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这样一个聚集了119个大小民族的国家里，非俄罗斯族民族意识的存在和发展是一 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苏联国内外都已引起注意。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就苏联民族问题的 若干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非俄罗斯族民族意识有所发展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关于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据当代的苏联学者介绍，长期以来，他们对研究这个问题 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研究工作也还“做得很少” [1] ，致使目前出现许多复杂情况难以解释和处理。

        从苏联当前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虽然随着农民不断投入工业生产，农民历史上形 成的生活方式、传统和习俗在发生变化，可是，某些非俄罗斯民族感情，包括民族自豪 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结果是，近二十年来怀古情绪在他们中间盛行。有些人 甚至对当前的成就和当局设想的规划漠然处之。更多的人现在仍强调自己的民族属性，要求 保持本民族的语言和阅读用本民族语言写出的作品，只愿意送孩子进本民族语言学校学习 [2] 。 这一切说明至少在某些领域里，非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增无减。 这种状况已经给苏联当局宣传的某些论点带来了困难。例如，苏共中央关于筹备苏联建 立五十周年的决议(1972年)曾指出， “苏维埃国家所有大小民族最紧密的统一，全面的繁荣 和不断的接近” “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并非所有的苏联人都乐于接受这种 论断。有些学者(主要是非俄罗斯学者)在谈到民族发展规律时，只爱讲民族的繁荣和接 近，回避它们之间的“统一”问题。而且，他们所谈的往往是各个民族自身的繁荣和本民族 的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接近，而不是各族共同的繁荣和彼此接近。也有些人虽然承认这些 规律的作用，但不愿意承认不断接近是民族生活的主要趋势 [3] 。

        再如，苏联当局经常强调的另一个论断是：各民族生活中的民族因素和国际主义因素是 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某些人的解释，这意味着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国际化是民 族和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规律，民族界限消除的过程是现阶段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内 容。因此，他们认为民族的发展和繁荣是离心力，它们的接近和融合才是向心力。 [4] “新的 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提出后，又出现一种新的论调，认为这意味着在最近的将 来会形成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它甚至会成为未来整个人类的“雏型”和“样板”。 [5] 这样的解释在非俄罗斯民族中引起了不安。有人表示，这两种因素本来就是对立的。以文化 为例，民族文化和国际化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能是民族文化遭到大量排斥 [6] 。因此， 过分地强调国际主义的因素，势必会削弱民族因素的作用，触犯民族精神财富中的那些神圣 不可侵犯的东西，给非俄罗斯族人民带来精神痛苦。 [7] 因而人们担心这只会引起强烈的维护 民族遗产的愿望，甚至会导致民族关系的激化。有人提出警告说，这种过于绝对的说法实际 上已经引起不少人担心“历史共同体”会变成某种凌驾于民族之上的东西，从而降低民族因 素的作用，伤害民族感情，刺激民族意识的增长。

        面对这种状况，苏联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样观点认为，—现在既然已经宣布形 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和全新的苏联人民的民族意识，那么，各个单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只能算 作民族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促进这种意识的形成。 [8] 另——种观点认为，不能对 民族意识增长的状况熟视无睹，应该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对它加以妥善的引导和利用，否 则会造成政治失误。他们甚至认为，十月革命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过民族因素会随着社 会主义社会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减弱，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民族因素的牢固性和发挥 积极作用的长期性；现在，应该改变这种认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民族意识—概斥为保守因 素，在处置民族关系问题时不应提出过急的口号。 [9]

        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最高领导人更迭之际似也有某些变化。勃列日涅夫在 世时，虽然也承认民族关系“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任务的现实”， [10] 但是，直到1981年苏共召开二十六大时，他也只是说到“并不是民族关系方面的所有问题都 已解决”。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则更强调了民族问题“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并且进一步指 出： “一切大小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进步总是伴随着它的民族意识的必然提高而取得的，这是 一个合乎规律的客观进程”。他表示，民族意识的提高会产生某些不良现象，但造成这种状 况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过去的残余”，也还有“工作中的失误”，要求有一个适应“完 善发达社会主义”这个总方针的民族政策。 [11]

        所以，非俄罗斯族的民族意识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专家们之间的笔墨官司，而是一个相当 普遍地涉及到苏联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并对苏联当局贯彻实施它的战略部署有着直接影响的 重要问题。

