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诸多北方小民族为世人留下了神秘莫测的精神遗产——萨满教。作为残留于现代文明世界中少有的原始文化遗存,萨满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俄国学者从18世纪开始将萨满教置于研究体系中,至苏联解体时,已形成了关于萨满教起源、性质和职能、地位和价值等方面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探索人类文明的宝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诸多北方小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他们在创造物质文化的同时,更为世人留下了神秘莫测的精神遗产——萨满教。萨满粗犷豪放的舞姿、灵佩斑驳的风采与铜鼓相互辉映,勾勒出一幅独特的原生态画卷。作为北方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萨满教记录着人类在开拓和征服自然的童年岁月中呈现出来的情感、观念、经验、认识。同时,作为残留于现代文明世界中少有的原始文化遗存,萨满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萨满教学。俄国学者从18世纪开始将萨满教置于研究体系中,至苏联解体时,已形成了关于萨满教起源、性质和职能、地位和价值等方面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探索人类文明的宝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萨满教的起源研究
　　
　　19世纪上半叶,研究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俄国学者开始探讨萨满教的起源问题。一些学者对萨满教的内在起源不予重视,认为它来源于古典的东方文明。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同时代浪漫主义东方学的影响,而且代表了一种流行的态度,即“野蛮的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不可能创造出它们自己的宗教,不得不从古典文明中借鉴”。西伯利亚历史学家P.A.斯洛夫佐夫认为,萨满教是发源于印度的一些古代宗教的残余。第一批东方学研究者之一的尼基塔·比丘林断定西伯利亚萨满教是亚洲佛教的一个变种,“通过口头传说来学习萨满教仪式的西伯利亚萨满们,不可避免地用他们粗劣的创新和附加来扭曲仪式,这源于他们的无知”。这种变种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I.扎瓦利申,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推断了阿尔泰萨满教的起源,强调土著萨满能够给同伴以很有效的治疗。“是因为他们通晓西藏喇嘛教药物的传说”和“源于佛教的口头文化被一代代传递。”而且,他坚持阿尔泰人的传说表明“他们是直接起源于印度,并部分地受到埃及的影响”。
　　第一个试图从生存的特定区域上来解释萨满教的学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布里亚特人多吉,班扎罗夫。他是土著人,又接受了德国东方学学术体系的培养,因而视角独特,他认为萨满教是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精神文化。在他的硕士论文《蒙古人的黑暗信仰或萨满教》中,强调亚洲萨满教是起源于内部,批评了那些坚持西伯利亚和蒙古的精神信仰是西藏佛教分支的观点。在N.苏金的一篇流行的关于萨满教的论文中,他对班扎罗夫寄予高度的期望,“可以假设,存在于西伯利亚人种学中的未解之谜将要由这位年轻的学识渊博的布里亚特人来解释”。不幸的是,班扎罗夫没有实现这些期望。由于文化冲突,他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不久他就不再继续从事民族文化的研究,以酒来麻醉自己至死。
　　20世纪伊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风靡全球,性的理论是其中重要内容,即认为“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施德恩伯格从萨满和他们的庇护神灵之间的本质关系上来解释萨满教的起源,他认为两者具有象征意义的性关系,双方分别扮演丈夫或妻子的角色。这种“性的配合”在西伯利亚土著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萨满教中亦如此。
　　20年代,研究者经常将流行的关于西伯利亚萨满教的心理和医学解释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融合。在土著人种学者克谢诺夫恩托夫的论文《乌拉尔—阿尔泰萨满教的狂热礼拜形式》中,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萨满教的经济解释和早期建立的萨满为神经病者的观点相混合,认为西伯利亚土著萨满信仰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游牧经济的周期性变换,即从依赖一类役畜转到另一类。土著群体日常是通过宗教的体验来看待这些转变的,于是自然地认可了萨满模仿役畜行为时的“精神错乱”。
