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世纪前,俄国思想界经历了一场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的大争论。争论的双方主角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前者主张俄国走自己独特的、固有的村社发展道路,避免资本主义,以东正教对抗西欧的天主教;后者认为俄国将毫无例外地沿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这场争论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它的主题,“俄国与西方”的问题,一直贯穿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始终。而在这场争论中不断成熟的两大对立派别的思想,尤其是斯拉夫派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作为俄罗斯精神独特性的代表,斯拉夫派思想在后来俄国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听到它坚实的回声。

　　斯拉夫派观点是在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发表之后的激烈的思想争论中形成的。当时的争论是激烈的、出色的、真诚而充满才智的,尽管常常有欠深入,而且双方各自派别的思想并不统一。事实上,斯拉夫派小组那些青年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思想倾向的确是风采各异的。比如,K.阿克萨科夫强烈地爱着莫斯科、莫斯科罗斯,“对莫斯科迷恋到了狂热的程度。”[1]霍米雅科夫则是出色的宗教哲学家,“生活在教堂里”,而萨马林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最早接触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之一[2]。而且斯拉夫派成员对斯拉夫 主义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正如基列耶夫斯基指出的:“一种人把斯拉夫主义只看作是语言和民族统一;另一些人把它理解为西欧主义的对立物;第三种人则追求民族性;第四种人笃信东正教。”[3]作为19世纪“俄国与西方”问题争论的一方,作为西方派的对立面,斯拉夫派思想构成的主要方面是对民族特殊性的强调。而斯拉夫主义学说的本质在于,对于俄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信念和与之相联的俄国与西方相比所赋有的特殊使命的信念;对于作为历史主要活动者人民的关注;对于俄罗斯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兴趣。我们探讨斯拉夫派思想的源流,首先从这些方面来寻找。

一、民族性的思想渊源

　　斯拉夫派学说、斯拉夫主义,在许多学术著作中,几乎成为民族主义的代名词,而狭义的民族主义必将导向沙文主义。事实上,我们所研究的斯拉夫派与后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派别截然不同,没有单纯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这从当时政府认为他们的活动是有害而加以禁止,并动用第三厅监视中,可以找到反面的证明。作为自由主义的流派之一,斯拉夫派对于祖国历史的爱,对于民族本质——根本性东西的肯定,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悖。斯拉夫派理论的形成是俄国17世纪以来民族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是对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外来文化东渐的反作用的结果,是被伤害的俄罗斯民族自尊心的自然表现。

　　从17世纪下半期,即所谓“罗斯从东方走向西方”[4]开始,俄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就出现了。既有最早感到俄罗斯落后而倡导西方文明的奥尔金—纳肖金和科托希欣;也有维护俄国传统文化、国家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克利扎尼奇。此后,俄国向西方接近的步伐越快,民族主义的反应就越强烈。

　　关于斯拉夫派的思想源流,阿克萨科夫在《论卡拉姆津》中为我们描出一条线: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斯拉夫派。他写道:“俄罗斯派别,……是从转折时期(指彼得时期)开始的,因为正是从那里开始了强烈的外国影响的反作用……确切地说,这是从罗蒙诺索夫开始进行的,卡拉姆津是其中强有力的战士。这一潮流的开端始于俄罗斯心灵,始于真理。”[5]

　　罗蒙诺索夫作为18世纪俄国一个在许多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德国科学家的诺曼说占据统治地位。罗蒙诺索夫搜集详尽的资料,对米列尔的《论俄国民族的名称及起源》提出了质疑,指出他盲目跟随其同乡巴耶尔的观点。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史学方面的是非,仅就罗蒙诺索夫最早起而反对德国人垄断俄国学术界这一非正常状 况就已发人深省了。他在科学领域中迈出了维护民族尊严、繁荣民族语言文化的第一步。后继者接踵而至:特列佳科夫继续罗蒙诺索夫的批判精神;科斯托马罗夫、波尔金继承了罗蒙诺索夫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些都直接、间接地成为斯拉夫派的思想源泉。