二、非俄罗斯族民族意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

        为了把苏联大小民族“引上统一的轨道”，苏联当局的作法是，继续承认以不同民族 为标志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法律地位，维持联邦制，但同时通过促进各民族杂居、 鼓励异族通婚、组织包含多种民族的劳动集体；建立跨地域的经济综合体、削弱体现民族国 家的行政机构权限、推广俄语、改变土著民族阶级构成(增加工人阶级比重)等办法，力求 实际上逐步减弱土著民族在共和国内的政治代表性，减弱土著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影响力。但 是事实表明，不少作法不但在不同程度上遇到由非俄罗斯民族意识造成的阻力，而且反过来 又刺激了民族意识的增长。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当前的宣传中，苏联当局一面说，主要应该保障各个民族在经 济、政治和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发展，但并不一定需要每一个民族都建立自己的民族共和国； 另一方面又强调，各个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外来民族的成份增加了，它 们的利益也应得到反映并且在民族国家体制中有所体现。同时，苏联当局对国家的机构设置 也在不断调整。勃列日涅夫时期，原设的共和国部逐个“升级”，变成联盟兼共和国部(如 教育、社会治安、司法和社会保障等四个部)。有人还要求把所有的共和国部都改成联盟兼 共和国部 [12] 。

        但是，当局的这种意图和作法不断遇到各种形式的抵制。从报端透露出来的某些议论 中；我们就可以察觉到某种顶牛的意见和情绪。例如，在探讨苏联各民族的发展史时，有人 总时时缅怀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非俄罗斯族纷纷建立起本民族独立国家的情景；在谈到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总会有人坚持要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甚至 会出现把扩大权利作为建设民族国家的主要法则的呼声；某些经济的或行政管理的职权一旦下放，就会有人以此为据，要求非集中化。正因为存在这种状况，所以当局进退两难。—方 面，它虽然并不希望增加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权限，放松对非俄罗斯族的控制，但又不得不 注意各个共和园地位的平衡。体现在机构设置上，虽然每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人口差别很 大，但又得保持同等数量的编制；虽然某些机构的合并和集中会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但为 了平息民族不满情绪，又不得不停办或缓办。结果是，人力和物力浪费，机构臃肿、公文成 灾的状况难以改变。另一方面，这种状态反过来又突出了民族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客观上增 强了民族意识，致使苏联当·局担心，长此下去，会导致民族意识沿着错误的道路发展下去 [13] 在苏联新宪法的讨论过程中，虽然有人提出取消联邦制、建立单一国家的建议，但是最 后还是被否决了。勃列日涅夫强调说，如果这样办，将会“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来自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力的佐证。

        民族意识的存在与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在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勃 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人口问题“近来已尖锐化”。这首先当然是指劳动力紧 缺。所以，他在报告中要求采取“更广泛更有效的措施”鼓励生育。但是如果不加区别地使用刺激手段很可能会助长非俄罗斯民族人口比重上升和在劳动力本来就相对过剩的地区(中 亚和高加索)更加快人口增长速度。

        有人主张提高斯拉夫人的人口增殖率，降低中亚地区和高加索各民族的人口增殖率。另 一些人则认为，这种不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会造成民族间的不平等。既然强烈的民族意识尚 在，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只是原则地提到 人口政策要“认真考虑各个共和因和各地区的特点”。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也未曾触动这个 问题。

        再有，在某些加盟共和国，至今仍很难在土著民族中扩大工人阶级的比重，也反映出了 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政治影响。苏联形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算长。各民族原有的经济发展 水平极不平衡，社会阶级结构也有很大差别。原落后地区几乎没有多少产业工人。为了巩固 民族间的联系，消除彼此间的成见，逐步增加土著民族中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在本民族 人口中的比重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由于工业的发展，各共和国 的人口中，工人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是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受固守 乡土的传统意识影响，土著民族人口转入工业的人数有限，产业工人的增多主要是靠增添外 来的工人。据统计，七十年代末，在土著民族人口中产业工人所占比例最高的仍是原来工 业比较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如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族总人口中有?5—92％是工人；俄罗斯族、 乌克兰族、格鲁吉亚族、阿塞拜疆族、立陶宛族——60一71％)；其他地区的这个比例数则 比较低(摩尔达维亚、塔吉克、爱沙尼亚 46—49％；乌兹别克、拉脱维亚、土库曼一— 34—39％)。哈萨克、吉尔吉斯则最低，仅有13一15％。自治共和国也存在这种状况。 [14] 这 种状况不能不给当局推行现行的民族政策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现在不仅是一些从事民族 问题研究工作的学者在呼吁注意这种局面了。安德罗波夫在阐述苏联当局的民族政策时也指 出，民族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某些加盟共和国的工人阶级成分中”土著民族“有更 加充分的代表性”，强调作到这一点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5]

