲的文明大体上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及标志，与社会起源和历史进程有关；二是社会的经济、政治、 文化 等的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三是社会行为方式及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与社会的群体素养和个体素质有关。 在历史的高度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探索思想的轨迹；在实践的维度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进行辩证思考，寻找现实的启示。

一、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阐释方式

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阐释文明问题的方式，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叙事结构和运思逻辑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明问题的方法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一是研究视角的确立，他们认为 “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不能用抽象的推理来把握历史和现实。 这是以史料求真意。 二是研究方法的设定， 他们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 不应对问题做临时性的应景式描述。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揭示文明发生的内在机理，在时空关系变化中揭示文明变迁的动力机制，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文明问题的重要方式。

１. 由唯物史观建构的阐释基础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社会问题的思路不完全一样，他们揭示 “历史之谜” 的哲学基础却是一致的。文明作为社会的历史遗存或思想结晶，以寄托人们的审美内涵、创造精神以及价值取向为特征。理解社会文明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需要结合一定的历史形式和现实内容来考察，认识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及其相互作用。“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3] 这一论断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文明、 家庭文明以及个人行为文明的重要思路，意在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在国家生活的层面上描述文明的发生与变迁。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刻意在某个时代寻找特殊事项，也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文明范畴， 而是通过现实的物质实践认识文明的形式和内涵。文明的发生既不能归结为某些宗教关系，也不能归结为某个家庭生活或某种思想情结，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文明的形成总是一个积小成大的过程，它从氏族、部族到民族，然后上升到国家层面，把人的创造思维、人的活动状况以及人的主观意志注入社会并留下印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论述是宏大叙事与微观透视的结合，他们从诸多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关系，从物质关系中引申出交往关系，再结合分工和所有制关系及其历史联系，区分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及其结合方式。由物质生产理解人类世界，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文明发生的基础，在动态考察中理解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影响下的文明形态。

文明的历程经常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过程，手推磨的生产方式代表着封建时代的社会文明，蒸汽磨的生产方式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文明，这些 “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都是人类文明的果实。随着现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文明的创生和积聚方式也在改变，尽管其中的思想、政治、制度等因素极其重要，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条件及社会实践是贯穿于文明进程以及理解文明问题的一根主线。对生产方式演进形式的研究，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沿着递进关系认识文明进程，恩格斯曾把专偶制家庭作为文明时代的开端，把个体婚制看成文明社会的细胞，把群婚制看成文明的双重表现，而历史演进中逐步生成的市民社会成了承载和演绎社会矛盾的场所，克服社会矛盾的过程就是不断走向人类文明的过程。 因而，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社会形态更替中不断解决矛盾而又出现新矛盾的过，交往的扩大过程就是消除社会局限的过程，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文明进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生产力———交往形式———思想观念———文明形态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中互为递进，使文明的自然规定和社会规定表现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分析方 法包含深刻的历史思维、 主体关怀和客体理解，他们把社会文明置于生产力发展之中，将经济、政 治、 文化等放在社会的大框架中来理解，从资本主义文明中寻找社会的矛盾症结， 用人类解放的意义凸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的全景式深度透视。

