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对于年代尚近的历史时期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非客观因素。戈尔巴乔夫时期以令人欢欣鼓舞的改革新思维开始，以改革的破坏性结果而告终:苏联国家解体，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对于戈尔巴乔夫其人、其改革及其整个历史时期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甚至极端对立。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研究，资料方面极为丰富，研究深度稍显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各类不同观点的概括，尽量客观地叙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状况。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白晓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一1991)作为苏联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其剧烈转折的悲剧性而载人当代俄罗斯国家史册的。戈尔巴乔夫执政结束时，苏联国家解体，苏联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在原苏联的土地上建立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的独立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新的阶级和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影子经济”的繁衍。当代俄罗斯的许多新因素源于这一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短短的六年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现象:改革、加速战略、新思维、公开性、完善选举制度和多党制、对外政策的全人类价值观和结束冷战、“8·19”事件和苏联解体等等。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时期的研究具有许多非客观的因素，对同一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评价极不统一。总的讲，这一时期的研究是资料方面极为丰富，研究深度显得不足。资料方面:由于年代近，加之戈尔巴乔夫本身倡导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来说，有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资利用，包括:这一时期苏共中央文件集、苏共中央通报、苏共中央代表会议速记稿、戈尔巴乔夫言论集、各类报纸杂志和电视录像的资料，这些保存 得都很完备，同时还有按专题编辑出版的文件和档案集。另一部分资料是现在依然健在的当时的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的回忆录及论著。研究方面: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始，对于其人、其改革、其时期的研究就开始了。苏联、俄罗斯国内的政论家和史学家，西方学者，以及中国的学术界，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有一定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包括各种戈尔巴乔夫传记)。这些著作叙述这一时期的基本史实，描述它的基本特征，对于其中重要的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然而，真正传世的作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出现的。今天的研究，无疑为后人总结这一历史时期开辟方向、打下基础。

一　总的评价

　　对于整个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评价呈现出完全截然不同的趋势。因为它是距现在最近的历史时期，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最后一个阶段，它与苏联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戈尔巴乔夫本人以及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政治家依然健在。于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评价即可能大相径庭。而史学家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世界观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时期以令人欢欣鼓舞的改革新思维开始，以改革的破坏性结果而告终。总的讲，基本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而不同的人因不同的出发点对这一“失败”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评价与对待整个苏联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密切相关。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是:1.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其背离社会主义的结果;2.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源于其共产主义基础。另外还有具体地分析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改革缺乏准备性、经济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弱点等等。

　　1，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其背离社会主义的结果，他引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最终葬送了苏联。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粗陋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倒水时，把盆中的孩子也倒掉了。在否定斯大林体制的僵化模式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本身予以否定。引起整个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全面的混乱，使国家陷人危机。

　　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和一部分俄罗斯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中基本观点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不能说是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溃成巧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则不是必然的。”戈尔巴乔夫坐失改革良机，没有把经济改革切实地进行，“孤立地去搞那种破坏性的政治改革”。而“戈氏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超前，而是改向，改变从西方引进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这样就必然遭致政局混乱，政治危机加深，最终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1]

　　前总理雷日科夫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一段“背叛的历史”(他的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改革:背叛的历史》)，它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改革本身。他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写道:改革的原则是“调动社会主义的所有潜能……赋予社会主义最现代化的形式”。而戈尔巴乔夫“一次再次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准备，就是主要的背叛行为之一。”雷日科夫认为，改革是必须的，而整个改革的基础应当是由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

　　他们把我们大家拖进了半殖民国家才特有的社会制度。”“正是通过背叛性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最激进的变革使国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2]

　　瓦·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不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他们最初提出振兴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祟高目标和口号，但是由于争权夺利和个人野心，结果使生产下降;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损;使社会很多阶层贫困和破产;使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祖辈世代生活的土地……”[3]

　　另有一部分人否定改革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最终导 致其垮台。而且，“新思维”的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就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背叛马克思主义，放肆地伪造历史，污蔑共产党，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伟大的列宁”。“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4]

