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研究中，通常在直接阐述1917年的各种事件之前，总是先用几个章节叙述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统计工厂的数量，弄清它们的辛迪加化程度，确定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等等。但是这些叙述往往很少与随后对材料的阐述相结合，只起了程序性的作用。

　　当这些程序完结之后，不同的作者对革命的序幕就表现出不同的认识：有的强调宫廷倾轧、拉斯普京的阴谋、间谍恐怖症，有的强调共济会的作用，还有的则强调军事当局冒失地把首都的面包师们征召参加军队，以致引起了昼夜排队购买面包的妇女们的自发暴动等等。

　　然而，研究者们常常忽略了其他值得注意的因素，这就是整个现实的趋势和在20世纪初形成的各种力量。当时国家面临着选择：要么继续保持专制君主制，从而加快革命的爆发；要么转到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轨道上，借此推迟革命的震荡；要么调动一切力量取得对国家民主改造的突破，达到欧洲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排除俄国会在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道路上寻找幸福。

　　当时已经具备了向每一种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深刻的历史根源，相应的社会环境，为数众多的组织成政党的支持者，大理论家，公认的实践活动经验丰富的领袖——经验正是考量每一个联合的战略战术合理程度的标准。

　　专制君主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具有许多保障自身稳固和长寿的秘诀。君主政权获得了神圣性，它的根基是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专制制度、东正教、人民性；君主制管理制度具有十分协调的组织形式，每一个官吏都知道他在政权结构中的位置和给他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切保证了君主制数百年来的强大生命力。

　　但是任何一种政体的潜力都不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它会耗尽它的力量和失去社会的支持。专制君主制的长期存在导致它的潜力差不多耗尽了，这一事实在19世纪初已显露出来。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致维·科丘别伊的信中抱怨道，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一个人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顺当地管理俄国这样的国家。但专制君主制毕竟保存了下来，并且对历史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然而这种状况越来越难于维持下去了，为了保持现存制度的基础，政府开始了国家的现代化。所实行的变革名曰“大改革”，按其社会实质来说，本应是资产阶级的出头之日，但事实上，其组织者和调度者却是地主，而资产阶级只是代人受过之人。在这场变革中，一切都是由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是资产阶级死对头的地主做的。显然，“政治红利”也记在他们名下。

　　但是这些变革并不怎么符合俄国的发展要求。在保持专制基础的条件下，实现真正发展的可能性消失了。最后三个皇帝的活动结果就是对此的证明。尽管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为了整顿国家局势采取了各种努力，但是俄国在工业品人均产量上，在谷类作物的产量上，在商船队总吨位上等方面，仍排在欧洲最末一位。俄国的落后在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在人口识字率方面，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方面，在卫生保健方面和用于社会文化的支出方面。在这些统治者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重大改善。

　　到20世纪初，政体已经顽固不化到无法彻底改变的地步。在革命事变之后，即从10月17日的宣言以及关于选举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的命令颁布之后， 1906年4月颁布的《俄国帝国基本法》重新规定了君主的无限权力。君主依然有权通过只对他负责的政府亲自管理国家，指挥陆海军，领导对外政策，在国家杜马休会期间颁布法律等。在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所有改革实行过后，制度的传统基础纹丝未动。然而，为了防止“大震荡”，必须废除旧的君主制并代之以更加进步的政体。在自由党人看来，这种根本手段就是资产阶级君主制，虽然如前所述，在专制君主制之后还有其他发展道路：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实验。但是自由运动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们觉得资产阶级君主制更亲切、更合理。

　　国家数年来期待着彻底的变革，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变革会伴随着什么样的震荡。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夜，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事件会以宫廷政变结束并将确立立宪君主制。弗·尼·科科夫佐夫回忆道：“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不安，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并且正向我们迫近，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所有人期待的只是宫廷政变，这么说未必有错。”[1](p340)自由党人认为立宪君主制是避免迫近的剧变的手段。在米·米·斯佩兰斯基时代，这种改革或许能够使俄国走上前进发展的道路，从而彻底改变俄国历史的进程。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机会已经丧失了。如事变所表明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在专制君主制刚一退出舞台时就立刻被人民抛弃了。

　　到1917年，社会上对沙皇制度的憎恶程度之高和社会上的可燃物之多，以至对社会爆炸的期待压过了一切，最终以君主制的垂死挣扎告终。陷入政治孤立中的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专制君主制在俄国的漫长道路因此而彻底中断了。

　　俄国走上立宪君主制道路的可能性与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尼古拉二世以他本人和继承人阿列克谢的名义把政权转交给了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当时条件下可以与任何全权机构达成协议并与之分享权力，也就是说，要是他接受权力的话，政体就可能是立宪君主制。当时在各种集会和会议上，帕·尼·米留可夫、亚·伊·古契柯夫、瓦·维·舒利金和其他君主制的拥护者都起劲地宣传这种思想。但是人民坚决地否定了这条道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对局势作出清醒的判断之后，在3月3日拒绝接受尼古拉二世转交给他的政权。于是立宪君主制化为泡影，到底没有实现。在米哈伊尔签署的宣言中，对政权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临时政府。

　　当时绝大多数居民喜悦地站到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这个在本世纪初似乎很不可靠的方案成了既成事实。社会政治爆炸不仅能够消灭君主制，而且可以使俄国绕过立宪君主制阶段达到民主共和国的水平。俄国开始沿着自由和人民政权的道路前进。革命事变的积极参加者把这一时期评价为俄国整个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列宁从瑞士回国之后，凭着个人印象，把俄国称为欧洲各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2](p106)。他的政治对手伊·格·策列铁里在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之后，认为国内的局势是保障人民拥有活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真正民主的人民政权”。他写道，“国家摆脱了千百年来的压迫，整个 氛围渗透着自由和人民政权的理想。”[3](p15)自然，这种民主与西欧各国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西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也有差别，如法国和英国、奥地利和荷兰、瑞典和挪威。在俄国，民主是在非常复杂和极端矛盾的环境中产生的。在俄国的民主制中，既具有典型的议会制要素和议会制的主要特性，即通过政党取得政权，也具有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要素，即以共同性原则为基础，一切多少有点重要的问题都要通过集体协商、按照古老风俗来解决，也就是相信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诚实守纪(厌恶政客作风)、相信人们的爱国主义和他们对人民和社会命运的责任感。在1917年革命的进程中，人民是伟大的政治戏剧的主角，一方面展示出坚定、勇敢和毅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浮躁、好斗甚至狂热。随着社会分裂的加剧和人民生活的恶化，社会上的激进情绪与日俱增。

