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乌克兰的政治转型不仅是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西方化和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后果。驱动国家政治转型的不仅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中小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地缘位置特殊，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受到了来自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双重影响。随着欧盟和北约在冷战后的数次东扩，乌克兰开始成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夹缝地带，地缘环境的变化使乌克兰政治转型中的国际因素影响逐渐上升。美国和欧盟以经济援助、监督选举和调停冲突等手段来影响乌克兰政治，俄罗斯则利用能源价格、民族问题和扶植精英等方式来抵御西方国家的渗透，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乌克兰政治转型的复杂性和对抗性，并最终导致国家政权更迭和国内冲突。 

　　【关键词】乌克兰;政治转型;地缘政治;美国;欧盟;俄罗斯; 

　　【作者简介】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传统政治学在探讨民主化国家特征时，往往采用国内中心视角，只考察一国经济条件与精英选择这两条路径，而在国际因素方面，只有依附论学者强调宏观经济结构对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缺乏对国际、国内政治的综合考虑◆。[①]但是，随着国际体系的变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断蔓延，“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相互综合的研究范式为人乐道，大国因素受到重视，这在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研究中尤为明显。国际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三个方面。国际因素影响转型国家政治的主要手段有外部激励、约束和危机调停，这些机制对于影响转型国家快速实现政治民主化特别重要。 

　　影响后发民主国家政治转型的因素有很多，国内因素经常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国际因素则在一定时期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地缘政治因素在乌克兰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某些阶段甚至是影响政治稳定和转型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乌克兰地处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地缘位置十分重要，欧盟和俄罗斯都积极对其施加政治影响。独立之初的乌克兰把自己定位于欧洲国家，希望能如中东欧国家一样融入欧洲大家庭。1991年12月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阐述乌克兰对外政策时表示，乌克兰是一个欧洲国家，应当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乌克兰将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全面政治、经济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转轨◆。^[②]1993年7月2日乌克兰议会通过的《基本国家外交政策法》指出：鉴于我们在地缘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和自然资源，乌克兰有机会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为欧洲的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作用◆。[③] 俄罗斯对乌克兰政治转型方向没有太多异议，更关心乌克兰的外交政策走向，尤其担心其在政治上完全倒向西方可能会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安全利益造成损害。 

　　在乌克兰政治转型启动阶段，欧盟和美国以经济援助作为主要的激励手段，推动乌克兰加快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乌克兰民主政治的巩固阶段，欧盟和美国则倾向于经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结合运用，来约束乌克兰领导人的滥权和政治腐败，防止威权主义政治倾向。当发生政治纷争或政权危机时，俄罗斯、欧盟和美国都直接介入进行调停，要求乌克兰政府不得镇压街头抗议活动，迫使各方政治力量妥协，防止街头政治滑向暴力革命。 

　　当然在外部大国的立场相近或者一致的情况下，外部干预能够帮助乌克兰化解危机。反之，当外部大国立场相异且不能达成一致，则外部因素就会发挥破坏性的作用。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立场分歧严重，外部干涉和鼓励导致了政治危机的失控。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和鼓励亲欧洲政党进行体制外的街头抗议；俄罗斯则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的立场，不轻易向反对党让步，派出警察部队维持街头秩序。最终政治危机升级为暴力革命。乌克兰政治转型的历程显示，外部因素对于政治转型和政治危机的影响极为重要。 

　　一、地缘政治因素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 

　　为什么说地缘政治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越内因成为影响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这里需要分析乌克兰所处地缘环境的特殊性。事务发展的动力来自内因，但不能排除外因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导致外因在乌克兰政治转型发挥关键作用的条件主要有三。 

　　首先，地理位置决定了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可能改变地缘环境。大国关注地缘政治边缘国家的政治转型不仅基于意识形态因素，更多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转型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其次，地缘空间的变化也是影响大国对乌克兰政治转型关注度的客观条件。再次，大国关系变化还影响着他们对夹缝国家的争夺强度。当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缓和时，乌克兰面临的外部政治干涉压力也会有所下降；反之，当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之际，双方主动影响乌克兰政治的积极性就会上升，甚至将对乌克兰政治干涉视为一种外交上的“零和游戏”。 

