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艾利森·斯腾宁 卡特琳·赫尔舍曼 著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

　　摘要： 本文根据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工作探讨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演变。本文的分析集中于历史、地理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诸多观点。本文把后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存在偏见，而且并不总是具有解释力，但仍然具有重要性。
　　关键词： 后社会主义：历史：地理：差异

　　导言

　　随着1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欧盟以及1989年事件20周年的稳步到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断定后社会主义已经终结。在本文中，我们认为，这些断定并不成熟，也不正确，而且我们认为，在任何有关后社会主义差异的观念将注定被关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广泛探讨淹没之前，我们急需把我们的分析力量集中在后社会主义方面，否则就太晚了。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后社会主义及其意义和所做工作的清晰且关键的论述，但是这一方面的探讨仍然进展不大，且缺乏定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近年来的这些研究为基础，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不想全面阐述后社会主义，也不想以我们自己的实证经验为基础，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概念，而是要讨论我们如何和在何处才能鉴别后社会主义以及我们是否或者为何要那样做。此前在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地方——学术交流会、研讨会以及比较随意的谈话中——各种观点常常以两种显著的方式反映出知识生产的地理学：研究者调研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研究者的国家和机构的地理位置。立足于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尤其不情愿使用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或者从概念的角度研究后社会主义。作为立足于英国机构的地理学家，研究邻近的中欧国家，我们对这一争论的贡献必然具有片面性，这种认识使得我们更加坚定地主张，本文应当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被视为一种对深入探讨的呼吁。

　　对我们来说，主要关注的是两点：首先，界定地理差异的概念，既要在后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界定，也要在后社会主义世界和其他国家/西方之间进行界定；其次，认识过去，以社会主义的过去来解释后社会主义形成的原因，但不能局限于决定论和历史主义的（相关）制约。这两个着眼点内在地互相联系，研究过去的概念的差异，使我们可能看到不止一种历史学和地理学，同时，在我们对今天的理解中运用且质疑过去，使我们至少可以为后社会主义世界的一些差异（地理的和其他的）找到原因。这样做不会陷于实在论、历史主义和决定论，又能强调差异。这种着眼点一直处于我们近年来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论文和讨论的核心。

　　萨克瓦（Sakwa）指出，后共产主义“是反映我们时代不确定性的更大的‘后’哲学群的一部分”。本文认可在这一“更大的哲学群”中已经做出的成果，并试图根据这些成果探讨后社会主义，运用后殖民主义的观念和架构来完成历史、地理和差异的繁琐的概念化。为明白起见，我们不把后社会主义看作后殖民主义的变种（虽然我们承认其他人是这样看的），而是试图把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当作研讨后社会主义的研究工具。在这一架构中，我们提出了八个论点，用来建构一种开放的和多元的后社会主义，并为对后社会主义方法论的讨论提供根据。

　　为何需要一种理论化的后社会主义？ 本文考察了后社会主义的状态以及对一种理论化的后社会主义的需求。这样做有三重原因。首先，在对后社会主义世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有必要以更大的努力来理解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所经历和经验到的后社会主义状态，并研究是哪些东西在影响后社会主义。这就把我们导向我们拟定的第二个着眼点——在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中边缘化非西方世界经验的偏执倾向。这两点一起促成了第三个观点：有必要去追问后社会主义的状态是如何更为广泛地影响我们的理论化的。

　　人们经历的后社会主义

　　1989年之后的16年中，人们对中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进行了无数次的记述，这些变化反映了所谓三重转变的挑战——经济结构的改革，民主制度的建立，以及国际关系的重建。然而，在最近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试图评述、分析和理论化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那些人们经受、认识和抵抗更大的政治经济转变过程的方式。本文中，我们的着眼点从“转型”切换到“现实存在的后社会主义”①，试图评述并解释后社会主义的日常经验，探寻生活在后社会主义世界中会造成何种差异。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地区差异

