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1日出生于彼得格勒市(现圣彼得堡市)的一个医师家庭，早年曾就读于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学院、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东方学院，并师从克拉齐科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勒特维等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毕业于莫斯科东力学院，1945年7月30日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53年6月22日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58年8月1日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59年10月21日获教授职称，1968年11月26日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1—198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齐赫文斯基有个中国名字，叫“齐赫文”。捷说是我国大文豪郭沫若和翻译家曹靖华给起的。齐赫文斯基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见证人，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参与者。特别是194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齐赫文斯基以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和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

　　在过去的岁月里，齐赫文斯基始终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人民，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为苏俄的繁荣富强奉献出了全部心血和智慧。他曾3次荣获国家奖金，多次获得勋章、奖章。60多年来，齐赫文斯基的主要工作是汉学研究和开展苏俄外交活动。

汉学研究 成就卓著

　　作为俄罗斯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和俄中关系史研究的领衔学者，齐赫文斯基怀着理论思维的激情，积极投身学术研究事业，特别是在东方学、中国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著述宏丰，撰写出10多部专著、500多篇论文。其中主要有《辛亥革命论文集》、《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中国近代史》、《17世纪俄中关系》、《20世纪俄中关系》、《中国与世界历史》、《我的一生与中国》等。这些论著思想深邃、内容充实、论证精辟、学风严谨。既是量的概念，也是质的象征。其中许多著作和论文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 各国，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齐赫文斯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主要有3本：《19世纪末叶中国的改良运动和康有为》、《孙中山外交政策的观点和实践》、《中国通往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这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4)选题新颖，资料翔实。一方面。他广泛阅读文献资料，运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活材料的积累。例如，关于康有为的研究，二战刚一结束，齐赫文斯基就作为苏联驻华使节来到北京开始访问康同璧等人，收集有关康有为及其维新变法的资料。(2)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从传统历史分期来讲，中国的近代史是指从1842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都独具特色。但齐赫文斯基却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应该是从1898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这对中国学者是一个启发。(3)把中国近代历史放到世界形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视野开阔。中国近代历史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中国要求独立和解放，二是长期封建剥削和压迫，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者把这两个问题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论证，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20世纪60年代齐赫文斯基曾担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在治所过程中。他强调理性分析、严谨考据和科学论证，使学术研究走向社会化。他信守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方法的统一原则，不断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相继推出了许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提高了研究所的知名度。

　　齐赫文斯基在学术研究中十分谦虚谨慎，强调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于1954年、1960年和。1964年分别在剑桥、莫斯 科和德里参加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1954年在达勒姆、1958年在帕乌达、1965年在利兹分别参加了第七、第十二、第十七届国际青年中国学家大会。齐赫文斯基曾参加过第二十八届欧洲汉学研究会议，曾在蒙古乌兰巴托大学、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及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大学讲学。20世纪50年代，齐赫文斯基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研究所工作。1971年11月，齐赫文斯基在“苏联中国学的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中国史研究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任务》的报告。齐赫文斯基与我国的郭沫若、侯外庐、曹靖华、吴晗、刘大年、胡绳、戴逸、高莽、张海鹏等几代知名学者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学术上有密切交往。目前，齐赫文斯基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旧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情怀。坚持每天看书，写作不辍，不断追求和探索。他近期正在撰写《中国人是怎样影响俄国的》一书。

对华外交 贡献巨大

　　齐赫文斯基是一个资深外交家。他曾任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赞、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远东司司长。1966年起齐赫文斯基被授予特命全权大使外交头衔，1968—1974年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齐赫文斯基长期以来 全身心地投入到苏俄外交理论和政策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外交活动中，他凭借自己拥有的外交知识资源。注意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不仅为苏俄对外事务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同时还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来为政府实际决策提供相应依据，对重大国际问题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8—1980年，齐赫文斯基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1980—1986年任苏联外交学院院长。作为一校之长，齐赫文斯基十分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在教学中他率先垂范、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导有方，培养出一大批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齐赫文斯基一生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在中国，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39年秋，齐赫文斯基被苏联外交部派到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做中文翻译，后在重庆、北平从事外交活动。1949年10月1日，齐赫文斯基应邀登临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聆听了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最强音；50年后，1999年10月1日，他再次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此后不久他出版了回忆录《回到天安门》，书中记录了他在 中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日日夜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国民党情报机构曾在北平策划一起破坏活动。那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入城之际，齐赫文斯基突然接到叶剑英用俄语打来的电话。过了不到半小时，叶剑英乘车来到苏联驻中国总领事馆大楼的前面。进入总领事馆后，叶剑英对齐赫文斯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获得了一分准确的情报：北平的国民党秘密情报机构正在策划一起针对苏联和美国总领事馆人员的重大挑衅，计划在解放军部队入城时执行。乔装成当地居民的国民党恐怖分子要袭击苏联总领馆，同时另一伙换上解放军军装的破坏者要袭击美国总领馆。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挑起苏美之间的战争，因为国民党认为，只有这种战争才能挽救他们的政权。叶剑英继续说：“我们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布置了一个特务团进入战备状态，一旦出现需要就派这个团来搭救你们。同时，地下党也采取了措施，预防这一挑衅的发生。”齐赫文斯基感谢叶剑英给予的帮助。

　　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主席邀请齐赫文斯基去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共进午餐，陪同出席的有周恩来、刘少奇和聂荣臻。在谈话中，齐赫文斯基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康有为和他的哲学观点，以及十九世纪末中国改良派的活动。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后，齐赫文斯基又与毛泽东探讨了汉字拉 丁化问题。毛泽东说，汉字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瑰宝，拉丁文字是无法替代的。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韩叙告诉齐赫文斯基，中国方面正在起草一份紧急公文送往总领事馆。齐赫文斯基回到总领事馆后，韩叙随之来到，并带来了周总理的信函。周恩来代表政府通报说，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希望得到世界上所有友好国家的承认。齐赫文斯基立即把信函译成俄文。并以电报形式紧急发往莫斯科。第二天清晨。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通告，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莫斯科通知，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齐赫文斯基还有幸应周恩来之请担任非正式顾问。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访苏期间，齐赫文斯基与刘少奇曾进行过几个小时的深夜长谈。

　　1981年后。齐赫文斯基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荣誉主席。近些年来，齐赫文斯基多次来中国访问。温家宝总理访问俄罗斯，会见实业界和中俄友好协会人士时，齐赫文斯基应邀出席。齐赫文斯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新旧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领悟到一种有前途的国家思维定式，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就非常形象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国家的内外政策都依次安排得井井有序。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近年来，尽管齐赫文斯基年事已高，但他仍为中俄两国在新世纪巩固和加强传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奉献着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