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信仰的多元化，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上，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都有“回避说”“否认说”和“放弃说”的观点。新时代重温并准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流亡者文献》《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经典著作中对共产主义“信仰”或“理想”的论述，对于回应和驳斥那些误解或刻意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思想的奇谈怪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准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明辨错误思潮的危害性，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共产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王玲玲(1956－)，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27);何江(1973－)，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安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安顺561000);谭高顺(1980－)，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曲靖师范学院讲师(云南曲靖655011)

 

一、新形势下强调“共产主义信仰”的必要性

共产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最美好的构想，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共产主义信仰[1]。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永葆生机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安身立命之本。正是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

从1921 年成立之初的50 多人，发展到今天的近9000 万党员，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信仰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中华民族秉持着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形象，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为什么在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还要讲共产主义信仰，还要强调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 这是因为从我们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来看，当代共产主义信仰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挑战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坚守马克思主义，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性问题。

首先，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世界意识到，无论是通过武力征服还是经济封锁，都不能改变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他们企图通过发动意识形态战争，达到让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的目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一些人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他们欢呼雀跃地宣称，历史正终结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终结于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标志的“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为了让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的社会主义事业从地球上彻底消亡，后冷战时期的西方世界将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其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首要目标和主要对象。一方面，他们通过杜撰大量“野史”，以戏谑调侃的方式混淆视听，试图贬低甚至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史，以及抹黑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期动摇我们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利用当代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多样生活方式、多个利益主体、多元价值观对国人信仰的影响，大肆宣传“多元文化论”“普世价值观”“文化趋同论”“历史虚无论”等西方价值观，妄图将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普世价值”之名，行反共产主义之实，以期动摇我们的“四个自信”。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进攻，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可以让人们看清西方反华势力的真实目的，即通过否定共产主义信仰，否定马克思主义，最终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当前正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重要跃升期，是中华民族面临千年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在这两个“没有变”的国情下，有人企图利用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歪

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抹黑并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为此，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对于在全社会重塑崇高理想，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最后，贪污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意识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依然存在着“四种危险”，依然要解决“四风”[4]问题。其中，腐败问题依然是最大威胁之一。市场经济衍生出来的利益、思想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加上与之相伴而来的物质诱惑对党员干部自律防线的冲击，使得共产主义信仰面临着被淡化的危险。“红旗

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也在困惑着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共产主义事业正在受到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挑战。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如何使广大党员干部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住权、钱、色的诱惑，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真本质，是新时期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上述世情国情党情的大背景下，在如何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论述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上，学界出现了“回避说”“否认说”和“放弃说”的声音。其中有些是出于善意的学术讨论，也有些是罔顾事实甚至居心叵测的恶意歪曲。但无论是哪种性质，这些杂音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这些现象，说明如何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已成为当前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多次强调: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5]“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6]为了回应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思想的奇谈怪论，坚守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

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论述解读的几种错误观点的批驳

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思想时，“回避说”“否认说”和“放弃说”等错误观点，或是从概念界定的视角主张回避马克思主义信仰，或是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视角，从根本上直接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虽然三者动机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客观上起到了降低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之地位的作用。

1．“回避说”之误

“回避说”认为，“信仰”和“信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信仰，通常是指宗教信仰; 信念，通常是指科学信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提“信念”，不宜提“信仰”[7]。无疑，“回避说”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宗教化、迷信化，但用“信念”取代“信仰”，却在客观上背离了这一初衷。从表面上看，用“信念”取代“信仰”似乎只是概念的置换，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一置换非但不能达到避嫌的目的，反而因为对“信仰”和“信念”的界定太过绝对和片面，而使其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信仰”和“信念”存在概念界定上的不严谨性。“信仰”与“信念”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在概念上，“信仰”的外延大于“信念”，它涵盖了“信念”的全部内容; 内涵深于“信念”，比“信念”更深刻。“信仰”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坚信不疑，更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是最高价值的核心信念。在词意上，“信念”体现为认识论意义上的观念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念，具有相对性、易变性和多样性; 而“信仰”是基于价值意义上的坚信不疑和毕生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具有不易改变的稳定性和唯一性。在词性上，“信念”更倾向于认识论范畴，“信仰”则更侧重于价值论范畴。“信念”只是认识主体深信不疑的一种观念，而“信仰”则是在“信念”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最高敬仰和崇拜，是信仰者的终身追求和最高行为准则。“信念”是一个中性词，是一种观念或意识，有科学和非科学、崇高和非崇高之分，其概念本身并不必然具备褒贬性质; 而“信仰”则直接表达了“崇高”的意思，带有鲜明的褒义性质和非常确定的价值向度和导引特性[8]。