　　对差异本质的评述和考察关系到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化中无所不在的地理学中的地方差异的广泛关注。首先，有人注意到，有关当代全球化的地理学的相关文献，在对待边缘的、主要是非西方的地区方面，存在着偏见且常常是有问题的。纳加尔（Nagar）等人注意到了一系列“全球化文献中的关键例外”，这些例外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发达的城市经济上，有时候关注发达的城市经济在非西方地区的“触角和网络”。他们认为，即使这些文献的眼界包括非西方部分，许多这种文献“仍然把南方和北方的非工业化地区看作全球领域和过程中的消极的、受害的或者看不见的‘其他地区’”。这种边缘化把非西方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的附属和无影响力因素,通过把非西方弱化为资本主义排斥和普世化的强大趋势推动的地区，因而取消了差异。②其次，通过赋予世界这个如此巨大的部分一种消极地位，这一边缘化过程促成了一种观点，即歧视非西方地区的或者在非西方地区和（或者）由非西方（甚至非盎格鲁—美国）研究者创造的研究成果。罗宾逊（Robinson）认为，西方的成果被看作“理论生产性的且是一般的地理学知识”，而“与之不同的背景文献通常被收编为附加的‘案例研究’”，只是被用来解释或者确证既有的西方知识的文献，而不是对西方成果的挑战、辩驳或发展。另外，西方之外产生的理论被认为在其起源地以外的地方只有有限的用处或者解释力。因此，“有些思想严格地‘附属于’它们起源的地区，而另一些自由传播不附属于特定地区”。那些自由传播的思想被看作具有“国际重要性，而其他思想只是提供对当地的一种更好的解释”。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套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在这一套思想中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英国和美国的理论和思想……在另一个国家中是有效的，除非证明它无效”，而其他的理论则被认为是有局限的，适用范围小，并且只是地方性的。③这里与一些更为宽泛的讨论有着显见的联系，这些讨论是在后殖民和后结构的架构内对知识生产的政治学和地理学进行的讨论。通过这种联系，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着眼点——即，在许多重要且有力的批评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重申南半球、后殖民世界和“欧洲之外”地区的地区和差异，这种批评随后也作用到欧洲内部对较为边缘的领域——研究和学术领域——的排斥上。结果，许多欧洲大陆的地理学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地理学在西方地理学的欧洲范围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蒂马尔（Timar）和多曼斯基（Domanski）注意到，中东欧的文献在全球经济和知识生产的地理学两方面处于边缘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宣称“中心不能从边缘学习到什么东西，因此来自中东欧的知识和经验无关紧要”。在后1989时期最初，蒂马尔指出，学术界和政界的特征都是承认西方知识的有效性，因为知识是西方的，排斥有学识的当地研究者，边缘化当地的经验。蒂马尔认为，最近的动向是合作项目增多了，但这些项目仍陷于她所谓的“西方（基本上是盎格鲁—美国）理论—东方实证研究模式”，除了供西方人理论化（和/或者填充到他们已有的理论体系之中）的实证材料之外，人们不指望东方的参与者做出什么贡献。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是由于过去的排挤④，也是由于在学术交流和发表的循环（写作、编辑和鉴定）中的参与受到限制而导致的在地理知识生产空间中不断被边缘化。

　　社会理论和后社会主义状态

　　既然中心区之外的研究工作很少被认为在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中有什么作用，这就促使人们去思考，中东欧和前苏联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解读，对于后冷战世界的社会理论有何意义。后社会主义世界的经验常常被西方的（也有南方的）学生以一种相当草率的方式调用，不是为了理解后社会主义以及后社会主义和其他转变过程的关系，而是为了支持一种较为一般的观点，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新自由主义。这样做的时候，作者们在别处承认后社会主义世界的事件的关键性的重要性，但却依赖于对那些事件及其意义的老套的解读。

　　我们和其他人要指出的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这一问题，即“后共产主义状态提出的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并推动现有的争论的”。因为奥斯威特（Outhwaite）和雷（Ray）在他们的《社会理论和后共产主义》中，实际上是在对这一地区的理论建构提出质疑，后共产主义状态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社会，包括阶级、团结、现代性、公民社会、身份和国家的概念。

　　对于包括奥斯威特和雷、布拉沃伊（Burawoy）以及萨克瓦在内的许多人来说，告别社会主义，也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以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霸权的挑战的崩溃所造成的普遍的两难困境”的重要问题。这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局限性的理论化，以及对于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世界中“同一性和特殊性”的相互作用的评述、研究和理论化，都提出了挑战。这些问题由于这一认识而得到强化，这一认识即，中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导致了这一地区的转型，而且导致了“在非国家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发生的与之并行且相关联的后社会主义重建”。这种研究方式也谈到了关于对社会主义之后的左翼政治的全球重塑的争论，例如弗雷泽（Fraser）的《后社会主义政治》。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现在都是后共产主义者了”。这样，后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一种时代分期，而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认识论分期。