　　30年代,人种学家I.M.苏斯洛夫强烈抨击施德恩伯格的理论,他认为,“萨满的性选择”是由于土著中男性晚婚现象的普遍存在。因为许多西伯利亚男性没有能力给他们的新娘提供约定俗成的嫁妆,这样就催生了在性欲上受到挫折的“精神上不平衡”的独特的人,而这种不平衡以烦恼、发怒、幻想的方式表现出来,通常集中在对异性的性幻想上。他还强调,一旦苏维埃的现代化消除不健康的环境,土著的社会生活将会平衡。
　　十月革命后,阶级观点也被引入萨满教起源的研究中。实际上,在革命前一些人种学家就假设萨满教和原始社会的结构变化之间有关系。他们把萨满教作为一种职业的起源归因于土著社会由原始的人人平等体制向早期阶级关系的演化。如博格拉斯早在1910年关于西伯利亚东北部萨满教的论文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1916年,克汉加罗夫则对萨满教的母系社会起源说给与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在他的一部手稿《女性社会和萨满教》中提出,“在远古存在原始的女性社会,女性氏族长扮演着最初的母亲和萨满教巫师的双重角色”。当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瓦解时,父系家长制取代了母权制,当第一个阶级形成时,女人被排挤出仪式生活,男性萨满逐渐统治了精神和仪式领域,男性神灵逐渐取代了女性杰出人物。这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是摩尔根提出的,被苏联人类学吸收,并成为它的支柱之一。此外,人类学者乌勒斯乌诺维奇试图将萨满描绘成剥削人民的“富有土著贵族”的代表,同那些拒绝根据阶级等级来界定土著精神从事者的同行们进行较量。

　　60年代,苏联学者对萨满教的起源和演化研究继续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苏联人文科学和社会认识中的进化观点仍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这种研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试图确立西伯利亚萨满教中最古老的核心文化,最流行的方法论是寻找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神话学的相似之处,允许学者联系不同文化的元素或为萨满教和它的伴生物分类。如D.S.杜加拉夫对布里亚特人中的“白色”萨满教(慈善的)的研究,通过运用布里亚特人精神性和相邻文化之间民间传说、语言学的相似性,把布里亚特萨满教的起源同古代印欧人种的重新定居联系起来。这显露出苏联学者在关于人种学起源的观念上,其流行的趋势是加强对西伯利亚萨满教最古老的起源和它的属性及外来性的研究。
　　
　　二、萨满教的性质和职能研究
　　
　　进入18世纪以来,为了加强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管理,沙俄政府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全面的科学考察。1734年,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北方大考察拉开了帷幕,历时十年之久,其中历史学家米勒 率领的科学院考察队规模最大、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在米勒考察西伯利亚的地理、风俗和人民的历史时,对土著民族固有的灵魂“妄想”产生了怀疑。他有机会考察了一个萨满教的仪式,整个仪式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而言,所有的仪式都是基本相似的,没有什么奇迹发生。萨满发出令人不愉快的嚎叫,无意识地蹦跳,敲打着单调的鼓”。他把萨满仪式视为华丽的欺骗,强调这些萨满都是粗劣的骗子,是应该受到责难的仪式“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然而,确信都是无用的,荒诞和欺骗之事,萨满通过这样的方式生存,整个仪式就像一场由父亲到孩子的交易”。博物学家戈麦林更进一步阐述了米勒的观点,称这些“低劣的表演者”欺骗了他们的同伴,应该受到流放金矿或铜矿的惩罚。
　　尽管对萨满的行为持怀疑态度,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些启蒙研究者包括由德、美来到俄国定居的学者也尝试探求这种“妄想”的起源,把萨满教归结为一种宗教,对土著信仰的评价出现了转变。在米勒的《西伯利亚史》中,他主张萨满教可能是世界宗教的最初形式,推测“萨满教出现在印度,逐渐波及整个亚洲”。约翰·彼得·法尔克承认萨满懂得如何去操纵一只鼓,这些土著精神的从事者就像神父一样。帕拉斯认为萨满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形式,试图去考察萨满天资的来源,不赞成亵渎土著人民视为神圣的事物,对萨满表示出一些同情。乔治强调,萨满是民族习惯的创造者和保存者。而约翰·戈特弗莱德·赫德的研究则是标志性的,他把从北美带来的人种学资料和西伯利亚的数据相结合,得出萨满教是一种宗教的结论。他认为萨满教是组织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反对将萨满称为“骗子”,是萨满从混乱中创造出秩序。