　　卡拉姆津作为俄国历经两个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贵族思想家,他的创作活动在俄国文化史中占有地位。按姚海先生的提法,卡拉姆津身上体现了19世纪初传统的俄国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相互妥协的倾向[6]。卡拉姆津曾热烈地歌颂自由主义,崇尚西方文化,而在当时最有意识地倡导俄罗斯独特文化传统的也当推这位卓越的历史学家。1802年,卡拉姆津发表论文《对祖国和民族自豪感的爱》,向俄国读者指出必须从欧洲权威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注意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在文章结尾,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人,还是民族,开始时永远是模仿,但应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自我,以便说:我合乎理性地存在着。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已经有足够的知识,知道怎样生活,不需要问在巴黎和伦敦是怎样生活的:那里穿什么?坐什么车?怎样布置房间?……我不敢想,在我们俄国没有多少爱国者。但我感到,我们在民族尊严方面过于谦逊,而谦虚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毫无疑问,谁不自我尊重,别人也不会尊重他。我不是说,对于祖国的爱应当是盲目的,相信我们一切都好,但俄罗斯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的价值。”[7]在卡拉姆津这些平白恳切的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呼声背后,有他对祖国历史深邃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他的观点的当然总结,提出了俄国独特的“精神状态”问题,(当然,卡拉姆津维护君主制、宗法制国家等思想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客观上成为斯拉夫派思想倾向的源流。

　　普列汉诺夫在《波戈金与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斯拉夫派学说和官方人民性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学说”[8],“那里仅存在着简单的细微差别,都是同样的思想”[9]。他把斯拉夫 派思想同官方人民性的思想混为一谈,显然是失之偏颇,并早已为研究斯拉夫派的史家所拒绝。然而,由于斯拉夫派本身的名称与亲斯拉夫主义者是共用的,斯拉夫派成员与官方的《莫斯科人》杂志的众所周知的联系,使斯拉夫派在社会中的形象受到影响,干扰了当时人们正确地接受其学说。斯拉夫派理论常常被赋予不属于它的特征。比如对西方的仇恨、政治蒙昧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甚至别林基斯、赫尔岑也经常这样认为。

　　19世纪中叶,赫尔岑把谢尔巴托夫公爵的思想与斯拉夫派思想根源联系在一起。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贵族史学家谢尔巴托夫在论文《论俄国道德风尚的危害》中美化彼得以 前的罗斯,认为彼得改革毁坏了俄国自古以来的淳朴风尚,使俄国开始追求享受。赫尔岑指出谢尔巴托夫公爵给读者展现的是“莫斯科罗斯的高傲自大的生活,我们先辈寂寞的、半野蛮的生活”[10]。自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在对待彼得改革的态度上斯拉夫派与谢尔巴托夫有明显的相似,而且斯拉夫派的一些人物(如阿克萨科夫)对莫斯科时期的迷恋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公允地评价斯拉夫派的思想纲领,认真地读一读斯拉夫派的代表作《论新与旧》就会发现,斯拉夫派远没有把莫斯科罗斯过分美化,像谢尔巴托夫公爵极力美化古代贵族、宫廷生活那样。斯拉夫派对彼得以前的俄国的向往,更多的是对人民的理想化,斯拉夫派坚信俄国优于西方的东正教和同一性的品质存在于人民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基本承认彼得改革把俄国带向欧洲科学思想进步的同时,斯拉夫派从来没有堕落到蒙昧主义。科谢列夫写道:“我们完全不推翻西方做出的伟大发现和成就……但我们感到必须通过自己的特有的理性的批判来接受一切”。“我们不反对一切方面的新成就,而是反对那些来自假的、没有根的、也不可能有根的东西”[11],斯拉夫派的其他成员也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作为贵族自由主义反对派,斯拉夫派热爱祖国历史、赞美彼得以前罗斯的同时,并没有赞扬俄国当时的现实。斯拉夫派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思想观点是勿庸置疑的。而且,斯拉夫派绝对不是守旧派。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思想界的个性普遍陷入迷惘、跌入民族自悲泥潭的时候,开始寻找自己民族最本质的、“有根”的因素。把这些心地纯洁、忠于信念、爱好自由的年轻人与谢尔巴托夫公爵之类的守旧贵族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二、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渊源

　　从根源上讲,斯拉夫派的哲学思想来源于教父哲学,同时与谢林的“启示哲学”、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有许多联系。众所周知,谢林哲学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哲学,而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极为关注“人的心灵”。因此,谢林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与黑格尔不同,谢林竭力克服理性主义的局限。谢林哲学的道德原则、诗意的可能性以及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探索,成为斯拉夫派学说的思想源泉。