２. 由辩证思维决定的阐释路径

其一是对文明进路中社会主体能动创造的阐释。对社会矛盾的感知以及矛盾的解决，曾经是家族部落发展的动力，曾经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动力，也曾经是英国人殖民活动的动力。阐释这些问题必须把握现实的人而不是离群索居的人， 马克思把劳动发展史看成“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历史的钥匙”，认为观念形态的文明产生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按照人们的想象和设计而形成的精神产品；物质形态的文明本身就是社会主体的创造物，经常表现为建筑、艺术以及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中留下的可视内容。文明的发生过程就是社会主体的实践过程，当人在现实活动中定位自己的价值选择时，就预设了创造文明的方法和所要创造的内容。 社会发展是人类创造能力的多维度展开ꎬ 在广度和深度结合中改造自然、 塑造自我和创造历史的力度，就是人类社会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考察社会文明的方法是，把现实的人作为前提而不是采用唯心主义的主观想象，把文明的创造过程看成能动的而不是经验论者描述的僵死的事实汇集。根据社会实践判识文明的发生机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明问题的重要理路。文明的进程不是 “从思维到思维” 的事情，而是 “从实 践到实践” 的事情， 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是社会的素质”[4]，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 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5]， 是唯心史观支配下的思想想象。就社会群体而论，劳动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赋予文明以创造性特征，“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 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6]。 劳动对文明的创生作用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成员的协同作用和集体意识是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就社会个体而论，如果 “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 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7]， 那么他的创造能力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劳动实践能增强文明意识，使一些动物性的本能退隐到社会舞台背后，劳动是感悟社会存在的重要方式，尽管在网格化立体化的社会结构中，“文明” 的生长点或发生源不止一个，但经过人类劳动留下的社会印记是最深刻的。

其二是对文明进路中技术关联性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文明进程看成几条科学原理推动的事情，因为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生产中一切改进的结果， “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8]。 技术造成了旧文明的沉积和新文明的创生，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内容不得不面对新技术传播而淡出生活，那些符合时代潮流的事物会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技术加强了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工业的历史与工业所形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它的外部表现与人的内在本质的联系还没有合理地确立起来，不少人是从它的有用性来判断工业社会的后果的，这个体现人的创造性的感性的心理学还没有充分表达技术文明的全部意蕴。 科技所引起的文明变迁以抛弃纯粹的抽象理念或唯心主义方法论为主要特征，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存在异化形式，却日益接近真正的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进步的动因主要是经济欲望促成的，物质技术、人的活动、社会环境等都在其中发生作用。仅仅“把文 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 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9]。 真正消灭这些偏见，需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主观世界，当技术能够使人的 “存在” 与人的 “本质” 高度一致的时候， 当技术表象与它的内涵协调一致的时候， 文明的真正意蕴才会充分显示出来。

其三是对文明进路多样性的阐释。 文化差异造成的文明内涵和文明形式的差异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方面， 恩格斯认为， 德国人因其信仰基督教唯灵论而走向哲学革命， 法国人因信仰唯物主义而选择了政治革命。 前者的文化基础是宗教和教会， 后者的文化基础是政治和国家， 日耳曼唯心主义 的自由欲望， 与罗曼唯物主义的抽象语境形成较大的反差，而英国人因具有上述双重特征而选择了社会革命。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 文明的形态也发生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变异， 人际关系的异化、 价值观念的异化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 构成文明演进中的重要具象。社会习俗是文明和文化中具有明显继承性的内容， 不仅是行为惯常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 还作为传统的道德规范以约定俗成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言行， 它的最初修辞和象征在被继承的同时也被不断开启新的图景。 文明的多样性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 民族和国家的存续方式造成的。 文化经常以自身的活力和关怀表达对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忧虑， 文明的产生和寂灭与文化的动向有关， 文明和文化包含着人们的价值选择， 但若将某种价值观归结为无所不包和四海皆准的形式， 无疑是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否定。因此，人类在时空上沟通和联系的可能性，以及超越文化障碍和文明差异的借鉴性， 尤其重要和必要。

３. 由社会生活决定的阐释内容

文明是在实践活动中养成的， 但是，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起截然不同的结果， 而不同的经验事实、 自然条件、 种族关系等， 会使文明的内涵和形式显示出多样化的变体。 对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用比较方法来认识， “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0]。 真实历史中的文明内容必然是具体的， 文明的发生方式受到生产力发展规律、 价值规律、 思想认识规律的影响和支配， 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 经常性地影响着现有的社会形态。 按照唯物史观， 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 由多种社会因素凝结成的文明形态，也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 来。 雅典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内涵， 这些国家是作为解决一定时期社会矛盾和经济冲突的工具而居于社会之上的， 它不是黑格尔所断言的 “伦理观念的现实” 或 “理性的想象和现实”， 而是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相互依赖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秩序之中形成的物质实体和精神体系。

