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哥萨克起义军初露锋芒

　　皇家军队统帅米科拉·波托茨基充分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他试图通过和平谈判途径阻止赫梅利尼茨基的行动。1648年3月他派自己的全权代表赴扎波罗热，企图对哥萨克和赫梅利尼茨基作出一些许诺(例如，答应把苏博蒂夫归还给赫梅利尼茨基)来换取起义者偃旗息鼓。赫梅利尼茨基则提出了波兰人根本无法接受的反建议。结果谈判失败，米科拉·波托茨基立即发兵扎波罗热。

　　赫梅利尼茨基决定不等波兰大军压境便主动出击。他要把起义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城镇地区去，在那里可以指望得到农民的支援，发动他们起来与地主斗争，便于策反册编哥萨克倒向起义军。1648年4月，起义军从扎波罗热出发迎战。

　　米科拉·波托茨基兵分三路。他自己率主力部队约五六千人驻扎在科尔孙和奇吉林交界地带，另派出水路与陆路两支先头部队。水路部队由册编哥萨克和一部分德意志步兵组成，沿第聂伯河顺流而行，目的是在科达克要塞与陆路部队会合。陆路共约四千人，其中册编哥萨克约二千五百人，波兰皇家步兵一千五百余人。陆路先头部队由米科拉·波托茨基之子斯特凡·波托茨基率领，其中的册编哥萨克由军需官申贝尔克(Шемберк)指挥。这支部队直扑行进中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军而来。波兰军队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开来，实际上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赫梅利尼茨基抓住敌人这个弱点，来个针锋相对，不给对方以会师的机会，力求逐个吃掉。

　　4月24日，当水路的几个册编哥萨克团行进至一个叫做石河湾(Кам′яний　Затон)的河段时，士兵哗变，在菲洛拉·贾拉利(Филола　Джалалий)等人的带动下，处死了几乎所有的长官，干掉了德意志兵，投向起义军。斯特凡·波托茨基率领的陆路先头部队，经过约一周的草原行军，已接近第聂伯河的石滩一带。4月29日行进至叫做黄水的一个草甸处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军遭遇。波兰人扎营据守，等待水路先头部队和主力部队前来会合。两周时间内双方仅有些小规模战斗。水路册编哥萨克团反水的消息传到波军营地后，形势突变。这里的册编哥萨克也起而倒向赫梅利尼茨基。剩下少数波兰步兵势单力薄不敌义军，于5月16日开始撤退，但是遭到扎波罗热起义军和鞑靼队伍截击，数小时内便全部被歼灭。斯特凡·波托茨基受伤，与一些军官一起被俘，不久便死去。波兰人仅一名仆役侥幸生还。

　　初战得手后，赫梅利尼茨基率部继续向北偏西方向前进，伺机与波兰军队的主力决战。米科拉·波托茨基率主力部队进至奇吉林便停下等待先头部队的消息。获悉水路部队发生哗变后，于5月13日开始后撤。退至切尔卡瑟一带时，又接报陆路先头部队被歼，于是匆忙向白采尔科维方向逃窜，中途在科尔孙附近构筑壁垒抵抗。哥萨克和鞑靼骑兵于5月24至25日接踵而至，在波兰军队准备偷偷转移的路上设下埋伏。5月26日波兰人中了埋伏，一场激战后，波兰皇家主力部队全军覆灭。赫梅利尼茨基大获全胜，俘获波兰军队全部2名主帅米科拉·波托茨基和马丁·卡利诺夫斯基以及80名官员、127名军官，步兵8500人，火炮41门。对波兰人而言，真可谓祸不单行，在科尔孙大败之前六日，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命归黄泉。

