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这个词不漂亮，也是个很难写的题目。这类事情，作为一种隐蔽的社会现象，只是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休闲聊天时的滑稽题目。把它变成称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就有点难于“启齿”。因之，初定题目为“地下妓女”，觉得扎眼，还是改为目前这个样子吧!自然，这类事情，若谈得“深”，只能由那些职业缥客来谈。社会学家也可谈，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的病态现象来研究。鄙人既不是前者，又不是后者，也来谈观感，就只能谈得很“浅”。

　　但“浅谈”也就很不容易了。倘不到俄国来，对这类社会现象的任何感性认识都不会有。那时 只听从西方国家回来的人说那里有“红灯区”。我从俄国归来后，也有人问我俄国有没有红灯区。我的印象是没有。至少看来莫斯科没有。但不以红灯或其他什么东西为标志，并不等于没有这类地下活动相对集中的地段。未去俄国之前，听说地下妓女的手上以戒指的部位为标志，真到了俄国，却忘了观察这个有意思的现象。但凭我的直觉，在莫斯科繁华区，有一种穿着很独特的女人有可能是干这一行当的。严寒的冬季里，她们的内衣穿得非常薄非常简单，此外便是一件很贵重、很保暖、穿与脱十分方便的高级毛皮黑大衣。这种大衣似乎多为短形，充分露腿。且大衣似乎只随便裹在身上，并不系扣，这大概是一种职业习惯:做那种事情非常方便。鞋和高筒袜也大抵为黑色。在我的直感中，始终以为这一类在大街上闲逛的女人是(可能是)妓女。这种印象大概还来自那些人的化妆、表情、姿态和气质。回国后问同人这些人“是不是”，回答说“大概是的”。但我这样说，很可能冤枉爱穿同类服装的俄国女人，因为冬季里穿狗皮、兔皮或高级貂皮大衣(包括黑色)是很普遍的习惯。

　　重要的还是“体察”，或再加上“感悟”。否则就发现不了之种社会的潜流。这如同对细菌的感觉，伤口溃烂的时候，可以断定细菌的存在，但谁亲眼看到过细菌，恐怕只有通过显微镜观察的那些专业人员。有些事情，当笔者回国后提起笔来写文章的时候才隐隐约约地“感悟”到。

　　笔者曾在一个大学宿舍里暂居，在那里认识了一些“自费生”。因我临近电话，俄语又熟练，所以很认真地给二个小伙子传过几次电话。打来电话的俄国姑娘自称中学生，一个晚上可以打三五回电话，直到接她们的电话为止，起初我还被那种真诚所感动，以为国内这些青年交了俄国女友，直到发现那两个青年连约定会面的钟点都说不清，我还简单地认为即使语言不通，青年人之间也能凭着“心有灵犀一点通”建立爱情。后来听另外一些自费生谈起“玩一回”的价码，又见谈话者那随时都能抓一个“小妞”来玩的自信姿态，再联想那语言不通而渴望极切的电话，才“顿悟”出其中的奥秘来。另有一回，我在市中心晋希金广场的长椅上休息。来了两位艳装女子，紧挨着我坐下。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大款”模样的小平头青年跟她们搭汕起来。其中一位男青年蹲下来跟她们谈，话说得甜腻腻，竟不时轻摸一位女士裸着的大腿，那女士好象毫无感觉，就像那腿并非长在她的身上，自然更谈不上“抗议”了。接着，两个青年邀请他们上汽车去一家餐馆，两位女子欣然同意。她们的身份是定而无疑的了。

