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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
2019年07月29日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2期 作者:杨静 周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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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具有丰富性、系统性与科学性, 他们着重从“现实的人的需要、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三个环节对民生问题进行了剖析, 揭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处理的三种关系: 需要层次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民生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 改善民生要与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主要体现为: 一是从人民的需要出发, 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二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满足民生的时代性需要; 三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抓手,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民生思想 社会主要矛盾

[作者简介]: 杨静(1977-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研究员(北京100732); 周钊宇(1992-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经过不懈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既标志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 又体现出社会主义民生观将在一个新起点上不断完善深化。因此, 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当前民生问题的研究中, 理论探讨与现实对策两个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从理论探讨方面看,既有依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思想史挖掘, 透过文本分析与阐释, 厘清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理论渊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思想特征与主要内容, 提出个人思路与解释框架, 为新的理论拓展打下基础的研究; 又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形成和发展为理论关切, 讨论比如“三个有利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共享发展理念所折射出的民生蕴义, 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研究。从现实对策方面看, 主要成果集中在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立场、原则以及路径等方面。已有民生问题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 但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 特别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出发深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民生旨归, 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民生蕴义、民生价值、民生目标与民生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化。

因此, 在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开放性、科学性、实践性与人本性的同时, 从“现实的人”的需要—社会生产—利益分配三环节、三关系入手, 深入剖析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 充分厘清民生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 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的民生蕴义, 并以此为指导系统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在当代中国运用、发展取得的理论成果, 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中国化的新拓展、新发展, 不仅有助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还有助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迈进。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丰富性、系统性与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虽未曾使用民生一词,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民生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的生活状态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制约。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语境中, 民生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状态。[1]从这个角度看,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系统且科学的民生思想。

1. 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丰富性与系统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起源于对资本主义民生问题的思索。资本主义民生问题突出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贫富两极分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揭示了这种现象: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 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 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两极分化的结果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陷入了悲惨贫困的境地。在食物方面“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 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 “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 以至于“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 那么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3]。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呢? 他们指出, 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4]因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 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 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5]。这就意味着,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工人阶级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为彻底解决民生问题的唯一途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后, “联合体冶代替了“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冶, 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目标得以实现, 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由此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包括了资本主义民生问题的表现、根源、解决途径及对未来民生的设想, 具有丰富性与系统性。

2.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科学的民生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不仅具有丰富性与系统性, 更重要的是它的科学性,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科学的民生思想。通过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民生思想相比, 这一点能够得到清晰的论证。中国殷周时期就有了民本思想的萌芽, 《尚书·五子之歌》中已有记载“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此后民本思想不断发展。但在封建专制社会, 民本思想在理论上还不彻底, 在实践中成了以君为本的驭民之术。它把改善民生作为减少被统治者反抗的手段, 而非纯粹为了满足劳动人民基本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需要; 无视阶级对立与冲突的存在, 把改善民生寄托于统治者的仁政; 将民生疾苦归因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问题, 仅仅诉诸道德批判。19 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民生思想, 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民生状况的批判上产生的, 对马克思恩格斯有着重要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 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 企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计划组织生产和按需分配的新社会。不可否认,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民生思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们反对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只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同情, 而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寻找根源,无法揭露这种剥削是如何进行的; 他们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种种构想是从理性原则出发设计的, 没有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上。对此, 恩格斯指出: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 但是, 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 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 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7]他们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 主张通过和平的途径以及不会成功的试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忽略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力量[8]。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存在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生思想, 但由于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分析方法上, 因此或沦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或对民生问题的批判仅仅诉诸道德批判, 无法实现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则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 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发现了其中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探寻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三环节与三关系

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 可以发现他们着重从“现实的人的需要、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三个环节对资本主义民生问题进行了剖析, 揭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妥善处理的三种关系,体现出民生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内在联系。

1. “现实的人的需要: 丰富性与时代性

(1) “现实的人的需要是民生的起点。民生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 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状态, 产生于“现实的人冶的需要, 受制于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冶。“现实的人冶既是自然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更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受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制约的人[9]。“现实的人冶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其中社会属性是“现实的人冶的本质属性, 自然属性是“现实的人冶的基础属性。“现实的人冶所受的制约“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基础, 包括人的生理条件和各种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 二是历史基础,包括每一代人所必须面对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起点等[10]。因此, “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包括自然生理条件需要和社会属性的需要, 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生产关系、精神生活状态和自然环境依赖的自觉反映。人作为自然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受客观生理条件的制约, 要能够生存、生活和发展,“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冶, 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11]。因此, “现实的人冶的需要构成了民生的起点, 决定了民生的现实性与必要性。生产“现实的人冶需要的生活资料, 是人类“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冶, 也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2], 即“现实的人冶的首要实践就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民生实践, 需要的满足程度是衡量民生状况的根本尺度, 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就会产生民生问题。