　　赫梅利尼茨基黄水和科尔孙两战告捷，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引起一片惊慌。波兰军队竟如此不堪一击，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仅折了数名主帅，丧失了军队，而且失去了国王。面对强大的起义军来势凶猛的打击，波兰一片亡国在即的惨象。国王死后，大权落入波兰贵族手中。起义军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乌克兰人，牵动了乌克兰社会广泛的民众阶层。沉睡了十年的乌克兰社会，一扫一蹶不振的状态，沸腾起来。开头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随后在左岸乌克兰，四处揭竿而起。熊熊的起义之火最先在基辅地区燃起。各地的哥萨克、农民以及城镇居民都自发组建起义队伍，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斗争。长久积压在人们心中对波兰压迫者的仇恨一旦爆发出来，便不可收拾。起义的农民放火焚烧地主庄园，哄抢地主财产，对地主老爷和替他们为虎作伥的管家、承租人(大多是犹太人)那是刀下无情的，连罗马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不能幸免。短短数月之间，几乎所有的波兰大贵族、官员、皇家士兵、天主教教士在乌克兰被一扫而光。民众起义运动从基辅地区迅速蔓延开来，5至6月份河西的波多利地区和河东的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等地区相继燃起起义烈火，到夏末时，这些地区已完全肃清了波兰地主贵族政权。自发的人民起义大壮赫梅利尼茨基哥萨克大军的声势。

　　但是，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是不甘心于一时的挫折的，他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左岸乌克兰地区的波兰大封建主亚列马·维什涅韦茨基(Ярема　Вишневецький)就是积极推行这种针锋相对政策的典型代表。这个豪富在自己领地内组建了一支6000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刻意大肆招募那些吃过起义军苦头而伺机报复的人。在左岸乌克兰的人民起义浪潮中他们无法立足，便向西部杀去，一路上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亚列马·维什涅韦茨基将军队带至沃伦地区后，便向波多利出击，血腥镇压农民起义运动。当地的起义力量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Максим　Кривонiс)率领下的一支义军，打了数次硬仗才刹住了波兰人的嚣张气焰，迫使其退却。这一切发生在1648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沿着克里沃尼斯战斗的路线，起义运动逐步推进到当时乌克兰的西北部地区。

　　这时赫梅利尼茨基率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前进至科尔孙西方偏北的白采尔科维(白教堂)一带。从5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两个月时间内，赫梅利尼茨基不但没有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反而在华沙方面派来说客的撮合下与波兰政府搞起了讨价还价的谈判。这个过程的开始一段时间，赫梅利尼茨基甚至还不知道波兰国王已死，曾向瓦迪斯瓦夫四世派出单独致国王信件的使团。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这时的想法，亦即他起义初期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概括地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猜测。一说，当时赫梅利尼茨基已设想组建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国，定都基辅，划界至白采尔科维一线。另一说，当时的赫梅利尼茨基还远没有把自己看作与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势不两立的敌人，并不想肢解这个国家，把乌克兰分离出来。似乎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这从赫梅利尼茨基向国王提出的要求中可以得到印证。他指示自己派往华沙的使节提出如下要求：把册编哥萨克数额定为1．2万人，支付拖欠长达五年之久的册编哥萨克军饷，保护东正教信仰权利，归还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地被夺去的东正教堂。他在其致国王的信中还向国王表忠心，抱怨政府当局和波兰地主的为所欲为和对民众的欺压和凌辱行径，把哥萨克起义解释为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6月末赫梅利尼茨基率起义军撤回到奇吉林。鞑靼人返回克里木，掳走奴隶20万之众。

　　两个月的休战与谈判成为双方加以利用的喘息和备战机会。波兰人利用谈判来牵制起义军，以便重新组建和装备军队。他们动员并在利沃夫一带集结了3．2万人的波兰贵族军队和8000人的德意志雇佣兵，装备约100门火炮和大量辎重。这支新军由波兰大封建主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Домiнiк　Заславський)、米科莱·奥斯特罗罗戈(Мiколай　Остророг)和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利斯基统帅。赫梅利尼茨基则解决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把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起义军改造为一支建制齐全、纪律良好的正规军队。核心力量为16个有战斗力的哥萨克团，由一批英勇善战的头领挂帅，诸如菲隆·贾拉利(Фiлон　Джалалiй)、马克西姆·涅斯捷连科(Максим　Нестеренко)、伊万·吉里亚(lван Гиря)、丹尼洛·涅柴(Данило　Нечай)、伊万·博贡(Iван　Богун)、米哈伊洛·克里切夫斯基(Михайло　Кричевський)、马丁·涅巴巴(Мартин　Небаба)、瓦西里·佐洛塔连科(Василь　Золотаренко)等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其中既有农民哥萨克，又有乌克兰小贵族和市民出身的人。