　　笔者去俄国正逢92年秋末，那是俄国社会比较混乱的时候。早就听说国际列车上常有俄国“鸡头”(男)带着几个妓女混到车上来“开展业务”，只是我乘的那趟车上虽出过土匪用石头砸破乘务室窗子的事，却未遇到这种情况。“幸运”的是，到莫斯科的第一周内，却在某地铁口碰到一个“鸡头”。那人看来是来自“高加索三国”的某一个国家，面上带笑，说话也有口音。我要进地铁卡子时，这人要代我投币，显然是跟我套近乎。我想 他是提前跟上我了(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相貌一眼就能看得出)。在列车座位上，他向我介绍“业务”，夸他手下的姑娘如何漂亮，我只说我不是商人，很穷，付不起钱。他说价钱可以讨论，不贵。我只好披露我的学者身份，终于将他摆脱。只为安全起见，也必须在到站前摆脱他，否则非跟我到科学院招待所不可。到俄国刚几天，就能碰上“拉生意”者，可见当时此风之猖撅。后来两年居俄生活中再未碰到。

　　后来，大概政府采取了措施。这种变化我是从黄色刊物摊上发觉的。2992年底，直到1993年，莫斯科的地铁口、火车站广场、 市中心的一些主要大街特别是阿尔巴特大街上，这种东西都公开卖，有的摊子还相当大，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平。这些画报都来自西方，印刷精美，表面看好似旨在展示淫秽画面，实际上还有大量“业务”广告，包括联系电话号码(这对俄国人来说自然没有实际意义)，可见，那些上画面的美女是老板为招揽生意的妓女兼广告人物。后来这类东西突然消失了。倒是有一回看杂志摊时，一位摊主从摊下抽出一本这类画报，悄悄向我展示推荐，可见此时这类东西的销售已进入地下状态。

　　起初还有一种专门的广告报，不晓得这类报纸是否经过国 家正式登记。那上面有一二十种广告类别，其中一项就是“享乐服务”。那些广告都以“公司”名义出现，且都有象样的名称，英文名字居多。这类广告一则说些“让先生渡过一个美妙的夜晚”之类的话，二来也声明招募愿干此行当的年轻姑娘。据此分析，那冠冕堂皇的“公司”其实就是“鸡头”。笔者还在别的报上见过一则夹在各类广告中的“广告”，这位男士说他愿陪伴女郎度过美好时光，五十岁以上妇女除外。这分明是一个男妓广告。但这类东西竟明目张胆地登，可见当时政府并不追查。这些，应视为一个“转型社会”在其混乱时期的特殊现象。后来，出于遏制反对派的政治目的，政府严格了报刊登记制度，不知此类广告尚有否。

　　莫斯科有没有类似“红灯区”的地段，我想是有的。这种蛛丝马迹是我在某香港驻俄公司短期当翻译时察觉的。这位香港商人是搞服装批发业务的。为拉主顾，他不惜血本。有一回随他去一个外地购货商的住处，他陪这个商人及其随行人员将两杯烈酒“伏特加”一饮而尽。过后他对我说，他根本不会喝酒，每逢这种场合，喝完后胃要痛三天。但他宁愿承受这种健康的损失，也要让俄国客商高兴。就是这个从伏尔加格勒来的年轻经理购了他一大卡车风衣和西服套裙。这位香港经理还不惜花“业余时间”陪他消遣。那一天傍晚，加上我，共三人，先到一家餐馆用餐，尔后路过国际旅游者大厦时又进去喝了一会儿咖啡，余下的时间便在“特维尔”大街(原称“高尔基大街”)上遇达。晚间，这条街最热闹，商店关门晚，还有过夜生活的场所。有钱人挥霍享受，普通人也在这里荡步散心。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经理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再陪他转转。”这是有意的回避。作为翻译，我不便多问，就独自归来了。我分析，他们是寻一种快乐去了。此前，经理就一再提到这街上有几处夜总会，要让那个外地俄国人玩个痛快。在国际旅游者大厦喝咖啡的时候，那个俄国青年经理总是得意地谈他身边围绕着七八个女人，并毫不掩饰地称他对此类事情特感兴趣。因此，那一夜晚，去夜总会也好，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也好，或去我根本“外行”的地方也好，香港经理都会为那位伏尔加格勒人安排得尽善尽美的。他会尽力使他高兴，因为这还关系到下一笔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