(2) “现实的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在现实世界中, 个人有许多需要”[13]。“现实的人冶需要的丰富性在当下表现为人具有包括物质需要、社会需要、精神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在内的多种需要。首先, 物质需要是民生需要的基本构成。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 人才能生存、生活和发展, 其他需要建立在基本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4]。其次, 社会需要是民生需要的重要构成。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 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 因此除了被动的需要人还有有意识的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人类为了获取生存、生活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而进行社会生产, 在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只有当这些社会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 社会生产才能够顺利进行, 人的需要才能够满足。再次, 精神文化需要是民生需要的必要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那种只把人看作原子式的个人的观点, 也反对只重视人的肉体存在和物质需要而忽视人的意识和精神的观点。人类为了获取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物质资料, 在社会生产中不仅形成了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 还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 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5]。人有文明的需要, 有参与精神享乐的需要, 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物质需要后会有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的需要, 因此精神文化需要是民生需要的必要组成。此外, 生态需要也是民生需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保障, 人们的全部物质生活资料最终都来自自然, 人只有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生活。人所处的社会环境, 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 并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 生态需要也是民生需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对生态需要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自然环境的好坏, 越来越影响着民生的状况。

(3) “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具有时代性。“现实的人冶的需要是一个历史性范畴, 包含着否定性和超越性,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包括许多具体需要,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其中一些需要得到了满足, 而另一些需要则更加迫切地表现出来, 因此“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具有时代性。根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生活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可以把“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划分为生存型需要、生活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三个层级, 在不同历史阶段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民生需要表现为其中的一种。生存型需要是人维持生存和繁衍的基本需要, 处在民生需要的最底层。“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6], 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满足了生存型需要之后又产生了生活型需要。生活型需要是旨在改善生活条件的需要, 它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的精致追求上, 而且体现在对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和更加和谐优美的生态环境的要求上。发展型需要是民生需要的进一步发展, 是在不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中产生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不会沉溺于“直接的、片面的享受冶, 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7]。到那时, 劳动已不再是强制劳动, 而成为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现实的人冶需要的时代性体现了需要发展的动态性, 规定了一定历史阶段最迫切的民生需要的内容。

2. 社会生产: 市场与政府

(1) 社会生产是实现民生的基础。“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只有通过有意识的生产才能得到满足,“这根本不取决于你想或不想, 因为你是具有意识的, 你的需要只有通过你的活动来满足”[18]。生产实践对人生存、生活和发展意义重大, 它构成了民生的基础,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 如果停止劳动, 不用说一年, 就是几个星期, 也要灭亡”[19]。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因此生产实践是以社会生产的形式进行的。社会生产或者说产品供给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 也可以通过政府来进行,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 这种要求,在西方, 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 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 但是在东方, 由于文明程度太低, 幅员太大, 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 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 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0]

(2) 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点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 通过雇佣关系的形式进行商品生产, 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大多是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为改善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 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 而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和榨取剩余劳动, 因此又为民生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首先, 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其唯一目标, 当人的需要与剩余价值最大化冲突时, 会以牺牲前者来换取后者, 比如为了利润而污染环境等。其次, 创造财富的工人成为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 造成了无产阶级物质上的贫乏和精神上的贫瘠。“工人生产得越多, 他能够消费的越少……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 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1]再次, 社会生产本身成了“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冶,以至于“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 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22]。如果某个领域不用从事生产就能够获得较高利润率, 资本就会脱实向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过度金融化的现实就是例证。因此在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生产中, 最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只有在资本家能够获得利润的时候才会被关注, 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生产无法足量地、保质地提供满足民生所需要的产品。

(3) 以政府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生产。与市场一样, 政府作为国家的具体运行机构, 也是社会生产的一种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 以政府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生产, 一方面通过从事那些无利可图但又必不可少的生产, 为资本家榨取工人的无偿劳动提供条件, “一个国家, 例如美国, 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 但是, 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 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 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 它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 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23]。另一方面, 它客观上改善了民生, 尽管它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界限, 出发点和归宿都不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以教育产品的供给为例, 资本主义国家兴办教育, 虽然促进了人的发展, 但是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技能教育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可用的螺丝钉, 通过政治教育粉饰剥削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它(罗霍的《儿童之友》———引者注) 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 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 同时, 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 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 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 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24]。就民生本身而言, 政府弥补了市场的不足, 起到了改善民生的作用, 是改善民生的可依靠力量, 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对此给予了肯定, “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 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25]