　　一支人马众多的轻骑兵由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与大封建主维什涅韦茨基不共戴天的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统领。从各地方起义队伍中也精选人马组建了新部队。截至夏末，起义军已发展壮大为8至10万人，其中约4万人马为哥萨克起义者的正规军。

　　在乌克兰地区迅速而广泛发展起来的哥萨克农民自发性起义运动如火如荼，斗争形势十分残酷。这或许是赫梅利尼茨基所始料不及的。他明白，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必须加以正确积极引导，方能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他中断了与波兰人的谈判。7月初他进行了军事动员，召来左岸地区的哥萨克团队，再一次请来鞑靼援军。新一轮的战事犹如弦上之箭。

　　赫梅利尼茨基先发制人，将主力带至沃伦地区的一个叫做皮利亚夫齐(Пилявцi)的地方。他选择了易守的有利地形扎营，营地用数排辎重车围起来并构筑围墙，外围部署了克里沃尼斯率领的骑兵。9月16日波兰军队进至距此西北方向上25千米处。此后一周时间内双方有过多次拉锯式的小规模战斗。赫梅利尼茨基故意不投入主力，以小股人马作佯退状诱使敌人进入他预先设定的决战地带。9月22日傍晚一支鞑靼援军抵达，给波军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9月23日清晨，赫梅利尼茨基大军的攻击开始了。哥萨克军倾巢而出，克里沃尼斯的骑兵迂回包抄。波军顿时乱作一团，指挥完全失灵。波军统帅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欲组织有秩序的撤退，退至原驻地掘壕据守。赫梅利尼茨基识破了敌人的意图，加强了攻势，力求包围波军营地。波军大乱，纷纷弃营逃命，火炮、火药、辎重车等尽数落入哥萨克军手中。起义军跟踪追击波兰败军，不收俘虏，赶尽杀绝。皮利亚夫齐大战的胜利，彻底瓦解了波军的反抗能力。至此，通向波兰内地的道路完全袒露在乌克兰起义军的面前。

　　起义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在军事会议上出现两种意见。大部分团长认为应该沿斯卢奇河一岸据守，把鞑靼人打发回去，将这次缴获的丰盛战利品给他们作为酬劳。另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鞑靼援军将领图盖别伊，主张向利沃夫进军。赫梅利尼茨基采纳了后一种主张。历史学家大都认为这是迫于农民起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形势而采取的决定。或许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一步骤追求的是策略性目的，是对实际利害权衡的结果。首先，继续挺进可以瓦解尚不曾参战地区的波兰部队，使波军在短期内难以进行新的军事集结。其次，对波兰贵族起一种威吓作用，迫使他们向哥萨克的要求作出让步，并在波兰王位的继承问题上施加影响，促成扬·卡齐米尔继位(赫梅利尼茨基本人和哥萨克中坚对此人抱有幻想)。

　　再次，赫梅利尼茨基想把他那贪婪凶残的盟友鞑靼人引向波兰人居住的地域，以免乌克兰土地和人民遭殃。这些劫掠成性的鞑靼人劫掳奴隶时，对波兰贵族和乌克兰人是不加以区分的。或许这是赫梅利尼茨基考虑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于是，军事行动从沃伦推向加利奇亚。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率主力部队从康斯坦丁诺夫出发，经巴扎利亚(Базалiя)、兹巴拉日(Збараж)、捷尔诺波尔(Тернопiль)、兹博罗夫(Зборiв)、格利尼扬尼(Глиняни)，向利沃夫挺进。10月初占据利沃夫城外的高地，开始围困利沃夫城。10月15日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率部攻占了一座小山上名叫高堡的坚固要塞，利沃夫城顿感危在旦夕，驻防该城的主将奥斯特罗罗戈和退至此城的维什涅韦茨基早在哥萨克逼近时便逃之夭夭了。在绝望中该城的上层决定与赫梅利尼茨基谈判。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愿意交纳巨额赎金。有理由认为，当时的赫梅利尼茨基并不想让战火破坏这座半乌克兰的商业和文化古城，更不想让它遭受鞑靼人的糟蹋，便接受了这笔可观的赎金，把一部分鞑靼人打发回家，于10月下旬解除了对利沃夫城的围困，挥师北上，直奔华沙。