　　（一）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是导致西方对乌克兰关注度上升的客观条件 

　　乌克兰原来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位于俄罗斯的西部，冷战时期是苏联抵御北约安全威胁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后，原来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开始完全转型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积极寻求回归欧洲，将加入欧盟作为他们主要的外交政策，在安全领域则积极要求加入北约。这使得作为欧洲东部拥有超过4 500万人口、面积超过60万平方千米的大国——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欧盟、北约之间新的缓冲地带，成为双方不容忽视的地缘空间。乌克兰俄罗斯将乌克兰视为东斯拉夫民族的兄弟国家，是俄罗斯恢复原苏联空间不可或缺的成员，极力拉拢乌克兰与其一起打造政治、经济和安全一体化组织；西方则将乌克兰视为自己东部边境重要的缓冲空间，影响乌克兰政治成为西方对俄罗斯外交的一部分。 

　　冷战结束之初，乌克兰在地理上与欧盟并不接壤，欧盟也没有把乌克兰融入欧盟和北约体系作为外交目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加入北约的申请，只是得到对方以“北约对话伙伴关系”的回应，并且俄罗斯也被一道接纳为北约对话伙伴关系国家。欧盟对位于欧洲大陆地理版图的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的欧洲一体化一直消极对待，甚至直接回绝其加入欧盟的前景，对原苏联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力度远远低于中东欧国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欧盟和北约逐步消化了中东欧国家之后，乌克兰在地理上距离欧盟越来越近，并最终成为欧盟和北约的东部邻国，地缘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欧盟对原苏联国家的政治转型愈发重视，特别是对与之比邻的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等新邻居的政治民主化关注度迅速提高，希望阻止在欧洲产生新的“分界线”。2004年5月，欧盟和北约完成了对中东欧国家的整合进程后，开始加紧煽动原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通过公开支持反对党的街头革命和选举纠纷，推翻执政多年的第一代领导人；利用原苏联国家的选举危机和腐败丑闻制造政权更迭和民主革命，将西方价值观和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继续向外扩展，加速原苏联国家的政治西化进程。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减少对俄罗斯援助的同时，逐渐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使乌克兰成为美国对外援助中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第三大受援国，远远超过俄罗斯。 

　　相对于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希望安抚俄罗斯的不安，以波兰和立陶宛为首的东欧新成员国却希望继续扩大欧盟，以期在与俄罗斯之间获得更多的战略缓冲空间和盟友。2009年5月，波兰联合瑞典提出倡议，推动欧盟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6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缔结“东部伙伴关系”，不遗余力地推动乌克兰等国“脱俄入欧”。在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主导下，欧盟和美国没有放松继续向东延伸影响力的计划。出于对欧俄关系紧密程度的担忧，波兰提出要在欧盟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关系的“新睦邻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试图通过主动把握欧俄关系的深化尺度，来实现安全、经济、自身战略地位等三大利益目标◆。[④] 

　　由于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空间极大地被压缩，乌克兰处于东西方之间地缘政治的“夹缝”地位得到强化。地缘环境的变化导致大国对乌克兰的关注度上升。 

　　（二）大国关系调整是导致外部干预意愿上升的主观条件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大量的足以消灭地球许多次的核武器、复杂的地区和民族矛盾让西方国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防范俄罗斯再次重启帝国扩张计划。一方面，西方在政治上积极推销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力图防范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复活；在经济上扶植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试图在军事上小心地推动俄罗斯的核裁军计划，在地缘政治上弱化和瓦解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西方国家阵营不仅整合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空间，还将战略触手慢慢伸向原苏联空间◆。[⑤] 

　　可以说，西方世界一直没有放弃改造俄罗斯，但也并未准备接纳俄罗斯，甚至不愿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大国地位，与此同时还试图将俄罗斯约束在一个更狭窄的地缘政治空间内。支持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对这些国家出现的威权主义政治趋势保持了巨大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库奇马以职业经理人◆[⑥]的形象赢得大选，然而面对乌克兰国内负责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在改革的立场上有所倒退，调整了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采取实用主义的平衡外交。通过修复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成功化解了两国之间的能源、债务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为了恢复总统对政府的控制和提高经济改革效率，库奇马倾向于加强总统权力，凭借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余威，威胁要启动全民公决来强行通过宪法，迫使左翼政党把持的议会在1996年最终通过了由他主导拟定的《乌克兰宪法》。 

　　随着乌克兰大规模私有化的推进，乌政府高官腐败丑闻和政治谋杀丑闻不断出现。2000年11月，乌克兰著名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的突然遇害，乌克兰舆论纷纷指责库奇马与此案有关。美国和欧盟对库奇马时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刑事案件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对乌克兰政治转型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政局动荡中的态度与他们之间关系的关联性，可以对比双方在2004年乌总统选举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的做法加以说明。 

