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苏联召开了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一198Q年)的执行情况,提出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一198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尽管苏联当局百般掩饰,但“十·五”计划主要指标绝大部分未能完成,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十·五”计划的破产说明,苏联经济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低速发展,某些部门处于呆滞状态,经济中的矛盾和困难越来越多。
苏联经济出现的上述情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不少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进行了种种分析。根据苏联过去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特别是从“十·五”计划执行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日益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粗放因素日益受到限制,集约化因素的作用没有增强
长期来,苏联经济一直是粗放型的经济,即主要通过大规模地建设新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增加劳动力和开发资源来保证经济的增长。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粗放因素日益受到限制。这在客观上迫使苏联当局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而转向集约化的方针,即主要通过加速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率。这也正是苏共“二十五大”强调“十·五”计划是“质量和效率”的五年计划的原因。
但是,“十·五”计划执行结果表明,苏联当局企图通过加强集约化因素来解决经济向题的目的未能达到。对此,勃列日涅夫承认,向集约化过渡的困难,是“十·五”计划中“许多方面没有完成任务以及国民经济中存在缺点和薄弱环节的重要原因之一”[1]。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十·五”计划期间,这一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计划规定的任务普遍未能完成。除农业部门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甚至低于“九·五”计划的实际增长水平。“十·五”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生产率原计划提高30.6%,实际提高了17%,只完成计划的55.5肠,农业劳动生产率原计划提高28%,实际提高了15%,只完成计划的53.6%,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原计划提高30.3%,实际提高11.3%,只完成计划的37.3纬,铁路运输劳动生产率原计划提高20%,实际提高0.5写,仅完成计划的2,5%。而“九·五”计划期间这四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水平,分别为34%、7%、29%和24%[2]。“十·五”计划规定,工业产值增长额的90%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但实际上 这项指标只达到75%[3],低于“八·五”计划的实际水平(84%)。
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下降的向题,已引起苏联当局的极大不安。苏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十·五”计划期间存在的困难和缺点,“首先表现在未能解决劳动生产率的任务”。
第二、在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十·五”计划期间,苏联许多部门未能完成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有些部门还有所下降。1978年整个苏联工业获得国家质量标记的优质产品仅占11.4%[4]。据苏联统计材料,黑色冶金部门优质产品的比重为:型钢10.8%,结构型钢4.9%,低合金钢14.2%。1966一1977年,钢板在成品轧材总产量中的比重,仅从37.3%提高到41%,而同期美国则从65%提高到69%,日本从62%提高到65%[5]。由于冶金工业产品质量差,加上机械制造工艺的落后,造成了大量的金属浪费。1978年,机器制造业金属废料占金属消费量的比重为28%,电机工业部为31%,汽车工业部为32%,机床工业部和仪表工业部为31%[6]。
产品质量低,更突出地反映在民用消费品上。据苏1977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苏各加盟共和国商业部批发站处理和返修的布匹达1,470万平方米,占总数的10.4%,针织品处理和返 修的占8.5%,缝纫品占8.2%,皮鞋占8.9%[7]。许多耐用品并不耐用。例如,在保修期内修理的电视机占当年产量的20%,其中彩色电视机返修比例竟占当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目前,质量问题是限制集约化因素在苏联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一大障碍。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报告中说:那种不顾质量、把数量置于首位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在“十五”计划中仍未得到克服,成为影响“十·五”计划完成的重要原因。