　　整个欧洲是以拿破仑战争迎来19世纪的。在俄国,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美好开端”给世纪初带来少许清新自由之风。人们还都陶醉于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国家进入一个灿烂的复苏时期。然而,随着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血腥镇压,黑暗时期来临了。20年代的“复苏”被人们看成是虚假的。“暂时的复苏越来越弱,共同的事业越来越不可能,最后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了……文学艺术家越来越孤独,思想家越来越趋于对社会的否定。”“由于与欧洲经常的、悲伤的对比,自由主义者或者使自己陷入贫乏的幻想,或者以狭隘的直接否定的目光看待祖国……健康的社会运动成为不可能的”[12]。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沉思时期、抽象思考的时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当时的俄国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谢林哲学正好契合了俄国人非理性主义的、幻想的思维特性。“爱好深思小组”(哲学协会)是那个时期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是俄罗斯贵族青年热爱自由情绪的一种表现形 式,它成为20年代谢林主义在俄国的发祥地。

　　斯拉夫派的主要思想家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等在德国听过谢林的课,作为谢林学说在俄国的传播者,他们认为斯拉夫派思想是谢林实证哲学观念的实现。反对西方的“抽象逻辑思维”、纯粹理性,斯拉夫派哲学思想的主要原则是“同一性”原则,这一原则被认为是俄罗斯智慧、俄罗斯性格的主要优点。即为了达到真理的结果,必须聚集个人所有的能力(逻辑思维、感觉、心灵、美感、良心、爱)为一个整体,只有这个意义上的完整的人才能接近真理。于是,“人可以不承认自己抽象逻辑思维的能力,而相信同一的对于真理的理解力;为了一种不迎合他人的精神力量的感觉的声音,他不理会毫无错误的公正的指引;为了某种独立于别人理解的审美意识的呼唤,他不相信最高造物的见解(甚至为了自己内心或多或少感觉到的良心的判断,可以不承认终极审判)”[13],“对于智能同一性的努力是领会最高真理的必要条件”[14]。现代哲学也认同“理性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心灵逻辑”的观点,斯拉夫派学说中把人的心灵意志(内在意志)与人的其它能力相提并论,是无可厚非的。哲学的任务在于帮助人类把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把握,这就包含了超宇宙的因 素。因此,单纯是逻辑的形式和方法远远不够,必须动用思维的各种形式和形形色色的经验,包括感性经验(视觉、听觉和触觉)和非感性经验(内心体验)。问题在于,斯拉夫派思想家把这种内在精神上升为信仰(与信仰统一),并使信仰成为理性的权威。“信仰——不是对于其它信念的可靠性,而是内心生活的现实的东西,通过信仰人进入与最高造物同一的存在中”[15]。他们相信,通过全部精神力量的统一,人将拥有神秘的直觉,这些直觉使人对于上帝、对于世界具有超人的真理性理解。斯拉夫派的这一哲学观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并且成为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中唯意志论的滥觞。

　　斯拉夫派的这种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来源于教父哲学。斯拉夫派小组的成员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他们的一些早期创作深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而如果说斯拉夫派思想的发端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以谢林为代表的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话,那么,它的进一步发展,东正教教义成为其指路明灯。众所周知,斯拉夫派的大多数成员笃信东正教。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从小就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能够直接阅读教父文集。“我热爱祖国,是东正教真诚的儿子”[16],这是斯拉夫派圈子中经常能听到的话。斯拉夫派认为,片面的、分析的重理智在西方导致人的精神整体性的破坏,完美的、最高的真理不是单一的逻辑推理所能给予的,必须是智慧、感觉和意志在一起,即精神的同一性才能达到。而这种精神的完整性(心灵同一性)与信仰及宗教密不可分。斯拉夫派认为,教父学说的发展避免了理智和信仰、外部信念与内心生活的病态的矛盾,填补了横卧在信仰和理性中间的空白。必须在人的智慧中证明宗教的真理性,并通过对于宗教的正确态度来提高自然的真理性,最后使宗教真理性和自然真理性在人的精神中融合为一个有生命的思想。理性从内容中抽象出来的仅仅是合理的因素,即事物的质量和数量的判定、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等,这是片面的,贫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斯拉夫派学说以“幻想原则”领会现实,更甚于质和量的判定。基列耶夫斯基在晚年撰写哲学史时曾写到:“哲学的初始的因素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圣三位一体的概念。”这当然是极为荒谬的。应当指出的是,斯拉夫派思想中的宗教因素,对东正教的迷恋,与官方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原则是格格不入的。斯拉夫派强调的是基督徒内心真正的信仰,宗教对于人的道德意义,“每一个基督徒心灵深处的每一次道德的胜利都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盛典。”[17]斯拉夫派反对教会的教阶制度,他们指出,当教会服从于官僚制度,国家利用教会作为统治工具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公民宣誓时,他的自由也被限制了,这就是一种恶行了。