　　乌克兰独立以后的历次议会和总统选举，欧安组织和欧洲议会都会派出监督员，并主动介入乌克兰的选举纠纷。2000-2004年，欧盟主要关注乌克兰的人权和民主问题，和美国一道认定库奇马是乌克兰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转而支持反对派、亲西方政党领导人尤先科。欧盟的立场在2004年“橙色革命”中起到了极强的动员作用，欧盟的支持对尤先科的拉票工作助益甚大。尤先科质疑第二轮投票结果，发动支持者上街抗争。欧盟部分国家和机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进行高层斡旋，对乌当局施加外交压力。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认定前两轮选举存在舞弊行为，质疑乌克兰选举的合法性，拒绝承认亚努科维奇的胜利，鼓励民众起来抗议这次选举，推翻了第二轮选举结果，帮助尤先科上台执政。 

　　（请增加一点俄罗斯在2004年乌大选中的表现以及这种表现的原因——俄与西方的关系，与后面2014年双方在乌克兰的争斗作对比，以此说明大国关系的调整在乌政治中的影响。）在2004年总统选举纠纷中，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科质疑投票结果，在美国和欧盟的质疑和压力之下，乌克兰选举委员会决定重新投票。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戏剧性地由胜反败，接受了尤先科当选的事实。虽然在竞选过程中，俄罗斯更倾向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但是当局势逆转以后，俄罗斯仍然保持了足够的理性和合作。普京表示，如果尤先科在重新举行的投票中获胜，他同尤先科之间的合作将毫无问题。俄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俄乌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此外别无选择。[⑦]这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紧密的美俄关系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冲作用。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普京通过全力支持美国反恐行动，以及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尽管无法改变北约东扩的事实，但双方关系还是因此明显改善。2002年5月14日，双方宣布成立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宣布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核扩散等合作中，俄罗斯拥有与北约成员国“完全平等”的权利。2002年5月24日，美俄领导人又宣布达成大规模削减核武器协议。 

　　普京执政以后，在与欧盟关系也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和自信心。俄罗斯不再纠缠与科索沃问题和北约东扩，而是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03年5月举行的俄欧领导人峰会上，双方提出了俄欧四个统一空间计划。在2004年5月21日，双方签署了欧盟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2003年3月，还出现了俄法德一起反对美英发动绕开联合国的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正是由于普京在颜色革命之前与西方大国的蜜月期关系，俄罗斯才对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引而不发”。俄罗斯没有对西方否认第二轮选举的合法性、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戏剧性地由胜反败做出强硬反应，接受了尤先科当选的事实。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有着更加浓厚的国际背景，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后果之一。进入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批评俄罗斯的杜马选举存在“大量舞弊”。她表示，“正如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的那样，俄罗斯的议会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⑧]。2012年5月，在普京重返克林姆林宫之后，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2012年1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人权捆绑法案《马格尼茨基法案》[⑨]。为了回应美国的人权指责，普京总统在2012年12月签署了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这项法案除禁止美国夫妇收养俄罗斯儿童外，还规定接受美国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禁止从事政治活动，这一项规定实质是对美国资助俄罗斯反对派活动的禁令。2013年8月，俄罗斯向美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了政治庇护，使重启的美俄关系最终失败。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双边关系正遭遇艰难的时期，目前的状况没有达到预期的重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重启，以便双边关系迈入新阶段”◆。[⑩] 

　　大国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双方对乌克兰政治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为了鼓励乌克兰向西方靠近，欧盟主动调低了乌克兰加入联系国地位协定的民主化门槛。自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一方面谴责亚努科维奇政府的“选择性使用司法”行为，要求释放前总理季莫申科，另一方面却悄悄地加快了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议谈判速度，并于2012年完成了相关技术性谈判。到了2013年11月，欧盟的立场实际上已经松动，欧盟领导人公开暗示，即便季莫申科不能出狱，欧盟仍然希望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表示，各方已经“非常接近签署的相关协议”，“我们需要克服的压力来自国外的”◆。[11]显见，地缘政治利益已经超越价值观立场成为西方国家干涉乌克兰政治的主导因素。 

