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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2019年10月18日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作者:王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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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从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特征论述中可见, 国家本质上具有公共性和阶级性双重特征, 国家是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体, 其中公共性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而阶级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决定着国家的本质, 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反映和折射了人类建立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的辩证统一。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而开辟了实现国家公共性的现实道路。当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研究运用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不断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研究, 指导我国加快政府转型和职能转变, 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 国家本质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王同新(1964- ), 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闽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洛阳 471934)

   

    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可见国家本质上具有公共性和阶级性双重特征, 国家是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体, 其中公共性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阶级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决定着国家的本质, 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反映和折射了人类创设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的辩证统一。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巴黎公社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开启了公共权力向人民大众复归和国家政权去政治化的历史进程, 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正确把握国家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基础上履行好合理职能冶和实现好国家公共性开辟了现实道路。当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在这个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下, 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研究, 指导我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国家本质特征的两重性

对于国家如何排挤、打击直至取代氏族制度而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 以雅典国家作为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冶进行了经济学描述, 他最后概括指出: “国家的本质特征, 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从恩格斯对国家本质特征的概括性结论中分析可见, 国家的本质特征包括两个层次: 首先, 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它具有公共权力的一般属性, 即国家具有公共性特征; 其次, 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 表现在它与人民大众相分离, 具有一般公共权力所没有的特殊属性, 即国家具有阶级性特征。

1. 公共性揭示了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从国家本质特征的第一个层次来看, 国家首先是一种公共权力, 而公共性是公共权力最一般和最本质的属性, 其具体表现在公共权力主体即最终所有者社会全体成员和具体执行者公共部门的公共性, 公共权力客体即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公共性, 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和手段即履行公共职能和行使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公共权力目的和价值即维护社会共同利益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性等。首先, 作为一种公器”,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 其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满足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公共利益需要, 而且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一定程度上也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制约,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加以考虑和兼顾。马克思对政府职能的分析是以公共需要作为起点的。[2]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 恩格斯也是从公共需要和公共目的的角度分析了诺克拉里对氏族制度的双重破坏作用, 即它造成的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是原来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 并且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3]。这是对氏族制度的致命一击, 恰恰是国家产生的关键一步。很显然, 恩格斯这里所讲的公共目的就是指通过设置诺克拉里这种新设施来处理共同居住地区内日益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 以优先满足全体人民的公共需要和维护实现公共利益。其次, “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存在, 需要政府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能[4]。国家自诞生以来就集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于一身, 但在国家的双重职能中, 政治统治职能一般表现得比较突出和耀眼, 特别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时期, 政治统治职能更是居于强势地位, 而社会公共职能则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但无论如何, 作为国家产生的根本起因, 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和履行社会公共职能乃是国家政治统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和基础。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强调的: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 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恩格斯还以波斯和印度为例, 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专制政府都非常重视河谷灌溉管理, 英国人在印度统治期间也最终认识到灌溉设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要必须创设一个公共组织去管理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 这正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产生的初衷, 因此公共性特征揭示了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也表明了国家或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

2. 阶级性揭示了国家的本质

从国家本质特征的第二个层次来看, 国家又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 表现在它与人民大众相分离, 具有一般公共权力所没有的特殊个性即阶级性。首先, 与一般公共权力不同, 国家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是原来氏族制度下全体人民的自我保护的武装力量, 而是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 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 武装的公共权力’”[6]。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和宪兵队实际上蜕变成一种专门为贵族效力的公共权力, 对内用来镇压奴隶的反抗、缓和冲突维持秩序冶, 对外还有国防和战争职能。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这时的公共权力冶获得了政治性质而转变为政治权力”,这时的人民也由一个非政治范畴转变为一个政治范畴。恩格斯在《掖法兰西内战业1891 年单行本导言》中明确指出: “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 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7]其次, 恩格斯在研究分析国家作为一般公共权力的共性即公共性基础上, 具体地、重点地研究阐明了国家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个性即阶级性, 从而得出国家的本质在于其阶级性的结论。从历史起源看, 国家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 其特殊性就在于这种公共权力脱离了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实际掌控, 而被统治阶级所把持、垄断和世袭, 最终异化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反噬人民的暴力机器, 并沦为统治阶级假借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谋求和实现本阶级特殊利益的政治工具。表面上看, 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似乎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 但实质上它并不真正独立, “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8]。因此, 在阐释了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以后, 恩格斯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国家是这样的, 这仅仅是说, 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 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 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9]正是基于对国家起源的历史地客观地考察分析,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不仅阐明了国家作为一般公共权力所具有的共性即公共性特征, 而且着重阐明了国家作为特殊公共权力所具有的个性即阶级性特征, 从而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本质: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 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10]