第二，将“信仰”完全等同于宗教信仰，模糊了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本质区别。关于宗教的本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9]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0]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本质是非人性的幻想，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性的复归之思想，说明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信仰。二者存在着以下诸多的差异: 其一，共产主义信仰具有现实性特征，是建立于现实之上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宗教信仰具有的是非现实性特征，要求人们迷信非现实的、超自然的神灵。其二，共产主义信仰具有社会性特征，其理想的实现内在地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宗教信仰则强调每一个信徒对神灵的迷信和皈依，是脱离社会性的个体行为，信徒们只对神负责，无需对社会负责，甚至无需对自己负责。其三，共产主义信仰肯定现实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宗教信仰则全盘否定现实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其四，共产主义信仰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文明发展和科学认知基础上的理性产物; 宗教信仰则是盲目崇拜超自然神灵的非理性产物。其五，共产主义信仰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建立一个比剥削制度和阶级社会更文明更先进更美好的新型社会制度; 宗教信仰的研究对象则是如何树立虚幻之神的权威地位。其六，共产主义信仰的理想目标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让人类劳苦大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和幸福，这是可以感知、能够实现的物质社会; 宗教信仰的理想目标则是如何通过对神灵的迷信，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这个“天堂”和“极乐世界”是人类无法触及甚至不可感知的，是人们永远都无法进入的幽幻领域。其七，共产主义信仰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一种历史使命; 宗教信仰则是缓解自我心理亚健康疾痛的“精神鸦片”。其八，无产阶级实现理想目标的路径和方式是阶级斗争或社会革命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宗教信仰实现理想目标的路径和方式则是向神认罪，求神宽恕和自我赎罪。简言之，共产主义信仰是现实的、理性的、实在的、革命的、科学的，宗教信仰是非现实的、盲目的、虚幻的、反革命的、反科学的。

综上所述，用“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表述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回避说”，不但难以避嫌，反而会在现实中降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危险。

2．“否认说”之谬

“否认说”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只言片语的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将共产主义视为理想或信仰。其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如下几句表述，对于这些相关表述，若能通读全文，并将其放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就不难发现“否认说”的“司马昭之心”了。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1]这段话是“否认说”立论的依据之一。但事实上，我们从这段话中根本无法得出马克思恩格斯否认共产主义理想或信仰的结论。其一，内涵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共产主义是理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这一表述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而是有时间和性质限定的。它强调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头脑中想象的“应当如何”的应然“状况”，而是现实中必须付出牺牲的艰辛革命运动。由于“现实”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绝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只有通过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样一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过程，绝不可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头脑中一厢情愿、想当然的浪漫幻想，而只能是一场“现实的革命运动”。因此，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不是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具有“现实运动”特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其二，逻辑上，这不是一个全称判断，它是有时间限定的。这里否定的只是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并没有否定共产主义是“未来”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显然，从逻辑上根本无法从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推导出共产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想，所以不足以信仰的结论。

其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2]《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而写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此，马克思不仅没有否认共产主义理想，反而用巴黎公社的经验说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并不是“工人阶级不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显然，“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是有具体所指的，这里的“理想”并不是指共产主义理想。如果认真完整地通读《法兰西内战》，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第一国际内部以公社失败为由，否定暴力革命，主张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所谓的“理想”而言的。当年，巴黎公社3 万人被杀，7 万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这些都是高喊民主人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的铁证。对此，恩格斯指出，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公社战士墙”，“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13]。马克思当年就是因为清醒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所谓“人权”的虚伪性，才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绝不是机会主义者乌托邦式的理想。

无产阶级必须抛掉一切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的虚幻“理想”，通过暴力革命“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里所说的“新社会因素”，正是消灭了压迫和剥削现象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新因素。从马克思的完整论证中，丝毫看不到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否定。

再次，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14]中说: “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15]“否认说”将此解读为恩格斯反对将无神论作为信仰，并凭此断言恩格斯通过反对用信仰指称无神论，来否认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对恩格斯本意的刻意歪曲。恩格斯这里讲的“信条”的确是指信仰[16]，但并不是反对所有无神论的信仰，他反对的是19 世纪中叶脱离了国际的布朗基主义[17]所谓“战斗的无神论者”简单幼稚的观点。布朗基主义者为了证明自己“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主张“用法令来取消神”。他们对待宗教简单粗暴、无情斗争的态度，很容易直接导致“左倾”盲动的错误，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正是在此背景下，恩格斯批评布朗基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一样，“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18]。尤其是布朗基主义试图通过一纸慷慨激昂的法令，强行取缔有神论。其极端的“无神论信仰”所具有的唯我独尊、排斥异己之特点，与基督教信仰有异曲同工之处。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粗暴幼稚的空想冒险之举，不仅不可能达到消灭有神论的目的，相反，是助纣为虐，客观上有助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压迫。因为当时“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同时煽起宗教狂热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迫害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19]