　　2.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败归根于共产主义的，有西方大多数研究者和俄罗斯国内一些学者。这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赞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他们认为，苏联解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戈尔巴乔夫“发动了”这一必然性，这是他的功绩，而他的失败，源于他与共产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他的改革不伦不类。在这一总的看法之下，又分为两种不同的认识。

　　(l)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一种手段，他执政时期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保住政权、挽救濒于崩溃的苏联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最终垮台体现出“苏维埃体制的弱点”。《1917一1995年俄罗斯政治史》的作者写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着手改革?答案只有一个:为了尽可能地拖延苏维埃体制灭亡的时间。”[5]他们认为，整个苏联时期是有悖于历史发展的“伪的”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巨大的“虚幻现象”。“戈尔巴乔夫允许这种虚假的存在。他允许在基于一个领袖、一个政 党、和一种人民的庞大而简单的形式之上的非现实的、不可理喻的苏维埃体制中，引人现实的因素。”他企图在社会主义内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挖掘社会主义潜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础就是不现实的，其失败是必然的。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打着改革的旗号在西方赚得好名声。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不断地向西方鼓吹，如果苏联崩溃了，将导致整个国际社会的大地震，雪崩式地引发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后果。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毁灭是可怕的。戈尔巴乔夫所力图证明的是，苏维埃帝国必须存在，它是和平与稳定的保 证。当然，是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苏维埃体制灭亡的过程，这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主要结果，—但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6]

　　谢吉诺夫的《20世纪的俄国史》一书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和保证其统治集团的利益”。戈尔巴乔夫选择小心翼翼的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结构改革)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实施改革的完备、详细的计划根本不存在。[7]胡托尔斯科依的《俄国史—从留里克到叶利钦》的第六章的题目就是“民主的俄罗斯”，它的第一节是写戈尔巴乔夫时期。作者指 出，面对着勃列日涅夫后期以来的经济停滞，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必要性。但是，这只是表面文章。“像脐带一样，戈尔巴乔夫与社会主义血肉相连。”到1990年底，在雷日科夫保守的经济纲领和阿巴尔金、沙塔林激进的经济纲领之间，总书记还是选择了前者。[8]

　　(2)另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改革，进行了改革，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改革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某一阶段正是‘内部改革’的倡导者”[9]。只是改革进行得不彻底，没有与前苏联的体制一刀两段。“戈尔巴乔夫是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但只改到一定的限度，不让改革打乱他所心爱的一套机制，也就是要保存社会主义，虽然使之具有人道主义面目;保存苏联，使之不像过去那样专制与集中，但仍由一个中心控制其各部分;保存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力量的苏共的权力。”[10]

　　“民主俄罗斯”运动主席r.亚库宁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站在共产党体制的最高峰，要摧毁这一体制，自然要相对宽容些，采取迁就的措施。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当记者问:“那么可以说，您宽恕了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了……”亚库宁答到:“当然，我完全宽恕。为了最终目的，为了俄国的复兴，完全可以原谅他。”[11]《当代俄国政治史》的作者B.c.索格林认为，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措施不当，毁掉了改革:“1985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改革破产了，而伴随着从1987年起装备起来的民主类型的改革是更加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使居民生活陷人痛苦，并且展示了特别模糊的资产阶级发展前景”。[12]蒙恰耶夫与乌斯基诺夫合著的《俄罗斯政治史-从专制制度的建立到苏联的解体》一书强调，戈尔巴乔夫把“更新、纯洁社会主义”及“民主和公开性”作为改革的意识形态，而事实上，“更新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是矛盾的，往社会主义的旧钵中 倒新酒，“只能产生荒谬的现象”。[13]B.米罗诺夫撰文指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采取的是折衷主义立场。他既进行改革，采取一些民主派的步骤;又不能与保守派彻底决裂。当1991年8月，俄罗斯政治急剧向激进自由主义方向转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固执地要保住苏联。而他改革的客观任务应该是摧毁由国家和党决定一切的苏维埃官僚体制。[14]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分析:改革初期的“加速战略”，是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替代社会主义。其破产的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体制下的工作机制。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的错误是让党内的反改革派掌握了干部政策。于是，高层管理机构依旧，他们以老眼光看待新问题。雅科夫列夫认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如同要把“纵欲同祷告”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企图。在1989一1991年间，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异常激烈，令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明确的立场。“总统走上了妥协之路，他是这方面的高手，可是这一次的妥协却是自杀性的妥协。”[15]