　　到了19世纪上半叶,在关于西伯利亚萨满教的记述中,虽然指责性的评价依旧占主流,但研究者们逐渐对系统收集和记录萨满教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限于描写他们观察仪式时的感受。如地理学家彼得·契卡切夫用一种中立的方式描写萨满,而没有使用陈词滥调的“欺骗者”或“悲惨人物”的字眼。他说,在仪式进行后,萨满通常返回他们的日常居住处,这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没有要求任何荣誉,没有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同样,N.苏金曾为一个俄国文学杂志写过关于萨满教的评论文章,也把萨满视为正常的人,在仪式上“依然神志清醒,没有进入妄想,没有失去自己的想法”,称他们是“部分地欺骗同伴,或许真的非常相信唱诵的力量”。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基督教传教士团对西伯利亚萨满教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其中包括人种学方面的记录,但焦点是关于他们如何看待土著宗教的。为了和自己的竞争对手对抗,许多传教士坚持认为萨满是病态的欺骗者,以贸易和剥削病人为生。然而,有的传教士则用基督教的理论来重新解读土著的精神性,瓦西里·维尔比茨基是代表者,他提出了一些关于阿尔泰部落有价值的人种学理论。在谈及信徒被引入萨满这一职业的方式时,他坚持这既不是疯狂亦不是欺骗,而是穿透“未设防的”土著灵魂的邪恶势力的显示。基督信徒,享受真神的帮助,有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工具;而贫困的土著人,没有这样的工具,因此成为牺牲品。此外,他还将阿尔泰部落萨满教信奉的多种神灵减少为两个对立的神:善良的和邪恶的,主张二元神论。
　　第一个试图对西伯利亚萨满教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是威廉·拉德罗夫,他的研究影响了西方对萨满教的认识。他是一个移居到俄国的德国东方学研究者,更名为“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拉德罗夫”,后来成为俄国人类学的资深研究者。在19世纪60年代,他深入地图上没有标示语言和人种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探险,指出土著萨满教具有即兴的特征,因此即使有足够的资料,也无法去构建一个关于它的正确的图画,“当我们开始描述萨满教的细节时,矛盾的信息扭曲了一般性的图画,直到最后完全破坏它”。拉德罗夫把萨满教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平行看待,并将萨满合法化,指出:“萨满并不比其他宗教的牧师恶毒,他们是土著人民伦理理想的承载者”。19世纪60~80年代,拉德罗夫的著作在德国、欧俄、西伯利亚陆续出版,是许多俄国和西方研究萨满教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为萨满教成为西方人类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20世纪初,日益丰富的西伯利亚萨满教人种学资料促进了关于萨满教本质学说的产生。学者和作家通常将萨满教视为一种在社会或地理环境作用下的精神疾病,把萨满的发狂同“北极地区的歇斯底里症”联系起来。他们强调,土著社会在欧亚大陆的北部,注定要在荒凉、阴暗、残酷的北极环境中生存,人们天生易患歇斯底里症,因而自然地被训练成宗教的从事者,并完全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性。萨满从事这一职业是伴随着痛苦的生理上的转变,他们在仪式上难以控制的行为正是精神反常的证据。这种观点和当时流行的心理学理论产生了共鸣,即关于农业和原始社会中个人主义和歇斯底里症起源的理论。博格拉斯在他的论文《东北亚部落中的萨满教心理》中概括了这些评价,特别强调萨满教是一种通过选择精神上不稳定的人来创造的宗教形式。
　　在苏联学者的萨满教研究上,除起源问题外,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围绕萨满教是不是宗教展开的,像人种学家帕塔波夫坚持萨满教是一种有自己特定的“口头”信仰制度的宗教。此外,在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学习萨满教的苏联学生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萨满教的解释。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诺维科用构造主义重读萨满教,瑞乌涅恩科瓦把萨满教解释为一种有创造力的事物,克林对图维尼安萨满教的仪式和民间传说的分析。与此同时,维恩希泰恩则认为萨满教是一种文化上承认的精神混乱,从而返回到20世纪初期的观点。