　　起义军挺进至扎莫希奇(Замостя)，但未采取大的军事攻势，一方面开始与守城方谈判，一方面派出使节去华沙对国王选举施加压力。结果扬·卡齐米尔于1648年11月登上了王位。赫梅利尼茨基派出以伊万·吉里亚为首的扎波罗热军使团，前往华沙谈判停战条件。赫梅利尼茨基向新国王提出：赦免所有起义者，恢复哥萨克过去享有的自由权(指某种领土自治，进出黑海的自由，大幅度增加册编哥萨克的编制数额)。国王答应尽可能满足哥萨克的要求，将指定专人处理相关事宜，但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状态，乌克兰哥萨克军撤回乌克兰。于是赫梅利尼茨基撤离了扎莫希奇。波兰国王和乌克兰哥萨克军盖特曼分别发表了乌尼维尔萨尔，宣告和平解决起义。

　　面对极度虚弱唾手可得的华沙和更大的胜利，赫梅利尼茨基不仅止步不前，而且乖乖地返回了第聂伯河上游地区，把希望寄托在波兰新国王的恩赐上，只满足于那些与彻底胜利相比微不足道的要求。这成为历史学家永远难解之谜。可接受的解释是：从政治上看，当时的赫梅利尼茨基还没有完全与波兰决裂，没有彻底脱离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想法，只寄希望于波兰国王的更迭促使波兰政权的态度有所改变，以满足哥萨克的要求；从军事上看，冬季进行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在波兰民族环境中部队补给成为问题，而且这时乌克兰各地发生的饥荒和鼠疫也已影响到起义军(例如，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在扎莫希奇感染鼠疫身亡)。这次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军的胜利进军，前后持续了半年(7至12月)。起义军经过哪里，便把反对波兰地主的火种带到哪里。自发的农民起义不仅迅速扩展到加利奇亚，而且到1648年底哥萨克农民运动已席卷了当时的整个乌克兰广大地区，直至其最西部的边境。受它的影响，在相邻的波兰地区也出现了波兰农民运动。

　　1649年1月初，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大军经索卡利(Сокаль)、杜布诺(Дубно)、奥斯特罗格(Острог)、日托米尔(Житомир)返回第聂伯河上游地区，而他本人亲率一部抵达基辅城。基辅人倾城隆重出迎胜利凯旋者赫梅利尼茨基。当时路经基辅城的耶路撒冷宗主教派西(Пасiй)称赫梅利尼茨基为"特级公爵"，并和基辅都主教亲率东正教神职人员出城欢迎，邀请赫梅利尼茨基登上自己的雪橇，在身旁右侧就座。城内礼炮和教堂的钟声齐鸣。基辅学院的大学生们则在欢迎颂辞中把赫梅利尼茨基比作"从波兰奴役下拯救人民的""救世主""摩西"，据他的名字波格丹颂扬他是"上帝赐予的人"把Богдан分解成普通词组Богом　даний，意思就是"由上帝赐予的"。

         1649至1653年的形势

　　波兰贵族军队对乌克兰的新入侵和《兹博罗夫协定》前后(1649-1650)

　　在基辅逗留期间，赫梅利尼茨基接见了一些邻国的使节，会见了哥萨克代表、神职人员、市

　　民代表等。他的政治见解和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不再把自己当作一群造反哥萨克的头

　　领，他明确意识到，人们期望他成为整个乌克兰民族的领袖。他应该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利益