　　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在《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把互不相容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一党制、立宪政体和人民统治。“这种做法意味着苏联最后将是世界上最糟的国家:政治上生机勃勃的人民和毫无活力的、极端脆弱的政治制度。”沃克指出，戈尔巴乔夫迷恋于“党的领导作用”，并希望保持苏联社会基本的结构不变。而他企图“作为依靠来推进改革的那些机构和制度，即党、官员和政府各部，却正是需要加以改革的地方，也正是最有力的抵制改革和最难控制的地方”。党内的保守派仍然大权在握，“他们利用这种权力足以把新的民主进程破坏掉，使改革彻底破产。”[16]B·B.索格林(《社会科学与现代》主编)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结合是其经典化身)相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商品生产领域和民主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上。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在“挖掘社会主义潜力”的思想指导下，它预先设定“社会主义在苏联经济的衰退中是无罪的”。

　　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改革使人们对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可能产生深深的失望，以社会主义选择为基础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于是，1991年8月转而采取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形式[17]。

二　关于改革

　　构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主要内容即改革，在上述“总的评价”中，关于改革的各种宏观的评价已经叙述了。这里主要阐述关于改革的一些具体看法。首先关于改革的分期。这一点上分歧不大，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以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把“民主化”作为改革的总原则为界，把戈尔巴乔夫改革分为两个时期:l)1985一1987年(加速发展战略、挖掘社会主义潜力);2)1987一1991年(民主化、改革及失败)。也有据此基础再细分为3个或4个时期的。

　　关于改革的必然性，基本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我们走到哪儿了?我们到了经济崩溃、全体居民贫困化的边缘”。“改革—这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这甚至不是领导集团的发明。变革国家的尝试在斯大林死后不止一次地进行过。第一次带着两、三倍被推翻的危险的勇敢的尝试属于赫鲁晓夫。然后出现了稳定，但随之而来的是保守和斯大林模式的复兴，这是更坏的……改革和革新是必要的。这是发展的逻辑。国家接近这种必然性已经晚了15一20年”。[18]关于改革的缺乏准备性，也是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同的。

　　对于“改革”的理解。根据《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自己的界定，改革意味着:创造深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全面发展民主，强化纪律和秩序，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杜绝行政命令，鼓励创新，把科学技术的成果与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创造苏联人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实现社会公正，倡导诚实劳动，摈弃平均主义倾向。戈尔巴乔夫改革术语中重要的一句是“使经济人性化”。改革的目的:“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9]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没有实现。于是，有人认为，很长一段时期，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开始真正 意义的改革—苏联国内体制的改革。从1985年始，戈尔巴乔夫没有停止过关于改革、公开性、全人类价值、民主化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在对外政策上，在与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上，戈尔巴乔夫的确实践了他的新思维。然而，在国内政策上，到1989年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仍然拒绝讨论最重要的、鱼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它使国家回到改革前的旧体制上”。著名经济学家r.波波夫宣布:“我们不需要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我们需要第一个改革的五年计划:第一个消除官僚行政体系的改革，第一个克服折衷主义的改革，第一个给予企业和共和国自主权的改革”[20]。

　　另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到了“改革”概念的反面，完全是破坏性的。改革，“这是革命性的破坏还是完善现存制度?我想，这个词本身已说出了它的本质，即只能对已形成的东西进行改革，而不是彻底摧毁”。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卖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21]

　　关于经济改革，众所周知，经济改革的失败导致戈尔巴乔夫全盘皆输。关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误，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的马歇尔·戈德曼认为，一方面是戈氏错误地看待苏联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主要的是他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到1988一1989年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计划仍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许多方面具有危害性。其中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戈尔巴乔夫不太重视消费品问题，相反却把重点放在了机器制造业”，“而没有努力发展本应更加重视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重工业开支巨大，国家收人又低，导致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另一个美国记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不关心财政改革和不能作出诸如放开价格或关闭亏损企业的艰难的经济决定，使他一天天接近末路”[22]。

