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冷战后，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不断升温，双边合作在层次和领域上日益加深，使得一些学者一度声称“中欧轴心”已经出现。然而，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国力不断遭到削弱，其构造单极世界的梦想陷入破灭，新多极世界的突然面世给中欧关系带来震荡，所谓的中欧“蜜月”宣告结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欧盟《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以及中国国力继续快速上升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多极伙伴世界正在形成。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阵痛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应有新的开始，放弃过高的期望，而寻求更加成熟的和实质性的伙伴关系。

　　[关键词] 多极世界　中欧关系　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让·莫内教授。

　　2009年11月30日，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中国南京举行。从中欧双方对会议的重视程度、会后发表的长达25个段落的联合声明、双方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重要性的一致确认等多个方面可以发现，中欧关系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波折后已有重新走上正轨的迹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中欧关系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做一全局性的思考，以便对这一关系在渐次成型的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并提出规划性建议。

一　后“蜜月”时期中欧关系的复杂化

　　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在1995-2004年的十年中经历了一个良性发展、关系不断提升的“蜜月”时期。以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为起点，欧盟的对华政策走出了1989年后对华制裁和冷淡的阶段，开始强调与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1998年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则将中欧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而以2003年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各自发表的政策文件以契机，双方更提出要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

　　除了双方不断提升中欧关系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到2004年，欧盟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在各个领域发展了20多个对话机制，并在1998年建立了年度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基本避免了公开对抗，而通过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寻求合作。中欧双方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加强了在各种国际机制中对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联合牵制。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更提出了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的倡议。欧盟并且和中国签订协议，邀请中国投资并参与欧盟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中欧之间的日益亲近，令一些学者，如美国的沈大伟，一度声称“中欧轴心”已经出现。[2]

　　中欧“蜜月”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存在四个主要原因：首先，双方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发展经贸合作的巨大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双方经贸合作的高度互补性。就贸易而言，双方都视对方为巨大的市场，且双方的贸易产品高度互补，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欧盟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需要引进欧盟的资本和技术，而欧盟也需要扩展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其次，在政治上双方之间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对台湾地区销售幻影战机问题，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的突击政改问题，而“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互不构成威胁”。[3]这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第三，长期在德国和法国执政的科尔、施罗德、希拉克等领导人对发展中欧关系具有战略眼光，从欧盟方面为推动中欧关系不断发展提供了政治领导。第四，以法德为首的一些欧盟国家在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试图与中国合作来牵制美国，并与中国的战略诉求相契合，从而在2003-2004年间将中欧关系推向了“蜜月”的最高潮。

　　自2005年开始，中欧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尽管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不断加强，并新建立了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机制(2005年)和副总理级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2008年)，以及在2007年启动了中欧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然而中欧之间麻烦不断，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关系倒退的现象。中外专家纷纷认为，中欧关系的“蜜月”已经结束，[4]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已经开始。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观察中欧关系复杂化发展的表现：

　　首先，中欧在推进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欧关系的“蜜月”期，双方都期待通过加深合作来解决一些各自的重要关切，来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比如，中国提出欧盟应该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欧方虽然作出了积极回应，但这两个问题至今都未能得到解决。在欧盟一方，欧盟也对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未能产生欧方期待的效果而表示失望，并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多有怨言。在国际问题上，双方领导人表达了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广泛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但是，近年来的合作实践表明，双方未能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真正展现中欧合作的战略意义。比如，在被欧盟列入首要外交议程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欧虽有重要合作，但在诸如发展中国家是否应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设定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年份、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立场差距不小。

　　中国参加了欧盟三国主导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晤机制，但中欧之间就是否应该强化对伊朗的制裁等问题上分歧明显。

　　其次，中欧在原先的相互合作领域中出现竞争关系。中欧经济关系一直被称为互补性合作关系的典范。中欧贸易过去大致平衡，欧盟在中国的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欧洲企业也取得了市场，加强了全球竞争力。但是，当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经济关系中竞争性成分也迅速凸显出来。欧盟方面不断抱怨中国急剧扩大的对欧贸易顺差，频繁采取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同时，欧盟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欧盟在2006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里更是将中国视为“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进而提出一张要求中国让步的长长清单。[5]连美国学者也认为，欧盟新的对华政策风格出现了美国化的倾向。[6]此外，中国参与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曾被认为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今，由于欧盟方面不断在该计划中排挤中国，中国已经加速发展其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在频率占用上和欧盟形成正面竞争关系。[7]