3. 利益分配: 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1) 利益分配是实现民生的关键。“现实的人冶的需要是民生的起点, 为满足“现实的人冶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是实现民生的基础, 社会生产只是为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可能性, 最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利益分配的结果, 因此利益分配是实现民生的关键。根据唯物史观,人们在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生产中, 不仅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还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等社会关系, 这些关系规定了利益分配方式。利益分配的结果决定了最广大劳动人民需要的满足程度。收入分配作为利益分配的集中体现, 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 初次分配是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 是分配关系的具体体现;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对各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再次分配, 国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分配关系与国家在再分配中的作用均受生产关系的制约,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6]

(2) 初次分配。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 形成了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的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 形成了利息、利润和地租; 第三个层次是以国家收入支出的形式对剩余价值再分配。初次分配涉及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 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民生相关是初次分配中的第一个层次, 在此把它作为研究对象。首先, 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初次分配中工人处于不利地位, 其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的生产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在劳动时间内工人不仅要为资本家创造出这个价值量, 还要创造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这种分配的结果是工人仅仅得到了勉强使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 陷入了物质贫乏和精神贫瘠的困境。其次,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初次分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 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7]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 收入两极分化是初次分配的必然结果。分配关系由生产关系所规定, 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问题。此外,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利益分配进行了设想, 那个时候已没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分, 在利益分配方式上取而代之的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被消灭了, 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民生需要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按需分配才是实现民生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利益分配方式, 因为马克思认为, 就按劳分配的内容来讲, “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28],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被按需分配所取代。

(3) 再分配。国家或集体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作用在任何社会都存在, “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例如, 自然发生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 或秘鲁人的多半是人为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 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 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 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29]。通过分配社会总产品, 国家或集体对民生的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批判了拉萨尔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 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总产品在个人分配之前,应该扣除包括用来满足共同需要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基金在内的部分, 然后以国家或集体的形式对这部分产品进行分配用以改善民生。当今, 国家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集中体现在再分配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再分配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与国家的双重属性相适应, 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分配也具有双重属性。其首要属性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如通过财政建立一般生产条件,保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 这类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 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30]。再分配还具有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属性, 虽然这种属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利益需要, 但客观上起到了改善民生的效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分配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4. 民生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 改善民生与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统一

(1) 民生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生问题三个环节的剖析, 揭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处理好的三种关系, 即“现实的人冶需要层次间的关系, 社会生产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利益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处理不好这三种关系就会产生民生问题, 引发社会矛盾。忽视“现实的人冶需要的丰富性、时代性, 处理不好需要层次的关系, 就会引起供给与需要相错位, 导致广大民众的需要无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得到满足, 引发群体性矛盾。忽视政府在社会生产中, 尤其是在民生产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处理不好社会生产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会引起民生资源享有的不均, 导致中低收入者无法享受优质民生资源, 引发阶层性矛盾。忽视再分配对利益分配的调节作用, 无视公平分配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 处理不好利益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 就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公,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引发对抗性矛盾。“现实的人冶的需要—社会生产—利益分配三环节、三关系所折射出来的民生问题是劳动者最急迫最直接需要的集中反映, 是劳动人民最关心的现实利益的集中体现, 也是人民聚焦的社会矛盾的核心内容。由此不难看出, 民生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指出: “当前, 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 而其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首先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31]

(2) 改善民生与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规定了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在原始社会, 生产力水平很低, 为了满足公社成员的生存需要, 生产资料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 劳动总产品实行平均分配。这个时候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落后的生产力无法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矛盾,民生问题直接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在现实社会的表现。改善民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出现了剩余产品, 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代替, 在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转变的同时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 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奴隶、农奴和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奴隶主、地主的生活需要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 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的需要却被排除在社会生产的视野之外, 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的矛盾[32]。为了再生产出为剥削阶级生产剩余产品的直接生产者,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奴隶、农奴和工人仅仅被分得一部分勉强维持生存和生活的消费品, 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民生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了彻底解决民生问题, 消灭私有制、变革生产关系成为唯一的有效途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后,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再有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经济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及由其决定并受其制约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就我国来看,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民生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高度统一, 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改善民生就要求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 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总体上实现小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基于唯物史观, 对民生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关系进行的历史性考察, 反映出改善民生是与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统一的, 我们应该时刻把改善民生放在重要的位置, 作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抓手。