　　最初，革命事变席卷了首都并且消灭了最高政权，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临时政府，即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另一个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按照列宁的定义，“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2](p18)。这些机关同时是吸引和排斥各个居民阶层的中 心，因为它们表达了完全对立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必然展开争夺全部权力的斗争。临时政府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它得以在短期内占据了旧制度留下的所有权力机构。最先从事此事的是国家杜马的领导，临时政府是在国家杜马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国家杜马控制着数百名代表，其中最积极的分子加入了各种委员会，其余的，按照谢·彼·曼瑟列夫的话来说，“无所事事，在哪儿也凑合不着个位置”，于是打发他们去首都的各个机构当“委员”。当时唯一的考量标准就是他们的党籍。曼瑟列夫写道，委员制度由“加入了进步同盟或者同情进步同盟的人”来补足员额，“其他人则是有嫌 疑的”[4](p272、p276)。于是，从前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政权的整个最高层，都处于杜马代表即新政府的管辖之下。

　　同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与临时政府不同，彼得格勒苏维埃着手组织工人和士兵，保障首都的秩序，解决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

　　不同的社会倾向，利益和兴趣上的分歧，立即引起了两个政权机构之间的摩擦，但是还没有立刻演变为公开的对抗。最初，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的对立由于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争取彻底消灭君主制而有所缓和；反沙皇阵线差不多把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联合在一起。但是，随着君主制复辟威胁的减弱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局势有所改变，所有阶层都意识到了自身的利益，其后果就是它们自我组织和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政治中心周围。

　　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阵营最早形成并且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临时政府是其总司令部。它的组成成分反映了俄国社会右翼的社会结构和党派结构。策列铁里在3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宣布“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5]。国内著名的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加入了新政府：地方自治运动的领袖和大地主格·叶·李沃夫公爵领导了新政府，他同时兼任内务部长；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帕·尼·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领袖、资本家亚·伊·古契柯夫得到了陆海军部长的职位；工商业部长给了进步党领袖、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尼·维·涅克拉索夫任交通部长；大资本家、糖厂主和地主米·伊·捷列先科任财政部长；立宪民主党人安·伊·盛加略夫任农业部长；立宪民主党人亚·阿·曼努伊洛夫任教育部长；立宪民主党人费·伊·罗季切夫担任芬兰事务部长；国务总监、十月党人И·В·戈德涅夫和正教院总监、中派分子В·Н·李沃夫也成了临时政府成员。剩下的司法部长和劳动部长这两个职位，杜马领导人提议由社会主义党的代表亚·费·克伦斯基和尼·谢·齐赫泽担任，但是只有克伦斯基同意接受司法部长一职。

　　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营垒左翼的立宪民主党人在部长当中占多数，这一事实是由革命高涨和社会极端政治化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中只有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所有其他靠右的政党都不敢这样做，后来就失去了单独提出政策的一切期望，于是同立宪民主党联合了。二月革命是走上前台的右翼政党的灾难。早在1917年以前，它们就失去了潜力，实际上没有影响事变的能力。曼瑟列夫写道：“1916年就已清楚地看出，右翼分子在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丝声望。”[6](p256)维·米·切尔诺夫写道，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当时所有比它右的政党的仓库。立宪民主党没有发觉、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对它的队伍被从右面淹没视而不见”。因此，它获得了俄国最右政党的特征。这不能不影响到人民对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对立宪民主党人所代表的阵营的态度。如切尔诺夫所认为的，这种转变对于资产阶级和地主营垒的直接后果是该营垒“越来越迅速地脱离革命民主精神”[6](p353)。

　　临时政府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土壤，奉行有利于企业主利益的政策，依据保护私有制的法律行事。只是随着人民运动的高涨，临时政府才补充了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并稍微左倾一点，但是没有根本改变其社会性质和政策性质。

　　对临时政府的戒备心理反映在3月2日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中，协议中承认新政权是“由社会的温和阶层”建立的。从这一前提出发，苏维埃宣布，民主派只支持政府纲领中符合民主派利益的条款并且“其支持的程度将以正在产生的政权对这些义务履行的程度为准”[7](p341)。这里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以……为准”的公式，借助这个公式，临时政府和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阵营似乎被推到了先前的统一阵 线之外。米留可夫写道，“政府被怀疑有阶级片面性”[4](p183)。

　　这些变化立即影响到了政治局势：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退出了先前的统一阵线。反沙皇阵线转变成了人民阵线，留在其中并继续活动的有工人、士兵和居民中的中间阶层。这条阵线当初旨在反对君主制，现在也开始展开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矛盾呈现出另一种轮廓：政治界线这次是在人民阵线和有选举权的社会阶层之间穿过，由于临时政府反映了有选举权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人民就对它产生了警惕和疏远。尼·尼·苏汉诺夫把这种感觉称为“对敌对阶级的政府的怀疑”[8](p236)。代表左翼激进阵营的工人和士兵随着革命的发展逐渐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右翼阵营公开对立。这种对立在临时政府产生之后便立即显露出来，尽管临时政府发表了各种诱人的声明。

　　在3月3日公布的宣言中，政府允诺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取消等级划分和民族限制，实行大赦，用民警代替警察，改组地方自治系统和开始筹备召开立宪会议[9](pp419-420)。然而就在当天，杜马代表们在伊兹迈洛夫团遭到敌意的对待，在杜马代表们的发言之后，一个中等年纪的士兵登上讲台，开始劝说听众不要相信杜马 代表们，因为杜马代表们是资本家，是人民的敌人。一个代表后来写道，“出现了混乱，大部分人仍然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同情那个士兵的人也相当多，有人喊：‘滚开，资本家!’……甚至有要求逮捕的喊声。”[4](p338)

　　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人民阵线是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能够实际影响事变的进程，真正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在人民的影响下，形成了事变的主要冲突。各个政党都注意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他们讨好、迎合甚至巴结奉承人民，唯一的目的就是得到政权并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解决政治任务和社会经济任务。各政党 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就连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君主制支持者的立宪民主党人，也开始声称自己是代表人民和为人民谋利益的。他们把自己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通过的立宪民主党这个旧名称改为“人民自由党”，并且正式宣布俄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①。

　　彼得格勒苏维埃是人民阵线的总司令部和政治中心。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党团的领袖尼·谢·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马·伊·斯柯别列夫被选为副主席。起初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了大多数职位，其中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 扎卢茨基。

　　彼得格勒苏维埃最先采取的措施中主要的一项是，它十分迅速地把群众的要求综合成了一份独具特色的纲领， 1917年就是为实行这一纲领而斗争的。政党和政权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场斗争的进程。这一纲领有三个内涵丰富的基本口号：和平、土地、面包，它们表达了参加推翻君主制的人民的基本愿望。苏汉诺夫认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三个要求是“三位一体的革命纲领”，即使拖延履行其中的任何一条也会削弱人民阵线和加强资产阶级地主阵营，最终导致丧失民主成果和建立专政[8](p338)。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悲观预测，而现在社会情绪是昂扬的。

