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徐葵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翻译家，资深学者，有多部译著行世，其中《一杯苦酒》和《苏联政治内幕》等书曾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在本届北京图书博览会开展之际，我们请他写成此文，供版贸界和出版界人士参考。

　　苏联解体后的上世纪9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国外著作。这些译著对促进我国学者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我不是专业做翻译工作的，在“文革”后我一直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但结合研究工作也做了一点翻译工作。我主持翻译的第一本苏联问题译著是 1981年出版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著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当时我国学术界正关注研究布哈林问题，这本书当时起了较大的参考作用。苏联后来于1988年也出版了这本书的俄文版，比我国出中文版晚了7年。布哈林夫人拉莉沙女士为表示对中文版译者的感谢，在苏联出俄文版后亲笔题词送了我一本俄文版的书。几年前拉莉沙女士去世，这本有她亲笔题词的书就成了一件珍贵的纪念物。

　　1998年我71岁将要在研究所离休的时候，有的同志建议我离休后组织翻译一些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著作，多译介一些我们缺乏的苏联第一手材料，以供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阅读使用。正好这时有出版社准备出版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译丛。于是我就开始与出版社合作，联合一些老同志和年轻同志做起苏联和俄罗斯问题著作的翻译和校对工作来了。我推荐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原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写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书以其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叙述吸引了许多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广大读者。其后我们又翻译了《一杯苦酒》、《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被枪决的苏联元帅》、《普京文集》等书，我还帮助校对了《我的父亲贝利亚》等书。即将出版的还有《苏联（俄罗斯）历任外交部长- 从托洛茨基到伊万诺夫》一书。从1998年以来我们共翻译和校对了将近20部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译著。从我们知道的读者反映来说，这些书还是受到欢迎的，有些书被一些高校列为研究生必读参考书，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了书中的材料。

　　当然我们所做的只是我国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在译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著作方面近年来取得的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年我国出版的这方面的译著是很多的， 但是从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的需要来看，我们已做的译介工作还是不够的。苏联存在74年的这个历史现象，它从诞生走向解体的深刻原因，以及俄罗斯现状和发展前景等问题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为此就需要更多地译介国外，首先是俄罗斯作者的有关著作。

　　根据我这几年的实践和观察，我觉得在译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图书方面我们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是改进译介图书的选材。选材的优劣取决于图书的内容和作者的经历和水平。这几年我国出版的比较成功的译著都是内容翔实，具有很多第一手材料，作者思想比较深刻和体验 比较多的著作。现在俄罗斯出版社很多，出版的图书优劣并存，泥沙俱下。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图书内容和了解作者情况的基础上作更好的选择，而不能只凭书名和简单的图书介绍来决定。另外，现在俄罗斯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其思想学术界各种思潮、观点和学派都有。他们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我们需要介绍有代表性的各种思潮和学派的著作和观点，以供读者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是提高翻译的质量。把外文著作译成中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创作，要达到信、达、雅的程度并不容易。况且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是在不断发展的。现在的俄文用语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用语就有很多变化，出现了很多新词新义，尤其是出现大量外来语。搞翻译工作如不随时跟上这些变化，就难免会出错。比如“公关”一词，现在俄语就把英语公关publicrelation一词的缩略语PR, 直接音译为пиар，再加上一个形容词词尾，就成了形容词。又如猕猴桃这种水果，英文称为Kiwi fruit，俄文直接从英文音译为Киви фруйт。再如英语中常把scenario(一解为电影或戏剧的脚本)一词解作想象中未来事情的顺序，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场景、情况，现在俄文中也常把сценарий一词作这种解释。我国出版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文版中，译者把俄文的猕猴桃кивифруйт一词音译为“吉味果”，就令人不知为何物。还有普里马科夫著的《大政治》中文版中把作者在分析俄未来政治局势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或情况时用的сценарий一词都译为“电影脚本”，就令人无法理解。要掌握和精通一国语言并不是容易的事，我提出这些问题为了共勉。还有现在我国很多年轻读者对苏联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不像老一代人那么熟悉，所以在译著中多加一些注释，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