第三、科技发展缓慢。上面谈到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展情况。据苏联学者计算,目前苏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四分之三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8]。
近些年来,苏联为了加速科技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由于受到主要来自管理体制方面的阻碍,未能取得很大进展。苏联研制和采用新技术计划平均每年只能完成50—70%[9]。科研周期在“十·五”计划中几乎没有缩短。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依然严重存在,从而使大量的技术发明得不到采用。据1977年的一次统计,在已登记的全部发明中,得到应用的只有四分之一左右。这几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多大变化。苏在国外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至今仍有40%未在国内采用[10]。
苏发展经济的粗放因素的作用日益减弱,集约化因素的作用又未提高,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已成为苏联经济低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导致了基金产值率日益下降。据有关材料计算,“十·五”计划期间,苏联物质生产部门的基金产值率下降了14%以上。1971一1978年,整个国民济经每个卢布的基金产值(国民收人与基金之比),按1973年可比价格计算)减少了n.2戈比,工业减少了4.9戈比,农业减少了33.6戈比[11]。据哈恰图罗夫院士计算,如果基金产值率保持1971年的水平,那么1978年的国民收入应为5,520亿卢布,但由于这一时期基金产值率不断下降的结果,使1978年的国民收人实际为4,206亿卢布,即少得1,300多亿卢布[12]。
苏院士阿甘别基扬认为,如果日益受到限制的粗放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继续占居主导地位,因而阻碍向集约化方针的过渡,那么,今后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降,有可能下降到3%或3%以下[13]。
二、基本建设占用资金多、效率低
苏联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虽然日益下降,但仍然占用着国家大量的财政资金。“十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355亿卢布,相当于这五年国民收入总额的30%和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投资,其效果如何,必然对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产生重大影响。
长期来,苏联的基本建设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近几年来,问题更加尖锐,生 产能力和工程项目交付使用计划连年完不成,投资效率日益下降。目前,影响苏联基建投资效率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基建周期过长,不能按期完成的施工项目愈来愈多。1979年,生产性项目的施工期平均达到8.6年,超过了“九‘五”计划水平。1979年在新建项目总数中,有24.4%超过标准施工期。据有关材料计算,近年来,实际建筑期限与国家规定的标准相比,住宅建设平均长50%,生产性项目平均长80%。苏建设银行1978年对大型项目进行的一次专门调查证实,在5,800个大型项目中,有23%是1970年以前开工的,有n%是1965年以前开工的项目[14]。
第二、未完工程量大量增加,使巨额资金长期不能发挥作用。据苏中央统计局资料,冻结在未完工程量上的资金,从1975年767亿卢布增加到1980年的1,188亿卢布,即增长了55%。
未完工程量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75年的75%提高到1980年的89%。苏联国家建委副主席卡恰洛夫说:现在苏联超过标准的未完工程量已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大量的未完工程,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浪费,使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成了“死资本”,长期不能回收,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资金紧张。据苏学者计算,如果把未完工程量降到“十五”计划原来规定的标堆,可把230亿卢布的冻结资金投入国民经济周转,每年多生产2530亿卢布的国民收入。
第三、不合理的投资结构难以改变。长期来,苏联的基建投资主要用于新建和扩建上。为了提高投资效率,“十·五”计划曾规定要改变投资方向,把基本建设的重点放在现有企业改建和技术改装上。但实际上,贯彻这一方针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
许多企业怕改装后的新技术不能及时掌握,怕技术改装和改建会影响当年计划的完成,怕改装后会提高任务指标,最终减少利润和奖金,得不偿失。所以,对改建和技术改装普遍抱着消极的态度,能不搞就不搞,能拖就拖。同时,由于改建工程费工费时,造价又低,建筑单位也不愿承建这类项目,而愿意承建新建项目。另外,在苏联长期来一直把改建与扩建混在一起,二者之间没有规定明确的界限,这样一来,有些企业为了应付差事,往往打着改建的“招牌”搞扩建工程。
据苏刊透露,“十·五”计划期间,整个工业部门用于改建和技术改装的投资占全部基投资的比重,仅从“九·五”计划期间的20.0%提高到23.6%[15]。而近几年来,在整个国经济中,改建和扩建及技术改装的基建投资总额中,在完全没有建设厂房和设施的条件下行的改建仅占9%[16]。上述情况也说明,苏联目前的基本建设本身也是属于粗放型的。
“十·五”计划的这种投资结构,也就难以提高投资效率。
三、农业依然拖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前苏联的农业仍是其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利因素。
