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100007）

　　摘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新经济学》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结合苏联工业化的实际论述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定义、方法和重要意义，分析了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的作用，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研究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键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4-0042-05

　　作者简介：向祖文（1943—），湖北兴山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苏联经济理论。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是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苏联20世纪20年代“左”倾经济思想的代表，曾对苏联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作过开拓性贡献。1903年普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派，曾任俄共中央书记。十月革命后，他是1918年“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主要成员，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中工作。他是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纲起草委员会成员，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从1923年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成为托洛茨基派的首领之一和主要理论家，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后再次被开除出党。在1937年1月公审所谓的“反苏托派中心案件”中，他被诬陷，命令他出庭受审，但他拒绝出庭，被处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著作有《共产主义ABC》（与布哈林合著1919）、《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1921）、《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1922）、《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危机》（1924）、《新经济学》（1926）等。其中《新经济学》是集中他的经济思想的代表作。这一著作集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在当时工业化的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几十年过去了，各国学者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理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斯大林采取的工业化方针和经济理论在一些方面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有共同之处。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甚至认为“斯大林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业化理论的实践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竞相把普氏的一些著作译成本国文字出版，研究他的理论观点的文章也与日俱增。被遗忘的《新经济学》重新受到国际上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该书的中译本与我国读者见面。

一

　　什么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新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我们把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1]41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积累而言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中获得的积累来源，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剩余产品价值的资金化。

　　虽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概念并不是普氏最早提出的，但他对它的论证却是经典的，并且把它上升到了“规律”的高度。他仿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提法，提出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也必须有原始积累，并以此来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但这种原始积累，由于社会主义的特点，它是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进行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克服”苏维埃国家国营经济比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的规律。从物质资源的再分配角度，可以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具体表述如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 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类的物质遗产愈大，该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愈有必要，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工业和农业本身的剩余产品。”[1]78简言之，经济发展愈落后，依赖于原始积累比例愈大。而苏联正是这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作者因而反复强调原始积累对于苏联工业化的意义。为了加强他的论据并使之具有理论上的连贯性，他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提升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成分处在国内和国外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落后于资本主义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普氏主要关心的是苏维埃俄国的落后而不是它的暂时破坏，是他的进一步工业化，而不是简单地恢复。为此，他特别关注俄国工业化的前景。他认为，在工业内部可以取得支撑自己的积累之前，需要有一个把大量资本集中于国家手中的初级阶段。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始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并保证必要的积累率。一切其他的经济目的必须从属于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设备的制造。但是，国营工业本身不可能产生足够的积累基础，因此，必须吸收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外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资源。他的结论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农民经济。他提出的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方法，就是从农民那里把大量的剩余价值向国营工业部门转移，就是原始积累。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像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有一个“史前时期”或“原始积累”时期，但两者又有区别：（1）资本主义企业一开始就优于小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并且具有积累职能，而且它的原始积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进行了；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能开始，并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极小、经济落后、技术水平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进行，所以原始积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迫切性。（2）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靠掠夺殖民地和剥夺小农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靠占有小生产者和私人资本家的剩余产品。（3）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带有无组织和自发的性质，其规模同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相比可能很小；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以较大规模进行，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并在同包围着自己的国内外资本主义斗争中存在、发展和最终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有两种，即非经济的强制方法和纯经济方法。非经济的强制方法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施行的，包括征税、国家公债和纸 币的财政发行三种形式。

　　向非社会主义形式征税。包括对小资产阶级征税、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征税，从而把农业和手工业部分剩余产品收归国家所有，从资本主义积累中扣除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因国家整个经济包括小经济的合理化而保证得到更多的收入中拿得更多”；向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征税，“归根到底这里的问题当然是一方面靠工人的劳动积累，另一方面靠农民的劳动积累”。

　　发行公债也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方法。公债制度包括强制性公债和正常的借贷型公债两种。苏联发放的半强制性的公债应当归入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原始积累。

　　纸币的财政发行也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方法。当国家既是管理全国的机构又是极其庞大的经济综合体的主人时，发行纸币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直接渠道。进行这种积累或者是靠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收入，或者是靠缩减国家职工的工资。这一来源是非常可观的。

　　用纯经济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主要包括铁路、银行、国内外贸易和价格差等。

　　由于铁路实现了国有化，就可以对国家货物和私人货物分别确立不同的价格，实际上是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间接税。由于银行实行了国有化，银行可通过发行货币，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等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国家可以通过对私有经济之间的贸易征税进行原始积累，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不等价交换，是最重要的原始积累方法。国家工业品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农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国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产品价格低于价值，这就是最早的剪刀差理论。通过这种不等价的价格交换进行积累，比向小生产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等形式更为优越。

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并不是苏维埃经济生活中唯一的基本经济规律，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在他看来，价值规律是一种“商品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平衡的规律”，是“我们的过去对我们施加的压力”。

　　根据普的分析，苏维埃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国营经济部门内部的交换。他认为，这种交换是从外部强加给国营经济的，只具有商品交换的形式。在这种交换中，价格并不取决于国内外的市场关系，而是根据计划核算制定的。国家可以有意识地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企业原材料，或者从预算中拨款来直接补贴工厂。然而这里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既是垄断产品的垄断生产者，又是唯一的垄断买主；另一种情况是国营企业需要从国外进口部分机器设备。在前一种场合，价格范畴徒具形式。在后一种场合，世界市场价格规律的作用确实存在，但程度极其有限。因为在关税政策的保护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整个国民经济的合理性考虑来保存、发展或设立某些部门。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完全被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利益所歪曲。