　　何种理论？

　　尽管近来有人声称转型结束，后社会主义的概念化最近仍然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专著，勾勒出了这种状态的大致轮廓。这些作者们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工作，从不同学科和地理学背景出发来研究后社会主义⑤这一课题（虽然都是西方人在阐述东方）。这种种思考后社会主义的不同尝试反映了关于理论本质和后社会主义研究自身的“规则”的关键问题。正如许多作者们自己谈到的，后社会主义的规模庞大，包括了25个国家，以及不计其数的亚视角（sub - foci），其中至少包括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商业和管理、法律、历史，当然还有地理学。任何人试图为这一多姿多彩的领域建立单纯的和单一的理论架构，都注定要失败，而这可能是件好事。因此，毫不奇怪，大多数写作者为自己定的目标都相当谦虚，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专攻学科，专注于某一特定概念，或者专注于较为抽象的社会理论层面，所有这些都使得策略性地使用例证成为可能。

　　我们在这里的研究方法也有着类似的局限性，虽然在不同的时候借用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文献，但在试图从这一地区正在进行的民族志学研究得出创新的概念和理论问题方面，可能最为接近地效仿了克里斯·汉（Chris Hann）的工作。我们效仿了卡茨（Katz）的微观理论（minor theory），较少关注政治和经济中心区的宏观制度，更多关注日常的、基层的、“中心区不能或者不愿看到的自然形成的结构”。因此，我们立足于这些日常经验，不是要提出后社会主义的构架或者模型，而是为更深入的理论的、方法论的或者其他的论争提供激励和议程。

　　社会主义时期的差异

　　

　　作为战后时期的第二世界或者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从西方到南部——大体上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对世界的政治想象区分了三个不同——如果说存在相互联系的话——的世界，在这三个世界之间，政治体系、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活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第二世界中适用的是另一种逻辑，被强加或者是采用了另一套政治和经济规则，因此，被人们以最极端的方式设想为既根本不同而在内部又是铁板一块。与这一地缘政治构想相伴，对这一地区的学术研究往往与一个崭新学科——苏联学——中的“主流”不同，常常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按照国家来展开的。

　　或许只有最糟糕的苏联学版本会认为这一地区是同一的，是完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在物质上和概念上分离的，但这仍然是用来攻击苏联学的重要批评。对于许多人来说，将其在总体上确认为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欲望掩盖了巨大的苏联集团的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然而，即使不考虑后来对日常的斯大林主义的修正性论述，人们仍然认为这一地区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地理学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与莫斯科和经互会的关系、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所谓的民族问题、地方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非政党组织（如教会）的作用，以及种种其他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团体。绝大多数建立总体主义解读架构的努力模糊了内部的差异，也忽视了与西方的关系。人们认为，苏联学家“把苏联（和东欧）与其他国家分割开来”，因而加剧了它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科学的边缘化，“使他们自己脱离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发展”。

　　以这些以及其他的方式，人们认为东方、苏联集团是与西方不同的——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铁板一块的、总体的和泛斯拉夫的，冷战的地缘政治学也强化了早期“东部欧洲的谎言”。这种构想与一种著名的发展目的论联系在一起，这种发展目的论把欧洲的分化与西方的工业革命过程相联系，从而导致了东方落后的印象。托多洛娃（Todorova）很有说服力地认为，巴尔干和中东欧的其他部分被人们同时诠释为既属于欧洲又在欧洲之外，是没有完全离开欧洲自身的异端，是在对这一地区进行诠释中体现出来的、从中间地带的概念演变出来的、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或者十字路口的代表，是第二世界，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这种对东欧的多方面捏造顽强地存在着，并毫不费力地发展到“冷战期间被重新捡起、得到赞美并传播开来”，这就反映了这些捏造在学术界、政策界和大众场所被确立得多么稳固。

　　这种异己化在社会主义后期日益弱化，这不仅是因为前文提到的斯大林主义历史学的修正者，而且也是由于两种相当不同的声音——所谓的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趋同学派，以及中欧的一个特定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宣称西方丢失了（或者窃取了）中欧。趋同理论的理论家们认为，在向单一形式的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在相互靠拢，这种单一形式的工业社会，既反映了西方干预主义国家的扩张，也反映了东方的市场化（广义的）；这种工业社会可以在跨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领域得到确认，例如，从工作的本质到城市的布局和家庭的作用，都在确证这种工业社会。然而，这种分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实质上，许多这种研究都不是看到双方的趋同，而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现代性的过程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轨迹之上，认为更能表现其特征的是现代化或者西方化，而不是趋同化。⑥中欧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那一部分欧洲被西方遗忘了；昆德拉（Kundera）在其（非）著名的文章中说，中欧是“被绑架了的西方”。然而对于这些作者的大多数来说，中欧回归西方停留于划分界线的行为，主要是立足于欧洲的文化主张批判其更为东部的邻居。

　　

　　转型和差异的结束

　　

　　所有这些理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要求重建东西方的联系，并有意无意地为转型的支配话语设置背景，奥斯威特和雷所认为的“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总体目的……是向‘欧洲’和‘正常’的回归”，因为差异的终结而停止了。