社会形态是文明的重要表征， “人的依赖关系”所表征的社会、 “物的依赖关系” 所表征的社会 以及 “个人全面发展”所表征的社会，是文明进程中的逻辑承续和客观事实。 以家庭、 私有制或国 家为载体的社会环境， 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现实基础。 氏族社会发展中塑造和成长起来的文明， 社会分工中形成的文明，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 都是同历史阶段相联系并表征各个时期创造成果的形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勾勒的文明图景是: (１) 血缘关系、 氏族关系以及族群关系状况， (２) 社会分工引起的生活方式变化以及工具的作用状况， (３) 各个时期制度变迁与文明进程的关系状况， (４)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状况及社会的道德状况。 这些方面的演进和呈递表明，人类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是以分工方面的新进步为开端的， 但是社会分工并没有把文明与邪恶截然分开，追求文明的愿望与追求享受的欲望缔造了 “文明的阶级社会”， 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城乡分离破坏了农村居民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 是通过工人肉体的和精神的畸形发展达到的状态。 尤其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 由商人构成的寄生阶层， “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11]， 这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孕育出了新的文明形态。

二、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辩证思维

历史的东西经常熔铸在现实之中， 现实的内容经常沉积在历史之中， 那些记载社会进程的文明形式， 于变迁之中传承着人类的创造能力， 那些寄寓社会群体或个体行为的价值追求。 于社会生活中体现着人类的思想寄托和价值追求。 促使文明演变的内因和外因经常表现为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关联，各种要素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大体有三种: 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而形成的积极推动力，二是 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而形成的消极阻滞力，三是偏离文明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的双重影响力。 在多数情况下，文明进程并不沿着精确的或预先设定的路径演进， 而是一种合力结果。

１. 差序格局与递进发展中的层次性和相对性

马克思曾“文明的果实” 来描述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用生产力的层次性说明文明的阶梯性， 他所讲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也是相对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而言的。文明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不存在精确的 “文明” 起点和绝对的 “文明” 标准，它表示的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判断， 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缩影和创造结晶。文明的层次性揭示了社会在不同质态上的递进性和不同形态上的差异性， 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以及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时代， 文明的获得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以那个时期的社会存在为基础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层次性对社会发展是一个动力， 当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总希望再上一个台阶， 由此激发的探索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明的阶段性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使一个特定社会按照特定形态并在特定时期以特定的方式超越低层次文明而直接进入高层次文明。在这个层次上需要加以区别的不仅仅是形式， 更重要的是内涵， 文明的发生既包含着一般规律又包含着不可重复的特殊性， 其表象之后蕴含着社会规律的作用方式。文明的相对性还在于包含的元素不同，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是有区别的，居住在洞穴中的原始人、 生活在澳洲的土著人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曾经持有的文明。 与资本主义文明也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种相对性包含着 “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 和相互影响。

因此， 文明的层次性和相对性传递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运行轨迹，不仅反映了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程度，也表达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 “文明时代” “文明时期” “文 明国家” “文明社会” “文明民族” “文明世界” “文明人” “资产阶级文明” “半文明” 等词汇， 不 是随意的语言遣词， 而是相对于一定参照系的思想表达， 所显示的文明程度、 理解标准、 存在状态都是相对的， 一旦条件发生变化， 其形式和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文明是开放的，它总是不断地在解构与建构中被推向远方。

２. 否定与重构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资产阶级构建了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使生产关系、 物质联系、 精神追求、 社会生活都被打上现代活动的印记。 “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民族的片 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2]， 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表现。 然而， 资本主义文明绝不是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它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必要的发展因素， 也是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在走向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 不良观念、 旧式习俗以及农村的落后传统， 和现代文明是不协调的， 旧的思想体系会因新观念的植入而被取代， 尤其是在大量注入资本主义的功利性欲望时， 自然演进的文明过程会在利益的刺激下发生激变。 因此， 文明进程中有很多可褒可贬的内容，那些搅扰社会秩序且与文明格格不入的社会遗存， 都是需要逐步清理的， “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 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 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 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3]。 此种情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面临着文明理念和野蛮行为共存的悖论， 发展中 的思想羁绊和整治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缠绕在一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的异化造成了两套关于文明的话语体系———资本家吹嘘的文明是一回事， 工人期待的文明是另一回事。 经济对立基础上的阶级对立延伸为思想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对立，文明的“外部形态” 与社会进步所需要的 “内在神韵” 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文明的“原则” 没有能够文明地体现出来。