　　2013年11月，由于暂停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的国内政治矛盾上升为一场政治危机之后，美国和欧盟选择了公开支持乌克兰反对党的示威活动。美国和欧盟国家领导人纷纷到基辅独立广场为反对党打气，不寻求在宪法框架下调节纠纷，而是鼓动反对党做长期抗争，漠视反对党发动街头暴力和包围政府大楼活动。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和欧盟安全事务助理阿什顿直接向乌克兰国防部和警察部门施压，要求不得介入冲突。美国和欧盟还向乌克兰寡头施压，要求他们远离政府。西方国家的直接干涉导致了亚努科维奇政府与反对党示威者的对抗演化成流血冲突。在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压力之下，原来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政治力量开始分化瓦解，议会中原来支持亚努科维奇的执政党——地区党在议会中分裂。 

　　在2013年末的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以经济手段施压亚努科维奇政府。为了争取乌克兰重回独联体一体化进程，普京先是“贸易战”方式限制进口乌克兰农产品和日用品，随后祭出巨额贷款、产业合作计划。当局势发生逆转以后，普京亲自下令营救下台的亚努科维奇，并且采取派出军事人员介入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局势。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克里米亚半岛在2014年3月宣布脱离乌克兰的公投。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亲俄组织在2014年5月宣布独立，组建了“顿涅斯克共和国”。军事施压、民族问题和地方自治等都成为俄罗斯在政权更迭之后影响乌克兰政治的手段，并因此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 

　　对比乌克兰2004年的“颜色革命”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我们发现大国关系的变化影响到他们在处理政治危机的立场和手段。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虽有分歧，但是基本上保持在宪法体制框架之内，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决推翻投票结果，并且重新举行投票，没有付诸于武力和街头暴力，和平地化解了政治危机。但到了2013年末的乌克兰危机，由于西方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了极端危险的对抗政策，公开鼓励反对党的街头暴力行为，结果导致亚努科维奇出走俄罗斯和国家政权的更迭。当乌克兰局势超出司法框架后，普京也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击。由于大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的对抗立场，最终导致局势最终失控。为什么俄罗斯与西方能够在2004年妥协，而在2014年却无法达成一致呢？2012年普京再次成为俄总统，美俄关系重启失败，双方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在对俄政策上却越来越自信了，俄罗斯综合国力的持续下降使得前者推广自由主义思想的意愿更加强烈。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就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坦言：“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者主张东扩，认为冷战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一种新秩序已经取代现实主义逻辑。由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在西方政治精英中被普遍接受，他们遂采取了北约东扩、欧盟东扩、推动民主等措施[12]。”◆2013年9月25日，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盖尔什曼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乌克兰选择加入欧洲，这将加速普京所代表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灭亡。”他写道：“俄罗斯人也面临选择。不单是周边地区，普京在国内也将失势。”◆[13]可见，当西方国家发现在无法阻止俄罗斯政治的民主退化趋势后，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构建出新的民主 “中间地带”，加大了对乌克兰政治的干预力度，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是刺激大国加大干预乌克兰政治转型力度的直接诱因。 

　　二、美国、欧盟影响乌克兰政治的主要方式与特点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介入原苏联地区国家政治转型、输出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是一贯的。但是，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政治转型干预力度在不同时期却有所不同。随着欧盟与乌克兰在地理上距离的逐步靠近，西方对其政治干预的积极程度逐渐加强。 

　　（一）在乌克兰政治转型初期：经济援助为主，政治鼓励为辅 

　　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影响乌克兰政治转型的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目的，多运用较为温和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等手段。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政治转型施压的强度是有所克制的，甚至有时会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共同避免局势的失控，并不直接介入内部政治纷争。可以说，维护前苏联空间的政治转型和安全局势稳定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共同利益所在。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和当时的欧共体从维护冷战成果、推广西方价值观的角度出发，积极帮助新独立国家进行政治经济转型，巩固他们的独立，彻底消除俄罗斯恢复苏联的可能。美国通过建立大学、设立奖学金等途径，扩大与独联体国家的人文交流，在青年人中培养西方的“价值观”；在独联体国家积极活动的国家民主研究所（美民主党资助）、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共和党资助）、自由之家、索罗斯基金会、欧亚基金会、国际新闻网等密切合作，美大使馆也积极协调，帮助独联体国家成立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美国人称其为选民政治积极分子小组），从事各种反政府、反总统、反对亲总统政治派别的活动◆。[14]欧盟和美国还将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认为，民主是救治世界的“良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化与西方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且随着民主化的不断扩大而扩大。如果这些国家希望得到经济援助，就必须满足欧盟提出的附加政治条件。 