　　这种研究有多种版本，它们既相互冲突，也相互补充。或许最为惊人的诉说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这是两个相伴发生的过程，它把东西方都带入到资本主义的竞争世界中。这种叙述的正统版本——在所谓“转型学”内部居于统治地位——期望东方顺利发展，参与游戏，并由西方人当裁判，因为“别无选择”。较为对立的版本也把东方置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强调其从属和无力的地位。两种版本都把资本主义作为关键的组织架构，认为东方和西方之间不存在概念差异，而只是集中关注东西方之间（和各自内部）的实证差别。双方都常常可以是还原主义者，但后者（较为对立的版本）的确对转型的代价做了重要评述。这两种观点都通过不断的“回归欧洲”的诉说而得到强化。无论是在这一地区之内还是之外，转型都被塑造为回归一种被盗窃的、欧洲的和资本主义的过去。虽然这种观点的核心极其依赖于抹煞东西方的差别，这种观点却建立在对前东方内部分化的回忆的基础上。这种论点也受到了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们的批判，他们以历史记述来反对任何“回归常态”的观念，这些历史记述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

　　在正统的“转型学”内部，有一个历史陷阱——历史主义的和把（社会的、文化和地理的）差异还原到时间的陷阱。转型学认为，后社会主义的终结，也即后社会主义差异的终结，与显见的“转型的终结”存在联系，“转型的终结”这一时刻的标志是，政治和经济改革中专家统治任务的完成和10个前苏联集团国家进入欧盟。在这两个时刻，作为“差异”而研究的这些国家及其社会的原因消失了。相反，焦点集中在探讨这些国家如何“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以及“用研究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一样的方式”来研究它们。

　　然而，试图以和西方“一样的方式”来研究后社会主义世界，并以西方规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作为基准，将把它们置于“落后很远”的地位，也揭示了这种研究方式的现代化根据。差异被还原为相对落后，这些国家将永远被认为要在物质和制度两方面进行“追赶”。无论是在对后社会主义世界的研究中，还是在对更一般的非西方世界的论述中，这种把地理学多样性还原为一种时间性落后的历史主义观点并不新鲜。在这种架构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一地区正在走向别处的思想。⑦转型使人们回忆起早期把这一地区看作东西方“之间”的历史定位，这种定位观念不仅重新阐述了东方向西方进步的目的论建构，而且嵌入了目的论（空间的和时间的）本身，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未来和西方（彼时彼地），而不是集中在后社会主义欧洲的此时此地。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当这一地区成为（仅仅是像）西方后，这一地区的特殊历史和地理的多样性、深度和规模都被抹煞了。

　　

　　太多的差异

　　

　　与这些观点相反（同时却又出奇地类似）的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分化而非趋同的分析，漠视后社会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在这种观点的支持者看来，苏联集团内部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只有被1989/1991年以来的转变加以强化。“趋同”的叙述往往是在这一地区的较为西方化的部分出现的，这样就常常忽视了前苏联帝国较为边远部分的更具多样性的经验。

　　即使是对从前属于苏联一部分或者是其欧洲卫星国的28个国家的随意考察——无论是统计学的还是民族志学的——也向人们强调了存在广泛不同的、有着多重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我们通常看到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看到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等“欧洲的”前苏联国家和它们东部的相应国家之间的差异，看到中欧国家和仍然等待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差异，等等。即使在一国内部，东西方之间、城乡之间、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分化都使得谈论一种单纯的后社会主义状态的尝试变得复杂。并非只有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一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后共产主义国家内的大量不同情况促使人们质疑‘后共产主义’的概念”。

　　然而，这种多样性很少被随意组织起来，也很少公布。相反，它往往被安排进入一种过程的叙述中，这种叙述不仅认为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而且常常存在落后，正是在这里，“多样性”的观点和较为目的论的研究方法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在这一地区之外，不同的发展模式常常被解读为某些国家、地区或者社区向前现代的倒退。在这一地区之内，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种正在增长的倾向，即，某些关键角色采用了一种在国际舞台上采用最多的策略，在整合进入西方制度的过程中，排斥其较为东方的邻居。

　　

　　认识后社会主义的差异

　　