　　第三，中欧在原本不相关的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摩擦点。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2005年前几乎未引起欧盟及其成员国方面的关注，因而与中欧双边关系基本无关。然而，从2005年开始，中欧之间围绕对中国的对非政策不断产生摩擦。在政治问题上，欧方指责中国与苏丹和津巴布韦这类欧方所谓的专制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津巴布韦的人权纪录不闻不问，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西方国家提出的制裁两国的决议。欧方也大肆渲染中国在非洲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投资活动，大力将中国塑造为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者。在发展援助方面，欧方指责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行为损害到其坚持政治条件性的对非援助政策，增强了非洲国家抗拒欧方政治压力的 讨价还价能力。可以说，非洲问题突然成为中欧关系的一个新的摩擦点。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中方对欧盟在亚洲安全事务中试图扩展影响的努力也不乏关注。欧方对中国军事透明化问题的高调关注，将台海局势与解除对华军售的努力相联系的企图，以及欧盟国家军队在北约名义下在阿富汗展开的军事行动，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

　　第四，中欧在原本受控的矛盾领域重新发生争执。政治制度差异一直是中欧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制约因素。冷战后初期，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制度赢得了最后胜利，因而在政治上对中国也试图“以压促变”。随后不久，认识到外部压力没有发生明显作用，且欧盟需要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机会，欧盟采取了建设性接触的前瞻性政策，大力发展和中国的各方面合作，同时争取以对话的方式来表达欧方的一些政治关注。考虑到美国时不时采用施压的方式，欧方的这种策略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欢迎，这也是中欧关系这些年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最近三年来，中欧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又再度凸显，成为侵蚀中欧互信的一个关键因素。欧洲议会和欧洲媒体一直是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的阵地，即使是蜜月时期也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关键问题是欧盟许多成员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人权问题置于更为重要的外交政策议程。

　　欧盟对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责难涉及多个方面。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欧洲对中国与苏丹、津巴布韦、缅甸等国家的关系提出责难，把中国塑造成独裁国家的支持者。在中国国内问题上，欧洲国家纷纷为达赖喇嘛提供政治舞台，领导人不断提高与达赖会见的层级或官方色彩。德国总理2007年9月在总理官邸会见了达赖，法国总统萨科齐则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会见了达赖。2008年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欧洲国家的亲达赖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歪曲 报道，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严重干扰了当年4月在伦敦和巴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有关国家的领导人还以是否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为条件在西藏问题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这些举措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从而使得中欧关系在最近一段时期风波连连。一直到2009年4月1日中国和法国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联合新闻公报，这些风波才暂告一个段落。[8]

二　新多极世界来临的阵痛

　　如何来理解中欧关系出现的这种复杂形势?基本而言，本文认为这是多极世界来临初期的阵痛效应：国际体系的多极化产生了离散效应，并经由行为体的认知和决策过程而得到确认。

　　多极世界对中欧关系的离散效应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根据新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二等大国将会联合起来以防止主导大国确立支配地位。[9]在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呈现出单极体系的显著特征，或如中国学者提出的“一超多强”，或如亨廷顿所说的“单极-多极体系”，[10]其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新秩序。基于力量均势的考虑，作为次等力量的欧盟和中国，除了内部制衡外，如欧盟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和中国发展综合国力，也运用外部制衡，通过加强相互合作来牵制美国。因此，我们需 要承认冷战后中欧关系发展中的这一基本战略思路。然而，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且国家经济不断虚空，近来又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美国的支配地位受到明显削弱，也减弱了其他二等力量相互联合的动力，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更加容易爆发出来。