文明的核心要素经常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规律、 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影响， 在社会领域中直接地表现为人的道德状况、 文化体认和行为表达。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更加 “文明” 的生产方式和人际交往， 它在“自由、 平等、 博爱” 的氛围中给社会涂抹了很多文明色彩， 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不良行为起抑制和缓释作用。 但资本主义将自己的文明观念推向世界各地的过程中， 极度的利益欲望迫使它撕下各种伪装的面孔。 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 的圈地运动中， 还是在原始积累时期贩卖黑人的活动中， 不论是在国内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 还是在对外殖民扩张中， 都表现出类似的理念。 人类历史的维度中， 世界文明史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活动造成的悖论事项， 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 世界文明史的核心也不仅仅是对过去业绩的留恋，因为任何精神上的自娱都无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世界文明史的核心问题是对过去的扬弃、 对现实的规划以及对未来的构建。

就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状况看ꎬ “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 工人自己越野蛮”[14]， 社会的种种异化导致文明内容与文明形式之间的错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以自己的劳动和意识判断在精神以及文明的表现方面使自己二重化了，“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野兽”是这种状态的形象比喻。 为了摆脱表面上的不协调，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用自我麻痹式的语言体现虚假的满足， 把包容在粗陋之中的 “文明”当成一种享受。可以看到，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拓展是西方文明传播的重要动力，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 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 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 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5]。 英国的殖民活动使刚果河岸的黑人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而表现出一定的顺应倾向，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表现出相应的心理应激， “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最彻底地被摧毁； 在这里，人们已经走得这样远， 以致连美好的老英国这个名称也变得无法想象了， 因为老英国甚至在祖父母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16]。 在分析了这些事例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融合状态作了大致的总结: 文明的发生过程中光明与黑暗并存、伟大与卑劣共生，有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有时候种下的是花果收获的却是荆棘。 历史走着奇怪的路， 预想的不一定能实现， 实现的不一定是预想的， 文明经常在人的能动创造中以具体方式演进着。

资本主义文明的过渡性在于其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而这些局限性又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能完全消除或自行解决的。 既然这个体系的主导者不能体现整个工人阶级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愿望， 既然资产阶级本身没有有效的办法解决社会中的诸多问题， 它的主导性与合法性必然会遇到质疑和挑战。 当它遇到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时， 就会抛下伪装而露出凶残的本质， 这时候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和杀戮就成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野蛮惯例也被认为是 “文明的一个进步”。 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的生产力状况， 但带给社会和民众的并非全是福祉， 它“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17]。