　　与那些看到后社会主义差异消失的叙述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试图去认识差异，把后社会主义理论化为即使不是独特的、也肯定是有特色的。展开这些论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做一下明确限定——关注（后）社会主义的特色的作者们很少这样做来排除其他的解释。然而，他们确实强调，社会主义的共同经验继续以多种方式显著地影响着后社会主义的经验，这些方式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在这些分析中，尽管国家之间的经验具有多样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和政策的统一，较之我们认为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现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统一性要更强一些，这就要求我们在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或者国家内部找到联系，进行对比。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简单的论点，即坚持历史和地理的重要性。后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政策“受到社会主义的过去以及对过去的述说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是以微妙的和几乎不可见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不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的历史发展影响着今天的制度化，而且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社会主义的过去常在多个领域被用作主要的参照点。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过去的参照采用了一种对社会主义怀旧的方式，与其他因素一起影响着选举结果、消费方式和认同。虽然1989/1991年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正式终结，但并不标志着与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过去的明确割裂或决裂。正如汉、汉弗莱（Humphrey）和维德里（Verdery）所指出的：“日常的社会主义精神共同体被削弱了，而不是被替代了。”除了这种较为一般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观点，强调共有的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的重要性；因此，吉勒（Gille）坚持继续使用东欧（相对于中东欧）“以强调他们共有的战后历史的重要性。”

　　

　　抓住历史、地理和差异：向后殖民主义的转向

　　

　　综观上面的评述和分析，历史、地理和差异的用处和用法以多种不同方式反复出现。对我们而言，这些主题对于完成后社会主义的概念化都具有核心意义，但是内在的冲突、潜在的缺陷复杂性产生了一些问题。可能最重要的是，在把从社会主义过去得到的一种共同性归于后社会主义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实在论和决定论的双重危险。我们整合历史，甚至把历史的重要性至于核心地位，却不把过去还原为一种简单化的、同一的漫画，不模仿早期对东欧的捏造及其冷战的派生物，这可能吗？在许多坚持后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记述中，汉、汉弗莱和维德里在鉴别“巴尔干精神”、“吉普赛本质”、“宿命论的东正教幽灵”这样的语词时试图求助于“文化”，而这种求助是有问题的。这样，这一地区的差异性不是解释为历史和地理过程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而是简化为一种神秘的剩余变量——文化。

　　坚持社会主义遗产和社会主义作为主要参照物的核心地位，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对待那些社会主义之前出现的遗产以及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遗产。这一地区的每个国家在被强加苏联的或者苏联式的统治之前，从中亚的氏族社会到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帝国中心以及中欧的田园风光，有着极为不同的面貌，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这就意味着在最近的历史中和在当代的实践和地位上，必然具有多样性。显然，这些前社会主义的历史，以一种复杂的但很少是决定论的模式，与社会主义的特殊遗产一起被叙述——历史学家比德勒克斯（Bideleux）和杰弗里斯（Jeffries）谈到，在撰写这一地区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变得“越来越了解到，在后共产主义的现在的复杂问题上，带着帝国过去和内战年代的明显标志”。在时间标尺的另一端，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已经开始显示出，后社会主义的特色不仅依赖于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遗产，而且依赖于“转型”时期本身和解脱之路上所做的特定选择和经验。共产主义的瓦解伴随着令人振奋的自由民主的承诺，这也影响了后社会主义的经验。克里德（Creed，2002）指出：“恰是他们想象中预期的、与社会主义背景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消费使得转型如此具有破坏力和令人震惊。”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遗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整合这些内容。能够存在一种不受限于社会主义遗产的有意义的后社会主义吗？

　　用后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思考后社会主义

　　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们关注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化的关键方式如何应用于对后社会主义的历史、地理和差异的分析。我们不认为，我们能够直接和轻易地从后殖民主义平移过来，也不认为后社会主义能够和/或应当解读为后殖民主义的一个变种，而是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在后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可能是有创造力的。不过，我们认识到，在最近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在对后社会主义的分析中参考了后殖民主义的文献，并且一些后殖民主义的地理学家把他们的工作和后社会主义的经验联系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分析集中研究了后殖民主义的两种特殊用途。

　　首先，就这一地区的许多部分而言，后1989/1991年的经验至少有一部分必然被解释为后殖民的，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转型”不仅仅是建立市场和民主制，而且也是苏联（以及原先的俄国）帝国终结之后的去殖民化过程。就这些作者而言，后殖民架构对于理解脱离苏联帝国结构，对于分析后殖民的遗产，以及对于理解两者的意义，都具有关键意义。同时，维德里指出，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架构来更详尽地研究权力、知识和表述在苏联统治（和遗产）的实践中的地位，并以这种方式探讨殖民主义的多种形态。第二种观点关注的是后1989时代新殖民主义和西方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在这一地区的实践是通过外国支持、贸易和投资以及外国政策而进行的，前苏联卫星国用苏联帝国交易到西方霸权。库斯（Kuus）展开了这种分析，他指出，我们使用后殖民主义的工具来探究权力如何通过语言、文化和制度而运作，“揭露和解构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知识和实践，在殖民主义中，客观化和本质化居于核心地位”。卡纳瓦（Canavagh）重申了这一地区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他认识到中东欧是如何长期处于帝国化和殖民化这两种趋势的接受终端的。在当代，这些国家从苏联帝国脱身之后，发现自己成为了全球化和欧洲化的新殖民话语的一部分。