　　但是随着生活步入正轨，人民开始对政府和苏维埃提出要求。人民想看到战胜沙皇制度的胜利果实，希望生活哪怕部分地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要求采取具体行动实现武装起义过程中制定的纲领。但是，通过诱人的宣言比较容易，实行起来则很困难。政府对改善人民的生活无能为力，导致紧张局势、震荡和危机进一步加剧。人民对临时政府的政策和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不满。苏汉诺夫认为，到三月底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人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仅表现在个别事情上，这种脱离已经开 始普遍感觉得到”。苏汉诺夫指的是“不协调……是在苏维埃领导层和真正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群众以及卫戍部队之间缺乏团结。”如果说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形成了资产阶级地主营垒和该营垒退出了反沙皇阵线的话，那么这次分裂的则是革命的民主阵营。三月底到四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会议，人民阵线的分裂公开化[8](p334、p324)。在分裂的基础上形成了左翼激进派和中派两个阵营，并且分别开始活动。

　　因此，在三月期间产生了三个独立的社会成分不同的社会政治派别——资产阶级地主派、中派和左翼激进派。局势明显复杂化了。除了革命的主要冲突——极端对立各方之间的斗争，又加上了民主派内部的矛盾。人民阵线的分裂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管理机构薄弱的条件下，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各种对抗力量的行动，增大了每支力量夺取政权的机会。形成的局势有助于建立专制制度。

　　当时舆论都认为专政可能最先来自于资产阶级地主阵营。拥有巨大财富的大所有者为了在社会动荡和多重政权的情况下保存自己，很可能采取武力，这种危险由于政权缺乏群众的支持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恶化而加剧了。早在二月份，在资产阶级地主阵营内部就讨论过建立军事专政的想法。立宪民主党领袖、国家杜马代表尼·维·涅克拉索夫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只有把全部政权委托给一位国内著名的将军才能控制住局势，他提名阿·阿·马尼科夫斯基[4](p283)。这次，杜马代表们没有使用街头暴力来解决政权问题，他们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产生了临时政府。但是在整个1917年期间右翼阵营中就一直在酝酿着专政的思想。

　　右翼阵营是可能导致专政的现实的但不是唯一的危险之源。随着人民生活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革命提出的纲领显然越来越难以实现，这在左翼激进阵营也增强了专政倾向。这种趋势在布尔什维克成为工人和士兵的精神领袖之后加强了。布尔什维克在 理论上论证了专政的必要性，并把这一原理作为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写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纲领。而且工人自己也不反对这种政体，因为他们被告知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们可以接受一切，哪怕是专政，只要能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就行。

　　除此而外，对民主的威胁不仅来自极端对立的阵营，民主阵营自身也可能朝专政的方向演变。实际上，社会的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相比最不希望事态的这种发展。居民的中间阶层拥有一定程度的财富，差不多得到了所希望的一切：政治权力、经营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可侵犯的官方保证。他们最希望的是局势稳定、整顿秩序、保障安全、 巩固法制国家，然而恰恰在中间阶层中也出现了对独裁制度的向往，这种独裁不是最大程度地限制人权和把居民的整个阶层排斥出政治生活的硬性的、严格集中的统治制度。

　　要摆脱危机，就需要出现一个依赖于有行动能力的机构的铁腕人物，需要有政治和社会动员的资源。克伦斯基也表明了他是这种政权的支持者。

　　地方政权的薄弱也促进了社会向专政倾斜。在革命条件下，地方政权处于易变的、不确定的过渡状态。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攫取了地方政权：社会执行委员会，临时政府的委员们、苏维埃、市杜马、地方自治局等等。事件演变的逻辑不断地导致对地方政 权的进一步侵蚀：一部分政权继续由执行委员会把持，另一部分落入了政府委员们的手中，剩下的一部分逐渐转归苏维埃。一些地方是完全无政府状态，另一些地方是某个机关掌权，还有的地方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有多少个积极的组织和机构，就会有多少个觊觎政权者，但是其中影响力最大和活动力最强的是社会执行委员会，临时政府的省委员和县委员、苏维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后，地方局势更加复杂了。

　　然而，对事件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和政党对人民迫切要求的态度。第一届临时政府不仅忽略了民主的“三位一体纲领”，而且它还很快就开始蓄意破 坏这个纲领，尤其是在最重要的一条——停止战争和缔结民主和约方面(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照会，四月危机)。政府关于努力将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声明以及拒绝含有不兼并不赔款的条款的和约，引发了示威游行和武装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通过与政府妥协来消除冲突，它建议给米留可夫的照会加一个说明并且立即公布。4月21日，执行委员会认为事变得到全部解决。此后几天反政府行动被禁止，虽然它们在俄国的其他许多城市仍在继续。

　　这就是通常在教科书、研究专著和其他出版物中所说的众所周知的四月事变的基本轮廓，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在四月危机过程中资产阶级地主阵营和左翼激进阵营都曾试图建立专政。

　　其中一个尝试，就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行动。他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往塔夫里达宫，企图以炮火镇压工人和士兵的行动，使局势变得有利于临时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成功地说服了科尔尼洛夫不采取关键性的一步，因此他把军队调回了兵营[3](pp91-92)[7](p109)。

　　当时左翼激进阵营的代表Ф·林杰也试图借助武力解决政权问题。他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人数最多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芬兰团，带到了玛丽亚宫，想要追究临时政 府的责任。当时在玛丽亚宫附近的伊兹迈洛夫团、凯克斯霍尔姆团、第180后备团的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第二支队的水兵，准备支持芬兰团的行动。列宁把林杰和其支持者的行动评价为“略微超出了武装游行示威，而比武装起义又略差一些”[10](p58)。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阻止了可能改变革命命运的暴力行动。两个对立阵营建立资产阶级军国主义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都失败了，但是这些尝试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在四月危机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中派阵营专政成熟的条 件。

　　四月危机的结果是临时政府根据联合的原则进行了改组。除了资产阶级地主阵营的十个代表，六名社会主义党人部长加入了临时政府，他们是：帕·尼·佩列韦尔泽夫、维·米·切尔诺夫、伊·格·策列铁里、马·伊·斯柯别列夫、阿·瓦·彼舍霍诺夫和亚·费·克伦斯基。克伦斯基得到了份量最重的陆海军部长的职位，跨过了登上国家最高权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台阶，从那里到独裁——切尔诺夫称作“个人专政”[7](p355)，只有一步之遥。