　　第二个层面的变化是美国的多边主义回归。按照威胁制衡理论，国家将联合起来对付最具威胁性的国家。[11]“9·11”事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不稳定的源头，欧洲不少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具有相互联合共同牵制美国的意愿。因此，在力量制衡之外，中欧之间又发现了威胁制衡的需要，从而大大强化双方合作的意愿，促成了中欧“蜜月”高潮的出现。不过，从2005年开始，美国意识到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的限度，转而强调去寻求与传统盟友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消解了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意图的担忧，进而降低了它们联合牵制美国的意愿。因此，从2005年开始，国际体系的这两个方面变化都减低了中欧加强战略合作的动力和意愿。

　　第三个层面是中欧双方在双边和全球范围内因利益扩展和影响延伸而产生正面碰撞。在双边层面，中欧之间的利益碰撞主要体现在中欧经济关系的变化，从分工互补到竞争合作，在合作中出现了不少竞争性成分。在贸易方面，中欧贸易长期以来是欧方顺差。不过，进入本世纪后，中方实现了顺差，且顺差不断扩大。在2002年，中欧贸易额为867亿美元，中方顺差约97亿美元。到2008年，中欧贸易额增加到4255亿美元，是2002年的近五倍；而中方顺差扩大到1602亿美元，是2002年的十六倍多。[12]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的大量增加引发欧盟内部竞争力较弱国家(特别是南欧和中东欧国家)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的提升，也被传统出口大国(如德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更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此外，欧洲也不满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欧方认为，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但对欧元贬值，造成中国对欧出口急剧扩大、顺差飙升。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一向发展较为顺利的中欧经济合作受到不时出现的贸易摩擦的干扰，并连带影响到中欧关系的整体氛围。

　　在全球范围，中欧利益碰撞在双方的周边地区表现愈益明显。欧洲一向视非洲和中东地区为自己的后院。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渗入，欧洲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不过，在非洲，冷战结束后欧盟国家一直是主要的发展援助方。借助这一有利地位以及欧非之间的历史纽带，欧盟成为对非洲大陆具有最大影响的外部力量。随着中国等其他新兴大国与非洲经贸关系在过去十年中的蓬勃发展，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面临新的挑战，使得非洲问题成为中欧之间新的摩擦点。同样，欧盟在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后，也试图在中国周边地区扩展影响。其中一些行动也遭到中国的反对，如欧盟在国际社会中推动对缅甸制裁的努力。

　　当然，国际体系对中欧关系的离散效应并不能自动决定行为体的政策选择。理论上说，行为体在政策选择中有其一定的自主性。在中国方面，多极化的离散效应并没有导致中国政府明显降低中欧关系在其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但在欧盟一边，行为体层面的变化发展事实上强化了体系层面产生的离散效应。基于欧盟的特殊行为体特性，我们可以从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在成员国层面，由于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和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对华政策的重要性在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明显降低。最近，欧洲重要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了一份题为《欧中关系实力评估》的长篇政策报告。[13]该报告根据欧盟27国的对华政策，将这些国家大致分为四类[14]：(1)张扬的工业国，包括德国、捷克和波兰。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持批评态 度且在经济上注重维护自己的竞争地位； (2)意识形态型的自由贸易国，包括荷兰、瑞典、丹麦和英国，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持批评态度，但坚决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在欧盟内部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3)随和的重商国，包括斯洛文尼亚、芬兰、保加利亚、马耳他、匈牙利、斯洛伐克、塞浦路斯、罗马尼亚、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国，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与中国相对友好，以换取经济利益； (4)欧盟追随者，如比利时、奥地利、爱沙尼亚、卢森堡、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国家在对华关系上无重大利益，是欧盟政策的追随者。报告的这个分类尽管 存在商榷之处，却是关于欧盟国家对华政策的第一个全面分类。有意思的是，报告认为，德国和法国的立场在领导人更迭后，近年来发生较大的漂移。德国和法国原本被归入随和的重商国家之列，正是在施罗德和希拉克长期执政期间，欧盟在法德两国的主导下，联合为数不少的同类国家，促使欧盟大力发展对华战略伙伴关系。但是，2005年在德国和2007年在法国发生的领导人更迭后，新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张优先发展与美国关系，并在政治上对中国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在经济上也略微偏向保护主义，从而离开了随和的重商国行 列。无疑，法德政策的变化增加了中欧关系的变数，是中欧关系出现诸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领导人政策的变化也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最近几年来，欧盟国家的舆论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不利于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的变化。在媒体方面，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事务的负面报道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随着中欧关系的复杂化发展，这些负面报道更加扩展至更多的领域，如把中国塑造成世界上独裁国家的支持者，借“达尔富尔问题”和“西藏问题”将北京奥运会诬蔑为“种族灭绝奥运会”，把中国视为“欧洲技术和就业机会的偷窃者”等。在这些负面报 道影响下，欧洲民众对中国的友善态度也出现急转直下的现象。英国广播公司委托全球扫描(GlobeScan)公司所作的历年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2004-2008年间，认为中国是一个负面力量的民众在法国从33%上升到70%，在意大利从40%上升到68%，在德国从47%上升到69%，在西班牙从33%上升到54%，在英国从34%上升到42%。而同时认为中国是一个积极力量的民众明显下降，在法国从49%降至22%，在西班牙从37%降至29%，在意大利从42%降至21%，在德国从34%降至11%，在英国从46%降至39%。[15]其他相关的民调，如美国 的皮尤民调，也得到基本相同的结论。在舆论和民意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改变不需担心在政治上受到国内选民的惩罚，相反，一些政治人物还可以通过对华强硬来获取国内政治中的好处。