　　在本文中，我们希望把注意力从这些对后殖民理论的直接运用转向对所运用的概念化方式的宽泛考察，这可能使我们有能力抓住历史、地理和差异的一些问题。由于后殖民的理论化广泛多样，我们不试图对这些理论化进行整体的综述和批评，而是试图在九个点上运用它们，把后社会主义分析和后殖民思想结合起来，希望这使我们能够回答我们在上文未能解决的问题。

　　1．把过去转化为现在：记录社会主义。萨克瓦谈到，与其他的“后-”相同，“与过去妥协……是后共产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在后殖民文献中，从殖民的过去向后殖民的运动或转化被人们加以各种不同的解读，如：向前的一步、一种拒斥或者批判、一种超越、一种回归、一种颠覆、一种发展。这种运动和转化被看作既是一种编年的分期，也是一种认识论的分期。不存在简单的或者单一的解释。“用‘后-’这样的术语”不仅整合了“殖民主义之后”的概念化，而且整合了“与殖民主义格格不入”和“以对殖民主义的认识为基础”的概念化。这种方式使得人们、甚至是修正主义者们能够解读关键的历史，但这样做却“使人们注意到历史投在当前的阴影”。萨克瓦在一次显然的回应中写道：“我们的确是在共产主义试验的阴影之下进行工作。”这些阴影常常是多重的，有时是不可预知的；它们并非线性的——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之后出现，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通过社会主义反映出来的。应以后殖民的方式进行思考，质疑历史的分析；历史一方面通过解构过程被去中心化，这种解构过程为主张不确定的决定论的多元历史学打开了空间，另一方面也通过记录的过程而得以中心化。因此，以后殖民的方式思考后社会主义，促使我们更为彻底地使后社会主义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联系理论化。这提出了一系列更深入的问题：关于其他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转化的反思，关于对历史和范畴架构的再思考，关于我们为了理论化更加严谨而运用的方法，现在我们来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2．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存在。为了反对线性转化的观念，后社会主义者必须与更为遥远的和更为近期的——前社会主义的和转型期的——过去相妥协，并整合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地点和时间，社会主义的过去可能被取代，以便其他的历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后殖民状态被理论化为唤起并表述早期历史的“结果”，“我们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来认识前殖民时期”，以至于“殖民时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后殖民社会的“描述性特征”。我们可以从这一视角出发，探究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相互纠结，克里德举例阐明了这一过程，他认为，从前社会主义的回忆中继承下来的对市场的错误希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的缺失中萌芽，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特定时刻得到更进一步的培育，这些错误希望联合在一起构成了对后社会主义的极为真实的失望。

　　3．多元后社会主义。对多元过去的复杂和无法预知的转变的关注，使得我们去思考后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并探究这种被许多评论者以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的方式确认的多样性通过何种方式能够不被视为对任何理论化的后社会主义的反对，而是被视为一种丰富和促进。由于后殖民的历史建构是多元的，因此“（后）殖民的空间也是复杂的、断裂的和层状的，很少能够被还原为任何简单的二元结构”。后殖民主义“标志着增生”，不必要意味着“所有社会都以相同方式是后殖民的”。“多元的后殖民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反映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和实践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够通过这种阅读认识并理论化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虽然一种后社会主义的概念至少立足于一些共有的历史，但它并不需要意味着一致性，而是意味着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得我们可能追问市场、选举、消费、家庭等等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和为何不同地运作的，尽管这些地方有着共同的过去。

　　4．对社会主义过去的再思考。后社会主义的后殖民解读主张社会主义过去的重要性，也主张思考过去的必要性。后殖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东方文化的批评）把注意力集中于殖民架构上，许多对于和关于殖民地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一架构之中生产的。服务于冷战的地缘政治需要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总体主义架构，不仅忽视和模糊了异议、越界和反抗的空间，而且忽视和模糊了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因此，后社会主义也被视为提供了一次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理论化的机会，不仅是通过重新查阅档案以验证关于以前时期的一些设想，而且也是通过逐渐增长的研究议程，这些议程想获得“官方话语的字里行间以及边边角角上所划出的可供选择的空间”（Boym，1994：5），在官方的话语中，对社会主义最重要教条的抵制或者忽视得到实践或者经验。

