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了武装干涉。日本利用出兵苏俄远东之机,大肆攫取经济利益,其中包括掠夺远东渔业资源。日本渔业主以武力为后盾在苏俄远东水域进行所谓“自治”捕鱼。苏俄和远东共和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干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最终迫使日本从苏俄远东撤军,取缔了“自治”捕鱼。
　　关键词:苏维埃俄国;远东共和国;日本;渔业问题
　　中图分类号:K51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5-0069-05
　　
　　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国家进行了武装干涉,其中日本是干涉苏俄远东边区的急先锋。苏俄远东海域是世界重要渔场,掠夺渔业资源是日本出兵的主要经济目的之一。
　　远东地区和全国一样,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政权转入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远东布尔什维克在巩固国家政权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开展了工业企业国有化和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的工作。然而,有关远东海洋渔业的事务却直接由国家中央机关负责,这是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所规定的。1918年7月2日,远东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确认了这种关系。同年4月组建了远东边区渔猎业管理局,它隶属于中央国家机关——渔业总局。
　　在这个时期,在远东沿海渔村建立了捕鱼劳动组合,它们通过沿阿穆尔合作社工作者协会分会获得所需商品和渔具。当地苏维埃政权严格限制滥捕鱼类的渔业主的活动,例如,堪察加省苏维埃命令渔业主停止滥捕鱼类活动,禁止他们在渔场利用日本劳动力,并号召半岛居民把渔场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为了恢复鲑鱼的储量,堪察加省苏维埃禁止1919年在半岛所有河流对鲑鱼进行工业捕捞。
　　远东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非常重视经营海洋渔场。它支持1918年6月17日远东边区渔业单位代表大会《关于保护远东鱼类资源的措施》的决议,并在其基础上制定了在远东海域所有渔区和河流捕鱼细则。
　　远东边区渔业在全俄占有重要地位。1917年从远东运到西西伯利亚、乌拉尔、国家西部地区的鱼和鱼子约200万普特,几乎占远东捕鱼量的25%。远东鱼类年捕捞量一般在1000万普特左右。日本、美国、英国军队在远东登陆后,远东渔业受到很大损失。因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堪察加、楚科奇和鄂霍次克海沿岸轮船的正常航行遭破坏,苏俄渔船不能及时得到食盐、食品和出海捕鱼所需物资;从事捕捞作业的劳动力不足,把招募来的人运送到渔场又很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沿岸——世界三大渔场之一,达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当时的一张日本地图上,从堪察加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太平洋沿岸的涂色与日本领土相同,并赫然标注着“这些土地应属于大日本”;在鄂霍次克海上标注着“此海应以武力获得”,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旁边标注着‘你夺取它,它就属于你’,等等。对日本来说,攫取远东是第一要务,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迅速扩大日本的影响,最终在有利的条件下夺取苏俄的这个边区。
　　在日、美等国支持下,俄国的白卫分子和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迅速摧垮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外国干涉者用刺刀扶植起的白卫傀儡政府废除了苏维埃政权施行的全部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经济领域的政策和措施。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远东与国家中心地区的经济联系被切断,远东作为消费区对外国商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外国公司彻底统治了远东的渔业,其中日本资本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在1919年之后。