　　苏联解体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就积极帮助乌克兰政治转型。1994年6月，和乌克兰签订了《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这是该组织与独联体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此类协议。在此协定基础上，对乌克兰开展了援助，主要援助资金来自“塔西斯计划”（对独联体技术援助TACIS）项目。1991-2002年，欧盟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10亿欧元，其中TACIS项目占到了3/5◆。[15]TACIS 在乌克兰共实施了60多个项目，大部分为实质性合作项目，如提高运输能力、加强边界控制、保护自然环境、改革法律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等等，但也有一部分项目是为了促进乌克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16]当时的欧共体希望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和非政府组织活动，来促进乌克兰公民社会的发育，改变乌克兰原有的寡头垄断国家政治经济的局面。此外，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及一些欧盟国家还通过“欧洲促进民主和人权计划（EIDHR ）”，同美国一道大力扶持对象国的反对力量，煽动对象国年轻人情绪，结成社团◆。[17]1999年时任乌克兰外长鲍里斯·塔拉斯修克宣称，“欧洲观念已经成为乌克兰的国家观念以及社会稳定的因素”◆。[18]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首先关注的是乌克兰核武器问题，1991年美国与乌克兰建交，直到1994年2月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才得以消除。1994年11月22日，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乌克兰美国伙伴友好合作宪章》，此后，乌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将推进民主与维护安全及扩展经济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支柱◆。^[19]从 1994 年开始，克林顿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变得非常重视敦促乌克兰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 

　　1995年5月，克林顿正式访问乌克兰，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次访问期间，克林顿在基辅大学演讲时说：“支持一个在其公认的边界内安全生活的独立的乌克兰，不仅是一种同情，而且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克林顿明确指出，一个经济繁荣、民主、稳定的乌克兰在欧洲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表示美国将积极支持乌克兰进入国际社会，实现与欧洲的一体化◆。^[20] 

　　为了拯救乌克兰的经济转型危机和政治混乱局面，库奇马总统从 1997 年开始，将挽救国家转型危机的希望投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在克林顿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鼓励之下，乌克兰启动了大企业私有化进程。 

　　（二）在民主巩固阶段：直接介入为主，经济援助为辅 

　　自2002年以后，欧盟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逐渐扩大，在欧洲睦邻政策项目（ENPI）下，欧盟对乌克兰的技术援助重心转向改革与欧洲一体化政策上来，援助规模也由2002年的4 700万欧元上升到2009年的1.16亿欧元。在2007至2010年的援助总额为4.94亿欧元，而2011至2013年的援助总额是4.7亿欧元，重点提高乌克兰政府适应与欧盟联系国地位协定涉及的边界管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21] 

　　伴随着这些经济援助的是更加明确的政治条件。伴随着这些经济援助的是更加明确的政治条件，从2006年1月，欧盟外交委员会做出与乌克兰进行联系国协议开始，到2007年3月，双方正式启动谈判，再到2011年11月双方完成文本谈判。其中一共经历21轮谈判，历时5年之后。双方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政治和公共政策方面，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司法和社会公共政策改革，反过来欧盟通过市场开放和签证便利化来回馈乌克兰。在乌克兰与欧盟最终达成的联系国地位协定文本中，涉及贸易自由化、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的部分只有三个章节，其余的四分章内容都与政治民主化有关（主要包括政治对话和改革；政治结社；外交和安全合作；司法、自由和安全）。[22]与欧盟给予乌克兰的经济优惠和市场开发力度相比，乌克兰在司法、政治和人权等方面改革需要做出的努力更为艰巨。《欧盟联系国地位协定》意味着乌克兰在政治、司法领域必须服从于欧盟的硬性监督，部分放弃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独立性。 

　　除利用附加到经济援助上的政治和司法改革条件外，西方还经常通过直接监督选举大选来干预乌克兰政治。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西方的这种直接干预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和欧盟一直积极参与对乌克兰历次总统和议会选举监督。在独立后的历次选举中，美国和欧安组织等都会派出数千名选举观察员。此外，欧安组织、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帮助培训乌克兰非政府组织 “乌克兰投票者无党派委员会”监督投票。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仅该委员会就部署了超过一万名观察员。 