３. 继承与超越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段， 俄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可以相互补充， 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可以相互沟通。俄国农村公社式的文明形态， 不仅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 也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 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资本主义在故乡的充分繁荣， 让落后国家看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了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财富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样板，从而缩短了资本主义过程而加速了社会主义文明进程， 因此这种“互补” 在于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相互沟通，既是对社会文明共性的承认， 也是对文明进程中世界联系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文明进程多样性和联系发展的理论， 是对相关问题总体的、 宏观的认识，是对文明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分析。 东方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私人企业家 结成的自愿的联合” 的文明形态， 构成极大的社会反差。 东方各民族没有达到完整的土地私有制状态，甚至没有达到西欧式的土地私有制状态， 以至于走向文明的道路发生很大变化。 东方的村社制度是特殊的社会制度形式，闭关自守的方式也和西方社会的进取意识大有不同， 走上社会文明的动因差异构成发展道路的差异。上述因素与农村公社基础上的东方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而造就一种社会惰性，“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9]。 与西方社会中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激情明显不同， 这是造,成对文明的理解方式和表达路径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亚洲的土地公有制和村社制度不仅是理解史前社会的一条线索， 也是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表现， 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不仅是土地所有制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不同阶段， 也反映了生产力发展造就的不同文明程度和演进路径。 就共性而言，“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 ”[20]，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 也把 “亚细亚生产方式” 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历史各民族都必然要经历的形式， 规定为人类社会最初的文明形态，揭示了文明进程中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 在“半文明制度” 的中国与西方“文明贩子们” 的冲突中， “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21]， 那些摆着基督教伪善面孔、 标榜西方文明国家的人做着不文明的恶行， “文明战争” 代替了“文明商业”， 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 性质以及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方式， 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 发达的科学技术、 廉价的商品和自由贸易政策共同影响的结果， 这些因素迫使东方社会在经济上被卷入世界交往的狂潮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 新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而对旧的社会组织、 社会 结构形成冲击，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表明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相交错的人类文明道路上， 马克思偏向于用统一性进程的辩证发展尺度来考察， 他在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状况以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 曾提出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即跨越式、 殖民式和自发式。 他认为， “跨越式” 演进要比 “殖民式” 演进更具有文明色彩， 而自发式应该根据现有的社会机构、 社会组织来实施， 并且需要参照世界先进民族的特殊经验来完善。

上述三种方式提供了认识社会文明变迁的三种参照系: 其一， 西方社会中封建社会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的形式，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 其二， 东方农村公社的文明解体和进化形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使他们前进而是使他们倒退； 第三，俄国公社文明可能的进化形式， 它可能以历史联系的方式走向高级的文明。走向文明的道路和具体途径是多样的，不同的文明也具有 特殊的道路、 特殊的发展方向和特殊的演化趋势。 社会文明的进程并不排斥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但也不能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 脱离社会约束的无秩序的发展， 它总是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下并在具体的制度、 风俗和传统中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及其文明成果和东西方独特性质等条件形成的多维坐标系统中考察和分析文明多样性的思维方法，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不能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而否定其基本观点， 也不能不顾现实环境按图索骥地理解文明问题。 共产主义文明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必然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有条件走向共产主义文明的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快慢， 要看它们的工业状况、 财富状况、 生产力的积累状况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共产主义发生的条件， 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大工业是共产主义文明的物质前提， 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文明，将在主体上消除人的异化状态， 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 将人们生动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现实关系还给人自己， 人以自己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精神克服社会文明中的异化现象后构建出新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要同落后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要同落后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但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都保留着旧社会的痕迹， 这是未来社会文明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差序格局促成了文明变迁中的赶超意识， 阶梯性造成了文明进程中的力量积累，多样性是文明进路中的活力因素， 人类文明犹如一个不歇的 “永动机”， 不断打磨出新的式样。 社会主义文明的出现充满磨难和曲折， 它在理论上的逻辑浮现和在实践中的创造活动， 都要遵循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并表现出特殊的地域形态， 但是它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三、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当代转换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内容和叙事都有其特定历史场景， 它的出场与在场都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规定， 思想的基本语境和方法论的总体框架是统一的。 当这一思想和叙事被运用到现实中时， 不能以不变眼光理解和使用其内容。 方法论必须结合实际， 内容更不可以照搬，因此，在普遍与特殊之间，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存在着话语形式的转换与叙事方式的衔接问题， 由方法论决定的建设思 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１. 叙事内容和话语形式的转换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使用了一套具有实践意义的话语体系， 他们经常在理论和实践衔接的基础上描述文明问题。 福柯认为， 马克思文明观的贡献在于破天荒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阿尔都塞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贡献在于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科学方向。 前者只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当成了一套叙事结构， 后者只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当成一种方法。 这 两个方面的看法既有洞见又有不足， 各自遮蔽了文明的意识形态内容或文明的公共生活内容，掩盖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关于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以及文明意义的本体结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 但它的面貌和本质都具有唯物主义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他们所处时代状况的反映， 在被运用到现实的实践中时，表达形式和叙事方式都必然会变化，“理论联系实 际”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就是要使 “想的” “说的” 和 “做的” 符合实际。马克思恩格斯文 明观作为物质生产理论和精神生产理论叙事的延伸和展开， 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 这些内容的细化和再分表明了人们对文明内涵和外延理解的深化。 现代文明的含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理解内容相比较有了不少变化， 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思想有轨迹，认识有理路， 话语有根据，叙事形式和表述方式都要有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叙事基础， 其叙事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方法论依据，其动员功能在于我们坚持这一理论的初心， 其引领功能在于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话语场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是认识和理解现代文明问题的基础， 是我们审视文明问题的意义空间。 尽管时空在流变，却不能将这种话语体系看成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毫无联系的无根之物，也不能把它表示成经常处于流体之中的漂浮之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叙事之 “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叙事之“流” 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长河中， 它有理有据， 有边有界，是开放的又是谨慎的。 说有理有据， 在于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基本立场， 秉持“老祖宗不能丢， 丢了就会丧失根本”， 在于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明成果， 坚持民族基因不能改变。 说有边有界， 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当成什么都能装的大筐， 它借鉴世界文明又不照搬世界文明， 对于那些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文明内容，时刻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受外来价值干扰。有界性还在于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的区域差别和含义差异，在实践中不能混为一谈。 说它开放而又谨慎， 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叙事语系就是一种姿态和立场，而绝不仅是空谈或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高谈阔论， 它经常是乐观而慎重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话语体系充满辩证精神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也同样是唯物主义在实践中的体现， 它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 或“本质主义” 的东西，更无意消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本源精神。 文明问题涉及复杂的内容，简单地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 会降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魅力， 借口保持原则的坚定性而否定现实灵活性的做法， 也会减损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功能和完整性。

