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加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我国周边环境处于建国以来较好的时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稳定，另方面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长。如何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继续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内外安全环境，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而又重大的课题。

　　从战略上看，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应该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辩证关系。

　　一要处理好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实现国内的长治久安和抵御外部威胁奠定了强大的物质、精神基础。但也应该看到，21世纪初期，台湾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还会继续。同时，国内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一方面，旧体制遗留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新体制建立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改革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难题。因此，我国在21世纪初，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和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同步增长，我们必须早有准备，早做防范。但从根本上看，更为经常和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将来自内部，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相比，前者是重心，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办好自己的事情”，而能否“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关键，又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成功建立和不断完善，能否通过体制的创新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内部不安全的主要隐患。这样，外部“西化”、“分化”也好，军事威胁也罢，都不可能动摇我国国家安全的基石。同时，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国际“大环境”和具体“小环境”的关系。国际局势总体缓和与一国所处的具体安全环境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同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下，伊拉克、南联盟的处境就一度非常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安全环境也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变化。相对来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联合制裁，我安全环境一度比较严峻；从90年代初到中期，安全环境不断改善，缓和的一面较突出；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综合安全压力明显增大，相对紧张的一面凸显。而整个90年代，国际总体缓和的趋势并未发生大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我国安全环境时，必须充分估计到我安全环境中的复杂性特点。既不能因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以及存在着对我有利的因素而自我陶醉、麻痹大意，放松应有的警惕；也不能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丧失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的大好机遇。历史经验表明，当环境相对有利或有利因素增加时，就要更多地看到困难和挑战的一面，未雨绸缪，做好应付困难的一切准备，尤其是军事斗争准备；而当形势严峻，挑战增强时，就要更多地看到机遇和有利的一面，以便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三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主观努力与客观环境变化的关系。一国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时代背景、国际格局、地缘环境等都是客观因素，某种意义上它不以某一个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一国的综合实力怎样，战略选择（目标、政策、策略、手段等）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状况。正因如此，主观努力或主观选择的正确与否将对一国的安全环境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伊拉克、南联盟的处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战略选择和政策上的失误造成的。朝鲜在2000年下半年调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举措，不仅实现了南北首脑会晤，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使亚太地区的突发热点大大降温，而且朝鲜的这一举动还缓和了同外部世界特别是 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其国际处境明显改观，安全环境大大改善。这是主观努力的结果。

　　我国的外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80年代，邓小平在主持外交工作时，经常讲要多做工作，要去争取。就是说，做得好对我不利的因素就会变为有利因素，挑战就能化成动力；做得不好，再有利的条件也可能会失去。回顾历史，我国安全环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根本性改善，固然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但邓小平为我国制定的对内改革开放，对外更加独立自主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政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我国外交战略在80年代中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开展了与所有国家都尽力搞好关系的全方位外交活动，由此改善了中苏关系，推动了中美关系，发展了中日关系，稳定了周边关系。结果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使我国的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之一。可见，客观形势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主观努力或者说正确的战略选择更为重要。在我们刚刚跨入21世纪的今天，在我国安全环境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的情况下，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并筹谋新世纪我国的外交战略，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四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参与现有国际体系与建立 国际新秩序的关系。当今国际体系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们的既定战略目标，这既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取决于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邓小平在80年代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改革开放，中国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开放的过程就是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没有这种融入，就不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今天的参与和融入，就不可能有明天的改造和创新，只有积极地参与进去，才能有我们的发言权，才能发挥我们 的作用，才能为今后建立国际新秩序创造条件。参与本身也是为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所必需。

　　五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28字战略方针，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并成为我国新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指导。“韬光养晦”是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能的一个经典表述。它决不是一味退守、消极等待、犹豫彷徨、无所作为。而是既有含而不露的大智能，又有卧薪尝胆、以静制动、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大韬略。可以说它是把古代军事谋略思想应用于当今中国外交的一个范例。 它要求我们面对“北强南弱”、“西强我弱”的客观现实，量力而行，在国际上恰如其分地发挥中国的作用。而所谓“恰如其分”，就是要在关系我国主权、安全以及经济发展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有所作为，而在我力所不及，又不直接涉及我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的国际问题上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度”，就是以不干扰、不破坏我国的经济发展为准，以不损害我国的统一利益为线，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关键是，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近几年来，经常听到一些同志讲，“韬光养晦”的方针是针对苏东剧变那样的特殊背景提出来的，是个策略方针，不是个战略方针，而现在已经过时。也有同志说，过去是“树大招风”，可现在“树未大而风已至”，中国要实行韬晦含光的政策很难。应当承认，21世纪初中国所能选择的战略空间确实有限，回旋余地也相对狭窄。在这种背景下，实行“韬晦含光”的政策确实很难。但是，西方17世纪著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过一句话，“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我们不实行这样的政策和方针，而是采取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那就不仅 仅是一个“难”的问题了。根据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现实处境，这一战略很有可能遭至西方国家乃至周边一些国家的强力打压，使中华民族的崛起被严重滞缓，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国梦化为泡影。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而不能感情用事，贻误经济发展、民族振兴、国家统一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