　　新内阁同前内阁一样也是先颁布了一个纲领性宣言，如果把宣言的内容简化为早些时候也宣布过的口号的话，得出的也是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要求：和平、土地和面包。联合政府回到了人民在反对沙皇制度的起义时提出的但资产阶级地主政府没有完成的纲领上。不仅如此，联合政府的宣言实际上更加鲜明，从社会角度看更尖锐，更诱人。宣言的内容反映了四月事件的余波，反映了马尔托夫之流政治家的思维，有着克伦斯基的风格。政府宣称，它将“十分坚定地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在这些理想的旗帜下进行伟大的俄国革命”[11](p229)。在革命史上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一个直接以改变舆论和欺骗人民为目的的黩武蛊惑时期。社会主义党人部长们试图利用人民的纲领来掩盖其真实目的和意图，这些目的和意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在军事和对外政策方面真实情况尤其迅速地暴露出来。部长们正式宣布的宣言第一条就是将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全面和平，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准备前线的进攻，克伦斯基在担任陆海军部长之后立即着手布置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众所周知，这次冒险以惨败告终。

　　联合政府的工人政策也禁不住批评。宣言就这个问题对一切能够满足和安抚劳动者的事情都作了承诺，但它所表露的民粹主义和社会蛊惑，其程度并不次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表现。新内阁使工人单独面对工厂主和作坊主。工人像士兵一样对政府的政策迅速失望了，转向了左翼激进阵营，转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六月份的游行示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看来，政府和它的地方机构应该真正地实现它所通过的这个早在推翻君主制的过程中就提出来的纲领，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挽救自由和民主。但是政权却越来越滑到欺骗的道路上并且开始采取镇压措施，完全忽视人民的要求。然而，每次对人民的镇压行动都赋予政权机构新的性质，使它们变成专制制度。早在六月初，实际政策中的变化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无产者报》指出，“关于铁的纪律不再谈了，取而代之的是粗鲁的吆 喝，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的直接威胁，解散几个不服管束的团并把教唆者送上法庭，在前线逮捕敢于对临时政府的政治路线表示不同意见的人。”[12]在整个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政治危机迅速在国内酝酿成熟了。

　　这一次，事件发展得十分迅速。7月3日一些部长退出了政府，他们是：“人民自由党”人亚·阿·曼努伊洛夫、德·伊·沙霍夫斯科伊、尼·维·涅克拉索夫、安·伊·盛加略夫、В·А·斯捷潘诺夫和劳动派分子、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13](p291)。根据正式声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抗议对乌克兰拉达的过分让步(米留可夫认为佩列韦尔泽夫退出政府是因为公布了关于德国资金的问题)。晚些时候社会党人部长们断言，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利用乌克兰问题作为借口，实际上他们是考虑到形势有爆炸的危险，竭力把责任推给社会主义党的代表。

　　彼得格勒当时处于武装起义的边缘。白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大楼前出现了机枪团的士兵，他们提出了解散临时政府并把国家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的联席会议认为，要改换政府，在战术上为时尚早。但是大批的工人和士兵已经走上了街头。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在晚上10点改变了先前的决定，提出领导这场运动。7月4日事件达到了高潮。在左翼激进阵营展开了半自发性的起义，尽管该阵营的领袖并不太情愿支持。国家面临着由左翼建立专政的现实威胁。

　　政府在经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后把可靠的部队调到了首都，以武力镇压了工人和士兵，从而突破了民主与专政的分界线。迈出这重大步骤的那些人意识到了这一彻底的转变。后来策列铁里回忆道：“当我作为内务部长不得不从言论走向行动，对昔日争取自由的同志采取镇压措施的时候，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煎熬。”[3](p337)

　　同一天， 7月4日，待在作战部队的克伦斯基给政府首脑李沃夫公爵发去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彼得格勒的混乱在前线产生了致命的瓦解作用。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准备进攻和对进攻承担责任。我坚决要求果断制止背叛行动，解除叛乱部队的武装，把所有祸首和叛乱分子交付法庭。我要求以武力来制止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和武装叛乱……政府应该立即颁布……关于彻底制止叛乱和严惩所有肇事者的通告”。但是没有做到立即颁布这样的文件。电报的最后通牒性质和蛮横的语气使李沃夫公爵感到震惊，他一度意志消沉。7月6日，总理才签署了一份恫吓性的、考虑不周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被揭发煽动杀人、抢劫、勒索和破坏的人要判处三年监禁；煽动不服从政府命令的罪犯也要在要塞或监狱里拘禁三年；煽动军官、士兵和其他军职人员不执行命令则按叛国罪论处[3](pp361-362)。李沃夫签署了克伦斯基所要求的命令之后辞职。

　　次日， 7月7日，克伦斯基领导了主要依靠暴力手段运转的政府，国内建立了独裁制度。左翼激进阵营认为这是军事专政，而中派阵营的活动家们认为是“革命专政”[14](p1)[15]。实际上在七月危机过程中建立的制度应该说是右翼中派的“民主专政”。它产生自中派阵营的右翼，其成员包括 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彼舍霍诺夫和与他们类似的政治家。在组建它的时候，政府里甚至没有立宪民主党人。

　　自这时起民主时期结束了。临时政府无视大多数人的利益，挥霍掉了所积蓄的全部民主潜力。正是在那时，政权转变成了临时政府的专政，从而使20世纪初存在的民主共和国抉择被一笔勾销。

　　新内阁从颁布例行的充满允诺的纲领开始了自己的活动。但是与联合政府的宣言不同，纲领中讲到新内阁将“按照时代的非常情况的要求，坚定地以全副精力”来行动。新内阁认为，“保护新的国家秩序免遭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图谋的侵害”是它的主 要任务，同时强调不惜采用最极端的措施[13](p295)。

　　但是在展开这项工作之前，新内阁进行了部分改组，原因是，在克伦斯基的内阁中苏维埃的代表获得了一票的优势。为此，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展开了尖锐的辩论。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证明国内发生了政变。苏维埃领袖仓促地开始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邀请了前进步党党员、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新产生的激进民主党的领袖伊·尼·叶弗列莫夫担任司法部长。提名被接受，于是，按照策列铁里的话来说，政府中确立了“苏维埃代表和非社会主义民主派代表人数均等的原则”[16](p360)。在李沃夫公爵辞职后， 政府中空出了两个职位——总理和内务部长。克伦斯基占据了第一个职位，同时还保留陆海军部长的职务，第二个空缺由策列铁里填补。

　　7月9日，策列铁里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提议授予新政府无限权力。策列铁里直接宣称，人民目前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很容易投向允诺真正改善其生活的那些人，而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局势的尖锐化，只有借助非常措施才能摆脱这种局面。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承认新内阁是“拯救革命的政府”[17]。显然，即使在这种非常情况下，政府关心的也不是实 行“三位一体的革命纲领”，而是加紧反对人民，因为人民可能奋起反抗不能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家。