　　在第二轮选举结束后双方处于僵持之中、民众已经上街的时候，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前总统瓦文萨、立陶宛总统阿达姆库斯纷纷赶到乌克兰进行调解，迫使库奇马同意反对党候选人尤先科的要求，推翻了有争议的第二轮选举结果，化解了危机。2004年12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尤先科获胜后特意致电克瓦希涅夫斯基和阿达姆库斯，感谢波兰和立陶宛在此次选举中鼎力襄助◆。[23]美国不仅参与选举前的“指导”，派人监督投票，而且支持反对派与政府对抗，限制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局势。美国毫不隐讳要尽可能地影响乌克兰的选举，以便选举“在公开公正的气氛下进行”◆。[24]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前曾致信时任总统库奇马，希望此次总统选举不被操纵和被欺骗。他意味深长地强调，和平地转移总统职权有利于乌克兰、欧洲和世界，将为建立两国之间新型关系打开大门。并且威胁，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乌克兰以及与涉嫌舞弊者的关系◆。[25] 在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爆发纠纷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特使卢格亲自到访乌克兰，积极支持尤先科的政治主张，赞扬上街示威的反对派“为公正和自由而战”，相信他们可以取得胜利◆。[26] 

　　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欧安组织承认亚努科维奇获得大选胜利，欧安组织和美国都认可选举质量和结果，迫使败选的季莫申科最终接受了大选结果。西方国家的监督和干预让试图发动街头抗议的落选候选人季莫申科放弃了街头革命以及采取 “马拉松式”司法诉讼的想法。 

　　三、俄罗斯影响乌克兰政治转型的目的和方式 

　　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曾对独联体国家抱着“甩包袱”的态度，外交上向西方国家“一边倒”。1994年以后，俄逐步改变了盲目追随美国的政策，逐渐实行相对独立的平衡外交。1993年4月30日,《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出台,标志着俄罗斯“全方位”外交的形成。“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27]俄罗斯开始将原苏联国家视为其战略伙伴和势力范围核心地区，特别将乌克兰看成其主要的斯拉夫兄弟和经济伙伴。在库奇马执政以后，俄罗斯积极修复了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特别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摆脱经济衰退之后，更是极力希望把乌克兰拉入欧亚经济联盟中。当然这不仅是经济一体化竞争的重要内容，更是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在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后，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外交重要方向之一。 

　　（一）利用经济手段影响乌克兰政治 

　　俄罗斯与乌克兰同为政治转型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初都面临着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压力。俄罗斯对乌克兰政治转型并没有明确的态度，甚至比乌克兰还积极地希望融入西方世界。俄罗斯干预乌克兰政治的主要目的是从地缘安全角度出发，避免乌克兰在外交和安全上◆[28]与西方走得过快过近。俄罗斯影响乌克兰政治转型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扶持在乌克兰政治中的亲俄政治精英和政党；另一方面积极介入乌克兰政治危机调停，避免乌克兰政局失控。 

　　主要做法是通过采取差别性的能源和市场政策，在亲俄政治精英和政党执政时给予支持，对亲欧政治力量执政时期则以涨价相威胁。2005年底，亲西方的尤先科上台执政，俄宣布将以国际市场价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单价（每千立方米）由50美元提高到95美元◆。[29]2013年底，在亚努科维奇总统宣布暂停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普京在经济上加大了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支持力度。2013年12月，俄乌签署了14项双边协议，根据协议，俄罗斯承诺不仅将投资150亿美元的国家福利基金储备用于购买乌债券，而且将出口乌的天然气价格从每千立方米约400美元降至268.5美元。俄还同意消除在2013年年初对乌设立的贸易障碍，增进两国经济联系。 

　　（二）以“直接干预”对抗西方对乌克兰的“直接干预” 

　　进入21世纪，原苏联地区国家普遍进入颜色革命频发期，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后爆发革命，其中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亲西方政治力量在革命中取得了政权。颜色革命不仅威胁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也给俄罗斯社会内部带来不小的政治和安全压力。普京在内部实施预防颜色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举措，对外加强了对周边独联体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支持，对乌克兰则直接介入其议会和总统选举的监督工作，帮助调停内部的部族矛盾和政治危机。面对西方国家在原苏联国家的直接介入式政治干预，俄罗斯被迫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加以回应。 