　　1919年9月是《俄日渔业协定》有效期截止的期限。由于这份日本在打赢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迫使沙俄签订的协定对日本有利,日本利用高尔察克“政府”对外国干涉者的依附性,于1919年8月26日同它签订了关于延长《俄日渔业协定》有效期的协议(直至全权的俄国政府对其重新审议)。由此可见,高尔察克“政府”不但不能保障俄国远东渔业的存在和保护远东的渔业资源,反而使日本资本无监督地掠夺远东渔业资源有了法律依据。
　　但好景不长,高尔察克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随后,1920年1月31日在滨海地区建立起革命民主政府——滨海省自治局。但在这里驻有重兵的日本政府并不把滨海省自治局放在眼里,它肆无忌惮地宣称日本渔业企业有权在苏俄远东水域进行“自治”捕鱼,并派军舰加以保护。
　　1920年4月6日远东共和国成立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与这个外表是民主共和国、实质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缓冲国”的新国家进行外交谈判,但是它并不想放弃既得利益,尤其不想放弃“自治”捕鱼的非法权利。1920年12月16日日本外交使团团长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向滨海省临时政府递交备忘录,内称:“在阿穆尔河下游以及阿穆尔河河口湾,包括兰格尔岛和乌德岛等渔区今后将处在日军司令部管辖下。至于北萨哈林其余部分和从拉扎列夫角到杰卡斯特里角沿岸水域的渔区目前尚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政权管辖下,但今后这些渔区将置于日军司令部管辖下。”日军司令部利用自己在萨哈林的军事存在,准备夺取全远东的渔业权。在萨哈林日本渔业主为所欲为,他们把俄罗斯人和当地人从好的渔区排挤出去,并以低价从他们那里收购鱼。日本渔业主掠夺性地捕捞,导致渔区鱼类资源储备下降。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在萨哈林水域大肆捕蟹。日军司令部还擅自扩大日本人捕捞范围,把“自己的权利”推行到阿穆尔河人海口至齐默尔曼诺夫卡村河道。日本占领当局开始竞卖乌德岛和兰格尔岛附近渔区使用权,而按照苏俄行政当局的规定这里是禁捕区,这个规定是出于保护渔业资源和维护当地居民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1921年年底,日本占领当局在这里把渔区增加到100个,而以前只有43个。

　　1921年1月,日本提出新的关于扩大自己捕鱼权的要求:日方对渔场收入款实行自己的监督并限制其花费,有权发放航行证明和领事馆的进入俄境的证件,允许日本渔民与俄国渔民有同等的权利在未被《俄日渔业协定》规定的河流、海湾从事捕鱼作业。日本政府威胁要实行自己的捕鱼技术监督并阻止商用补给船在鄂霍次克和堪察加边区为俄国渔民服务。例如,1920年有5艘商船为苏俄捕鱼业服务,而1922年一切捕捞作业所需物资都只能用日本船只运到堪察加,从而加大了苏俄渔民的捕鱼成本。
　　远东共和国政府1921年1月18日发出特别照会,强烈抗议日本对本国渔业资源的掠夺。照会指出,这种掠夺行为是与日本政府一再声明的尊重我国人民权利,承认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承诺大相径庭的。有鉴于此,远东共和国政府发布命令,停止进行出租协定的水域内渔区的交易活动,这些渔区是1921年3月18日标定的。作为答复,4月12日日本政府通过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发表声明:日方在萨哈林自主进行出租渔区和鱼类加工区的交易活动。声明中说,“有 意了解上述目录、决定和规则者可在领事馆查阅这些文件的日文本”。日本占领当局竟然把俄国人承租的、且租期早已由苏俄行政机关延长的渔区和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自治局的渔区以及农村居民的渔区列入供交易的目录中。同时,日本政府还允许本国渔业主不向苏俄当局缴纳租金和其他税款。1922年年底,仅阿穆尔河河口湾各渔区承租人未缴入苏俄国库租金就达194万卢布。
　　这样,苏俄远东水域渔区处在日本渔业协会无监督的支配下,日本占领当局力图把这种状态保持下去,并竭力削弱苏俄远东地区的经济。日本政府通过支持白卫制度而获得各种优惠。例如,1921年日本与它扶植的谢苗诺夫自卫“政府”签订协议,该协议第12条规定:“当在远东恢复了稳定的政权后,日本臣民在取得滨海、萨哈林、堪察加省渔区租让时将享受特殊的优惠。”