在“十·五”计划中,苏联规定农业发展的总目标是:“争取可靠地向国家供应粮食和业原料”,企望各种农畜产品有个较大幅度的增产。例如,谷物年平均产量要比“九·”计划增加3,340一3,840万吨,规定1980年要达到2.35亿吨。为了实现农业增产目标,苏联当局在“压缩”其他部门资金的情况下,拿出国民经济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资用于发展农业和 肥、土壤改良、农机、微生物等支农工业部门。“十·五”计划规定,五年内要向农业提190万台拖拉机、135万辆载重卡车、近54万台谷物联合收获机和4.67亿吨矿肥;向农业交使用400万公顷灌溉地和470万公顷排干地,并使3,760万公顷牧场蓄水。与此同时,计划还定,“改进农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实行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发展跨单位协作农工一体化;.加强和改进种子繁育工作,开发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地带。
但是,“十·五”计划执行的结果表明,苏联当局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奏效不大。农业计任务完成的很差。以谷物产量为例,五年内只有1976年和1978年完成了计划指标,而其余年均未完成计划任务,1979年竟比1978年减产近6,000万吨之多。农业落后对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占用大量资金但又得不到应有的效果。“九·五”计划期间,各种来源的农业投资总额为1,305亿卢布,占全苏基建投资总额的26%,“十·五”计划期间为1,771亿卢布,古27%。资金十分紧张的苏联,每年拨出这样大量的资金用于农业,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投资花出去后,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十·五”计划期间,农业投 资完成了计划,但向农业提供的主要物资技术装备和改良土地等计划大部分未完成。
苏联农业投资效率低,主要是管理不善,浪费严重造成的。据苏联报刊材料透露,农庄和农场中,有大量的肥料浪费,甚至变质。据计算,向农业提供的矿肥在运输、贮存和施用中每年损失10一12%。向农业提供的农机和交付使用的改良土地大量报废。仅在“十·五”计划前四年,苏联农业报废的拖拉机至少相当于同期提供数的一半以上;报废的灌溉地和排干地分别相当于同期交付使用数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以上。
第二,农业的不稳定,经常大幅度的减产,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据苏计 算,农业创造的国民收人占四分之一,农产品和利用农业原料生产的工业产品占全部消费品的四分之三,约占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贸易额的三分之二[17]。每当农业减产,当年的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就要下降;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所需的原料和材料就要短缺;市场供应,尤其食品供应也就会很紧张。如1979年农业大减产,使国民收入收入的增长率降到2%,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这两个部门的增长率都降为2%,到1980年这两个部门的增长率也仅分别为3%和2%。这样就使苏联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食品和制造食品的原料及其他消费品。
四、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经济的增长
苏共“二十五大”把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看作是保证“十·五”计划完成的一项重要措施。
勃列日涅夫当时强调,要“把经济管理、经济结构提高到符合新的要求的水平”,并认为“在最广泛意义上进一步完善经济管理正在成为决定性的环节”。据苏有关专家估计,仅仅靠改进管理方法和管理程序,就可以使全苏每年多获得相当于几十亿卢布的产品[18]。
但是,“十·五”计划期间,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并没有作根本性的改革。目前苏联经济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很多是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相关的。主要表现,一是经济民主问题没有 解决。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所扩大的企业权力,实际上只是扩大企业经理的权力,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收人分配权等主要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他们是主宰企业的统治者。
改革并没有达到人们所希望的、使苏联人民“更强烈地感到他们是自己企业的主人”这个目的,而是出现了改革一开始就有人担心的情况,即经济改革只是“导致一种命令和决定代替另一种命令和决定”。二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仍然处理不好。由于在计划制度中,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行政领导往往不顾社会与集体、集体与个人之间在利益上存在的矛盾, 强制企业违背自己切身利益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不能使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集体和每个个人的经济活动,都服从于客观存在的经济必然性,也就是说,使企业和个人活动的经济动机消失,只是行政杠杆在起作用。不少苏联学者认为,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采取个别措施根本不可能解决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调动劳动者的极性。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仍然处于分离状态,生产者缺乏主人翁感,从而导致对生产经营动漠不关心,造成严重的浪费。例如,苏联每年因旷工、怠工、停工等原因损失的工时占内工时总数的五分之一[19]。另外,每年有五分之一以上的职工,即2,000万人流动跳厂或换职业[20]。调换工作按每人一个月不工作计算,相当于160万人全年不参加工作。据粗略计,仅这两项工时损失就使苏联少生产近百亿卢布的产品。