　　
　　三、萨满教的地位和价值研究
　　
　　19世纪中后期,以作家格雷戈里·波塔宁为首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者的文化活动对于人们认识萨满教的地位和价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提升西伯利亚在欧俄眼中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消除这一地区只能作为罪犯流放地的传统印象。为了证明西伯利亚是一块有着丰富和独特文化的土壤,他们细致地搜集民族的风俗和人种资料,认为萨满教是最具有古老的土著习俗特色的。波塔宁的多卷本人种学著作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从亚洲内部土著的习俗中追溯犹太教—基督教共有的精神传统的起源。一方面,他在希伯莱人、俄国人、早期基督教徒、欧洲人中世纪的神话和来自蒙古、西伯利亚南部的萨满教传说之间找寻发展的平行性,另一方面,又坚持他们起源的相似性,创造了他的“东方假说”。波塔宁的学说受到欧俄学者的忽视,而在西伯利亚则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和作家。如戈夫雷·克谢诺福尼托夫——一个雅库特族的人种学家,坚持基督教起源于西伯利亚萨满教的理论,强调亚洲内部游牧民族的特殊作用。他把耶稣视为第一个萨满,并指出二者的相似之处。这种类比理论在文学上的一个范本是由维亚切斯拉夫·希施科夫于1919年出 版的著作《斯卡瑞萨满》。除了在文学和学术领域的实践外,地方主义者也扩大了西伯利亚人公开展示萨满教风俗的机会。
　　除了地方主义者外,土著萨满教也吸引了那些同欧俄在文化上相联系的政治流放犯的注意力。沃尔德马、博格拉斯等人在西伯利亚非自愿的经历中成为人种学家,这些知识分子的著作同样影响着西方对萨满教的认识。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紧随而来的1897~1902年间俄美的北太平洋人类学探险,参与考察的学者们对西伯利亚东北部和北美西北海岸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复杂的专业研究。
　　十月革命后,在具有俄罗斯和苏维埃双重属性的文化环境中,人种学家依然能够在西伯利亚旅行和收集资料,但这一时期的报道对萨满教的批评日益增加,主要是针对其在现代化中所处的位置。萨满教的研究者们倾向于强调土著精神滞后和因循守旧的本质,而它与苏联的现代化是相矛盾的。萨满不仅被视为阻碍现代医学、教育和科技进步的“传统无知”的代表,而且是它自身可怜的牺牲品。
　　到30年代,学术界已经证明萨满是精神错乱的“癔病者”,这种理论为苏联政府攻击西伯利亚土著信仰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由。内科医生库特马诺夫使用“北极歇斯底里症”的概念来研究埃文克人,主张为了苏联现代化必须改造阴暗、原始的生活,招募优秀的萨满人才,而不是精神病者。在他的解释中,在土著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为精神紊乱创造了邪恶的循环,定期爆发大量的歇斯底里症,而萨满则传播这种疾病,并使它永久地存在。但他反对对萨满教采取激进的措施,认为苏联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自动消除歇斯底里症的社会根源,萨满教会自然消亡。
　　直到50年代末,“萨满是自私的机会主义者,只为富有阶层服务”的评价一直统治着苏联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人种学家科索克夫和反宗教宣传者卡波塔耶夫大胆而坦率地发表意见,反对自然消亡理论中有害的政治影响,正确指出,西伯利亚萨满教不仅能够存在下来而且还会繁盛。A.多洛达夫反对对萨满进行强硬的镇压,通过类比的方法,得出萨满教跟基督教一样,代表着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在60年代,学术界对萨满的强硬态度大体上已经平息,人种学者重新开始研究土著精神。
　　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肆冲击和演变,苏联的现代化和共产主义解体了。在所有后苏联国家里产生了精神的真空,充斥着秘密的可改变的学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萨满教的智慧和实践好像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在土著自治区,民族知识分子把萨满教和萨满纳入了他们思想体系之中,被用于人种民族主义的构建。在图瓦,萨满教与藏传佛教、东正教同被视为官方宗教,而重新创造的萨满教在今天萨哈共和国的文化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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