　　为迫使苏俄接受自己的条件,日本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进行军事挑衅。1920年3月,日本当局挑起所谓“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围绕这个事件,反动报刊掀起轩然大波,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证明日本在远东侵略政策的正确性,为此应完全占领萨哈林,增加日军在远东的兵力,开始对滨海地区采取武装行动。
　　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严重影响了阿穆尔渔产工业的经济状况。1921年该事件赔偿金被重新估价为100万金卢布,取代以前1200万卢布的估价。1922年,阿穆尔河下游85%的渔区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这使俄国在阿穆尔建立民族渔产工业的一切努力成果几乎化为乌有。以前,在这里有60个大型捕鱼区和腌鱼区被利用,年平均捕捞量为:鲑鱼900万普特(144万公担)、欧鳇9000普特(1440公担)、鲟鱼2000普特(180公担);年平均加工大马哈鱼子8.5万普特(1.36万公担)。日本政府正是利用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来掠夺这里的资源。
　　破坏远东鱼类资源储备,搞垮苏俄渔产工业企业,日本的经济扩张使苏俄远东经济雪上加霜,也使食品极度匮乏的欧俄地区感受到它的影响。1921年8月6日,苏俄农业人民委员部渔猎局召开会议,研究远东地区捕鱼业状况。渔猎局局长沃罗特尼科夫正确评估了远东渔业的现状,他说:“日本人占领了远东渔区,使俄国捕鱼劳动组合几乎全部瘫痪,而它在以前曾每年为市场提供数百万普特的鱼。这使远东共和国居民失去了曾大量食用的廉价食品。”会议指出,日本人一方面自己在远东滥捕滥捞,捕捞地点、捕捞数量不受任何监督;另一方面,利用武力对苏俄行政当局和渔民施行各种限制甚至恐吓,造成苏俄捕鱼量锐减,加剧了远东共和国的粮食危机。无疑,日本人把这种危机看作是达到侵略目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掠夺渔业资源,占领苏俄远东很大地区的同时,日本力图通过外交手段巩固对远东的统治和加强在北太平洋的政治影响。遵照党中央和列宁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指示,远东共和国制定了通过外交谈判以和平手段迫使日本撤军的方针。1921年8月27日至1922年4月16日,远东共和国与日本在中国大连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按照俄共(布)中央远东局1921年8月10日会议通过的对日谈判原则,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应通过谈判使日本承认远东共和国,双方建立正常的外交、经济贸易关系;双方确认互不干涉内政,不许在各自领土上建立旨在反对对方的组织和团体并禁止已有此类组织的活动,双方向对方国民提供自由入境、居住和按所在国法律从业和经商的便利;要求日方承诺在双方缔约后一个月内日本从全部远东领土上撤出军队。在1921年9月6日会议上,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向日方递交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和平、友好和贸易条约草案》。20天后,日本代表团提交了自己的《关于贸易及其他条约草案》,包括17条条款,因此史称“十七条”。它的第2条要求扩大日本渔业主的权利,提供给他们在俄海岸作近海航行的更广大的范围。该条约草案规定远东共和国有保护日本臣民和俄国企业家的私有财产的义务,要求在太平洋不保留俄国舰队、摧毁现有军舰,要求把北萨哈林租借给日本80年,以补偿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见,“十七条”是国际关系实践中最无耻的以强凌弱的条约。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坚决捍卫自己在一系列问题包括渔业问题上的立场。它坚持让苏俄代表参加专门问题(捕鱼委员会)谈判工作。1921年12月31日,日本代表团同意成立渔业委员会,但反对苏俄政府正式代表参加会议工作。经多次照会和协商,日方不得不同意苏俄代表马尔赫列夫斯基参加会议工作。