　　俄罗斯虽然不主动向乌克兰推销其“主权民主”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但是从来未放弃对亲俄政治力量的支持，扩大亲俄政治家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正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这些亲俄领导人顺利解决了1994年的克里米亚地区分离运动，通过延长乌克兰偿还能源债务期限，帮助库奇马渡过了国内政治危机。在2004年总统选举前，普京频频造访乌克兰，不断抛出优惠政策帮助亚努科维奇提升支持率。普京除称赞亚努科维奇的政绩外，还特别承诺给予乌克兰公民免签待遇。在这次选举中，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派出了大约4 000名国际观察员，与欧盟等一道介入选举监督工作，和平化解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纠纷，避免了政治危机升级为国内冲突。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在俄罗斯与欧盟国家领导人共同调停下，曾一度促成了亚努科维奇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和解。2014年2月21日，双方签署了政治和解协议，为维持乌克兰政治稳定提供了宝贵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后来发生的政权更迭让这种努力付之东流，乌克兰政局发展急转直下。 

　　保护分散在原苏联国家的大量俄罗斯侨民的利益是俄罗斯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俄罗斯对外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在重大关口则成为俄直接干预乌克兰事务的理由。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侨民约占总人口的22％，以往，俄罗斯经常利用乌克兰的族群关系和俄族人地方自治地位等议题向乌克兰领导人施压，特别是利用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东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族居民的亲俄情绪牵制乌克兰的离心倾向。俄罗斯在其外交政策中经常宣布有权保护境外的俄罗斯侨民利益，在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的友好合作条约草案中也要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人族居民拥有双重国籍的权利。俄罗斯议会还数次通过了支持克里米亚扩大自治权利和要求脱离乌克兰的决议，要求俄罗斯政府收回克里米亚地区和塞瓦斯托波尔港口，都对乌克兰中央政府形成相当大的安全压力，使其在发展同西方关系时，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和国内的稳定。 

　　在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迅速批准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要求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申请。在围绕和平解决东部冲突的两次明斯克会谈中，俄罗斯都建议乌克兰政府承认东部分离组织的合法对话地位，进行扩大地方自治权的宪法改革，赋予俄罗斯族居多的东部地区经济自主权和地方自治权。跨境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经常遇到的难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国家分裂和族群冲突。俄罗斯通过对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居民自治诉求的支持，直接参与乌克兰内部的政治和解谈判，给乌克兰政府在安全和外交上施以巨大压力。 

　　小   结 

　　首先，地缘政治因素是大国干涉“地缘夹缝国家”◆[30]政治转型的首要考虑。 

　　冷战结束后不久，原来隶属于华约组织的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相继敲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寻求政治经济上与欧洲的一体化。从时间上看，北约东扩是按照地理远近顺序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北约于1994年1月决定向前华约组织成员国扩大。1994年9月，北约公布了《北约扩大研究报告》，明确准备接纳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东欧和中欧国家加入。1999年3月，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完成了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扩大。1999年4月，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制订了“成员国资格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该军事集团。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制订了“加入行动计划”，决定吸收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加入该集团。 

　　在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地区或者国家，大国会选择各种可以利用的干涉手段，这里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和军事手段。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不是与所有国家在民主价值观问题上“较真”，意识形态是位于国家利益之后的。对于已经属于西方阵营的非民主国家的政治民主问题视而不见，和即便是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一些君主制国家一样可以和平共处。西方国家在推动乌克兰政治转型过程中，虽然有天然的意识形态本能在其间，但当欧盟和北约东扩之后就不再是主导因素了，地缘政治因素发挥的影响更为重要，甚至是首要。当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时候，就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意识形态攻势，西方通过推动乌克兰政治民主化来实现孤立俄罗斯的目的；而俄罗斯则假借乌克兰政治精英之手或者经济手段进行反击。当双方关系趋于缓和的时候，美欧就会缓和干涉乌克兰政治转型的力度。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乌克兰政治转型对周边地区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其政治转型。 

　　其次，大国干预与对象国的精英集团有密切的联系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俄罗斯，在影响乌克兰政治转型和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是首先作用于精英。原苏联国家的政治转型多是精英主导型，普通大众对于国家转型和民主政治的认识比较模糊。在乌克兰独立的20多年里，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乌克兰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地域性的政治文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乌克兰政治精英在价值观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就是本能地亲近欧洲文明和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几乎所有的乌克兰领导人都倾向于支持加快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借此来平衡自莫斯科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控制力。这些乌克兰精英们在外交战略上业都倾向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从维护民族独立的角度出发，对俄罗斯有着历史的本能的抵触，担心重新沦为俄罗斯的“小兄弟”，区别只是对俄罗斯关系的策略。乌克兰社会中的普通选民对于欧洲一体化认同程度并不是很高，从20世纪90年代多次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看，欧洲一体化政策支持率一直保持在40～50%，保持与俄罗斯特殊经济伙伴关系的支持率则在30～40%◆。^[31]但是，精英层面却坚定支持加强与欧盟一体化政策。 