　　会议同意宣布克伦斯基的内阁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承认它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代表们并不是轻率地这样做的。他们感到，在打击反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国家政权正在集中到不受控制的一小撮政治家手里，代表们试图阻止国家向独裁的倾斜。他们把一项特别条款列入了决议，根据该条款，社会主义党人部长们必须每周不少于两次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报告自己的活动[16](pp361-362)。这个要求对于克伦斯基和他的暂时的同路人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实践表明，这项要求并没有对后来的事件 进程产生影响。实际上政府的行动不受监督，政府的表现越来越像专政：它的大部分措施都旨在打击政治对手，具有专制性质。

　　七月初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命令，旨在镇压对政权的任何反抗行为。命令要求每个公民绝对服从政府，稍有抵抗就要逮捕；提出了极其严酷的针对左翼激进阵营领导人的条例。政府首先着手消灭左翼激进阵营设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司令部。大量的武装力量被调往那里，按照策列铁里的话说，他们要使布尔什维克的任何反抗尝试都成为不可能。随后颁布了逮捕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其他领袖的命令。

　　同时，政府展开了平定军队的行动。正是在镇压七月起义期间德国军队发起了反攻，这次反攻以所谓的塔尔诺波尔突破结束。政府在军事方面采取的第一个典型步骤是任命科尔尼洛夫为西南方面军的总司令，后来又任命为最高总司令。克伦斯基认为科尔尼洛夫能够根除军队中的民主精神。科尔尼洛夫刚刚占据这一足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关键高位，就建议内阁在前线实行死刑[17](p17)。这个问题被仓促地提交讨论。部长会议在刚刚从前线返回的克伦斯基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会议开始时收到了被派往西南战线肃清塔尔诺波尔突入之敌的斯柯别列夫委员的一封电报。斯柯别列夫报告说前线的局势糟糕透顶，指挥官把拦阻队布置在军队撤退的道路上，拦阻队对开小差的士兵射击。这些情况对部长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按照策列铁里的话说，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在前线实行死刑”[16](p364)。

　　此后，军队中的镇压行动变得没有限度。7月12日，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被授权不经过司法程序查封反对派的报纸和杂志——只要它们号召“不服从军令和不履行军人的职责”，号召暴力和内战[13](p300)。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有被追究司法责任的危险。根据该决定，《真理报》、《战壕真理报》和左翼激进阵营的许多别的报纸被查封。

　　这就是获得了拯救革命的政府的地位的克伦斯基内阁开始阶段的活动。克伦斯基内阁所采取的措施带有明显的暴力性质，实际上是对政治反对派，首先是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遭到了镇压。陆军、海军和农村里的民主组织被破坏；公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政府的这些行动自然引起了不满并把反对者推向了左翼激进阵营。群众的不满迅速增长，越来越表现为极端形式，政府也以极端方式作出反应，向县、乡和村派出大量的部队，授予它们无限的权力。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一些讨伐队做出了野蛮的破坏行动。《维亚特卡言语报》讲述了其中一起野蛮行动。8月11日，应萨拉普尔县委员的要求，一名准尉率领一队士兵开进了该县的托伊基诺村，对农民实行了体罚。讨伐队员“用短皮鞭毒打了大约20个人，其中一些人被打得昏死过去”。在惩罚女人时“可耻地扒光了她们的衣服，打得她们大小便都失禁了”。农民们就此事给省委员拍去了电报，申述“生活变得太可怕了”，要求不再采取这种非人措施[18]。

　　这样，在七月事件之后，政府不但没有执行人民的纲领，反而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首先是对社会的激进阶层。政府集中了一切力量来镇压左翼政治反对派。根据社会党人部长们的评价，到夏末政府似乎已消除了这种威胁并且稳定了国内局势。策列铁里在回忆录中说，在政府的铁腕之下布尔什维克们没有声息了。不仅如此，用他的话来说，布尔什维主义被击溃了[16](p377)。

　　然而正是在八月底，事件在另一方向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右翼分子利用政府竭力对付左翼的机会，准备好了忠于右翼分子的部队并在8月25日把А·М·克雷莫夫将军率领的第三骑兵军开往首都。克伦斯基在感到自己的政权受到现实威胁之后，宣布科尔尼洛夫是暴乱分子，解除了他的最高总司令的职务，并且呼吁人民起来斗争。左翼激进阵营的领袖们也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在建立资产阶级军国主义专政的威胁面前，中派阵营和左翼激进阵营联合了，重新形成了统一的人民阵线，政治形势变得近似于三月份的情形。力量的优势在人民阵线一边，这一事实决定了军事叛乱的垮台。

　　科尔尼洛夫叛乱在更大程度上把人民中政治上积极的部分推向左边，这一情况在秋天保证了左翼激进阵营对其他社会政治派别的绝对优势。然而，社会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俄国进入了全面深刻危机时期。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战争继续存在；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的努力不符合社会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的要求。政府完全断送 了人民的纲领，没有履行其中的任何一条。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越来越坚定地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在左翼激进阵营和右翼营垒直接冲突的条件下，苏维埃表现出自己是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使军队进入战备状态，控制了通讯工具，把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转属自己，坚决清除公开的反动势力策源地。苏维埃成为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中心。

　　除了苏维埃，在地方上还活动着社会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委员们。但是与春天的形势相比，力量对比彻底改变了。社会执行委员会这时已失去了它的地位，实际处于崩溃状态。社会的两极化削弱了中派阵营，侵蚀了这些委员会所依靠的基础。在军事暴 乱过程中群众的急剧左倾彻底削弱了社会执行委员会，使其处于毁灭的边缘。社会执行委员会进入了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已没有能力再在权力斗争中竞争。

　　在政治舞台上保存下来并且积极活动的有两个管理体系——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委员们。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随着社会的激进化苏维埃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且坚决担负起履行人民的纲领的任务，而委员们则走上了以专制手段实行管理的斜路，失去了群众基础，从而把工人、士兵和农民推向左翼激进阵营。

　　政府的状况也明显改变了。在七月事变过程中形成的“民主专政”越来越转变成独 裁制度。克伦斯基在李沃夫辞职之后获得了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职务——政府首脑和陆海军部长，把巨大的虽说不是全面的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里。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前景和前所未有的机会。在他的活动中，自身的利益，首先是政治上自负的建立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的渴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克伦斯基逐渐摆脱了使他成为政治家和保障了他飞黄腾达的社会革命党的影响。随着克伦斯基的专制作风日盛，社会革命党开始同他划清界限。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同意颁布相当严厉的对军队的命令，并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使克伦斯基落选。诚 然，克伦斯基自己也总是声称，他的行为“既不考虑党的学说也不考虑党的利益”[19](p320)。

