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则上讲是否可以和是否需要讨论社会的未来状况?是否可以和是否需要把制定社会模式视为这种讨论的目的。

　　近来苏联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倾向于对上述问题作出完全否定的回答。为什么?依我看，以下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些重要论据。

　　(1)所有的社会模式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是超前提出一种图式，力图使生活适应它。

　　(2)抽象地设计某种模式，突出“社会组织的最优特点”，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导致可能把相应的抽象理论冒充为唯一正确的东西。从事先“设计”好的标准走向生活的科学必定是刻板的。

　　(3)从把这样或那样的合乎某些人愿望的属性列入未来制度的意义上来形成社会的新幻 想，不应该是“规范的创造行为”，因为这种办法要求某人“很好地思考一番”，并“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的新概念，然后这种概念在全体劳动人民中迅速流传开来。用这种办法只能产生又一个乌托邦陷阱。

　　(4)至今社会主义模式的使用应归结为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把历史引导到对历史施行暴力。

　　(5)一般会产生这样一种幻想，似乎可以设计出某种社会计划方案，然后就像建筑师建造房屋那样，按照这种方案建造某种东西。

　　(6)在试图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模式图时，按老的方法，我们不得不比思考又一次遭到破坏的亿万人的命运那样更多地思考理论构想的逻辑性。

　　(7)先提出理想(一般是从上面)，然后企图按这一理想来安排生活，这样的图式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以人的无进取心、在精神上指望他人供养的依赖心的习性为基础。

　　(8)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从不讨论什么是资本主义，它应有什么样的参数。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酷的后果。但是，也许最主要的是，我们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我认为，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大多数人坚决拒绝设计未来社会的模式的思想，不论这种模式的性质，都从根本上加以拒绝，因为现有的“按照模式”生活的做法导致了“非现实性”。在我国 也许是从最美好的动机出发所构想出来的社会依然是凭空臆造的，是一种抽象设计，就是说，按其实质，这是一种实现乌托邦的冒险尝试。

　　但是断然拒绝“从理想模式到现实”的思想是否意味着否认讨论未来社会状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不，不能这样认为。讨论“未来远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最美好、最公正的社会理想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值得人们珍重的。

　　讨论社会的未来状况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这种未来社会。“未来状况”——社会活动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可以预见的，并能对其施加影响。而且这种预测本身不可能不带有一种或然性。所以，不能把“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混为一谈。

　　既然社会的发展趋势可被揭示，故就可对它施加影响，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离开具有意识和意志、能追随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自行”实现。但问题正在于把这种目的理解成什么，是理解成具体的迫切问题的解决呢，还是理解成把某种理想“变成现实”?

　　这里，应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驳的并不是理想本身，而是用抽象的方法来设计它、把它想象成一种超时间的绝对的东西这样一种企图。他们坚持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的观念不能从有关“公正”、“真理”、“幸福”等等的抽象概念中推导出来，而应从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方向中弥伸出来，社会主义不是有关人间天堂梦幻的体现，而是在以前社会内部已经成熟了的有关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可能性的概念的清醒的体现(确实，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并没有忠实而准确地预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客观趋势，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成熟的程度，以及向社会主义让出自己的历史地位的“准备”程度)。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都不把“社会主义理想”看成一种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图式，而是看成一种不断变化和革新的形态。他们从来不试图从细节上进行超前“预见”，什么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什么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因而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悬而未决。

　　这后一个论点由于它的特殊意义也可由经典作家的某些直接论述得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①，“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马克思指出：“我从来没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系，”③。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④“无论哪个谈到未来社会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⑤

　　于是，可以断言，从我们放弃抽象概念、“完美”模式的意识形态开始的拒绝“从模式到现实”的思想，不仅是对苏联和某他企图在乌托邦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家的沉痛经验所作出的可以理解的反应，而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因此，可以这样来回答我们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未来社会的模式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在科学的范围内不可能有理想的模式，但是作为群众意识、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要素的理想可能还是允许的。至于说到科学，只要它还是科学，那末除了揭示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总的方向之外，它不会追求更多的东西。因此，应该特别指出，它对“社会主义新面貌”的任何模式都不能承担什么责任。

　　(摘自苏联《经济问题》1991年第4期，向祖文译，晓初校)

　　* 本题为译者所加，原题为《我国今天“选择社会主义”是否可能?》。译者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0页。

　　②同上。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9页。

　　④《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

　　⑤《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连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