　　5．“后-”的方法论。随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再思考，后殖民的（更广泛意义上是后结构的或者后现代的）架构也鼓励着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方法论。在苏联学背景的文献之中，研究社会主义世界的实践和方法论，常常不仅受限于入门的可行性和语言，也受限于政府的要求和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环境。皮克尔斯（Pickles）和史密斯（Smith）指出，政治和方法存在深刻的联系。在对政治和方法之间关系进行再思考时，后殖民的研究方法迫使我们“给分析自身状态的‘本地人’发言权”，不仅是通过对地方思想家和分析家进行深入考察，而且也通过切换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促进着我们的工作，例如，促使我们撰写当地的民族志，促使我们通过推理的工作来探究表述的实践和后果。这种研究实践与反实在论的方法论（例如，在女性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架构之中）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这种反实在论的方法论试图追问和理论化多元述说的意义，在这里则是要进行特定的政治干预。

　　6．与西方关系的再思考。冷战的地缘政治学在根本上影响了“世界的认识组织”，不仅使东西方分裂，而且使得东西分裂的每一边对关键范畴的解读都被孤立起来。后殖民理论鼓动着我们“去重读那长期以来用于表述殖民地遭遇的二元形式”，不仅是质疑旧的历史，而且质疑知识生产的架构。在这种方式下，后社会主义必须整合关于冷战的纪录，需要调和东西方双方的现实、话语和概念，需要再考察作为范畴的东方和西方本身。然而，在后殖民的背景文献中已经提到，通过追问东西方关系，并把东西方关系置于我们分析的中心，我们强化了西方作为主要参照物的地位，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了东方本身，这是危险的。

　　7．定位相关的后社会主义。显然，我们不主张一种孤立的、实在论的后社会主义，而是主张这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总是与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相联系。事实上，正是这些联系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后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正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的：“‘后殖民’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实际上它‘是一个由于和其他未展开的关系相互交叉而内部分化的结构’。”后社会主义是用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的遗产加以扩建的，是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当代过程相联系的，在这种当代过程中，它的特定表现是“转型”，但在欧盟的扩大以及更为宽泛的重建和发展的经验中，它还有其他更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它与它的表现形式共有着推论的和物质的特征。在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化中，汉坚持认为：“我们不应给予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独特性太多的特权，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它们与包括最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在内的世界的其他部分一起共有的许多特征。”盖尔（Gal）和克里格曼（Kligman）强调“与其他地区在政策、社会趋势以及话语方面的并行、相互作用和对比”。他们举出了私有化过程的例子，认为私有化过程不仅仅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具有同时性，而且“被并行的争论和意识形态合理化，为互相联系、互相重叠的、通过个体方式或者团体方式互相联系的精英团体所追求”。

　　把后社会主义与当代社会变化的其他理论化联系起来的任务，被一些后现代论者以不同的方式承担起来，这些作者们把共产主义的崩溃视为总体秩序失败的一部分和原叙事的崩溃。对于鲍曼（Bauman）和梅什特罗维奇（Mestrovic）两人来说，尽管他们的分析有着本质的不同⑧，但是这种后社会主义和后现代性的联系在后社会主义研究中日益增长的对杂交、表述和话语、景观、权力和知识、无序和混乱的观念的关注中得到了回应。在其他的一些关注中，奥斯威特和雷注意到后社会主义世界正在运用一种后现代的架构，他们回应了我们上文提出的观点：“把后共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或者把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就是要使得这样一种实践永久化，通过这样一种实践，西方人关于社会世界的成见和观点扩展到所有地方。”这是一种“忽视苏联体系特殊性的”研究方法。

　　8．我们现在都是后社会主义者，后社会主义在西方。后殖民地理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人们注意到了后殖民在西方的存在，反映了后殖民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摆脱全体殖民综合症的过程”，这种综合症“从来都不是外在于帝国中心区的社会的，而是深深地铭刻在他们之中的”。与此类似，共产主义事业和冷战影响了东方，也同样影响了西方，它们形成了经济发展、政治和解、大众文化以及更多其他方面的模式。因此，后社会主义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需要挑战所有的地理学家，而不仅仅是后社会主义的地理学家，以回应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认识论挑战。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后社会主义的主题是什么以及在哪里，从而探究西方的——“新”欧洲的、跨国经济中的、移民流动中的、散居社区重建中的、政治选择中的——后社会主义，把陈旧的地区研究与跨地区的、去中心化和散居的研究结合起来。