　　在欧盟层面，欧盟共同外交政策机制的内在缺陷，无法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可信的战略行为者的角色。要发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欧盟自身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战略行为主体，也就是说，欧盟有能力通过追求和实现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计划来实现其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目标，并能够在塑造国际事务方面扮演一个独立的、关键的和实质性的角色，比如改变国际权力平衡、决定战争与和平、建立 和改造国际制度等。具体而言，一个完全的战略行为主体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掌握充足的政策手段和政策资源；具有较高的战略决策能力、代表能力和谈判能力；对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事务有重大影响力。以此为标准，欧盟要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可信的战略行为主体还面临诸多缺陷：首先，欧盟的对外政策资源分散在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当中，无法得到集中调度和使用。除了在经贸政策方面权力主要集中在欧盟机构之外，在援助、外交、军事等领域，成员国独立掌握的政策资源远远多于欧盟机构。其次，尽管欧盟已经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来推进其对外政策，然而要使这一机制变得更加协调、连贯和有效却一直非常困难。作为整个欧盟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的政府间主义的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要有效地发挥作用依赖于成员国之间利益和偏好的集中、协调。决策中全体一致程序的采用使得每个成员国都拥有对于任何一项共同政策的否决权。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难题：一是达成共同政策非常困难，二是一旦形成共同政策，这些政策容易刚性和僵化，政策创新和修正非常困难。再次，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有限的。欧盟的作用仍然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它在东欧和北非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中东和欧洲国家的前殖民地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16]

　　随着中欧关系的发展，欧盟作为战略行为者的这些缺陷不断暴露出来，成为妨碍中欧关系深入发展的障碍。在基于总体战略考虑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上，如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和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欧盟无法就此达成共识。欧盟自己不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统一立场，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自然无法与中国展开有意义的战略对话，更不用说战略合作了。但是，在人权等欧盟具有共识的问题上，由于过去几年欧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政治化，欧盟常常容易形成共同政策，导致中欧合作的政治基础不断受到损害。此外，欧盟轮值主席国不时将本国的特殊议程强加到中国和欧盟的对话机制中，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的发展。结果，由于欧盟对外政策机制的缺陷，中欧在需要强化合作的问题上欧盟无所作为，而在扩大分歧的问题上却容易形成一致立场，令中国处于无所适从以致不胜其扰的处境。

三　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

　　2009年也许可以被视为多极体系被确认且多极伙伴世界崭露头角的一年。

　　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多极化的发展，新上任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则将布什政府后期的多边主义策略提升为基本外交理念之一。[17]从这一理念出发，克林顿国务卿提出了“多伙伴世界”构想(multi-partner world)，[18]美国主导的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处理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主要机制。发展多伙伴关系一直是欧盟、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主张。如今，有了美国这个头号大国的加入，多伙伴世界成了多极世界里各主要行为体的共同外交方略。这意味着：多极体系由于多伙伴关系的存在而可能实现多极和平；原有的特殊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会有所下降，各种双边伙伴关系的合作水平会出现某种对称化的发展趋势；双边关系相对疏离的行为体将在外部压力的驱使下提升相互合作水平，防止各自在多伙伴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如何来规划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呢?