三、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新境界。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过时了, 恰恰相反, 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蕴含着巨大的思想价值, 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分析和改善民生的方法, 而非教条。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三环节与三关系出发, 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人民的需要出发, 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满足民生的时代性需要; 把改善民生作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抓手,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 从人民的需要出发, 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现实的人冶的需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民生, 始终从人民的需要出发, 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的宗旨, 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 每一位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 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具体的、历史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的宗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体现,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伊始,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索中, 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同富裕冶的民生思想。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在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 他指出, 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冶作为判断标准之一,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冶和“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冶作为阶段性民生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 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 中国共产党提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冶的民生思想。江泽民指出: “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34]”进入21 世纪以来“唯GDP 论冶盛行, 一些人把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 面对日益复杂的民生环境, 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冶的民生思想。胡锦涛指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5]。在民生发展的目标上, 他提出, 要建设“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冶的“和谐社会”[36]。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冶的民生思想。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37]。对未来民生的发展, 他提出到2035 年要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冶的目标; 21 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38]

第二,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满足民生的时代性需要。“现实的人冶的需要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 人民最迫切的需要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来关注民生的时代性需要, 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推动人民的需要层次向更高水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主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的生存型需要,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成功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生存型需要转化为生活型需要, 迈向发展型需要, 民生需要体系随之不断发展[39]。江泽民在“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冶的基础上, 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冶建设。在物质需要上, 他强调要“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在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社会需要上, 他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 实行依法治国, 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人民权益; 在精神文化需要上, 他指出, 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冶,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40]。经过多年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 我国民生的改善仍相对滞后, 存在不少民生问题。立足于民生实际, 胡锦涛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冶的总

体布局, 初步形成了包括物质需要、社会需要、精神文明需要和生态需要在内的民生需要体系。在物质需要上, 他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推动发展, 在发展中打好改善民生的基础; 在社会需要上, 他指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精神文化需要上, 他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更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生态需要上, 他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1]。进入新时代,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2] 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习近平号召全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要入手, 推动民生需要体系向更高水平迈进,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需要上, 他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冶; 在社会需要上, 他强调要全面依法治国,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冶; 在精神文化需要上, 他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生态需要上, 他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3]

第三,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抓手,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民生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问题, 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促进社会进步就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抓手, 把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 为了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加快工业建设, 我国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所需产品都由政府统一供给和分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应该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冶, 并于2004 年首次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这一时期, 服务型政府主要职能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民生领域市场化改革, 注重追求分配的效率属性。然而在民生领域市场化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的同时, 也引发了民生资源享有的不均衡问题, 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无法享受优质的

民生资源。以住房为例, 2003 年至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23.6 平方米增加到40.8 平方米, 在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拥有的住房状况迅速分化, 与一线城市较高的住房空置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抱怨房价高、住房难的中低收入者, 于他们而言房价与收入比高达2030 , 远远超出46 倍的合理区间[44]。与此同时, 收入分配改革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也引起收入分配不公平, 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1978 年至2016 ,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 元提高到33616 , 增加了97 ; 但基尼系数由0.31 上升至0.465, 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45]。随着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民生改善的主要因素。因此,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46]。首先,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加大满足民生需要的产品供给力度,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好成绩。其次,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 注重分配的公平属性, 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加强再分配的力度,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只有这样, 21 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基本实现。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 首要任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 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三环节与三关系, 以此为指导, 切实坚持从人民的需要出发, 把人民对美好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关注民生的时代性需要, 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把改善民生作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抓手, 从而不断向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迈进。

注释:

[1] 参见韩琳、高九江: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的民生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3 期。

[2]马克思: 《资本论》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743-744 页。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755757 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7 页。

[5]马克思: 《资本论》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659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22 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02 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32 页。

[9]叶汝贤: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深入解读掖德意志意识形态业所阐发的唯物史观》, 《哲学研究》2008 年第2 期。

[10]侯惠勤: 《掖德意志意识形态业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高校理论战线》2006 3 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58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58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326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02 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61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59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23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328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73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50-851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2-53 页。

[22]马克思: 《资本论》第2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6768 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24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65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07 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65 页。

[27] 马克思: 《资本论》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998 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64 页。

[29]马克思: 《资本论》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993-994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24 页。

[31]《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138-139 页。

[32]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 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国家(国家内部各阶级均为被剥削阶级———引者注) 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参见《毛泽东著作选编》,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 101-102 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73 页。

[34]《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1173 页。

[3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1720 页。

[3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1731 页。

[3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7 页。

[3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3 页。

[39]1978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75%, 在最低温饱线上徘徊; 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 全国有2.5 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我国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2001 ,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 亿元,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40]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124312561259 页。

[41]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1520212430 页。

[4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9 页。

[4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4333441 页。

[44]参见刘凤义、杨善奇: 《我国住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3 期。

[45]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C01

[4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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