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必须对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问题作出思考。“三个逻辑相统一”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以及从整体性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具有方法论意义。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可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透彻性, 从纵横交错的理论、历史、现实中抓住问题的本质, 展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之美”。“三个逻辑相统一”反映了唯物辩证法本质要求, 习近平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作者简介: 张雷声(1954-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延安大学“张雷声社科名家工作室”首席专家(北京 100872)。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要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中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认清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 对马克思主义有更为透彻的准确理解, 就必须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中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 研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因此, 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就必须对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以下简称“三个逻辑相统一”) 问题作出思考。

一、从“两个逻辑相统一”到“三个逻辑相统一”

“三个逻辑相统一”是从“两个逻辑相统一”(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 发展而来的。早在2013 年1 月5 日,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 在谈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 就对“两个逻辑相统一”问题作了阐述。他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这时, 习近平关于“两个逻辑相统一”的提法, 显然是把实践逻辑包含在历史逻辑中的, 因为历史虽然是过去的现实, 但也是一种实践, 而当下的实践就是未来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 实践逻辑也是历史逻辑的题中之义。

“两个逻辑相统一”的提出, 提供了从整体性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这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以及从整体性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两个逻辑相统一”的提出, 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基础上, 贯穿并发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和毛泽东给予了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为基础, 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列宁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 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确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 而且也是研究人类社会由低级社会形态发展到高级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 毫无疑问,是以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科学理论。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 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阐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致的资本主义历史命运、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 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性。因此, 习近平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

理论逻辑反映历史逻辑, 是对历史逻辑的理解。也可以说, 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建立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正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扎根于历史实践发展的土壤之中的。中华文明5000 多年的历史、世界社会主义500 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实践史,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因, 同时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基础。“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 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3]显然, 在“两个逻辑相统一”中, 实践逻辑包含在历史逻辑中, 成为理论逻辑赖以建立的基础。历史逻辑检验着理论逻辑的科学性、合理性, 推动着理论逻辑的发展。

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定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定如此。习近平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 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 必须关注发展了的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 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 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 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突出关注发展了的实践, 要求直面新情况新问题, 要求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注重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因此,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时, 强调了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5]。从“三个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既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 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演进的, 而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 也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在理论指引下前进的,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探索出来的, 它在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 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更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 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奋斗进行的一种实践创造, 已被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实践、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

以“三个逻辑相统一”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内容之一, 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从“两个逻辑相统一”发展到“三个逻辑相统一”的关键, 就在于把实践逻辑从历史逻辑中剥离出来, 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实践对于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性, 实践是检验理论准确与否、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 以及实践的不断发展对推动理论不断创新的意义。

二、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三个逻辑相统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方法。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可以透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从纵横交错的理论、历史、现实中抓住问题的本质,展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之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承并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 在革命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 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资本论》, 都彰显出“理论之美”。显然, 《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之美”就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透彻性; 《资本论》的“理论之美”就在于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剖析的透彻性。马克思主义的透彻性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关键所在。

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 理论逻辑反映问题研究本身的内在要素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 而这种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决定着问题研究的性质和方向。理论逻辑要求问题研究不能浮于表层、浮于现象, 而要深入到本质层面,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个系统中的要素, 它们之间具有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 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正是这种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创新, 而在这些创新性的理论中, 必然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 理论逻辑具有科学判断力的意义。习近平在2016 年5 月17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所说的: “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方法, 我们都要研究借鉴”,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 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6],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丢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 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丢了也就失去了科学判断力。