　　瓦·博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有考虑到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组织上没有保障”。如此重要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的问题到1989叫一1990年才提出来，而且，匆忙地“设想在极短期限内过渡到新的关系体系”，其结果可想而知。[23]

　　爱沙尼亚学者A.帕克列举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误有:“加速发展战略”使经济中的短缺更加严重并造成新的阻塞;片面强调机器制造业带来了“不考虑经济和技术的合理比例的巨额资金”的转移;反酗酒运动导致国家预算赤字迅速增加;反“非劳动收人”的斗争只是强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特色;《国家企业法》实质上是在“国家法令”的新概念下保存中央计划的旧体制。总的讲，到1991年，苏联经济严重失衡，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到了崩溃的边缘。[24]

　　戈尔巴乔夫对其经济改革的总结无奈且具有苦涩味道:自己在5年多的时间中寄予希望的传统的改善经济形势的方法没有效果。不想为自己企业命运负责的领导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想丢掉企业领导权的莫斯科官僚主义者找到了保住权力的方法。农民没有生产更多粮食的积极性，工业部门没有生产更多的商品的积极性，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卢布泛滥。进而，增加工资产生不了任何效果。

　　总之，整个经济机制耗尽了自己所有的润滑剂，失去了活动的能力。[25]

　　雷切尔·沃克认为，戈尔巴乔夫后期的经济危机是改革的直接后果。改革者对经济改革缺少深思熟虑，单凭想象办事，随意进行改革。经济改革和经济变化与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所启动的政治进程纠缠在一起，最终得到了最糟的结果:毫无章法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大削弱了“指令性”体制，使其不能以原来的方式继续运作;而“中央计划”和政府控制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另一种可行的机制——市场机制的出现。[26]

　　关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中的问题，陆南泉认为:首先，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没 有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苏联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的比例为2:2:6。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影响了国家经济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构问题是苏联经济发展中的症结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的重点依然是重工业，结果经济结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这种比例失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农业改革滞后，是整个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难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戈尔巴乔夫贯彻改革措施不坚定，经常出现妥协现象，一遇阻力即左右摇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失 调，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1985一1987年，政治体制基本未触动，一切仍由官僚主义机关统治着，难以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1988年后，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政治改革，又搞得过激，造成巨大混乱。总体上说，是没有认识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性，直到1990年2月才提出“争取确定有效的计划一市场经济”的构想，接着又提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到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才直接使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概念。[27]

　　关于政治改革，与上述“总的评价”中的不同观点相适应，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认定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共产主义“情结”的人，自然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过于保守、缓慢，不能与苏联旧制度彻底决裂。《1917一1995年俄国史》的作者指出，是戈尔巴乔夫的中派路线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书中写道，在与安德列·萨哈罗夫的谈话中，戈尔巴乔夫断然宣称:“任何突变都将导致后退。我不受制于任何来自左的、右的方面的恐吓，我将继续那条我所认为正确的路线，不管任何压力”。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大权在握，他完全可以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然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却做了人民最不期待的事:恢复党的官僚机制。[28]

　　B·B·索格林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年3月一1987年1月)的口号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利加乔夫语)，这是荒唐的幻想和传统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时期。它的特殊性在于，戈尔巴乔夫政府既想达到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又不采用西方文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索格林指出，戈尔巴乔夫当时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苏联的经济现代化可以在不改变它的社会政治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实现。

　　于是，在第一阶段，政治改革根本没有进行，行政命令体制依然如故。第二阶段的改革(1987一1991年)的口号是“多一些民主”，开始实施政治改革:宣布对各级苏维埃进行选举，提出把一切权利从党转归苏维埃的任务。十九大之后，通过法令，为政治选举创造条件。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全人类价值观代替狭隘的阶级观点。政治改革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合法化和政治民主化应当归功于改革建筑师。