二、国家本质特征两重性的辩证关系

在国家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片面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国家就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 它本质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忠实代表, 因此国家纯粹是一种中性的公共设施,国家只具有公共性而没有阶级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家本质上只是统治阶级剥削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 国家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政治工具, 因此国家只具有阶级性而没有公共性。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国家本质特征的公共性与阶级性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因而都是错误的。其实, “国家、政府的本质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统一, 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工具 [11]

1. 国家是公共性与阶级性对立统一的有机体

国家本质特征两重性的关系可以从国家孕育的胎胞里即公共权力及其性质、功能的历史变迁中寻觅缘起。所谓公共权力, 就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即管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事务的权力。这种涉及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事务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因此, 公共权力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它存在于一切社会中。 [12]纵观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 公共权力是贯穿前国家阶段、国家阶段和后国家阶段所共有的东西, 公共权力与人类社会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只是国家阶段的公共权力发生了性质和功能的重大变化。自从国家产生之日起, 原本单一纯粹的公共权力便在性质和功能上一分为二: 公共性和社会公共职能、阶级性和政治统治职能; 此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 前者由下降到上升直至完全实现, 后者由上升到下降直至最终归零。可见, 国家区别于一般公共权力的实质和核心在于共性基础上的个性, 也就是公共性基础上的阶级性, 国家一开始就包含着公共性与阶级性这一对矛盾。首先, 国家本质两重性特征之间是相互区别的, 公共性作为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它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永恒范畴; 而阶级性作为国家的本质所在, 既不是从来就有的, 也不是永久存在的, 它是与国家共始终的历史范畴[13]。其次, 国家本质两重性特征之间亦有主次之分,公共性是国家的次要特征, 也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居于弱势和服从地位; 而阶级性是国家的主要特征, 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居于优势和主导地位, 决定着国家的本质。

国家本质特征的两重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二者既相互区别、相互斗争, 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国家是公共性与阶级性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体, 其中公共性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或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 而阶级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决定着国家的本质。在国家身上, 社会性与阶级性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 全社会的代表与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一点, 才算是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概念。[14]

2. 国家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折射出人类创设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的辩证统一

国家本质特征的两重性关系还可以从人类创设国家的目的动因与实现手段途径方面来分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雅典国家产生过程中设置诺克拉里所依据的不是亲属血缘关系, 而是首次以共同居住地域内出于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无论国家产生后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状况如何, 起初的这种公共目的”虽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缺失或偏离, 但却从未完全丧失或被彻底丢弃, 它反映在国家身上就是国家所天生具有的公共性特征。从理论的应然”层面看, 国家的公共性特征表明, 国家这种公器”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它本来只应当作为服务全社会公共目的和公共利益的工具, 而不应当被用来为某个或某些阶级谋取特殊利益。但从实践的实然”在层面看, 国家这种公器”的实际操控权却掌握在社会强势集团手中而沦为阶级统治、剥削和压迫的暴力工具, “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 “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 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15]。这恰恰说明, 国家公共性的实现是以自身的局部缺失为代价而相应伴随着阶级性的产生和扩张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理论上的公共性应然冶反映了人类创设国家的目的和动因, 而实际上的阶级性实然”体现了达成目的之手段和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国家在本质上并不是好东西,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 它只是通向人类理想社会的必经阶段和必要桥梁。阶级专政不是目的, 更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东西, 而只是为对付不愿意交出政权和仇视人民政权的人的手段,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是实现无阶

级、无专政的理想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16]即使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权性质, 恩格斯也指出了其过渡性质: “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 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 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17]

与自然界发展有别, 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 国家作为人类智慧和理性的创造物, 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主观目的的烙印, 但最终历史合力”的作用又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人类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与自然物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之间关系不同, 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 其公共性与阶级性特征反映和折射了人类创设国家的公共目的性与方式手段性之间的辩证统一[18]

三、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关于国家本质特征的理论上, 马克思恩格斯对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剥削阶级专政国家政权进行了彻底批判, 对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高度赞扬。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

的总量。”[19]在《法兰西内战》中, 马克思又指出, 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府, 这是社会和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 把它从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旧政权由于国家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合理职能[20]不会被废除, 而是归还给公社负责任的勤务员。对此, 恩格斯在《掖法兰西内战业1891 年单行本导言》中表示了高度赞同。这说明: “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和属性, 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 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 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21]并且,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 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 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22]。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巴黎公社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正确把握国家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基础上履行好合理职能”和实现好国家公共性开辟了现实道路、提供了重要参照。当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 研究运用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 特别是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性与阶级性辩证关系理论, 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 理论价值的凸显