　　远东共和国关心的是,在重新审议的《渔业协定》基础上签订行将到来的渔季的渔区租让合同。因此,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尽快召开渔业委员会会议。但日本政府却匆忙自主“解决”了捕鱼问题:根据日本与其在滨海扶植的梅尔库洛夫“政府”(日本所说的“滨海事实上的政权”,1921年5月26日建立)签订的协议,日本为租用渔区支付给该“政府”300万卢布。1922年3月14日,远东共和国政府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指出这样解决渔业问题是不行的。照会严正指出,“梅尔库洛夫政权只是由一小撮洗劫俄国人民财产的强盗建立的,它绝不是在远东共和国和苏俄领土上有权把某些权利转交给第三者的合法政权。显然,这个政权签订的任何条约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保障日本渔业主的利益,因此它不会被承认是合法的。同样地,渔业主向这个‘政府’交费,将不被认定为取得了俄国沿海水产资源的支配权。”
　　1922年3月,远东共和国政府重新建议日本立即召开有苏俄代表参加的渔业委员会会议,商讨调节捕鱼问题、保护双方本年度在捕鱼方面的利益、修订期满失效的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3月20日和23日双方接连交换照会,但没能解决苏俄代表参会问题。日本政府故意拖延谈判,以便利用日军司令部策划的自卫军对远东共和国的进犯而加重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很明显,对日本来说,大连谈判只是它的一块遮羞布,为的是在世界舆论面前造成日本热爱和平的错觉。
　　1922年4月初,由于远东共和国代表团的坚决态度,日方同意了贸易和总协议草案(删除了其中不承认远东共和国主权的条款)。而4月16日。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日本代表团中止了谈判。至此,大连谈判无果而终。
　　在大连谈判期间,日本政府经常故意不理会俄国和国际上关于捕鱼问题的法律。例如:从1921年12月29日至1922年3月30日,它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妄图破坏开始定于1922年3月28日,后改为同年4月4日举行的渔区交易会。最终,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日本渔业主要手腕,使4月4日的交易会流产。日本在堪察加的占领当局就此发表声明,口是心非地说:“两年来,为维护因《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渔业协定》而获得的权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日本渔业主协会在俄国水域采取的“自治”措施是必要的和临时的,它允许自己的会员在日本政府承认是公允和可行的条 件下从事捕鱼;日本军舰在相应范围内保护和监督捕鱼作业;渔区租金和其他承租捐税数额由日本渔业主协会参照前几年额度确定,并将收集款项,把它交给相应机构,类似于寄存。”声明还强调说:“当然,日本军舰不会干涉被派往俄国渔船作业水域的俄国护卫船的行动,但不许它们打扰日本渔业主及其船只。”十分清楚,日本政府是为像渔业主协会这样的大型经济组织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利用政府的支持,日本渔业主有恃无恐,公然认为日本渔船在俄国水域的非法存在、使用在俄国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在河流和海湾未经俄国当局批准擅自占据渔区等,都是合法的。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自治”捕鱼制度使日本渔业主获利不菲。例如,金户善郎在1925年发表的文章《在俄国水域的渔产工业的经济述评》中有这样的记述:1921~1922年,在渔业主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利用俄国远东的事件。建立了“自治”捕鱼制度。“这种制度消弭了在日本渔业主之间长久存在的、哪怕是最小的分歧也极易引起的敌视和不和,把所有渔业主都联合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工作。在这两年里他们取得了最大的收获”。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日本利用在苏俄远东水域“自治”捕鱼制度,大肆攫取经济利益。
　　根据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渔业经营采用渔区竞卖方法租借,在渔区租借竞卖中日本人与俄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该协定从1908年开始实施,到1928年苏日两国签署新的渔业协定,日本渔业资本在远东渔区租借率为年平均82.9%。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到苏日两国建交的1925年,七年间日本渔民在苏联远东领海从事作业人员年均为1.6万人,渔业产值年均为3000万~4000万日元。
