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核心政策。经过5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一带一路”涵盖非洲大陆，非洲大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国家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倡议，非洲领导人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来说同样重要，欢迎中方积极参与非洲铁路、公路、港口、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并向非洲转移优质产能。中国多年来一直注重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交流往来，双方的经贸合作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友好合作也一直伴随着一些杂音，比如个别心怀叵测的国际机构或媒体长期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宣扬“中国威胁论”，无端指责和批评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以来，随着非洲债务问题的显现，又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即声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加重了非洲国家债务负担，此论调愈演愈烈，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不及时澄清和解决，将会进一步损害我国的国家形象，影响和迟滞中非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根源在于多数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经济结构单一。非洲国家债务增长和债务风险的扩大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但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层面来看，中国对非洲的贷款和援助都不是导致非洲债务风险增长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层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是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起点。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国际油价的上涨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使非洲国家的出口受到了沉重打击，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很多国家国内出现了财政危机。为平衡国际收支，弥补国内财政赤字，这些非洲国家开始大举借债，很多非洲国家依靠举借外债弥补财政赤字。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非洲国家军事政变、战乱、内部冲突频发，军费和战争支出催生了大笔外债，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偿债能力进一步减弱。

从现实层面来看，非洲国家债务累积是近年来全球宏观经济条件导致的。从全球产业链来看，目前非洲仍处于产业链底端，多数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出口产品多为原材料，出口收入有限，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变动的反映极其灵敏和快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给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压力，经济严重下滑。为寻求资金刺激经济发展，非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同时，伴随着经济下滑，非洲国家的税收随之减少，财政收入的减少削弱了偿债能力。近年来美元不断走强，多数非洲国家货币出现不同幅度的贬值，也进一步加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

从当前非洲国家债务的构成来看，来自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也不是非洲债务增长的主要来源。非洲国家债务主要来自国际债券发行、商业银行及多边金融机构贷款。近年来，由于国际债券发行条件有利，投资者需求高且稳定，非洲国家非常依赖债券发行。国际债券发行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实现投资者多样化，但也会增加发行国的再融资风险，特别是当发行量大且债务管理框架薄弱时。2007－2016年，非洲国家发行了大量主权债券，国际债券在公共债务总额中的占比从9%提高到了1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非洲地区部分国家在2017年发行了75亿美元的主权债券，是2016年发行量的10倍，为历史最高。到2018年，已有16个非洲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发行了国际债券，发行规模相当大。

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在非洲国家债务中也占有不小的比重。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债务中有38%来自商业银行，36%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26%来自其他国家政府的贷款。作为其他国家政府之一的中国，其贷款在非洲外债中所占的比例只会更少。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的数据，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近年来有所增加，但在非洲当年债务余额中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2011年之前一直未超过2%，2016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2017年又快速回落。

而且，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大部分都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2000－2016年，中国至少在非洲国家的公路、铁路、港口和电力项目上投资了74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贷款实质性的推动了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推动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有利于减少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提高偿债能力。

从上述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纯属无稽之谈，面对外部针对中国的不实指责，我们要给予有利的反驳。目前，中国从政府部门到学者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努力，如2018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安哥拉表示：当前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解决债务问题的思路也已明确，这就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中方对此予以坚定支持，并愿为非洲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在有效防范和化解中国在非洲国家债务问题上面临的质疑和风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以后的合作中不增加非洲的债务风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统筹规划对非洲地区提供的融资规模，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投资结构，避免过度投资。要对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存量债务进行分类，妥善处置不良债务。要严格按照国际金融市场通行标准，评估现有中国提供的商业融资项目风险等级，并按照不同风险等级将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存量债务进行分类。针对已经暴露出问题的不良债务，应综合采取利率优惠、展期、债转股等多种方式，提前化解相关风险，避免出现债务风险传递和连锁违约，确保不出现因中国减少再融资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和债务危机。其次，要优化现有的债权结构。要适度减少大型工程类、基建类项目投资，适度增加与制造业相关的对非洲国家债权规模。控制大型工程承包、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数量。鼓励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和企业以合资、交叉持股等多种形式在非洲地区开展直接投资和建设工厂，增加对非洲企业的技术转移，提高中资企业对非洲本地工人的雇佣比率。最后，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广泛的对接国际多边组织，提高中国对非洲国家债权的国际认知度和合法性。主动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等相关国际和地区多边金融组织合作，联合对非洲国家项目开展融资贷款，增强中国对非洲提供资金的国际认知度和合法性。同时，增加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重点参与的国际组织对非洲提供资金的规模和比重，适度提高对非洲国家贷款的标准，增强贷款透明度。

综上所述，“中国债务陷阱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非洲国家也不会被这种论调所蒙蔽。未来，中国要继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继续推动和加大与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合作力度，推动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