　　，保护民族的和宗教信仰的自由。1649年2月与波兰国王的特派员会谈期间，他曾宣称

　　要把乌克兰人从波兰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他说，"开头我是为自己受到的损害和不公正对待而战斗，现在我将为我们东正教的信仰而战"，"我不会离开民众，因为他们是我的左右手"，"现在我们有了延伸至利沃夫、霍尔姆和加利奇亚的土地和自己的公国"，"贪婪的波兰公爵和贵族休想在乌克兰有立足之地"。(选引自I．　П．　Крип′якевич，　Iсторiя　Украни，　Львiв， 1990， 第174-175页。)但是，话虽然这么说，他的种种行动却表明，他并未下决心割断与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联系。这样就无法解决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根本症结。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波兰贵族会作些许让步，但他们骨子里从未放弃把乌克兰人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信念。

　　在这类让步中乌克兰农民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呢？赫梅利尼茨基允诺波兰人，除册编哥萨克之外，其余参加起义的人(主要是农民和普通哥萨克)重新回到庄园替地主干活。他们的头领只不过为他们讨来个特赦而已。然而农民和普通哥萨克可不愿意重新沦为波兰地主的奴仆，他们认为，既然参加了起义，他们就是自由人了。他们也根本不相信什么特赦，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波兰地主的报复。这种毫无出路的处境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乌克兰与波兰关系的一种特殊模式：双方年复一年地交战，但谁也无法完全打败对方，于是就开始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并不甚满意的协定来结束使人精疲力竭的军事行动，然后各自回家，再为下一场战争作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准备。

　　赫梅利尼茨基很快就明白了，他与波兰谈判得来的和平只可能是一次短暂的休战而已，波兰和乌克兰双方都不满意目前的状态，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649年5月初波兰国王下令集结民团和正规军。波兰组成三支大军：一支由菲尔列伊、兰茨科龙斯基和维什涅韦茨基率领，集结在加利奇亚和沃伦交界处；另一支由国王扬·卡齐米尔亲自统率，主要由民团(即应召的贵族军队)组成，作为第一支的支援部队；第三支军队是立陶宛军队，从北方进入乌克兰。乌克兰也进行了战争动员并在民众中间掀起空前的热潮，社会各阶层的人，城镇居民、农民、学生，甚至部分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小贵族，从四面八方投向哥萨克起义大军。克里木汗伊斯拉姆－格莱也亲自率部前来支援。

　　1649年夏波兰人开始进攻了。维什涅韦茨基的人马穿过加利奇亚向乌克兰内地进发。赫梅利尼茨基和鞑靼汗的人马迅速运动到加利奇亚边界处，以8万人的兵力将第一支波兰军队包围在兹巴拉日要塞的营地。波兰国王匆匆赶来救援。赫梅利尼茨基分兵而战，除留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外，率主力和鞑靼人迎战波兰援军。为保卫乌克兰北方，赫梅利尼茨基派克里切夫斯基团长率部迎战立陶宛军队。这支部队在第聂伯河上游洛耶夫地方与立陶宛军队打了一仗，起义军失利，克里切夫斯基战死。但立陶宛军也受重创，退了回去，直至整个战役结束再不曾有过像样的举动。

　　8月15日，赫梅利尼茨基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在兹博罗夫扎营的国王军队，从四面包围了它。当敌军强渡斯特利帕河时，起义军实施突然袭击，将波军的一部与其主力分割开来，全部歼灭。次日，决战打响。起义军占了明显的上风，波军几乎陷入绝望境地。就在决定胜败的关键时刻，克里木汗伊斯拉姆－格莱被波兰人收买，他背叛了自己的盟友，撤出了战斗。鞑靼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并不想让乌克兰和波兰中的任何一方取得绝对的优势。赫梅利尼茨基面临鞑靼人与波兰人联合对付起义军的危险，被迫停止战斗，就地开始与波兰国王谈判，并于8月18日签订了《兹博罗夫协定》。

