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并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问题同在，机遇和挑战、困难与希望相辅相成。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总的来说与缓和的国际大趋势相一致，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此，在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我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有人认为，对我有利的因素居主导地位等等。究竟应该如何全面正确地判断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笔者认为，至少要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即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比 较，综合安全的尺度，以及影响我国安全环境走势的若干重大因素。从三个视角出发，将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总体有利与相对不利并存

　　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比较中考察，我国安全环境呈现出总体有利与相对不利并存的态势。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看，目前我国安全环境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时期之一。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外患当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来自于外部的重大军事威胁一直未能消除。50年代这种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美在我周边构筑了新月形包围圈，从东北(朝鲜半岛)、正东(台湾海峡)、东南(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压迫我；60年代这种威胁主要来自美苏两个方面，再加上蒋介石阴谋窜犯大陆和中印边界冲突，形成了对我南北夹击、左右对攻的局面，这是我安全环境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70年代起这种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也就是毛主席当时讲的，北极熊亡我之心不死。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改善，使我第一次处在没有大的直接的军事威胁之下。同时，我与周边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恢复和程度不同的发展。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边界领土争端，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部 分地得到了解决。比如，中俄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已经划定，成为两国友好和平的象征；中越陆上边界谈判已经完成并达成了协议，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2000年准备就北部湾的划界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签署了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大大增强了我与中亚国家的信任，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创立了“合作安全”的新模式；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印边界状况基本保持稳定等。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安全环境处在建国以来比较好的时期，这是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得出的正确判断。 但我们还需要从现实的横向比较中来评估我国的安全环境。如果我们同当今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安全环境又相当严峻。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处境决定了我们的安全环境中有五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一是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我将长期面临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危险；

　　二是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上，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占统治地位的今天，我必然成为不公正、不合理旧秩序的主要 受害国之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由于我综合国力同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我们将长期处在相对落后的弱势地位；

　　三是我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许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都把我视为21世纪的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对我防范、戒备乃至遏制的心理普遍存在，特别是西方大国对我的遏制战略将长期不会改变；

　　四是我国周边地区，是当今世界民族、宗教矛盾比较尖锐、比较复杂的地区之一，由于近年来我国境内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猖獗，并加紧与境外分裂势力相勾结，民族宗教问题，成为西方国家对我施加压力的又一张牌；

　　五是我国是当今世界地缘环境最为复杂而又相对不利的国家之一，地处太平洋东岸的战略要地，又有许多比较强大的邻国，我同他们多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使我在地缘战略上的回旋余地较小，受牵制的因素较多。

　　可见，我国是当今世界多种基本矛盾的交汇点。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南北矛盾、民族宗教矛盾、新东西矛盾、两制矛盾都涉及到我国，使我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进一步改善的回旋余地较小。也就是说，目前对我总体有利的安全环境又有较大的脆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安全环境又相当严峻。

来自传统与非传统的双重安全压力

　　以综合安全的尺度衡量，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来自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双重安全压力。

　　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指的是军事安全。冷战结束后，我国的军事安全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主要是因为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降低；外敌以我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涉及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周边军事热点仍然没有消除，并呈现出时紧时缓的特点。这些热点在90年代初大多是潜在的，近两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热点大大降温，(如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而另一些热点却在升温，并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特别是台湾当局倒行逆施，加快了台湾独立的步伐，使战争 的危险明显加大。对我国来说，传统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的现实威胁明显增长。

　　与此同时，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也凸显出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口、资源、环境、跨国犯罪、毒品走私、非法入境安全威胁有加重之势，并正在提上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议程。如生态安全方面的矛盾已经给我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传统军事安全的威胁没有消除，这种 威胁在局部(如台湾海峡)还有所增强的情况下，更加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接踵而来，我国国家安全实际上正面临着双重压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非传统安全威胁传播极快，一旦周边某国或某一局部地区出现不稳定或自然灾害，整个亚太地区都将受到牵连，轻则有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重则会升级为国家间甚至地区军事冲突，演变为传统的安全威胁。这已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一系列政治、社会、军事后果所证实。所以，21世纪初，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比过去要大得多。

影响我国安全环境的几个重要因素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亚太地区的经济走势、大国关系、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以及我周边军事安全状况，将是影响我国安全环境的几个重要因素。

　　一是亚太地区的经济走势。随着我加入WTO，我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将大大提高，亚太经济走势就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重要的因素。而亚太经济的发展前景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其中美国经济走势的影响最为关键。对美国的经济前景，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持续繁荣”说，二是“必然衰退”说。而问题在于，不管哪种前景，都会对我国的发展环境带来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复杂影响。如果是前者，将对我国的对美贸易、与美经济合作、引进技术和资金带来好处，也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不利在于，目前我与美的实力差距仍有可能继续拉大，我国面临的霸权主义压力也可能随之增加。(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美国政治上的霸气历来与它的经济上的牛气成正比关系)。如果是后者，我国的相对压力会减少一些，但由于我与美国在经济上依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给我进出口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工作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增加我国改革开放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难度。

　　二是大国关系。我与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状况，是影响我在21世纪初安全环境的重大因素之一。而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最主要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了。

　　三是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最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台独的分裂。同时，西藏、新疆的民族宗教分裂活动也有加重之势，关键是防止他们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

　　四是我周边的军事安全状况。21世纪初，我国将主要面临三方面的严峻挑战：即新军事变革对我的压力，美国在我周边一系列军事战略部署对我构成的潜在或现实威胁，(美在亚太地区的“一舰双锚多点战略”，想方设法将台湾纳入TMD体系，在关岛部署巡航导弹，加强与我周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等等，都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以及周边热点、爆发点较多且突发性较强。(世界三大火药桶中的一个——南亚次大陆在我周边；除我之外，世界六个公开拥有核武器国家中的四个是我邻国或亚太大国，拥有核技术以及核生产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大多在我周边；同我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存有争议的国家目前就多达9个；民族和宗教分裂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和国家也在 我周边，如中亚地区、俄罗斯、阿富汗、印、巴、印尼等等；世界上最强大的7支军队有6支在我周边。)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怎样处置各种危机和突发性事件，是一个关系到我周边安全环境能否保持基本稳定的大问题。

新世纪我国的安全环境

　　从上述分析中，可得出以下四点基本判断：第一，未来10-15年，我国安全环境可能处在一个比较复杂、多变的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将趋于紧张，不排除发生较大动荡和曲折的可能性。

　　第二，美国将对我未来安全环境构成长期、综合性的威胁。无论从正反两方面看，美国都是我打交道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好坏将影响全局。

　　第三，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我国安全环境所必需的，但反霸的任务将更为复杂，也更加艰巨。

　　第四，营造我国安全环境的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

　　一要处理好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关系。国际局势总体缓和与一国所处的具体安全环境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同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伊拉克、南联盟的处境就很艰难，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战略上的失误造成的。对我国来说，我们既要抓住国际局势继续趋向缓和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客观面对具体困难和挑战；

　　二要处理好参与现实国际体系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的关系。当今的国际体系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既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取决于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今天的参与和融入，就不可能有明天的改造和创新。参与本身也是为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所必需；

　　三要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这是邓小平为我国新时期制定的战略方针，必须长期坚持。它既是中国现实地位和处境的需要，也是中国崛起的需要。但这次不是消极退守，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我们面对西强我弱的客观现实，量力而行，在国际上恰如其分 地发挥中国的作用。

　　2010年前后，我们仍然不会面临世界大战的危险，外敌对我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也不大。展望21世纪初，我国周边东急西缓、北和南迷(不稳定)的基本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进一步实现睦北、缓西、稳南、进东的战略目标，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