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寓于地理之中。拿破仑曾经说过：“只要了解了一国的地理，就能判断出一国的外交政策”。尽管这样的说法不无夸张，但对于几乎所有国策家和国际战略研究者来说，地缘政治因素都是他们进行战略判断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要研究中国的战略处境和外交政策，东亚地缘政治局势无疑是最基本的判断出发点。然而东亚地缘政治局势在近代以来一贯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受到欧亚大陆总体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并进一步推而广之受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这里我将首先探讨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周边地缘关系视角下中国地缘政治的总体特点，再分析更广大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 和全球地缘政治变化，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总体地缘政治环境的最新变化，并提出相关对策。

　　中国周边地区在地理和政治上包括了四个次区域，它们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从严格意义上说，“东亚”在政治上主要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块地区。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此地区的超大规模和中心地位，与中国毗邻并有着不可分割的复杂地缘政治联系的南亚和中亚地区也可以被纳入广泛意义上的“东亚地缘政治”范畴，并一起在总体上反映出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如下特点。

　　首先从初始意义上的政治地理条件来说，中国面临的客观条件并不乐观。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与8个国家隔海相望，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存在领土纠纷或者历史恩怨。这些众多邻国的国内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既包括俄、印这样的大国，也包括不丹、文莱这样的微型小国；既存在日本这样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称得上一流的“富邻”，也有许多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社会状况很不稳定的弱国，甚至还有像朝鲜、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这样受到西方大国关注和干涉的所谓“问题国家”。除了“物质”意义上的千差万别，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也加剧了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总之，如果与美国“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的优越地缘政治条件相比较，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使中国维护本土安全的成本较高。要谈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一个早已公认、不可不提的首要特点。

　　其次是中国面临的国家分裂问题。在当今大国之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面临国家分裂问题的大国。台湾问题对我们形成了全方位牵制。这种牵制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根本的、战略性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全力进行现代化的同时，还必须防止国家分裂。决策者必须在两个可能冲突的战略目标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另外，一个政权分立的台湾的存在，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就是我们的软肋。

　　第三个特点是由国家发展带来的。中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崛起历程也处在一个敏感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可以称为“将起未起”，即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普遍接受。这个敏感时期带来的地缘政治复杂性在于：如果中国大而贫穷，没有国家会主动挑衅；如果中国完全崛起，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领导国家，一般的国家也不会主动挑衅；而在“将起未起”阶段，中国将持续感受到权力变化和心理变化带来的反弹压力。尤其是来自周边的压力，更迫切地要求中国审慎和明智地进行处理。

　　中国地缘政治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崛起”的长远图景给东亚地缘政治地图带来变化。以前的东亚地缘政治平衡是建立在中国大而弱基础上的。在东亚地缘政治地图图景上，中国是一块大“盆地”，周围环绕许多国家，大国小国都有，往往构成了一个个大小“山岭”。因此，原先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俯视”的。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导致“盆地”的“地壳变动”，“盆地”成为“平地”了，未来还有可能成为“丘陵”。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视角也由“俯视”变为“平视”，未来还有可能变成“仰视”。这将带来一个非常痛苦的心理调整过程。

　　以上四点构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总特点，也就是我们进行外交政策和战略思考的出发点。不仅如此，在进行外交政策和地缘战略思考时，我们还有必要深入认识欧亚大陆与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

　　如前所述，自近代以来，东亚地缘政治始终处在外部政治力量的有力影响下，并成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全球地缘政治的一角，其中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更直接，而在全球地缘政治之中，美国因素更突出。

　　就区域外地缘政治形势对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言，同样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是全球和 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现在总体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是“一超多强”，美国在力量上具有全方位的突出地位，并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保持着强大的干预和调控能力，但是近年来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即软力量有所削弱。而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就外部地缘政治局势来讲，现在至少有三个问题，或者准确地说有三大趋势值得研究：一是美国的兴衰。美国到底是处在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上，还是进入一个力量的“高位震荡平台”，值得关注。目前判断，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二是欧盟的走向，欧盟的统一进程是将继 续向前还是陷入无法突破的僵局，甚或后退?这也是关乎全球地缘政治大局，特别是欧亚地缘政治大局的重要问题。三是泛伊斯兰运动的走向，这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动向。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证明在“一超多强”格局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全球和欧亚大陆政治格局正在调整，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是全球化。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突飞猛进，但在世界许多地区也造成了反弹。全球化通过跨国经济和社会融合促进了合作，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也导致了新矛盾。因此，现在是全球化运动与反全球化并行的时代。另外，全球化也使东亚地缘政治与区域外地缘政治的互动更为密切。可以说，全球化的加速和深化进一步削弱了地区地缘政治独立性。

　　第三是随着“金砖四国”、“展望五国”等的崛起，以非西方国家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上升。这在全球和欧亚板块两个层次上都对原有地缘政治形势带来了冲击。中国既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一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目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态势很好，但势头是否可以延续、其崛起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何种性质变化，目前还无法判断，同样应该保持关注和研究。

　　第四是在全球和欧亚板块两个层面上，国际政 治中都出现了许多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一部分非传统安全议题可以称为“后现代议题”，如环保、疾病、人权、内部治理、人口贩卖、各种新兴的权利要求等等。这些议题同样也会成为东亚区域政治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利益关联度不一样，东亚国家对这些议题态度不一，存在分歧和摩擦的可能。

　　综合前述两大视角，即通过分析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总特点和全球及欧亚地缘政治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地缘政治形势所面对的几项最新变化：首先是周边地缘压力中心的转移。在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压力主要来自于北部边疆。冷战以后，随着台湾问题 的迅速突出，再加上站在台湾背后的主要国际势力——美国的力量如日中天，来自东南沿海的地缘政治压力成为压倒性的挑战。不过， 2008年台湾大选结果使得法理台独可能得以控制，源于东南方向的压力暂时有所缓解。然而，中国的“西部问题”却开始突出。西部问题既包括国内的藏独、疆独问题，也包括外部问题，这里主要指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在巴基斯坦抬头，世俗政权受到冲击。另外，由于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富含油气资源的中东和里海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也不断上升。因此，中国在对东南方向继续保持首要关注的同时，也应当把战略注意力适当转向西部边疆。

　　其次，中国崛起伴随着周边三大国的崛起。俄罗斯国力近年来迅速恢复；印度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潜力巨大；原本就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日本近两年则把战略重点放在提高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上，并取得一定成果。处理好与这三大国的关系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非常重要。

　　第三，外部舆论环境的变化。在外部世界关于中国的四种视角中，“中国机遇论”影响不大，“中国崩溃论”已经破产，“中国威胁论”花样翻新，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责任论”可能成为中国外部舆论环境的主要论调。这意味着中国对周边事态很大程度上不能再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各种非传统议题、特别是气候问题上中国面对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因应以上三大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中国应当采取包括以下措施在内的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外交手段和战略调整：一是特别要注意在“一超多强”格局未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与主导现有秩序的美国协调，在保护最基本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避免与之对抗；二是注意周边地缘压力点的转移，注意东西两向的战略平衡；三是处理好周边关系，特别要优先处理好与日、俄、印三大国的关系；四是要准备应对和回应“中国责任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