　　9．持久的后社会主义。伴随后社会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化，我们也必须考察它的时间性——而后社会主义持续存在的问题或许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后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过渡范畴吗？难道我们正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正在见证后社会主义的终结吗？霍尔姆斯认为，1989—2001年是后社会主义的10年。萨克瓦指出，当共产主义的经验不再具有解释力，当其他社会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时，后共产主义就终结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宣称，进入欧盟的时刻宣告了后社会主义的终结。在这一地区，新生代的企业家、政治家、外交官和新潮领导者表现得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后社会主义的术语，认为它显得狭窄和落后。在世代标尺的另一端，那些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与社会主义一起成长的人逐渐离世。那些人生受到社会主义影响并且对社会主义记忆清晰的几代人正在逐渐离世。然而这些研究方法的每一种都掩饰了这样的后社会主义，即与转型具有极其相近的性质并受到了“打上类似烙印”的目的论概念污染的后社会主义。一种正在终结的后社会主义或者一种必然终结的后社会主义，是一种封闭的、在差异的终点固定下来的后社会主义，这种解释与后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理论化形成强烈对比，在那一种理论化中，后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在帝国结束之后长期存在的状态，恰恰是由于殖民状态、实践和遗产的长期存在，后社会主义的确显得有相当多的智力资源。尽管批判正在进行，很少有后殖民理论家接受“后殖民主义的终结”，相反看到的是“殖民的现状”，以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两者的理论化努力继续具有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把后殖民——以及后社会主义——建构为与其他时间和空间相联系，创造了一种超越某种东西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后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系列与别的事物相联系的存在状态，例如，与欧盟的扩大和社会主义的遗产相联系，那么，某些国家加入欧盟并不对后社会主义提出特别的挑战。当然，可能会改变后社会主义，但不需要宣告后社会主义的死亡。这种后社会主义不会被全球或者欧洲的变动排挤掉，而只是得到补充；这些新的变动和影响加强了已经很复杂的多元决定过程。

　　结论：后社会主义的状态

　　以后殖民的方式进行思考，使得我们可能解读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遗产而避免陷于决定论，也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整合已经记录下来的历史和地理，而且能够整合更早的历史和地理。这种思考方式使得我们不至于陷入任何线性的、要求一种单一的后社会主义以便理论具有说服力的转型观念，这种思考方式挑战了那些以较为文化主义的方式叙述后社会主义差异的历史主义和实在论。这种多元历史和不平衡的遗产，为改变、为总是在场的对立物提供了空间，使得我们可能把后社会主义的叙述设想为存在偏见的和混杂的，设想为并不总是具有解释力的。这种后社会主义超出了中东欧和前苏联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地理学范畴（尤其是东方和西方）以及现存的历史学，这种后社会主义影响了某些方法论，也受到这些方法论的影响，并确证了从属、话语和民族志学的有效性。

　　在导言中，我们认为存在一种持久的需求，即，要求理解后社会主义生活的重建，要求挑战那种以对改变的普世化的叙述来消解后社会主义差异的趋势，要求运用后社会主义的差异来重新思考我们在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范畴和概念。存在数不清的后社会主义，我们要求给予后社会主义状态一种一致的概念化，虽然在这种概念化中，多数后社会主义潜在地缺乏能力和具有局限性，但它们也在强有力地为一种开放的、充满潜力的理论化提供和创造空间，这种理论化标志着开始，而不是常常与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终结。当然，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在使一种存在偏见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社会主义概念化的过程中，我们概括出了一种不存在的东西。那是一种我们乐意遭遇的危险，我们也乐意把它作为挑战留给其他人来应对。

注释：
① 这里有意回应了通常使用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实存在/发生的转型”。
② 当然，这里与另一套文献存在联系，那一套文献赞美、想象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解构全球资本主义的全能，然而，它更多关注实践而不是其他领域。③ 我们的确承认，盎格鲁—美国地理学与其他的知识相联系，内部存在差异。
④ 多曼斯基谈到：“19世纪80年代，在许多盎格鲁—撒克逊教科书和致力于研究全球经济和政治空间的论文中，对欧洲的非资本主义部分几乎是完全的无知。”
⑤ 事实上，除了汉及其合作者之外，都称之为后—共产主义（或者后共产主义），在本文中，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后社会主义，但在引用其他作者的作品时，跟随他们的用法。
⑥ 其他人，比如克里夫和鲍曼从极其不同的视角，也强调了东西方的联系。
⑦ 或者如恰克拉巴蒂（Chakrabarty）指出的，并非在途中，而是在“历史的接待室”中。
⑧ 奥斯威特和雷谈到，鲍曼的后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确定的后现代后社会主义，关注“新能量和颠覆力量”，这与梅什特罗维奇对非道德和暴力的后现代主义的研讨形成对比。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