　　(一)承认现实。这个现实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要承认中欧关系复杂化的现实。在近期内，造成中欧关系复杂化的各个因素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美国外交重归多边主义协调，基于力量均衡和威胁均衡的考虑，强化中欧关系的动机无论在欧盟方面还是中国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弱化，而且，中欧全球影响的提升带来双方利益更多碰撞的趋势也不会改变；第二是要承认多极伙伴世界这个现实。在这个世界中，无论中国和欧盟都会重视和其他 伙伴的关系，而不会像2003年那样赋予中欧合作特别的重要地位。

　　承认上述两个现实意味着中方不能对发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抱有太高的期望值。经过前几年的波折，中方的期望值已经有了下降，可以以更为成熟的心态，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的通过以及欧盟外交机制得到强化为契机，通过务实推进中欧合作，妥善化解双方矛盾来脚踏实地建设实质性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19]

　　从欧洲方面而言，欧盟国家也需认识到中国已经增强的国际地位以及中欧合作对欧盟国家的重要意义。忽视中国必然遭到中国的忽视。而认识到中国新 的大国地位[20]，但又试图通过施压的方式来追求欧方的一己利益，必然无法得到中方的合作。如果欧盟希望借用中国的机会和影响来实现其内外政策目标，需要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各自的关注。

　　(二)管理冲突。在直面中欧关系的各种问题时，需要对这些冲突进行恰当的分类。一类问题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如一个中国问题、反对西藏分裂等，在这类问题上不存在妥协的余地。中方需要坚持原则，以实际行动要求欧方尊重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以任何方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从而为中欧关系确立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相互信任。欧方在冷战后 的大多数时间内都采取了建设性的政策，为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美国方面出现对华政策欧洲化的背景下，欧洲在政治问题上不合时宜地转向对华施压的美国化政策，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中欧之间的大多数摩擦其实并不涉及双方之间的核心利益。在这些问题上，中欧双方要利用现有机制和机制创新来加以有效管理，防止这些冲突和摩擦对中欧之间的整体合作关系带来损害。目前，中国和欧盟建立了从首脑层级、部长层级、副部长层级、高官层级到专家层级的多层级多领域的众多对话合作机 制，包括2005年底启动的中欧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和2008年4月启动的年度中欧高层经济贸易对话机制。中欧应该更好地发挥上述机制的功能，使之发挥预见和管理双方冲突的有效作用。如时机成熟，中欧也可仿效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将中欧战略对话机制提升到部长级或副总理级层次，以强化战略协调和冲突管理的效果。

　　中欧在2007年已经正式启动伙伴合作协定(PCA)的谈判进程。鉴于1985年签订的中欧经贸合作协定已经不能反映中欧当前合作关系的广泛领域，以PCA的方式为中欧关系确立一个全面法律框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PCA的谈判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中欧关系的晴雨表。因此，尽快结束PCA的谈判应该成为中欧双方的一个优先议程。考虑到双方目前尚无足够的政治意愿来解决一些重大的疑难问题，中欧应该放低对PCA协议的期望，而将既有的合作成果、机制和规则纳入协议作为重点，而不是寻求中欧关系的突破。鉴于欧盟对PCA协议的一般要求，中方可以接受在PCA中写入恰当措辞的人权条款，而欧方也应对应地做出有关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三)拓展合作。中欧之间需要对双方合作树立正确的认识，并采取不懈的努力来化冲突为合作，并不断挖掘合作的潜力。