２. 叙事时空和依存基础的转换

时空的社会历史性体现着文明形态的社会历史性ꎬ 时空的可转换性体现着人类文明的递进性。 历史转换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 空间变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地域特征， 有关思想的基本语境和总体框架是在新的时空中重塑的， 认识和捍卫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精神和基本立场， 要在特定的时空中赋予它符合现实的意蕴。 教条地维护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完整性， 把它局限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叙事范围内， 貌似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实际上却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难以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把握思想衔接的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力图适应时空变换要求， 把关注的中心集中在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上， 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特殊机制上，落实到现实场所变换条件下思想认识的赓续开新上。 处在时空变换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 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为实践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如何实现主体认识与客体对象之间有效结合， 不是在问题之外做出预设进而在封闭的体系中提供某种担保， 而是在当下的文明建设中表现出开放性的回应态度和实践性的解答方式。 因此，时空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式的内容， “问题式的场所变换机制不能通过文本的表层理解和直接阅读获得， 只有把理论的空缺与沉默之处充分连接在一起的症候阅读， 才能将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问题式发掘出来”[22]。１９世纪的欧洲所提供的叙事场景不同于２１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 地域变换造成的不仅仅是表达形式上的变化，更意味着马 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内容能否适应变化的 “水土” 以及怎样使它适应 “水土”。这个问题式的内容不表现为单纯的思想对象和思想结构的变化，而是思想及结构在具体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它要求文明理论的特定内容及其论题之间的客观联系能充分体现各部分的真实内涵，克服因地域变化而造成缺乏针对性的现象。通过这种问题式的开放性解读和构建， 能够以思想的整体性直接呈现当下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特定结构表征，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原初内容同当代现实的实践主体在特定情景中的需要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思维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层面上的发问，而要在思想深处考虑“五位一体” 文明建设的有关事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 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原有叙事做转换， 重新审视经典文本的场景和视野， 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审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经典内容以及因环境变化而需要开新的内容， 通过这一思路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系统结构， 以客观环境和社会问题为基础确认其整体性、 开放性和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话语体系并不排斥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无论是世界历史性交往层面上文明内容的构建， 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文明的构建， 都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环境而重设一套世外语系， 更不是借口特色而忽视一般规律， 借口变化而另起炉灶。