最后，“否认说”还断章取义了恩格斯的另一段话: “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并据此强调，恩格斯不仅否认革命及其理论可以成为信仰，甚至说基于信仰的革命运动犹如“祭祀”活动，“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20]。事实上，这段话是恩格斯对俄国流亡者和以社会主义革命家自诩的俄国折中主义者，“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之空想言行的批驳[21]。当时，以“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巴枯宁，高喊抽象的人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在此唯心史观指导下的革命不仅必将流于空想，而且势必会导致革命“流产”，让无数革命者付出生命，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国际工人联合会( 也称“第一国际”[22]) 正是因为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巴枯宁主义的这一危害，所以第一国际才会在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对此，流亡到英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的调和者因为反对第一国际的这一决议，便“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23]。这些俄国的流亡者怀揣所谓的“革命壮志”，除了到处发表“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议论”[24]之外，就是以“团结”之名，主张第一国际应该“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25]。正是针对俄国流亡者这些对国际共运危害极大的思想认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露道，“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26]。以此来说明巴枯宁主义及其调和者嘈杂的言论，犹如基督信仰一样是不切实际的、虚无的空想而已。整部《流亡者文献》通过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言行的剖析，批驳了他们在政治上折中主义的无原则性，以及思想空虚、目光短浅、爱走极端的盲目幼稚性。从而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坚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

3．“放弃说”之错

“放弃说”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断章取义地恶意歪曲，到处宣扬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的谬论。其依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两段表述，对于这些被“放弃说”视为强有力依据的表述，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地去理解其内涵，就不难发现“放弃说”恶意歪曲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我们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首先，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国际从未提出任何特殊的信条教义。”[27]“放弃说”据此武断地认为马克思反对“国际”提共产主义信仰。他们无视在此话后面马克思更为重要的一段话: “国际建立以前的所有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为工人阶级建立的一些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28]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所说的国际

没有提出“特殊的信条教义”，重点是在“特殊”，而不是泛指“信条教义”或“信仰”。这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为工人建立社团时，都是带着自己的信条教义来利用工人阶级而言的。只有第一国际这个为了完成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使命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因其是彻底的无产阶级特性，它从来没有任何“特殊”私利的信仰条令，也不会提出任何“特殊”的信条教义来利用工人阶级为一己私利服务。显然，如果联系前后文和时代背景，不难发现，马克思既没有反对“国际”提共产主义信仰，更没有反对共产主义信仰。

其次，“放弃说”关于恩格斯用“93 个字”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和信仰的依据是恩格斯说过的一段话: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29]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话，“放弃说”狂言: “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 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 个字，就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 个字，因为这93 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30]若能完整地通读原著，此论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以达到反马克思主义之目的的叵测居心便昭然若揭了。

恩格斯的“93 个字”分别出现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英国版序言以及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其要表达的思想逻辑地包含了以下内容: 其一，强调《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虽然写于40 多年前，但其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始终没有变。恩格斯说: “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其二，尽管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始终没有变，但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所有观点都和40 多年后是一样的。由于“1844 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所以，“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31]。恩格斯的原话为“不是完全一致的”，而不是“完全不一致的”。意思是，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其中的个别观点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和现在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绝不是完全不同，更不是根本不同。恩格斯努力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 他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几十年后的各种版本写序言，是力图将书中“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32]。其三，这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包含了“青年时代”难以避免的“缺点”。例如，书中“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年写作这本书时，共产主义运动所说的解放全人类并不仅仅是指解放工人阶级，而是解放“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所有人。之所以强调全人类的解放包括资本家，是希望资本家也加入到解放全人类的社会革命中来。但40 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说明当时的这一观点，虽然在抽象意义上或者说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家不仅根本就没有解放自己的需要，而且坚决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鉴于此，想要联合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一道进行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仅不现实，反而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失败。因此，恩格斯在这段话的后面特别强调: “只要有产阶级……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33]综上所述，“93 个字”是恩格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仰，对自己1845 年不成熟观点的自我修正，而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彻底否定。

事实上，从恩格斯诸多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信仰一以贯之的执着。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34]中特别指出: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35]。在分析为什么将《共产党宣言》表述为“共产主义宣言”，而不是“社会主义宣言”时，更是特别强调: “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36]