从理论上看, 有利于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全面、辩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国家的本质及其特征, 从而正确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帮助人们走出以往片面强调阶级性而忽视公共性的理论误区, 对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变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地表现出来, 除了对一些中高端私人产品的少量需求外, 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领域对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的大量需求。这个新时代, 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公共性得以充分彰显和实现的历史时期, 也正是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所揭示的国家公共性发展趋势中由下降到上升直至完全实现的历史转折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发展了我们党自八大以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 特别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形成了新的正确分析和判断。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我们党早在八大上就形成了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八大概括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3]。解决的方法途径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重大转移。如果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奠基和探索阶段、开创和推进阶段、全面坚持和发展阶段[24]三个阶段来分析, 那么这个正确理论判断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曲折发展。一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和探索阶段发生了反复和偏差,“文化大革命冶时期甚至严重背离, 主要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了公共性建设。二是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推进阶段又得以重新确立和进一步巩固。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归纳和精炼表述为: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5]同时, 这一次全会还强调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任何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和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解决的方针政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是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坚持和发展的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既指出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全局性和历史性的变化, 又指出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两个没有变[26]。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俱进的新表述和这种变”与不变”的新论断, 反映了我国发展总量变进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 反映了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反映了我们党对八大以来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确理论判断的继承发展和不断深化。同时, 党的十九大强调: 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并号召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2. 实践价值的凸显

从实践上看, 有利于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全面正确地履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 进而把人们从以往关于国家本质和政府职能的片面性理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冶的错误做法中解脱出来, 对于我国与时俱进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仅体现在它能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

而且体现在它能实现更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性。但改革开放初期的某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 等经济指标, 忽视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实践中导致政府公共性的严重缺失。实践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要始终坚持和更加注重把以实现公共性为根本宗旨的社会公共职能作为政府职能的基础来抓,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发展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特别是要求政府职能要紧跟新时代、适应新时代加速转变。经过40 多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目前发展状况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正处于加快实现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跃升的关键期,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需要冶方面的吃饱穿暖等低水平、低层次的满足, 而且是对包括营养健康、休闲娱乐、环境宜居、安全舒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等在内的多样化、个性化、全方位、高品位的满足。人民普遍向往和期盼政府服务更加健全贴心、工作就业更加稳定舒心、个人收入更加满意称心、食品药品更加健康放心、医疗卫生更加方便和高水平、生活更加可靠有保障、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家居更加舒适温馨、出行更加安全便捷、自然环境更加优美宜人、社会环境更加自由公平、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充实等。我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发生新的阶段性变化、呈现新的阶段性特点, 突出问题在于目前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 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由此可见, 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来讲, 从需求侧看, 人民日益增长的以私人产品为主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基本满足,现在集中表现为对以公共产品为主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和追求, 普遍期盼政府能提供更加健全和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从供给侧看, 我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而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突出表现在除了部分中高端私人产品短缺外, 主要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产品短缺或供不应求。比如,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 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 城乡、区域和群体发展不平衡,生态环保压力较大; 民生领域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社会矛盾和公平问题交织叠加, 国家安全面临新挑战等。

总之, 我国目前已经告别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而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私人产品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满足, 井喷式冶的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却十分突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要求我们, 必须把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到政府职能的核心地位, 加快推进政府转型和职能转变、构建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公共性建设, 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公共性实现水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8116 页。

[2]唐铁汉: 《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原论》, 《新视野》2005 年第5 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3 页。

[4]唐铁汉: 《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原论》,《新视野》2005年第5 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23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7 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72 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31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76 页。

[11]郭小聪: 《行政管理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27 页。

[12]李延明: 《什么是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 年第2 期。

[13]参见王同新: 《公共性与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透视及其当代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2015 年第6 期。

[14]李延明: 《什么是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 年第2 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页。

[16]王振海: 《论政府公共性》,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3 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页。

[18]参见王同新: 《公共性与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透视及其当代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2015 年第6 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93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7 页。

[21]王伟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并不输理》, 《红旗文稿》2014 年第18 期。

[22]王伟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并不输理》, 《红旗文稿》2014 年第18 期。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 341 页。

[24]金民卿: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涵和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7 期。

[2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12 页。

[26]参见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2 页。

 

参考文献:

[1] 金民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坐标》, 《云南社会科学》2018 年第5 期。

[2] 张中祥、李和中: 《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来源》, 《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6 期。

[3] 迟福林、方栓喜: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政府转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4 期。

[4] 刘熙瑞、段龙飞: 《服务型政府: 本质及其理论基础》,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5 期。

[5] 李军鹏: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论坛》2013 年第1 期。

[6]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年。

[8]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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