　　但是七月事变之后，在通向独裁的道路上出现了几个严重障碍。第一个就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政府的监督。当然，苏维埃在七月份的时候丧失了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内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然而，从前的一些监督残余不仅保存了下来，甚至得到正式确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政党代表的会议在7月9日的决议中列入一条，责成社会党人部长们定期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要是认为这项决议缚住了克伦斯基的手脚，那就错了，但是心理上的影响是有的。通向专权道路上的第二个障碍，是政府首脑没 有亲自挑选部长和进行内阁重组的权利。

　　克伦斯基公开采用非议会式的斗争手段，扫除了这两个障碍。他搬进冬宫之后，施展了几个政治诡计，意在迅速加强他的权力。7月21日，他完全出人意料地向部长们宣布他要辞职，然后去芬兰休假了。几个非社会主义者部长同时离开了政府。克伦斯基在致副总理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能够“按照国家所经受的历史时刻的要求”来补充临时政府的成员。他实际上是向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作为回答，召开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除左翼激进政党之外的 主要政党代表的紧急会议。会议持续了一整夜， 7月22日结束。马·文·维什尼亚克就此写道：“克伦斯基没有出席，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依然处于所有的计划、建议和反建议的中心。”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认为，只有克伦斯基“有能力和有权拯救国家”[16](p362、p382)。

　　这次会议是国家政权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涅克拉索夫、维纳维尔和米留可夫的压力下，清除了苏维埃对政府的最后一点监督。策列铁里认为“政府同苏维埃的隔绝严重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消灭了实际巩固政权的任何可能性”[16](p585)。

　　会议对第二个至关重要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克伦斯基：他被授予组建内阁，把他不中意的人开除出政府和对政府进行任何改组的无限权力[16](p386)。这两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最有威望的社会党人部长们既是苏维埃各党团的著名活动家，也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支持者(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等)。克伦斯基本人也有着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的头衔，他一有机会就要社会相信他忠实于民主和苏维埃。

　　实际上克伦斯基认为依赖苏维埃是一种负担，即使这种依赖微不足道；认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有威望的政府成员也是他的负担，于是他行使了“根据个人选择组织政 府”的权力。7月23日他组建了政府。他自己担任总理和陆海军部长，由涅克拉索夫任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任内务部长，米·伊·捷列先科任外交部长，亚·谢·扎鲁德内任司法部长，谢·费·奥登堡任教育部长，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任工商业部长，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А·М·尼基京任邮电部长，斯柯别列夫任劳动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任粮食部长，叶弗列莫夫任国家救济部部长，П·П·尤列涅夫任交通部长，安·弗·卡尔塔舍夫任宗教部长，费·费·科科什金任国家监察长。在第一届联合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策列铁里没有进入部长行列。切尔诺夫认为，克伦斯基不断地把“所有有声望的和个性鲜明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逐出政府，“代之比较平庸的、没有主见的、没有个性的人。这样就造成了‘独裁’的危险，这种‘独裁’容易受到偶然性甚至个人情绪变化的影响”。最高权力集团的主角依然是克伦斯基。他无论做什么，颁布什么命令，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使自己的权力全面无限和不受监督。克伦斯基进入了把他推上独裁顶峰的终点冲刺。切尔诺夫写道：“最终他的作用就是在政府中的右派即民族自由派和左派即社会主义派之间保持平衡。克伦斯基用一派削弱另一派或者用另一派削弱第三派，看来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作为政权的中心轴起着‘超党派’的作用。”[7](p355)政权进入新的状态，海军上将А·Д·布勃诺夫吃惊地发现了克伦斯基的新作用：“不知为什么所有人当时都请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他简直分不过身来了。”[20](pp336-337)

　　正是这个政府展开了对左翼激进阵营的镇压，为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酝酿成熟创造了条件。军人的起义进一步加强了克伦斯基的权力。8月27日，在叛乱最嚣张的时候，第二届联合政府垮台了，为了抗议政府采取的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措施，立宪民主党 的代表——科尔尼洛夫思想上的鼓动者和帮凶退出了政府。克伦斯基本人要求剩下的部长辞职，他开始独立支配整个国家政权。切尔诺夫得出结论，“这样，在冲突时刻只有总理的独裁、真正的个人专政”[7](p355)。

　　过了几天， 9月1日，克伦斯基对最高政权这种从未有过的情况轻而易举地进行了伪装：建立了一个对俄国来说不同寻常的机关——所谓的执政内阁。他把四个在政治上很差劲的人物视为心腹，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不会限制他的独裁。这就是担任外交部长的捷列先科，陆军部长亚·伊·维尔霍夫斯基，海军部长德·尼·韦尔杰列夫斯基和邮电 部长尼基京。他们“应该用自己掩饰他的独裁”[21](p98)。而且，这一撮代替了政府的政治家的活动是绝对不受监督的。前司法部副部长А·杰米亚诺夫写道，他们“不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管理情况”[22](p73)。

　　在1917年整个革命期间各个政党所进行的巨大活动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喋喋不休地高喊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最终给人民的却是个人专政。当时在社会的所有阶层、各党派、各组织和各机构中，都讲到克伦斯基的无限权利和权力。还是那个杰米亚诺夫指出，“克伦斯基的巨大声望压制了所有人……所有人都应该重视克 伦斯基的意见。谁也不想反对克伦斯基”。甚至连克伦斯基的战友也认为他的政权是专制的和独裁的。策列铁里在其有生之年努力证明，克伦斯基天生是个“无党派的人”，他的政权的反民主性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3](p56、p121)。在革命条件下，不依靠广大居民阶层的政权制度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必然会崩溃。

　　在执政内阁建立之后，克伦斯基不受监督地支配着国家最高政权。他不经任何磋商，实际上就他一个人，就国家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问题发布命令和决议。他禁止或者限制政党的活动，查封报纸和杂志，修改向境外输出资金法，允许或者禁止召开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克伦斯基轻易地和随便地把重要职位分配给自己的亲信，亲自任命大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交情程度和对他本人是否忠心。布勃诺夫写道：“在克伦斯基身边，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围着一些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他们在革命的狂热中吵吵嚷嚷，期待着克伦斯基创造‘奇迹’。”[20](pp336-337)对克伦斯基的赞美和吹捧达到了顶峰，他被描绘成祖国的唯一的拯救者、民族英雄、无与伦比的和不可替代的国务活动家。

　　按杰米亚诺夫的话来说，这一切很快就把他“宠坏了”，冲昏了他的头脑，影响到政府的活动[22](p73)。许多人的印象是，醉心于飞黄腾达的克伦斯基在秋天已失去了自我批评和正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他既不想对政策也不想对政权结构作任何改变。他不分昼夜地进行的忙碌的、神经质的活动，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只是装作在巩固国家机构。