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通过对“回避说”“否认说”和“放弃说”的剖析与批驳，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首先，通过对“回避说”关于“信仰”和“信念”之区别的分析，厘清了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本质差异，为共产主义信仰提供了充分的有说服力的学理依据。通过甄别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本质差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共产主义学说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理论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具进步性和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共产主义信仰不是像宗教信仰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捉摸、玄奥难懂和虚无缥缈，共产主义学说也不是脱离实际难以触及的高深理论，而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之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科学研判。这是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检验了的科学真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科学信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其次，通过对“否认说”望文生义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话语进行剖析和驳斥，充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过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在19 世纪下半叶，面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的滥用，面对神学家对“信仰”的偏执解读，即使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太多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所谓“革命家”，将“共产主义”概念作为一种流行术语到处滥用的时候，即使在空想家将“理想”视为自己的专利，神学家将“信仰”视为自己独有的时候，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用词谨慎，也从未拒斥过使用共产主义“理想”或“信仰”的概念。相反，为了使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宗教救世主义的“信仰”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抽象的“信仰”和“理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给予了热情讴歌和科学阐析。不仅“认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37]，而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38]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信仰视为空想家或宗教信徒的专利，他们只是强调要确立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布朗基的革命冒险主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以及巴枯宁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等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强调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信仰。

最后，通过对“放弃说”断章取义手段的解析和批判，我们发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是居心叵测地恶意歪曲。事实上，将共产主义运动视为现实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是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旧社会根本对立的新思想、新制度，是通过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化方式，化解资本逻辑内在弊端和矛盾，实现人性复归，让世界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新型革命运动。为此，他们在多部经典文献中都强调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性、阶级性、革命性、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特别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性和曲折性。他说: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9]后来《共产党宣言》再版时，恩格斯更是在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明确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性。他说: “在1847 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40]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都无法得出马克思恩格斯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相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多部经典文献中，强烈感受到他们一以贯之地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评价，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革命的理论指导。

就现实意义而言，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顺利的发展。理想信念是人们的政治信仰在奋斗目标上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要付诸行动的实践领域的问题。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既包括意识层面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也包括现实层面脚踏实地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共同理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具体体现和现实载体。显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因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包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1]，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指南。面对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世情，面对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复杂国情以及“四种危险”“四大考验”依然存在的党情，保证共同理想如期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赖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核心内涵就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显然，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守护，充分体现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自信和践行。我们只有秉持共产主义信仰，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有可能应对各种严峻挑战，抵御来自各个方面的重大风险，克服各个层面的重大阻力，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蕴含着21 世纪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它既是共产主义信仰在现实社会的具体体现和逐步展开，又指向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有理由相信，为了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景，通过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可以为21 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面对那些企图通过恶意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改变性质”制造舆论，为中国人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制造舆论，为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制造舆论，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瓦解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图谋，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并应坚决抵制。

注释:

[1] 共产主义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理想归宿，是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不渝的最高信仰和最终奋斗目标。本文所涉及的“共产主义信仰”即“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概念的使用上，二者是通用的。

[2]〔美〕弗兰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盛强、许铭原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代序”第1 页。

[3]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12 页。

[4]“四大考验”即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 “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153 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35 页。

[7]参见龚育之: 《理性思考和实践检验是科学信念的基础》，《光明日报》2000 年10 月26 日。

[8]关于“信仰”和“信念”之区别的观点可参见拙作《解读“信仰”———由不宜提“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发的思考》，《江汉论坛》2015 年第4 期。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33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5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39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59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07 页。

[14]《流亡者文献》是恩格斯于1874 年5 月中旬至1875 年4 月写成的，共由五篇文章组成。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对其革命斗争所持的观点，并通过对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介绍和分析，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乐观地预言了欧洲革命的前景，鼓励德国工人阶级把自己的斗争与世界革命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2 页。

[16]在2009 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出版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都将此处的“信条”翻译为“信仰的象征”。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将旧版本中此处“信仰的象征”翻译成“信条”，意思是“信仰的条令”。

[17]19 世纪中叶，以法国布朗基为代表的工人运动中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精英专政，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巴黎公社的失败宣告了布朗基主义的破产。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1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2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3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5 页。

[22]恩格斯这里提及的“国际”，指的是建立于1864 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马克思是创始人和领袖。由于会名太长，当时简称为“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目的是: 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1876 年正式宣布解散。由于巴枯宁混入国际后，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一直企图把国际变成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工具。马克思批判了巴枯宁的主张，指出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后来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国际决定开除巴枯宁。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7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3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7 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3、367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18 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18 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0 页。( 此处所引是人民出版社2009 年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中的一段话，有97 个字; “放弃说”所说的“93”个字，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65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第297 页的一段话。

[30]转引自靳辉明: 《驳关于“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的谬说》，《光明日报》2011 年8 月29 日。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5、370 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5 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0 页。

[34]“《美国工人运动》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写的序言”，“随后恩格斯将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1887 年6 月10 日和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序言的德文和英文单行本于7 月在纽约出版”。此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08 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24 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 页。

[37]刘建军: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提法和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 年第6 期。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48 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31－232 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3－14 页。

[41]刘晨晔、王晓翔: 《论对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态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1 期。

参考文献:

[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2] 〔英〕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英〕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1 年。

[4]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