        非俄罗斯族民族意识的增强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在民族语言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苏联 当局不断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的调配，军队兵力的补充和更新，都要求 吸收更多的非俄罗斯族人，因而迫切需要普及俄语。如果从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几乎过半这个 事实出发，那么，鼓励掌握两种民族语言，包括掌握俄语，不能说没有实际需要。但是，片 面突出俄语的作用，把学习俄语作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 [16] ，甚至 不顾非俄罗斯民族的愿望和要求，利用一切机会贬低它们的民族语言的政治地位，取消它们 作为正式国家语言的资格，只能是损伤这些民族的民族感情，结果适得其反。近年来，苏联 当局在推广俄语方面有某些缓和和退让，维持承认某些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更多地强调两 种语言制的社会意义，在宣传中开始承认处置语言问题不应作得过分绝对，等等。不能不说 这是考虑了民族情绪有某些激化的结果。

三、非俄罗斯族民族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的某些要求有矛盾

        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民族政策的原则性方针”，就 是要“把联合的潜力发掘出来”， “通过全国的一体化，把各个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劳动 力、气候特点方面的潜力最合理地并入全联盟。”但是在许多方面，贯彻这个方针都会遇到 由于民族意识造成的牵制。 这首先表现在全苏范围的劳动力调配上。目前，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日趋枯竭。为了开发 东部地区，动员劳动力东移更显得有突出的必要。在劳动力总体上比较缺乏和民族边陲技术 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苏联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大批移民，但是，遇到民族意识 增强产生的阻力。

        一方面，外来移民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民族生活中的某些 传统和特点。尽管当局不断强调发扬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受到触动的民族往往依 然认为，这是在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满。七十年代，由于开发西伯利亚和 远东地区的需要，大量人口东移。结果，原来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小民族的民族意识有明显的 增长。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过剩地区迁出人口也困难重重。这主要表现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这里大多是穆斯林民族，他们有很深的乡土观念。多年来，无论是号召还是命令，都无法提 高这里农村人口的迁移率。据1979年统计，99％以上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98%以上 的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仍然居住在中亚地区，而且其中大部分分散在农村。这样，1970— 1971年间，中亚的农村人U增加了360万 [17]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人口还是朝着和生产力的 合理布局要求“相反的方向”移动。这样，提高中亚和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居民迁移率，就成 了“八十年代居民进行地区再分配的关键问题” [18] 。

        其次，民族意识的增强不断引起全苏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利害冲突。我们可以从 当前各民族经济学者对经济理论问题的探讨中窥见—斑。多年来，苏联经济学者争执不下的 问题之一，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超过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速度的规律是否普遍适 用于各个加盟共和国。从全苏的利益考虑，似乎无需在每个共和国都强调这个规律。但是， 不少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学者并不这样认为。例如，摩尔达维亚的一位经济学者就主张应该在 各加盟共和国都强调这个规律的作用。他说，摩尔达维亚从全苏预算拨款中少得了发展资 金，工业发展速度比原计划压低了，就是没有强调这个规律的普遍意义的缘故 [19] 。值得注意 的是，提出异议的不仅是这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学者，也不仅限于这一个问题。积累基金 和消费基金的关系，计算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利益 关系，如何平衡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等等，也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理论界人士 彼此间还没有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苏联人自己也承认，这些所谓“纯经济”的问题实 际上是与民族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并非总是积 极的。 [20]

        各个加盟共和国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也直接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六十 年代时，有些加盟共和国的人就主张靠紧缩生产全苏需要的产品部门来增加生产主要是共和 国需要的产品部门的投资 [21] ，被斥为：“总想从大锅里多‘捞’一点，在共同出力时少干点” [22] 。