　　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坚持欧洲一体化战略。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就是一位“逢俄必反”的领导人，不仅拒绝签署独联体组织条约，还明确反对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曾经被称为奉行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进行平衡外交的库奇马，尽管在政治民主化和反对腐败方面受到美国和欧盟诸多批评，仍然把欧洲一体化战略作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更是义无反顾地倒向西方。2010年获胜的亚努科维奇被西方称为亲俄的政治家，当选后将首次出访目的地选在了布鲁塞尔，而不是莫斯科，就是向西方社会表明，乌克兰仍然希望实现回归欧洲的政策。由于欧盟内部政策不统一，并没有做好接纳乌克兰加入的准备。为挽救乌克兰濒临崩溃的经济，亚努科维奇政府被迫暂停欧洲一体化政策，以换取俄罗斯的巨额贷款和天然气降价。亚努科维奇明确表示，这是技术性的策略，乌克兰不会终止欧洲一体化战略。 

　　乌克兰精英对欧洲的高度认同是西方在乌克兰政治转型中发挥作用的政治基础。这里需要提及具有类似地缘环境的转型国家白俄罗斯，由于政治精英因素避免了自己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博弈的“人质”。自1994年担任总统以来，卢卡申科在政治上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奉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渐进改革◆[32]，带领白俄罗斯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避免了国家转型危机，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西方国家在白俄罗斯根本找不到有影响力的亲西方政党和精英，更无法在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利用白俄罗斯民主化议题。在卢卡申科主导下，白俄罗斯早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之前的1996年就与俄罗斯签署了“俄白经济共同体条约”，并在1997年升级为“俄白联盟”。白俄罗斯利用“俄白联盟”从俄罗斯获得了廉价能源供应和市场开放，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议抵御西方的政治干涉和经济制裁。在2003-2004年间，当西方国家在原苏联国家鼓动颜色革命时，卢卡申科凭借其廉洁的政治形象和高效的经济业绩稳定住了社会，抵御住西方发动革命的企图。 

　　第三，俄罗斯干预乌克兰政治是地缘政治的“本能反应” 

　　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曾奉行“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然而西方集团并未抛弃冷战思维，反而将该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境。普京时期的俄罗斯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与西方存在竞争，俄罗斯的“主权民主”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个分裂的地缘政治板块在欧洲大陆逐渐形成。欧盟和美国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支持乌克兰政治转型，更是将其视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俄罗斯在主观上并不反对乌克兰政治转型，但当美欧把乌克兰当成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时，俄罗斯则本能地将乌克兰与欧洲的一体化视为威胁。 

　　在西方国家大举利用民主化和价值观在原苏联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时，俄罗斯被迫以硬实力回击西方的进攻，通过采取差别化的能源价格和市场销售配额等手段来影响乌克兰政治，维持其在乌克兰的影响力，近而成为乌克兰政治转型的阻碍因素。 

　　我们认定，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争夺不是一种主动出击，更多成分上是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包含大量的突然性、非理性和极端性成分。在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里，俄罗斯自身硬实力也在不断下降之中，这也限制了其在原苏联地区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能力。在原苏联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西方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普京上任以后调整了独联体一体化政策，将资源集中在打造欧亚经济联盟上，乌克兰是联盟设计上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欧盟和北约双东扩之后，俄罗斯对西部邻国——乌克兰加大了经济一体化力度，以关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对抗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更多的是依赖能源优势来阻击乌克兰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西方化进程，避免乌克兰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沦为俄罗斯的敌人。 

　　乌克兰政治转型研究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地缘政治影响政治转型提供新的思路，特别是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对大国干涉小国政治强度的分析。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化可以改变大国对于“夹缝国家”政治转型的关注度，这种由近及远的外部干涉规则在政治转型研究中已经具有某种普遍性，对研究政治转型的外部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规则。同时我们看到，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也让影响政治转型的外部因素更具有对抗性和破坏性。当不同立场的地缘政治斗争激化，可能会导致对象国政治危机的升级和失控，进而导致更大的地缘政治斗争或者战争。（责任编辑靳会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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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张弘.2014：俄罗斯选择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1-14(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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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顾志红.《乌克兰外交政策与外交活动初探》[J].《东欧中亚研究》，1998(2)。 

　　[11]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январь 1993 г.)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93. - Январ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