　　然而，建筑师本人跟不上自己开始的民主化步伐。他试图通过“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政策给人民以政治发言权，以此抵御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影响。但他任何时候都不想完全脱离行政官僚主义，他怕丢掉自己的权力。1989年，戈尔巴乔夫反对直接选举总统。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激进派和 改革派之间剧烈摇摆。最后，为保住权利，投向保守派。[29]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震撼世界的六年》一书断定，“政治改革及其引发的问题最后导致了整个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案“是尽力求得官僚控制和民主之间的平衡”。作者认为，这种方案试图将两种极为不同的、不相协调的政治制度(苏维埃体制和自由民主制)结合起来，企图以此克服党的控制、官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久已存在的矛盾。想保持旧制度，又想赋予它以新内容。事实上，这是一个乌托邦方案，它建立在不现实的假定基础上。即认为在不改变 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能够改变这种社会制度的运作形式[30]。

　　我国学者大部分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踏踏实实地搞好经济改革、调整严重失衡的苏联经济结构，而匆忙地开始政治改革。不适当的、过快的政治改革步伐，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苏维埃国家走上了不归路。徐葵指出:“不顾时间和条件地、搞运动式地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和‘恢复历史真实’、‘不留历史空白’，企图以此推动改革，实际上却助长了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引发社会上各种争论和对立情绪……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的情况下，不经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就匆忙地把政治改革提到首位，照搬十月革命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国家管理的大混乱，使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社会环境”[31]。王正泉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戈尔巴乔夫片面提倡‘公开性’和‘民主化’，导致社会混乱;鼓吹‘多元化’，否定马列主义指导;‘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大搞党的‘彻底革新’，一步步搞垮共产党，搞垮苏联社会主义国家[32]。

三 对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评价

　　对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评价与对他的执政时期评价一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赞扬的人称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建筑师”，批评的人叫他为“破坏的工地主任”。戈尔巴乔夫的传记多种多样。总体上说，对于戈尔巴乔夫，西方的学者、政治家更多地持赞赏态度，称他为“解放者”，“完成过渡全过程的非凡的政治家”。布什认为他“使苏联和东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变”。撒切尔夫人指出:“要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远见，东欧的民主是不会蓬勃发展的，戈尔巴乔夫为欧洲的变革创造了条件，这种变革是我们过去不敢奢望的”。科尔说，“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他的改革政策和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是使德国和欧洲的深刻变化成为可能的条件之~”。美国著名的戈尔巴乔夫传记作者罗伯特·凯塞称“戈尔巴乔夫将被人们作为一位揭开真正改革—俄罗斯真正复兴序幕的领袖铭记在心”。爱沙尼亚学者帕克认为，作为“最后的国王”，戈尔巴乔夫比许多末代统治者“更聪明、更能干、更精力充沛、更富有魅力、更民主、更人道、更老练”。

　　俄罗斯人更多地指责戈尔巴乔夫，普通老百姓对他没有好感，把国家分裂、社会混乱、经济危机、生活贫困都归罪于他。俄罗斯政治家对戈尔巴乔夫评价尤其不高，以前他当政时的大多数同事都对他颇有微词。切尔尼亚耶夫是替他辩护中的少见的一个，他在自己的书中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认 为，人们应该对苏联最后一个总书记心存感激。他的功绩主要有:摧毁了斯大林体制，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为进人公民社会创造条件，结束冷战等[33]。这与戈尔巴乔夫在退职电视讲话中总结的极为相近。

　　几乎所有的人都指出戈尔巴乔夫善于妥协和让步的天赋，这似乎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作为政治家和领袖，善于妥协既可能是力量，又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与此相联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动摇性，政治上摇摆不定，对于事物的双重标准，以及人格上的虚伪、优柔寡断。雷日科夫断定:“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指出，戈尔巴乔夫不愿意作出决断，总是无休止地讨论，听取意见，以所谓集体决定推卸责任。他能言善辩，善于鼓动，然而瞬息万变、朝令夕改，做事心血来潮，特别善于搞平衡。总之，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议会型的活动家。[34]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行为。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特别“热衷于他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式”，他实质上“依然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推向权力顶峰的那个结构的产物”。他看到现存制度的缺点，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但他又不能离 开旧模式和旧方法。戈尔巴乔夫一面高喊民主化，谴责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却大权独揽、酷爱权力。