３. 建构思路和构建范式的转换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走向更高层文明的状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们逐渐从封建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宗法关系奴役下的人成为资本关系支配的人， 这种文明彻底抹去了超拔于物的神性光环，颠覆了人的生存的价值理性。 整个世界堕入工具理性之中， 畸形发展的文明使个人放逐于物性世界而在精神上无所归依， 走向文明的愿望建立在伟大的“社会悲剧” 之上， 但历史的光明就寄寓在这种悲剧的行动之中。 尽管社会主义实践曾遭受巨大挫折，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文明问题的认识有很多差别， 却不能因此将未来文明归于终结。 面对新形势， 不能消极无为， 因为共产主义不是 “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而是 “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3]。 在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的体系中，变化的情况要求对世界文明的总体结构做出整体判断，以及对文明建设的具体形式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求决定的， 其实践逻辑是把社会发展看成一个协调统一的过程。 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 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 它们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中， 统一于社会的辩证运动中。这些重要的文明形式可以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表达出来，治理文明、 制度文明、 政党文明分别体现社会主义文明的要点和路径，表明现代文明建设中所采用的方法方式上的现代特征， 借助政治语汇、 学术语 汇和大众语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 “四个全面” “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结合在一起， 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动员，在整个社会领域中表达了价值选择 和目标定位。 在社会意义的界面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容也具有日常的常态性和公共性， 意义本体深刻地凝结在社会事项之中，人们的行为范式总是以已有认识为基础， 处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氛围中的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 主流观念和非主流观念，都在社会主义文明中受到考量， 并在国家治理、 核心价值观和群众利益的语境中， 将主客体关系通过社会发展的纽带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４. 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

如果说传统社会创造出一种中规中矩的文明形态，那么现代性标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状态，其中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都打上现代技术创新的印记并显示出更多的突变性。由人的主观规划和描绘的图景，一方面通过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联系而使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表现出来， 使人们对社会文明的认识更合乎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的内在规律； 另一方面由于急功近利心态和短视行为， 造成 一些方面畸形发展， 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意蕴。西方现代性危机已经侵入资本主义肌体之中， 技术力量和资本力量合流的结果， 构建起充满二重性的内容， 它终结了自然的荒野文明的同时创造出人为的荒野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毫不讳言资本主义文明的功绩， 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放任自流的发展方式已经落伍；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讳言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要求， 他们希望在世界文明大潮的淘洗中顺应时代。 人类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走向文明的道路，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看， “世 界主义”的价值观和普世价值都包含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霸权。 对于“普世文明”，需要具体地看待而不是抽象地评说，需要全面地认识而不是片面地审视， 需要客观地分析而不是唯心地猜度， 人类社会的文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是空集， 寻找最大公约数是获得更多对话和共识的前提， 文明问题上的美人之美、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现代社会应当秉持的心态和美德。可以说， 在追随现代性文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所凝结的话语叙事、 思想转换、 实践方略，是一种深度的社会转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思说行’ 的融合创新研究” (１９ＢＫＳ１４３) 的阶段性成果和广西八 桂学者项目研究成果ꎮ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０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６５８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０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５９９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５－１６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９７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９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５５７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３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４３０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３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４２８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７７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１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第５８０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３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８５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１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９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３１４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５８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６８０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４０７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７６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４６０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２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６８２－６８３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９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５４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２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６３２页。

22.张一兵: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中)，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年， 第７７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５３９页。

 

参考文献:

[１] 〔美〕 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文明的灯塔»， 赵玉闪等译，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２]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王佩莉、 袁志英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３] 田心铭:«从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看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４] 王世荣: «文明大走向: 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５] 〔英〕 亚当·弗格森: «文明社会史论»， 张雅楠等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