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 就在于理论逻辑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发挥作用, 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 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并吸收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基础上产生的; 理论逻辑也是要从历史中走出来、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和生命价值, 正是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引导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 以及使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断取得胜利而产生的, 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展着自身、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而体现的。这就是说, 理论逻辑是蕴藏在历史逻辑中的, 它从历史逻辑中来,在历史逻辑中发挥作用, 也在历史逻辑中不断发展自身, 从而表现为对历史逻辑的反映和理解。理论逻辑穿越了历史逻辑, 既证实了理论逻辑的科学性, 也指导着历史逻辑的发展, 又在历史逻辑中发展自身。这就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 研究理论逻辑的同时必须要研究历史逻辑。在“3·1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习近平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 还必须“视野要广, 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 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 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7]。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的统一既构成了教学视野的广度和深度, 同样也构成了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又是统一于实践逻辑的, 它们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实践逻辑表明了当下的实践、发展了的实践, 是客观关系的系统, 同时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首先, 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所要连接的实践逻辑, 是当下的实践、发展了的实践,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只有与当下的实践、发展了的实践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发挥效应。其次,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所面对的实践, 不是不相干的、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实践, 而是实践逻辑, 即反映客观关系的、反映社会制度的系统实践。在“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在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形势下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时, 所概括的“五个面对”, 即“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 “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 正是反映客观关系、社会制度的系统实践。只有针对实践逻辑, 才可能准确地概括出所要研究的课题。因此, 针对“五个面对”,习近平所概括的研究课题就是: “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8]。可见, 历史逻辑是对过去了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 而实践逻辑则是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正是实践逻辑与历史逻辑存在着的这种差别, 清楚地说明了把实践逻辑从历史逻辑中剥离出来的重要意义。

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具有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涵的研究价值和效果。第一, 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可以讲清楚支撑问题研究的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及呈现出的复杂的逻辑关系,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所强调的逻辑整体。逻辑整体说明,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也是一个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整体。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随着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创立了唯物史观; 而把唯物史观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 所确立的剩余价值理论, 既理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也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 形成的共产主义学说, 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性作出了证明。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整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其内部的构成内容, 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整体。再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之间的内在统一,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统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间的内在统一, 等等, 也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中的理论问题的逻辑整体。

第二, 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可以讲清楚各要素之间表现出的逻辑继承、逻辑脉络、逻辑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所强调的历史整体。当逻辑整体关于理论构成所呈现出的内在复杂的逻辑关系, 从逻辑继承、逻辑脉络和逻辑发展的角度反映出来时,它就会转化为历史整体。例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在解读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时, 它就是逻辑整体, 而当我们从逻辑发展角度来认识时, 就会看到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经历了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 再到“四位一体”, 直至“五位一体”的发展过程, 以逻辑继承、逻辑脉络、逻辑发展的眼光来考察这一发展过程, 就表现为历史整体。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 历史整体表现为内在整体和外在整体两个方面。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为内在整体。从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来看, 当马克思实现了“两个转变”后, 他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为思想路线, 而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逻辑主线,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和叙述来看, 马克思立足“生动的整体”即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 上升到理论高度, 探索其内在规律, 然后通过“思维具体的整体”即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构建理论体系, 展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为外在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在开放中不断前进, 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那样: 它的“全部精神, 它的整个体系, 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 历史地, (b) 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g) 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作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和阐明,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构成了历史整体的核心。

第三, 在“三个逻辑相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可以从历史进程的逻辑进路上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逻辑进路上反映理论逻辑, 从而说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坚持和运用了唯物辩证法,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所强调的方法整体。“三个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精神, 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唯物辩证法强调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它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马克思正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领域,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剖中, 探索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诞生了《资本论》这一影响深远的宏伟巨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就在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 解决中国的问题。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事求是”, 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所作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 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准确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0]中国革命和建设、改

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 坚持实事求是, 就能兴党兴国, 违背实事求是, 必然误党误国。