另外,主要由于生产者不关心生产,加上工艺技术落后,各种物资材料的浪费也很惊人。据苏材料透露,每年要损失几千万吨燃料;每年因锈蚀要“无情地吞掉”2,000—3,000万金属;机器制造业中每年要有2,000万吨钢成为废料,其中半数成了切屑;每年从产地运的木料有三分之二,即二亿多立方米在运输和加工过程中被浪费掉,其中,每年仅加工中废料就有7,000一8,000万立方米;据检查,苏每年商业中要报废10一20%的工业品,积30一40亿卢布以上的冷背残次的消费品;“十·五”计划中,由于基建未完工程量激增,价几十亿卢布未安装的设备白白地放在仓库里。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承认:在苏联,“现在再没有比以主人翁的态度尽合理利用我们的所有的潜力和财富更为重要的事了。……为此,还要求在计划工作和经营法上,在指标和物质刺激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不管这种改革多么复杂也得搞。因为舍此们将一事无成”[21]。由此可见,当前苏联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矛盾是: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强烈求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而实际上,由于当前苏联统治集团一味固守特,加上官僚主义,落后保守等势力的阻挠,根本性的改革却难以进行。
五、高额军费开支超过了经济的支撑能力
苏联为了争霸世界,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就依靠大量军费开支,来不断加强其军事实,以弥补其经济实力的不足。
据西方估计,整个七十年代苏联军费的平均增长率为4一5%[22],接近于经济增长水平。
1979年,苏联的军费开支高达1,650亿美元,约比美国多50%。根据西方材料计算,苏联“十·五”计划前四年的军费开支约为4,00时乙卢布,大体相当于苏联同期国民收人的25%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40%。1979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军费约为406卢布,比1970年增加了1倍多。
在当前的苏联经济条件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更为突出了。
第一、持续低速增长的经济受不住不断增长的军费压力。“十·五”计划期间国民收人乎均增长率为3.8%,比“九·五”计划低23%,比“八·五”计划低55%。而同时,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又降不下来。据西方估计,军费开支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0年为12%,1975年为15%,1980年为18%。[23]由于军费开支的大量增加,使得重要工业部门和一些民用部门得不到应有的资金。
第二、造成经济畸形发展,比例失调。由于用大量的军费开支搞扩军备战,造成重工业片面发展,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长期落后,消费品缺乏,这都是影响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之,苏联经济逐步转人低速发展时期,并不是个别经济政策的失算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的,只要经济管理体制不作根本性的改革,就难以提高集约化因素的作用,就难以解决投资效率和农业落后问题,只要坚持继续推行扩充军备和对外扩张政策,畸 形的经济结构和比例失调就难以改变。看来,八十年代或在更长一个时期里,导致苏联经济不断下降的上述诸因素难以消除,持续低速发展作为一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注释:
[1]勃列日涅夫在1980年联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报告。
[2]参见吉洪诺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
[3]〔苏〕《经济报》1979年第11期。
[4]〔苏〕《计划经济》1979年第12期。
[5]〔苏〕《计划经济》1980年第12期。
[6]〔苏〕《计划经济》198。年第1期。
[7]〔苏〕《苏联财政》1978年第6期。
[8]〔苏〕《计划经济》1980年第12期。
[9]〔苏〕ToK.尤祖福维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政治经济问题)》198。年俄文版第35页。
[10]〔苏〕《社会主义工业报》1980年4月18日。
[11]〔苏〕《苏联财政》1980年第6期。
[12]〔苏〕《经济问题》1979年第7期,《197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406页。
[13]〔苏〕为A·M·毕尔曼《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杠杆》一书写的前言1980年俄文版第6页。
[14]〔苏〕《计划经济》1980年第8期。
[15]〔苏〕《经济问题》1980年第2期。
[16]〔苏〕《经济问题》1980年第2期。
[17]〔苏〕《经济报》1978年第34期。
[18]〔苏〕《文学报》1979年2月18日。
[19]〔苏〕《社会主义劳动》1977年第3期。
[20]〔苏〕《经济问题》1978年第8期,〔苏〕》计划经济》1978年第12期。
[21] 勃列日涅夫1979年3月对选民的讲话。
[22]〔英〕《泰晤士报》1978年10月9日。
[23]〔西德〕《东欧经济》197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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