　　斯拉夫派认定的真正的信仰来源于一个最纯洁的源泉——东正教,由此形成了俄国人民特殊的历史使命的观点。斯拉夫派在俄国的村社中看到了以东正教生活为特征的“聚合性”(自由的共同性、同一性)因素,看到了理想的社会秩序,即以公共秩序的同一性容纳个体的独立性。同时,他们认为,俄国农村村社的土地占有制(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给经济学引入新的、独特的概念。总之,在斯拉夫派的观念中,东正教和村社是俄罗斯精神的最为深邃的基础。与此相联,斯拉夫派的历史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他们把彼得以前的俄国理想化,因为罗斯时期保存了俄国最为本质的、有根的因素——东正教和村社。那时的国家是和谐的社会,是人民和沙皇的统一,居民与政权的统一。彼得改革打断了俄国的有机发展,国家开始凌驾于人民之上,贵族和知识分子片面地接受西方文化,与人民生活脱节。斯拉夫派对彼得以前的古代罗斯的理想化,本身就是身处已经丧失了许多美好的当代社会而对国家历史的童年时期的浪漫怀念。面对“腐朽的西方”,斯拉夫派认为,解决现代人类异化状态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俄国的黄金时代——“神圣罗斯”,恢复真正的东正教和自古以来的村社。斯拉夫派的这一观点是反历史主义的。

　　斯拉夫派的产生标志着20年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终结及自由主义历史的新阶段。它结束了20年代的过分迷惘和民族自卑,正是从这时起,真正独立意义的俄罗斯思想形成了。霍米雅科夫后来回忆:“在有教养阶层的思想和心灵深处隐藏着对俄国本身的怀疑病……

　　不断地、情不自禁地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于是越来越深地、痛苦地相信其它民族的优越性。的确,我们在科学中创造了什么?我们在艺术中有什么建树?哪些是我们为人类立下的功勋?甚而,我们的历史在哪里?”[18]在这种普遍怀疑的年代里,斯拉夫派产生了。斯拉夫派思想是对怀疑的怀疑,是对俄国普遍存在着的怀疑、过分的自卑、绝对的模仿的抗议。它从另外的角度提出问题:俄国现在令人怀疑的样子是否自古有之?它“是否失去了许多根本因素?而这些是否提醒我们为之惋惜,并努力来复兴它?”[19]斯拉夫派理论探索上的宗教、道德倾向,它对人类精神因素的强调(认为俄国人本质上对精神内在完整性的追求使其有能力拯救世界),它的“神圣罗斯”原则、村社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等,所有这些都对后来俄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2]《历史问题》,1993年第6期。
[3]年版,第183页。
[4]索洛维耶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3卷第798页。
[5]茨姆巴耶夫:《斯拉夫主义》,莫斯科1986年版,第60页。
[6]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7][11]《斯拉夫主义与现代》,圣彼得堡1994年版,第21、9页。
[8][9]《普列汉诺夫全集》,莫斯科第三版,第23卷第46、96页。
[10]《赫尔岑全集》,莫斯科1958年版,第13卷第273页。
[12][18][19]《霍米雅科夫全集》,莫斯科1902年版,第3卷第429、15、15页。
[13][15]《基列耶夫斯基全集》,莫斯科1911年版,第1卷第249、279页。
[14][17]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莫斯科1991年版,第42、40页。
[16]《历史问题》,1986年第5期。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