　　首先，中欧需要认识到，尽管出现了各种困难，合作仍然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在经贸关系方面，尽管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但中国也是近些年来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对象国之一。在2002 -2007年间，欧盟的总出口增加了39·27%，对华出口增长了104.8%，而对美出口仅增长了5.4%。[21]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欧盟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不仅是欧盟商品的重要市场，更是欧盟公司的投资场所。据估计，欧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在2006年超过了700亿美元，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1300亿美元。德国大众汽车公司2008年在中国销售新车102万辆，首次追平了大众公司在德国市场的销售量，占到大众全球销售量的16.4%。即使是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也不完全是中欧之间的经济关系使然，而是全球贸易模式变化的反映，即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欧出口从本地转向中国内地，欧盟对亚洲的总体逆差并没有增加多少。2009年前10个月，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中欧贸易总额2924亿美元，其中出口1892亿美元，进口1027亿美元，分别比去年下降18·7%、23.2%和8.8%。相对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19·9%、20.5%和19.0%，中国的对欧出口降幅更大，而进口降幅更小，从而使得中国同期对欧贸易顺差从去年的1340亿美元降至865亿美元。[22]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和欧盟都支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主张有效多边主义，重视和平手段在解决国际冲突的优先地位，双方都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反对伊朗和朝鲜拥有核武器，都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重要援助方，等等。

　　其次，双方要以问题解决型思路来化解矛盾，寻求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从而化冲突为合作。针对中欧经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方面可以参照中美经济协调的一些做法来降低对欧顺差，如派遣集中的采购团，对欧洲投资开放更多的国内服务业市场，鼓励企业和主权基金对欧投资，购买欧元债券等。相应的， 欧方也应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的出口管制，考虑尽快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欢迎中国对欧投资等。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单方面向欧盟数个国家派出采购团，主动增加进口。但是，其他进一步缓解对欧顺差的政策行动应该与欧方的市场开放和投资便利措施相联系。根据中国的入世协议，中国至迟在2016年将自动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价值正在不断缩减，欧方应尽快采取行动，以争取中国方面做出对应的市场开放承诺。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具备对欧投资的初步实力，以及中国所拥有 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欧方在投资领域继续采取保护主义将越来越不利于欧方取得来自中国的资金。

　　在外交政策领域，双方也需要加强沟通，显示灵活性，以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比如，在非洲政策方面，中国应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需在促进有关国家实现民族和解、提升执政能力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影响。欧盟方面也需对其冷战以来对非洲基于政治条件性的发展合作政策进行反思，从真正帮助非洲发展的角度来更新其政策。在具体的援助项目上，双方可从一些试验性项目出发探索发展合作的可能途径和模式。在2009年11月30日发表的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双方首次表达了“欢迎中国、欧盟和非洲三边对话，同意探讨合作的适当领域”的积极意愿。[23]

　　再次，双方要在新的领域挖掘双方合作的潜力。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将国际金融和货币制度的改革提到了各国的优先议程。欧洲在推动20国集团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机制平台方面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所乐于看到的。中方和欧方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国际评级机构的规范，改变美元独大地位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等方面总体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为中欧合作开辟了新的重要领域，需要双方采取积极和对应的努力将合作潜力转化为真正的合作。