        到了七十年代， 《共产党人》杂志仍在抱怨说： “有些工作人员能够长篇大论地讲解各民族 的友谊，却把兄弟共和国企业的订货推到次要地位，尽管他们知道，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 这件事比‘自己’的别的事都重要” [23] 。《真理报》也批判各共和国出现“经济上的关门主义” [24] 。

        问题之所以严重，正是因为这种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经济上的关门主义与苏联目前推行 的不断加强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相矛盾的。目前，除俄罗斯联邦外，苏联其他各加 盟共和国的经济都已不同程度地有了专业化分工。例如，据苏联人自己统计，若要保障国民 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机体正常运转，在目前条件下，需要有四百多个不同的专业部门相互配 合。但是，只有俄罗斯联邦具备这种条件，其他共和国都有很大的空白。乌克兰就只有约200个部门，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只有100个左右。再如，爱沙尼亚的150个经济部门中，只 有18个是无需外界支援就可以独立运转的部门。在这18个部门里工作的工人仅占共和国全部 工业劳动力的30％ [25] 。这就是说，整个共和国里，有70％的工业劳动力的正常工作取决于和 其他共和国的协作。其他共和国也有同样情况。如哈萨克、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分别有96、 93、100个工业部门需要其他共和国提供原材料或工业制成品才能维持正常生产，而它们依靠 本共和国提供物资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都比较少(哈萨克有?4个，摩尔达维亚有72个，格鲁 吉亚有82个) [26]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大。当然，首先是其 他共和国对俄罗斯联邦的依赖，因为俄罗斯联邦向它们提供的产品在它们吸收外部产品的总 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7] 。但是，除俄罗斯联邦以外的各个共和国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经济 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固然，这种依赖关系可以用来维系俄罗斯民族的关系，但是，由于经济 利益冲突所产生的彼此间相互扯皮和拆台的现象，反过来不会不对苏联整个经济的发展形成 某种牵制。

        第三，民族意识的增强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也是——种约束力量。应该说，苏联当 局对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早就有所察觉。但是在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民族关 系的现状是它必须考虑的—个因素，五十年代时，赫鲁晓夫实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改革，引 起了所谓“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活跃，就是因为对民族意识这个因素的作用估计不 当。结果是，许多地方发生了共和国利益同全联盟利益；本地民族干部同外来干部之间的对 立。这也是当时改革试验搞不下去的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得不收回了许多权力， 重新强调“集中领导”。但是，以各种形式要求给各民族共和国经济——定的自由发展余地的 呼声并没有中断。有人提出了“民族经济”、 “共和国经济”的概念，要求承认共和国经济 是构成民族的“极其重要的结构特征” [28] ，强调民族形式对于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具有 “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现在，而且将长久地在全苏国民经济中起进步的作用 [29] 。1973年， 谢列斯特受到批判。他的罪状之——是“使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成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苏 联的整个成就脱离开来”和强调经济的“自给自足成份” [30] 。这些在苏联受到公开批判的有 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那就是要使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经济同全苏经济的关系松散一 些，以便使民族共和国有—定的经济自主权。看来，考虑这种反映出浓厚民族意识的分权主 张的政治影响也是苏联改革步子不能迈得太大的—个原因。

四、克服非俄罗斯族民族意识的制约作用并非易事

        本文涉及的矛盾和冲突，在苏联国内大量存在，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 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当深度和广度，对苏联当局实施现行政策不能不形成—，定的掣肘 作用。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非俄罗斯民族在全苏民族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而且今后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有较大影响的非俄罗斯族不仅人口多，而且分布广；非 俄罗斯民族大多是被武力所征服。而且其中某些民族并入苏联版图时间不长，非俄罗斯民族 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怨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影响较大的非俄罗斯民族大多处于边陲地 区，且与周围邻国的同一民族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易受国际局势变迁的影响。加之民族政 策中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色彩，民族问题的解决，包括这些由于民族意识增强而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消除，都不是容易作到的事。因此苏联领导人也表示，必须对此“敏感地加以注 意” [31] 。苏联新领导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将如何处置，也是今后研究苏联问题中值得注意的一 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