　　甚至这样的措施，如9月14-22日由克伦斯基倡议召开的民主会议，也没有对管理制度作出任何改变。这次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只是：赞成还是反对联合组阁。第一次投票的结果是766人赞成， 688人反对， 38人弃权。接着开始修正决议的条款，作出了一项修订——排除立宪民主党人参加联合组阁。整个决议被提交表决，决议没有通过： 813人反对， 180人赞成， 80人弃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阿·拉·郭茨、费·伊·唐恩和策列铁里建议，把联合组阁的问题交给将由民主会议选出的机构即预备议会进行研究。同时，他们试图借助民主会议修改政府的政策，建议克伦斯基把8月14日国务会议通过的纲领作为活动基础(尽快结束战争，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21](pp106-107)。纲领的起草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这个纲领称为他们的纲领。实质上这就是二月武装起义过程中制定的那个人民的纲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危机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也想起了“三位一体的革命纲领”。他们用“尽快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代替了其中关于面包的口号，他们试图借助这个纲领使事件进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但是克伦斯基已经不可控制了，他拒绝了这一切并宣称民主会议的决定对他来说无足轻重的，因为正是他代表“全国的政权”。他的主要事情依然是巩固个人专权，用唐恩的话来说，这个政权所依赖的“不知是什么也不知是谁”[23](p162)。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10月7日采取的朝着议会制方向扭转事件进程的软弱无力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共和国苏维埃，也就是预备议会，置身于集中在克伦斯基手中 的实际国家政权之外。预备议会只获得了咨议机关的权利。弗·纳波柯夫把预备议会等同于布里根杜马，而唐恩则把预备议会评价为“脱胎于不成功的民主会议的一个畸形的妥协性机关”[19](p109)。

　　克伦斯基的性格特点直接反映在政权的状态上。如策列铁里所指出的，当时条件下为了拯救国家所需要的是“意志，组织能力，善于贯彻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的要求的措施”，但是政府首脑和他所建立的国家机构恰恰缺乏这些。

　　在所有政府机构中克伦斯基首先重视那些所谓的强力部门：陆军部，内务部，警察 总署。随着危机的加深这些部门对人民采取了越来越严酷的行动。地方政权机关也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委员们向上级的所有请求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尽可能多地派给他们士兵，最好是骑兵，并且尽量快些。从10月中旬开始，这种要求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委员们发给军事部门的电报和信函中。但是这种要求不是万能的。司令官们逐渐开始拒绝这样的要求，因为所有的预备队都用光了，甚至当一些省和县的居民为了表示抗议而不接受克伦斯基的班子的时候，这种要求也遭到拒绝。

　　军人们对这些请求感到忿怒，因为他们认为，把军队用来镇压人民的不满，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地方政权的命运中的关键时刻，此后地方政权开始迅速崩溃。许多委员 开始首先考虑自己，考虑保存自己的生命，努力使军队留在离他更近些的地方，留在手边，甚至不许部队开赴最乱的地方。另一些委员尽管还想采取点什么措施，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只是瞎忙一通。还有一些委员，他们失去了权柄，接二连三地向上级拍发歇斯底里的电报。波多利斯克省的委员Н·А·斯特拉霍夫斯基写道：“所爆发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政权的崩溃和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可指望了。这场龙卷风显然是阻挡不住的。”[24](p228)委员们害怕丢命，纷纷弃官逃走。

　　委员制度在政治舞台上的位置逐渐被其主要对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夺取，并且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是公开这样做的，没有受到政权的明显抵抗。10月22日在全国，包括首都在内，工人和士兵未受阻碍地举行了游行示威，支持正在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萨拉托夫省阿特卡尔斯克的游行写道：“人们挥舞着旗帜在乐曲的伴奏下走过了整个城市，然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演说的共同思想就是认为应该由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来组织政权。”[25]

　　国家的最高政权实际上是瘫痪的，它的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如切尔诺夫所写的，克 伦斯基当时看来是注定要灭亡的，他所信赖的人都离他而去，这一时刻最终来临了：他在自己的官邸——冬宫里，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他经受着被遗弃和被孤立的可怕时刻”[7](p356)。

　　然而，形势要求他采取一切措施打击左翼激进阵营。他歇斯底里地东奔西窜：时而把军队调往首都，并且让所有人相信他有足够的力量镇压布尔什维克；时而出现在预备议会的会场，要求授予他非常权力。但是他的这场忙乱只是虚张声势：军队没有开进首都，他的力量小得微不足道，而共和国苏维埃在听取了他的发言之后提出了反要求。唐恩就此写道，共和国苏维埃的大多数代表准备帮助政府，“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以这种帮助加强政府的错觉(只相信暴力强制手段的作用——作者注)，无论如何不能亲手把政府推向深渊，它本来就在相当快地滑向深渊”[26](p126)。

　　温和社会党的领袖们很清楚，指望通过军事手段战胜布尔什维克完全是幻想，政府根本就没有这种力量。唐恩写道：“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够用来成功地抵抗布尔什维克的话，那就是能使政府聚集起它所缺乏的力量的那种明确的政策。”他指的是“三位一体的革命纲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政策“能够巩固政权，为政权奠定坚实的人心归向的基础”。共和国苏维埃考虑到这种意见，制定和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成功地抵抗布尔什维克，建议政府“在争取和平、将地主土地转归农民和加快召开立宪会议方面”采取坚决措施。唐恩、郭茨和阿夫克森齐耶夫在10月24日把决议的文本送到冬宫，呈给政府首脑。唐恩回忆道：“克伦斯基给人留下印象是，他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他对预备议会的代表团“大发雷霆，高傲地声称，政府不需要训示和指令”。这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准备立即把“三位一体的革命纲领”印成传单，在部队驻地、工厂、各个组织和机构四处张贴，但没有来得及。

　　温和社会党人对“三位一体的革命纲领”领悟得太迟了。要是春天能够领悟就很适宜和及时，但是当时，政府、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实行了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政策。到秋天的时候，他们确信，他们曾最积极地参与制定和贯彻的政府的方针已经破产，就从批评克伦斯基转变为谴责甚至抵抗克伦斯基的方针。社会革命党人的七月代表大会没有把克伦斯基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之后，社会革命党领导层和克伦斯基之间的分裂在秋天进一步加大。唐恩写道：“不仅我，而且许多社会革命党领袖——郭茨等人，当时(9月)都差不多中止了与政府成员的任何非官方关系。”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对克伦斯基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也是在那时把最积极和最彻底地执行克伦斯基“强力政策”的内务部长А·М·尼基京开除出党的[26](p125、p131)。因此，到秋天的时候，克伦斯基不仅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且失去了帮助他掌权的那些政党的信任。