　　(四)营造内部支持。无疑，中欧关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积极的对华政策在欧盟国家内部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为此，中国应该针对欧盟机构、成员国和民间社会采取多层次的协同努力，来争取提升欧盟内部对发展积极的中欧关系的支持力度。在欧盟机构层面，中国要优先重视发展和欧盟委员会的合作。欧盟委员会是负责欧盟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机构，长期以来在推动中欧关系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鉴于中欧经济关系对双方的重要性，在2008年中欧首脑峰会推迟之后，温家宝总理于2009年2月访问了欧盟总部，再次重申了双方的合作意愿。欧洲议会这些年来扮演了中国批评者的角色。由于议会在欧盟对外政策决策中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权力，其批评立场对中欧关系的实质损害并不大。但是，由于议会在塑造欧洲对华舆论中的影响以及在《里斯本条约》框架下议会决策权的扩大，中国仍需通过加强双方议会之间的交流来增进相互理解和务实合作。当然，对于这种交流在改变欧洲议会对华负面政治态度方面的作用，不能抱太高的期望。至于欧盟理事会，《里斯本条约》取消了原有的轮值主席国制度，设立了专职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由比利时首相范龙佩出任；以及负责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由阿什顿女士担任。尽管两位人选的国际知名度较低，未能充分发挥两个新职位的权能，[24]但这一体制改革应能提升欧盟发展共同外交政策的能力。这一方面会强化欧盟的国际谈判地位，有可能对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提升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可信性，使欧洲成为中国更加可信的伙伴。鉴于过去中欧关系出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盟外交政策能力方面的欠缺，所以，《里斯本条约》做出的改变是值得中国欢迎的。中方应期待欧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利用新机制来凝聚内部共识，形成比较一致的对华政策，有能力和中方在各个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在成员国层面，中国应该提升与那些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加强中欧关系的成员国的合作，同时也要联合那些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主张加强中欧关系的成员国。在主要大国方面，英国的布朗政府似乎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意愿，寻求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继2008年10月英国政府首次肯定地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之后，2009年1月英国外交部又发表了题为《英国和中国：接触政策的框架》的政策文件。[25]在文件中，英国首相布朗明确表示，英国要跟中国合作来应对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并争取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一个在政治上更加温和以及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开放的英国符合中国的利益，发展与英国的合作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必需，也有助于推动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度在政治上采取对华强硬的立场，在遭到中国的有力阻击后，中德关系回归正常但并不亲密的状态。在新的中右联合政府组成后，也可谨慎期待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更加务实化的趋势。中法关系在经过了4个多月的冷淡后，中法首脑在2009年4月伦敦20国集团会议上举行了会晤，从而实现了初步和解。在中小国家方面，中国最近明显加强了与中东欧新成员国家的外交互动。2009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的几次欧洲之行都安排了对中东欧国家的访问。而且，中国企业对中东欧的经贸和投资活动也在迅速升温。考虑到《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程序，发展与成员国的关系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欧盟在这些年对华政策中的反复与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落后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关联。这一问题已经在学界和政策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比美国，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投入太少，在智库和大学中的高水平中 国问题专家人数稀少，[26]欧盟决策和舆论导向因此得不到足够的智力支持。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可以通过增进学界和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做出努力，但根本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欧盟和成员国做出相应的和持续的投入，来改变欧洲中国研究薄弱的现状。

　　在民间层面，中方也需要加强双方媒体之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办好在欧洲的26所孔子学院，甚至可以参照美国的富布赖特访问者计划，每年吸引各个领域的欧洲优秀人士来中国进行访问研究。要鼓励民间团体在发展中欧交流中的积极性，拓展中欧民间交流的领域和规模，增进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消除误 解，为中欧关系的未来健康发展奠定更为扎实的民众基础。

　　(五)全球谋划。中欧关系不是一对孤立的双边关系。中欧关系在过去受到超级大国的制约和影响，今后还会受到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和双方与其他大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同时，中欧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双边关系日益全球化，需要双方从全球战略出发来定位和运作中欧关系。

　　首先，欧盟仍将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拥有其重要地位。作为27个国家的联合体，欧盟在经济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贸易上为全球第一，拥有中国发展所需 要的各种先进技术和值得学习的社会经济模式，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展与欧盟的合作，不仅是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一个关键。为此，双方在第十二次中欧峰会上共同确认：“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实现世界的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中欧双方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27]

　　其次，在中国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以及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在对欧政策方面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中国需要与欧盟的合作，但今天的中国会更加强调中欧合作的平等性和对等性。鉴于欧盟国家最近 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的反复，中国需要拓展与世界其他大国和地区的合作，以进一步加强欧洲对发展中欧伙伴关系重要性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应该利用目前中美关系的改善势头，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有效运作，加强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协调和合作。这种合作不是要建立排他性的两国集团或“中美国”。但中美合作的提升显然将强化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发展更密切合作的动机。同理，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欧洲周边地区(如俄罗斯、中亚、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些合作在客观上也将促使欧盟追求中欧合作来实现其在周边地区的政策目标。

　　总之，在出现了双边关系的反复之后，多极伙伴世界的到来正在为发展更为成熟的中欧伙伴关系带来新的契机。

　　(责任编辑：宋晓敏)

　　注释：

　　[1]European Commission，“A Long-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COM(1995)279final；European Commission，“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COM(1998)181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A Maturing Partnership - 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COM (2003)533fina.l

　　[2]David Shambaugh，“China and Europe： The Emerging Axis”，CurrentHistory，September 2004，pp.243-24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2003年10月，http:/www.fmprc.gov.cn/ce/cebe/chn/sbgx/zogx/t69236.htm。

　　[4]曹明：“中欧进入‘后蜜月时代’”，《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1日，第19-20页。David Shambaugh，“The‘China Honeymoon’is Over”，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7/1126_china_shambaugh.aspx.