　　博尔金总结道:“社会生活的急剧变革不能在犹豫不决和没有信心的领袖的领导下进行”[35]。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不无道理，他写道:“在我国当代危机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与‘沙皇’时期(指17世纪初俄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很相似。‘软弱而虚伪的执政者’(普希金语)显得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苏联时期积累下来的大量问题。拥有全权的总书记一次也没有决心运用自己手中的当然权力于解决事务。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在中央各种权力集团及地方政治 头目中间的没完没了的迂回策略，来保持个人的权力，但这只能是更加激起他们的政治野心，戈尔巴乔夫亲手‘启动了’国家解体的机制”[36]。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这样评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另一代人，与受到斯大林威吓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非常聪明又温文尔雅的他，像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抽象人物—既见过大事面，又不脱乡村气息;聪明绝顶，但不专精一技;有远见，但见不到眼前的主要困境……高层政治绝对不容许有软弱的情形—即使失败者本身不是软弱的主因。戈尔巴乔夫以一个意识形态上敌对、核武器 强大的苏联领袖，却带着修睦心态出现时，其魅力达到顶峰。当他的政策反映出混淆而非目标时，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开始下降”[37]。

　　戈尔巴乔夫的自我评价:1991年12月，决定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后，戈尔巴乔夫答记者问时说:“我所做的一切，主要的思路是改革，尽管不无错误。……我的事业完成了。”[38]1996俄罗斯大选，在会见彼得堡师范大学选民时，戈尔巴乔夫宣称:“谁也不能使我丧失捍卫我一生主要事业的权力。我想要并给予了人们自由，我铺设了通向民主之路。在最危险的时刻，包括面临失去权力的时 刻，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保护国家免于流血，免于内战”。[39]戈尔巴乔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力图保住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使共产主义更好地运行的人，还是瓦解苏联、致力于反共产主义运动，以西方模式重建俄罗斯的人。在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在“挖掘社会主义潜力”阶段，他是否已经预想到苏联的解体?设若如此，在联盟行将解体时，他为何做出许多努力去阻止这一过程。时间将昭显出许多新的、我们暂时不能了解的、当代事件的隐藏着的本质，我们期待着更加深刻、客观、全面地理解戈尔巴乔夫时代历史的力作。

　　注释:

　　[1]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107、86页。

　　[2]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200页。

　　[3]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l-2页。

　　[4]见《科学共产主义》1997年第1期，第55页。

　　[5]Геллер М. и Некрич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5. М, 1998. Т. 3, с. 414.

　　[6]同上，413一呜14页。

　　[7]Щетинов Ю.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8. с.298.

　　[8]Хуторской В.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Рюрика До Ельцина. М, 1998. с.513.

　　[9]Сабуров Е.Ф.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Первый этап. М, 1997. с.10.

　　[10]〔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1]Кара – Мурза С. Посл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а перелище родной страны. М, 1995. с.68.

　　[12]Согрин В.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4. с.107.

　　[13]Мунчаев Ш.М., Устонов В.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1999. с.695.

　　[14]См.: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3. № 12.

　　[15]见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205、213一216页。

　　[16]见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38页。

　　[17]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 2.

　　[18]Горбачев М. С. Н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См.: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2. № 13.

　　[19]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

　　[20]Геллер М. и Некрич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5. М, 1998. Т. 3, с.407-408.

　　[21]《大动荡的十年》，第197页。

　　[22][美」马歇尔·戈德曼:“作为经济学家的戈尔巴乔夫”，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2年第1期。

　　[23]《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411页。

　　[24]〔爱〕A.帕克:“戈尔巴乔夫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东欧中亚译丛》，1992年第6期。

　　[25]同上，第102页。

　　[26]《震撼世界的六年》，第186一187页。

　　[27]《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第250-258页。

　　[28]Геллер М. и Некрич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5. М, 1998. Т. 3, с.411.

　　[29]Согрин В.В. 1985-1995: Реалии и утоптт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 2.

　　[30]《震撼世界的六年》，第115-117页。

　　[31]《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第43页。

　　[32]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192页。

　　[33]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21一622页。

　　[34]《大动荡的十年》，第367-369页。

　　[35]《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412-413页。

　　[36]Зюганов Г.А. Россия – Родина моя. Идеоло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 М, 1996.

　　[3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727-729页。

　　[38]Мунчаев, Усти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1999. с. 690.

　　[39]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6. 23 марта.

　　(责任编辑:都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