三、“三个逻辑相统一”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三个逻辑相统一”作为一种方法, 发展了马克思关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史上关于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进行了研究, 肯定并赞扬了“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认为“在第二条道路上,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强调: “具体之所以具体, 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 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 表现为结果, 而不是表现为起点。”[11]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说明了现实的经济运动是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出来的。也就是说, 在理论的呈现中, 需要运用反映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来构建理论体系。在这里, 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具有简单规定性的经济范畴和具有复杂规定性的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则是从具有简单规定性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具有复杂规定性的经济范畴, 这是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在经济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 “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 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 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 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2]。马克思在分析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关联性中,说明了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过程基本上是与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例如劳动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已经表明, “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 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 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3]。马克思在这里充分说明了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时, 需要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这是由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决定的。因为逻辑是对历史的理解, 是用范畴体系反映历史的; 而历史的再现则是通过逻辑的方式反映的。这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内涵要求。

但是, 马克思也考虑到了例外的情况。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 因而“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4]。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就有必要考虑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 因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 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 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 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 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5]。因此, 对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 决定着对经济范畴之间辩证逻辑联系与历史关系的准确理解。马克思以资本与地租这两个经济范畴为例, 说明在历史上, 地租先于资本产生, 但在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式中, 要懂得地租就必须先懂得资本,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必须成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同时又是终点。把资本和地租这两个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 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6]。可见, 马克思也对经济范畴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存在的与历史进程不相符合的情况作了分析。在历史发展的跳跃性、曲折性对思维的逻辑进程发生干扰时, 假如思维的逻辑进程还在追随历史进程, 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无关紧要材料的关注, 引起思维逻辑进程的紊乱。在这种情况下,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就表现为历史服从逻辑。这也构成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又一内涵要求。

在经济学说史上,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打破来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困扰, 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 正是因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表现形式,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探讨中,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分析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 它能够使我们了解到这个社会结构产生的历史, 也能够使我们把握到这个社会结构的现状, 还可以使我们捕捉到这个社会结构未来发展的征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宏伟巨著, 正是运用这一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趋势的典范。由此可见, 唯物辩证法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实质。“三个逻辑相统一”从“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要义之正”“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之新”方面,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为示例, 对马克思关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作出了在新时代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将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 反映了唯物辩证法本质要求的“三个逻辑相统一”方法, 创造性地运用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分析, 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这里,着重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发展规律在经济领域运行, 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发展变化三个方面作出阐述。

第一,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分析。在我国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已经表现为由追求速度提升为讲求效益、由注重水平提升为追求质量、由强调增长提升为实现发展的紧要关头,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是通过理论、历史和实践的分析得出来的,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学说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这一转化是和正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特点,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作出新的丰富和发展有关, 和“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的温饱问题, 总体上实现小康, 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有关, 同时也和“我国适合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关[17]。以“三个逻辑相统一”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尽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但是,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变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意味着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定位, 也是我们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的重要依据。

第二,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在我国经济领域运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经济运行规律。习近平把这一理论逻辑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分析之中, 以考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和尊重客观经济事实为基础, 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发展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推进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 为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发展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18]。二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19],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三是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出重大判断, 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四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些理论创新正是以“三个逻辑相统一”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

第三, 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发展变化的分析。“三个逻辑相统一”在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中, 通过问题导向、矛盾分析, 展现了中国发展的世界性和世界发展的复杂性, 以及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形象和作用。例如,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上, 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 习近平以加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为基点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创造性运用“三个逻辑相统一”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逻辑的核心要义, 即“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1], 穿越世界体系的演化、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历程, 以及现存的两大社会制度特点变化的历史逻辑, “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22]。面对经济全球化日益凸显其复杂性、逆全球化力量上升等所带来的人类必须共同解决的全球问题, 中国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 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3]以“三个逻辑相统一”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 充分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是基于各国共同利益, 采取共同行动, 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代表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展现了中国勇立经济全球化潮头、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21 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22 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22 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23 页。

[5]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第36 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341 页。

[7]《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 《人民日报》2019 年3 月19 日。

[8]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 年5 月19 日。

[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163 页。

[10]习近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学习时报》2012 年5 月28 日。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25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26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29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29 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1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32 页。

[17]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第11 页。

[18]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258 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第552 页。

[20]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第30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540-541 页。

[22]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22 页。

[23]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22 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7]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