　　10月24日到25日一整夜，克伦斯基是在军区司令部里度过的，他焦躁地试图寻找到他素来指靠的军事手段，但是没有找到。他给汽车主们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命令他们把汽车交给政府使用，但一辆也没有得到。克伦斯基以最高总司令的身份发电给驻扎在彼得格勒郊区皇村的突击营、巴甫洛夫斯克的炮兵和彼得戈夫的准尉军官学校，但这些政府认为最可靠的部队没有一支行动起来[27](p122)。如唐恩所认为的，克伦斯基指望找到只要政府首脑一挥手就准备投入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军队，这实际上是他的幻想。唐恩问道，军人们为了什么要去打仗和战死呢?“为了和平吗?军人们已经对通过克伦斯基的政府实现和平感到绝望了。那么是为了土地吗?可土地的命运在遥远的令人感到模糊的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依然未决。”唐恩认为，在七月份的时候政府还能够指望某些部队，而且是“格罗德诺骠骑兵”之类的极其愚昧凶狠的队伍，它们准备毫不犹豫 地用刺刀对付布尔什维克。至于秋天的时候，政权连这样的部队都指挥不动了。况且把士兵调进首都并不是十分安全的，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很轻易地落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就像“自行车部队的军人”出现的情况一样。用唐恩的话来说，“自行车部队的军人”在一周之内“就差不多瓦解得完全布尔什维主义化了”[26](p124)。唯一真正有战斗力的能严重影响首都局势的军事力量(不算士官生)是哥萨克骑兵。但是他们气恼克伦斯基对科尔尼洛夫的所作所为，也拒绝积极的战斗行动。

　　于是，政府首脑仿效自己的下属——省和县的委员们：他抛弃了自己的职位，逃出 了首都。如后来所表明的，许多其他国家的首都比他自己祖国的首都更令他感到亲切，他祖国的人民在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言词中把他抬到了权力的顶峰，但也在他拿起皮鞭和棍棒，并借之实现其阶层小圈子的目标的时候把他抛弃了。

　　克伦斯基的政府完结了。它在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之前就已经失去了政权。国家机关使用了它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包括镇压手段，但是没有获得所期望的结果。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统治的政体，与自己的人民处于没有取胜机会的战争状态。由于政府 的反人民政策，左翼激进阵营在秋天大大增强了。没有谁能成功地抵抗它。春天时积聚了最大力量的中派阵营，秋天的时候在完全对立的派别之间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右翼营垒即资产阶级地主营垒因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削弱了自己。叛乱的失败损害了它的军事实力，削弱了它的领导人，给支持这场叛乱的那些政党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失，立宪民主党首当其冲。维什尼亚克认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过程中，社会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布尔什维克成了民主的保卫者，右翼阵营则变成了民主的敌人。“科尔尼洛夫把王牌亲手交到了列宁手里，列宁已经再也不放手了。”[28](pp303-304)

　　左翼激进阵营的领袖们的反资产阶级政策也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影响。在整个1917年革命期间，他们总是劝说人民，要他们相信资产阶级制度是站不住脚的，资产阶级制度有缺陷和不道德。这样的宣传日复一日进行着。其主要思想是，只有消灭一切经营形式和废除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过上真正的生活。他们谴责一切商业形式，谴责除了与全民所有制等量齐观的国家所有制之外的一切所有制形式，谴责除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外的一切经济成分，认为必须剥夺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商人。

　　在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因此反资产阶级的宣传在他们内心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由于屈辱的生活条件，他们大多数人对所有生活殷实的人抱着不友善的甚至憎恶的态度。对较富裕的人的抢夺经常发生，并以村社心理、东正教教条为根据。这种抢夺长久以来具有自发的性质，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感性水平上，没有任何理论支柱。

　　但是这种情绪开始具有自觉的性质，在各政党颁布了纲领并确定了争取群众的手段的革命条件下获得了深刻的说服力。左翼激进政党的反资产阶级宣传在群众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落到了肥沃的土壤上。由于临时政府的政策而加快了对“资产阶级”(包括地主在内)的憎恶的形成，到1917年夏天，反资产阶级的宣传席卷了广大居民阶层。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引用了一位农民的话来说明他们是怎样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把它压得粉碎。……如果……压力不够大，那就糟了。”[29](p291)最贫困的居民阶层迅速地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向左转了，加强了左翼激进阵营。

　　与左翼激进阵营和苏维埃对立的各种机构(如共和国苏维埃、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形形色色的全俄会议和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等等)没有任何影响力。甚至立宪会议，这个口头上公认的最高政权的源泉和保障，这个战胜极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普世希望，这个被同代人誉为“俄国大地之主”的机构，在所形成的局势当中也毫无办法，在群众中没有足够的支持，由于临时政府玩弄召开立宪会议的骗人把戏而最终威信扫地。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有可以想见的道路当中，最后一条道路被坚定不移地提上了议程，这就是被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所利用的、在社会主义口号下彻底改造社会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弗·尼·科科夫佐夫：《我的过去。回忆录。1903—1919》，莫斯科1992年版。

　　[2]《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

　　[3]伊·格·策列铁里：《回忆二月革命》，巴黎1963年版。

　　[4]《二月革命回忆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

　　[5][俄]《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3月21日。

　　[6]《国家今天正在毁灭》，莫斯科1991年版。

　　[7]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版。

　　[8]尼·尼·苏汉诺夫：《革命札记》，莫斯科1991年版。

　　[9]《俄国推翻专制制度后的革命运动。文献和材料》，莫斯科1957年版。

　　[10]《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

　　[11]《1917年5—6月俄国的革命运动。六月游行示威》，莫斯科1959年版。

　　[12][俄]《无产者报》1917年6月4日。

　　[13]《1917年七月俄国的革命运动。七月危机》，莫斯科1959年版。

　　[14]《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4卷。

　　[1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第1788全宗，第2目录，第17卷宗，第31和38张。

　　[16]伊·格·策列铁里：《回忆二月革命》(第2册)，巴黎1963年版。

　　[17]亚·费·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案件》，莫斯科1918年版。

　　[18][俄]《维亚特卡言语报》1917年8月26日。

　　[19]亚·费·克伦斯基：《回忆录》，德累斯顿1928年版。

　　[20]安·谢·布勃诺夫：《在沙皇的大本营》，纽约1955年版。

　　[21]德·费·斯韦尔奇科夫：《克伦斯基》，列宁格勒1927年版。

　　[22]А·杰米亚诺夫：《我在临时政府的供职》，见《俄国革命档案》，柏林1922年版。

　　[23]尼·尼·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莫斯科1991年版。

　　[24]《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基辅1957年版。

　　[25][俄]《社会民主党人报》(萨拉托夫)1917年10月30日。

　　[26]费·唐恩：《临时政府最后的日子》，见《十月革命回忆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

　　[27]谢·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五天：二月革命的开始和结束》，柏林1922年版。

　　[28]马·文·维什尼亚克：《献给过去》，纽约1954年版。

　　[29]《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2卷。

　　(译自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2005年第7期)

　　(责任编辑：蒋锐)

　　注释：

　　①3月25—28日召开的立宪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