　　国营经济同私营经济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营经济作为卖方，作为垄断生产者主要是向农村出售工业品，另一方面是国营经济作为买方向农民采购粮食和原料。前一个交换领域是由国家调节的。但国营经济的扩展要服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能完全摆脱价值规律。不过，在私人工业资本很薄弱的时候，在国内主要是同手工业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对于整个国营工业来说受到国营工业技术占优势的限制，而对重工业来说，这种竞争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交换领域中，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受到破坏的。在后一交换领域中，国营部门向小生产采购的商品也有其他人购买时，价值规律会发生作用，即使主要是由国家购买，但这个垄断的采购者规定的价格不能为生产者所接受，农民可以改种别的作物，但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工业企业的垄断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左右市场的是国家。这个领域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同价值规律斗争的领域。

　　私有经济的内部交换。这里同样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私人生产者或农民大量购买原材料，这时价值规律的作用远远超过计划调节作用，国家的极限价格常常被私人购买者破坏。另一方面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收购，价值规律的影响总的说来比生产资料方面要大得多，表现为价格波动大、生产依赖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供求关系起支配作用。其中受市场调节最大的是农业内部的交换以及农业产品同个体手工业产品之间进行的交换。

　　应当说，普氏在《新经济学》中，对价值规律作用的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细分化基础之上的，对不同领域价值规律作用特点的描述比较深刻。这对20年代的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与同时代人比较，分析是系统、全面的，至今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

　　苏维埃过渡时期经济两个调节者之间斗争的问题，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理论上最有趣的问题”。

　　首先，普氏肯定，苏维埃经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种不同性质、具有不同调节手段的经济制度共处的舞台，是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绝大程度上是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异常复杂的结合。他说：“如果不承认两种规律的存在，并且不研究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不能对我们的经济作出任何科学的分析。”

　　普氏的基本观点是：原始积累规律是调节国营经济内部活动的规律，也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调节私营经济的规律，他间接通过 私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交换影响国营经济。原始积累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国营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是私营经济扩大再生产，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已经‘被破坏’，而在全部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时，这个过程应当继续发展”。他认为，在确定生产计划时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决不能让价值规律成为生产的调节者。这里既体现了普氏对价值规律的天然敌视，同时又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计划经济的天然忠诚。他批判了 价值规律是生产调节者的观点。他说：“这种观点悄悄地假定，在我们的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在商品经济中起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内部和外部都会产生压力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国营工业如果不是现在完全垮台，也会在新经济政策中逐渐垮台，国家垄断会变得徒有其名，亏损的企业会倒闭，只有赢利的企业才能存在等等。特别是运输业和冶金业应当停办或者转到外国资本手中。”[1]92他主张在国营工业内部建立行政命令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原始积累规律限制价值规律。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不是在农民经济商品性增长的基础上把农民引上合作化的道路，而是建立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公社。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贯穿《新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充满着两种规律的斗争，即原始积累规律同价值规律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起主导作用。他主张按照这一规律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他说，原始积累规律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着把国内的剩余产品转归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之用的规模。他要求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价格政策、工资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外贸政策自觉服从原始积累规律而同价值规律进行斗争。这样就势必需要一种高度垄断、高度集中、排斥市场机制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走一条依靠剥夺农民、牺牲消费者利益、实行高速度、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调节着国民经济，使之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过渡时期必然存在小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把过渡时期经济称作“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又把小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异类”。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国营经济，排挤小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显然，这种观点同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背道而弛的。

　　这是一种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一方面是对苏联20年代初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也是他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原则的基本设计。他把商品货币关系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试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及其内外政策，以各种手段剥夺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包括无产阶级最基本的同盟者农民，把社会财富广泛地集中在国家手里，通过国家计划，来进行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由此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除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目的。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把列宁在实践中艰难地推进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过渡道路都放弃了。但这并不能抹杀《新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正如波兰学者伊萨克·多伊彻所说，《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不发达国家，只要这些国家还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新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作的预见性分析就仍然是一个重大话题。”[2]229

　　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就是研究“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3]15理论研究必须要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脱离了“一般历史运动”的理论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方面，《新经济学》树立了一个典范。《新经济学》作为一部研究过渡时期经济的较早著作，其基调是不妥的，因此曾饱受诋毁和指责，但它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研究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料。作者通过论证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是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路、一种方案（尽管这也许并非最佳方案），它在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足以使其经得起更长时间的历史考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实际上也是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之一。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遭遇失利，但他的工业化计划在实际上被采纳，他的政治对手根据他设计的工业化蓝图进行建设，经过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改变了苏俄国家的面貌。因此，无论它所起的正面作用，还是它所具有的缺陷，都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需要研究这种理论。同时也需要指出，这一理论虽然其本身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是在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中，却引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理论建设的许多基本原则，特别是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的弯路，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哪种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值得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经济学》对后来人研究过渡时期经济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它应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苏）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高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