　　1918~1922年,在远东协定内水域日本获得渔区数量大大多于苏俄:1918年分别为245个和77个,1919年为247个和84个,1920年为311个和77个,1921年为307个和82个,1922年为307个和81个。而且很多日本渔业主故意不缴纳租金,1920~1922年仅滨海省日本承租者就欠租金55.85万金卢布。

　　1919年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渔区租借竞卖会,结果如下:租期为一年的渔区61个,俄方租借率为8.2%,日方为31.3%;租期为3年的渔区78个,俄方租借率为10.3%,日方为41%;租期为5年的渔区36个,俄方租借率为16.7%,日方为61.1%。
　　堪察加是日本渔业主捕捞量最大的地区。1920年约有400艘日本渔船在这里从事捕捞作业。在这里被租借渔区数量:1917年为200个,1919年为307个,1922年增至500个。捕鱼量1921年达到691万公担,鲑鱼罐头产量70.3万箱。在那个时期,堪察加边区年渔业总收入超过200万卢布。日本渔业主捕捞鲑鱼和蟹的数量:1918年为60.5万公担,1919年为67.4万公担,1920年为100.4万公担,1921年为128.6万公担。这些数据取自日本官方机构的报道,显然被压低了。1926年出版的《堪察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好的地区,每隔两俄里就能遇到日本渔民,每个村庄附近都停泊着日本轮船,其居民数量在捕鱼季因日本工人到来而增加一倍。总之,在鱼群游过时堪察加沿岸变成了日本的一角。但日本人不是闲待在这里,而是走出去:通常他以资金和用具支持在河上作业的俄国渔业主,他还收购居民手中大部分鱼。”1922年日本人在堪察加收购鱼产品620万普特(93.4万公担),价值590万日元(570万卢布)。由此足见日本在堪察加渔业中的扩张势头。
　　1918~1922年,在堪察加建有罐头厂数量分别为:18、18、24、19、19个。其中日本罐头厂产量分别为:38.2万、66.1万、53.4万、70.3万、71.8万箱。然而,关于日本罐头厂数量的材料至今难以找到,不过,根据现有关于日本罐头厂资产的材料,大体可估算出当时罐头厂总数中日本占绝大多数。当时日本罐头厂资产合计为4000万~5000万日元(3870万~4840万卢布),而苏俄罐头厂资产仅为250万卢布,即比日资少90%~92%。
　　在鱼讯期来远东捕鱼的日本工人数量也能说明日本在远东渔业中扩张的规模。1920年,在远东参加捕鱼的21648人中有日本人17251人(未算阿穆尔渔区),而1922年相应为33822人和22477人。
　　远东各渔区捕鱼量在远东总捕鱼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也是日本渔业主掠夺远东渔业资源的证明。把1910~1914年捕鱼量和1918~1922年捕鱼量相比较:总捕鱼量分别为12.1万吨和13.2万吨(可见增长不多),其中滨海渔区捕鱼量分别为6500吨和9600吨,所占总捕鱼量比重分别为5.4%和7.3%;鄂霍次克渔区相应为3000吨和10200吨,2.5%和7.7%;堪察加渔区相应为36300吨和92400吨,46.5%和70%;阿穆尔渔区相应为55200吨和19800吨,45.6%和15%。通过比较这组数字可以发现:鄂霍次克和堪察加两渔区所占比重增长特别大,即从49%增至77.7%,而这两个渔区正是日本“自治”捕鱼的重点地区,可以说是日本渔业企业在此捕捞量大增引起的变化。而阿穆尔渔区所占比重却大幅下降,即从45.6%降至15%,这正是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对当地渔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结果。
　　日本利用在苏俄远东水域捕捞的鱼和海产品,扩大了海产品出口量。在国内战争期间,日本出口鱼罐头50多万箱、干咸鱼近100万普特(16万公担)。1921年日本渔业主从南萨哈林向境外输出了404万日元(392万卢布)的咸鲱鱼,向欧美输出115.5万日元(112万卢布)的蟹罐头;此外,还运往日本和中国202万日元(196万卢布)咸的和鲜的驼背马哈鱼、39万日元(37.8万卢布)的海藻。这些海产品中应有很大部分是在苏俄远东水域中捕捞的。
　　综上所述,日本利用出兵西伯利亚和远东干涉俄国革命之机,大肆攫取经济利益。它以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为借口,占领北萨哈林,在苏俄远东水域实行“自治”捕鱼政策。实质上,所谓“自治”捕鱼就是以武力为后盾对苏俄渔业资源的公开掠夺。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干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最终迫使日本从苏俄远东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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