　　这个协定把册编哥萨克军规定为4万人，划定了哥萨克盖特曼管辖地区有人把这种自治性的盖特曼政权表述为"统领国"［见孙成木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但这种提法不妥，因为从总体上讲赫梅利尼茨基并没有独立建国的目标和纲领，更何况哥萨克起事尚不足一年，根本谈不上"国"的概念。，这些地区内官职只能由哥萨克长官和信奉东正教的小贵族担任，波兰皇家军队不得驻留该地区，天主教耶稣会人士和犹太人亦不得在这里居住，还答应考虑在波兰参政院中给予东正教都主教以席位。虽然参加起义的所有人获得特赦，但大多数农民仍必须返回家乡为奴，波兰贵族被允许重返自己的领地。

　　《兹博罗夫协定》是令乌克兰人失望的，协定中涉及哥萨克的那几条规定与哥萨克起义军在1648至1649年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胜利是不相称的，与乌克兰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对这个协定最不满意的当然是那些面临重新沦为农奴的农民。波兰人也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对乌克兰人作出的让步太多，损害了波兰贵族的利益。因此这个协定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执行。但客观地讲，这毕竟是波兰人对乌克兰人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让步，实际上是承认了一种现实：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境内存在一个自治的哥萨克乌克兰，它包括三个辖区的面积，大致上是当时乌克兰领土的一半，相当于现代乌克兰的基辅地区、切尔尼戈夫地区、波尔塔瓦地区和波多利与沃伦的部分地区。

　　当然，在对这个协定性质的正式认定上，从一开始乌克兰与波兰就各执一词：赫梅利尼茨基认为这是和平协议，而波兰政府则作为单方面的文件发布了所谓"国王恩惠文告"(全称"国王陛下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军禀帖诸项的恩惠文告")该协定全文共11条，详见Декларацiя　ласки　короля　й．　Мил．　дана　на　пункти　прошення　Вiйска　Запорозького　∥А．　Г．　Слюсаренко，　М．　В．　Томенко，　Iсторiя　укрансько　конституцi，　Кив，　1993， 第13-14页。。《兹博罗夫协定》暴露出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军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这个协定，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后来的一些同类协定以及赫梅利尼茨基向波兰人多次提出的要求内容那样，是完全无视参加起义的农民的利益的。对参加起义的农民只答应特赦(能否兑现还是问题)而已，敌对行动结束后，他们的命运仍旧是重返地主庄园做奴仆。

　　这与赫梅利尼茨基作为号召而提出的"解放"和"争取自由"相去甚远。尤其与哥萨克上层和册编哥萨克所获得的保证是无法相比的。这就种下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种子。就在当时，这个协定已引起乌克兰普通百姓的普遍不满，也包括对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的不满，以至于赫梅利尼茨基不得不对协定的内容严加保密，并请求波方不要急于恢复旧秩序，惟恐在社会上引发事端。

　　对外关系中的一大问题是与克里木鞑靼人的关系。在与波兰人的斗争中借助鞑靼人的力量，是赫梅利尼茨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为此他使乌克兰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酬劳鞑靼援军，赫梅利尼茨基允许他们在乌克兰掳掠奴隶。他的本意是想用波兰俘虏来满足鞑靼人，但是鞑靼人却见人就捉，把成千的乌克兰人也赶回克里木去当奴隶，这使乌克兰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咒骂赫梅利尼茨基是使他们遭殃的罪魁祸首。其实克里木汗国本是乌克兰的宿敌，他们不过是想利用乌克兰哥萨克军去削弱波兰而已，但也并不想让乌克兰人完全打败波兰人。所以，1649年夏秋的乌波战争中克里木汗在关键时刻背叛自己乌克兰盟友的可憎行径注定要反复发生，而赫梅利尼茨基对这种教训似乎视而不见，下一次起事时仍有求于这个不可靠的盟友。这成为哥萨克起义军与克里木汗国之间复杂关系的一大特色。

