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但凡大国在兴起之时，或将周边国家建成自家后院，与其结为利益共同体；或在周边地区构建战略缓冲区，避免与潜在敌对国家的直接碰撞。这种地缘政治版图的构建，既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延长了安全纵深，也为其经济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19世纪20年代，当美国正在崛起之时，推出了“门罗主义”，强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美洲以外国家干涉美洲事务。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美洲逐步成了“美国人的美洲”，成了美国的后院，为美国日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扩张奠定了厚实的地缘政治基础，建立了强大的战略后方。美国之所以至今仍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不可或缺的条件 之一就是它仍保留对整个美洲的主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俄国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以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以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方式，保障苏维埃俄国的安全，也为苏联日后发展成世界强国创造了条件。二战结束时，美、英、苏三方以重新划分世界政治版图的方式，构建了雅尔塔体系，苏联从中获得了战略缓冲区，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为苏联日后确立“超级大国”地位奠定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基础。直至今天，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但俄罗斯仍把独联体 视为其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抵制北约向该地区扩展，反对美欧在该地区发动“颜色革命”，对美欧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保持高度警惕。

　　20世纪30年代，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强国，企图依靠武力，在自己的周边建立起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还美其名曰“帮助亚洲邻国赶走欧美列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教，至今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日本在战败后选择了与美国结盟的道路，虽然搭美国的“便车”，并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了财，获得了经济再次腾飞的机会，但由于日本仅依靠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在亚洲 既没有利益共同体，也没有战略缓冲区，因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仅仅是亚洲政治版图中的一个孤岛。虽然日本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缺乏地缘政治基础，它至今仍是个“政治侏儒”。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大国崛起，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它周边国家的支撑，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暂时成功了，也不可能长久。中国想要保障可持续发展，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世界大国，不能哪里有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就往哪里跑，而要更多考虑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定、详和的大后方，营造一个能够支撑世界大国的大平台。

　　近代中国是以一个贫弱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是一个被列强任意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屈辱地接受鸦片和商品倾销以及资源和劳动力被掠夺、被迫割地和赔款外，还要承受战争的杀戮和破坏，真所谓弱国无外交，根本谈不上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全国上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却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新中国只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的意识形态外交。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给新中国外交增加了新的选项，即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大家都很贫穷，各国间除了给予道义上的相互支持外，在经济上只能搞“互通有无”，退而求其次。上世纪70年代初，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起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外交走出了困境，但那也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裂的副产品。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外交，经常以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也谈不上维护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同时也开辟了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天地。全国上下“走出去、请进来”，先是为了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后又加上寻找市场和资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与世界上所有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国家打交道，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保持低调，赢得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初步实现小康，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我们的外交工作尚来不及系统思考地缘政治问题。

　　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上升，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帮助，国际组织要求中国分担更多义务，周边地区希望中国给予更多关注。第二，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传统的军事同盟在加强，新的军事基地在建立，前沿部署在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在构建；另一方面，有人策划“颜色革命”、“袈裟革命”改造中国的邻国政权，有人推行“价值观外交”试图围绕中国构建“民主包围圈”。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环境、气候、疾病、社会问题各领域形成了既有利害共进退，也有利益相竞争的局面。第四，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尤其与周边国家密切互动。“3·14”拉萨事件与境外奥运火炬传递中的辱华事件密切联系就是例子。“中国打喷嚏，世 界就感冒”的说法并不夸张。简言之，中国已经到了将地缘政治纳入外交重点的时刻了。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顺序有所调整，周边被列为“首要”，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力度加大，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这些成绩还不能被视为中国地缘政治的成功，因为周边外交还不是地缘政治的全部，而且迄今中国周边外交中“主动经营”的精神尚显不足。中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布局与谋略进行全面思考。

　　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所谓一，就是一个重点，即把中国周边国家纳入地缘政治的中心位置，中国只有经营好周边国家， 才能真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成为能够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大国；所谓二，就是两个组织，即南边的东南亚联盟和北边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只有在这两个组织中发挥好作用，运用好这两个组织的各种机制，才能保证自己与周边实现共同安全、稳定和发展；所谓三，就是三个国家，即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均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质，如果中国能与这三个国家建立起平等、互信、互利、可协调的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繁荣稳定的多极世界的形成将大有助益。

　　中国在实现上述地缘政治目标过程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走美、苏等国走过的老路，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人性化时代，这个时代为新兴大国提供了以和平发展方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可能。尽管存在着陈旧的帝国思维障碍，存在着剧烈的国际竞争，但只要下好地缘政治这盘棋，就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发展的目标，中、俄、印等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