　　[5]European Commission，“Accompanying COM(2006)631fina：l 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A Policy Paper on EU-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Partnership”，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Brussels，October 24，2006.

　　[6]Bates Gil，l“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in David Shambaugh，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Policies and Prospects，London：Routledge，2008，p.276.

　　[7]和静钧：“伽利略与北斗缘何分飞：排挤中国者反被排挤”，《文汇报》2009年3月31日。

　　[8]2009年4月1日，中国和法国外交部发表《中法新闻公报》，其中，法国承诺：“法国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http:/www.gov.cn/jrzg/2009-04/01/content_1274928.htm。

　　[9][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9，pp.35-50·

　　[11]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Alliances，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12]中国商务部：“2002年1-12月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0406/20040600237187.htm；l“2008年1-12月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http:/ozs.mofcom.gov.cn/static/date/date.html/1。不过，在全球陷入经济金融危机的2009年，由于中欧贸易中中国对欧出口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进口下降幅度，中方顺差降为1085亿美元，比前一年大幅缩减了三分之一。具体数据参见中国海关：“2009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00/module15677/info207141.htm。

　　[13]John Fox and Fran ois Godement，“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9.

　　[14]法国脱离了原来的“随和的重商国”行列，在政治上对中国持更为批评的态度，但变化幅度小于德国，经济上比过去略微偏向保护主义，处于游离于四类集团之外的一个特殊位置。

　　[15]“BBC Polls 2004，2008”，http:/www.globescan.com.

　　[16]参见陈志敏：“欧盟的有限战略行为主体特性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例”，《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第1-10页。

　　[17]当然，如法国学者拉迪最近提醒的那样，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中，美国仍然是头号大国，且美国的多边伙伴战略仍试图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See Zaki Laid，i“Why Obama does not Want a MultipolarWorld Order?”，Financial Time，December 3，2009.

　　[18]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view on the Charlie Rose Show”，Berlin，Germany，November 9，2009，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11/131713.htm·

　　[19]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欧要坚持战略伙伴这一基本定位，以扩大务实合作为主线，把与时俱进作为着力点，推动双方关系全面、深入、持续发展”。参见新华社：“温家宝与欧盟领导人会见记者时的讲话(全文)”，2009年5月21日。

　　[20]根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07年的一项调查，59%的法国人、78%的英国人和69%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See Sebastian Bersick，“European Perceptions of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Asia in the Eyes of Europe”，Panel Dialogue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Asia Scholars (ICAS) 6，Daejeon，Korea，6 August 2009，pp.1-14.

　　[21]Eurostat，External and Intra-European Union Trade： Data 2002 -07，2009，p.16.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09年10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2009年11月11日，http:/www.customs.gov.cn/tabid/400/Default.aspx。“2008年10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2008年11月11日，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00/module15677/page3.htm。

　　[23]“第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全文)”，2009年11月30日，中国南京，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zt/dnzt/di12cizhongoulingdaorenhuiwu/t630133.htm。

　　[24]前欧盟对外关系专员彭定康失望地表示，欧盟领导人的这一决定使欧盟“面临在政治上变得无关紧要的危险，而成为一个仅具有瑞士式外交政策和一群分裂而无远见的领导人的成功的关税同盟”。

　　See Chris Patten，“A Vision-free Leadership”，European Voice，November 26，2009.

　　[25]Foreign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The UK and China： A Framework for Engagement”，January 2009.

　　[26]David Shambaugh，“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Washington Quarterly，Vo.l 28，No.3，Summer 2005，pp.7–25.

　　[27]“第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