　　《兹博罗夫协定》后至1651年春这一年半左右的时段内，乌克兰与波兰之间不曾发生过军事冲突。面对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赫梅利尼茨基着力于维持这种和平状态，在对波兰关系中他推行一条温和路线，小心谨慎地处理与波兰地主有关的问题。1649年12月末波兰议会在华沙举行之际，赫梅利尼茨基派出以马克西姆·涅斯捷连科为首的使团去催促尽快批准《兹博罗夫协定》。1650年1月波兰议会批准了该项协定。波兰地主纷纷返回乌克兰，一些人无视协定有关特赦的规定，对曾带头暴动和参加过起义的农民进行严酷的惩罚。在沃伦地区一个名叫科列茨基(Корецький)的公爵就以残酷迫害农民而臭名昭著。农民发动了针对他的暴动，还得到哥萨克某些团长的支持。赫梅利尼茨基竟然亲自进行干预，帮助波兰人平息这场民众运动。于是在扎波罗热发生了反对赫梅利尼茨基的暴动，传言将另选他人做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不得不再以严厉的惩处手段平息这场内乱。

　　1650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是赫梅利尼茨基与鞑靼人联手征讨摩尔达维亚。摩尔达维亚公国的统治者瓦西里·卢普尔(Василь　Лупул)在与乌克兰的关系中朝三暮四，在哥萨克大军1649年的军事行动期间他还站在波兰人一边趁火打劫。为了消除这个隐患，把卢普尔拉到自己一边，赫梅利尼茨基投入了近7万人的力量，自己率部亲征。哥萨克军于1650年9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摩尔达维亚边境，把卢普尔打了个措手不及。哥萨克军的先头部队在团长达尼尔·涅柴的指挥下攻占了摩尔达维亚首都雅西。卢普尔被迫与赫梅利尼茨基结成同盟关系。作为盟友关系的保障，他答应将把自己的女儿罗赞达(Розанда)许配给赫梅利尼茨基的长子季莫什(Тимош)为妻。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赫梅利尼茨基卷入摩尔达维亚事务，直至季莫什于1653年在保卫摩尔达维亚旧都苏恰瓦城的战斗中负伤阵亡，这种同盟关系才告一段落。

　　赫梅利尼茨基征讨摩尔达维亚是想来个一箭双雕：既割断卢普尔与波兰的关系，又可指望它取得立陶宛在未来乌克兰与波兰可能发生的新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原来卢普尔的另一女儿是立陶宛盖特曼拉济维尔(Разивил)大公之妻，赫梅利尼茨基欲通过与卢普尔的儿女之亲获得对拉济维尔的影响力(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这是后话)。但是在这个特定时候，赫梅利尼茨基竟置波军已开始在波乌交界线一带集结军队的情况于不顾，断然决定采取征摩行动，可能是另有原因的。鞑靼人一直想把乌克兰拉入他们与莫斯科国的纠纷中。然而赫梅利尼茨基想与莫斯科国保持良好关系，指望在自己与波兰的战争中得到它的援助，尽管俄国沙皇始终踌躇不决，惟恐得罪波兰人。直到克里木汗威胁割断与赫梅利尼茨基的"友谊"时，为了摆脱两难的困境并使鞑靼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捞到好处，赫梅利尼茨基便建议鞑靼人联合征讨比较虚弱的摩尔达维亚。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幕。

　　1650年夏末波兰政坛上强硬派开始占据上风。这年8月，主张并参与了和平解决哥萨克问题的总理大臣尤里·奥索林斯基(Юрiй　Оссолiнський)死去，波兰国内要求用武力镇压哥萨克的呼声大作。强硬派的为首者是当了俘虏刚从克里木鞑靼人那里返回波兰不久的皇家盖特曼米科拉·波托茨基。他指责赫梅利尼茨基鼓动几个周边国家组成反波联盟，并对赫梅利尼茨基进行露骨的威胁。波兰军队开始在乌克兰边界集结。但当赫梅利尼茨基利用在摩尔达维亚取得成功后的有利条件向波托茨基发出最后通牒后，尚未及作好充分准备的波兰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得撤去军队。年底波兰议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把皇家军队扩充两倍，追加军费拨款，并授权国王在必要时组建民团，征召贵族的军队。新的一轮战争已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