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中期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历史论战对俄罗斯国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每当俄罗斯处于社会大变革之际，东西之争就会凸显，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西方”和“东方”的选择。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以全新的理念建立了苏联这个新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平息并超越了传统的东西之争。但是从思想脉络而言，布尔什维克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西方派，它构建的国家认同抽离了传统文化基础。东西之争在苏联时期没有因为受到压制而中断，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重新兴起，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东西之争是俄罗斯人在帝国语境下形成的话语结构，作为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历史遗产，它也是沉重的思想包袱。俄罗斯要走出东西之争，首先须走出帝国。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认同;东西之争;斯拉夫派;西方派;文化认同;

　　引言

　　全球化在冲击民族国家、构造“一体”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世界多元化的图景日益凸显。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趋势反向运行、张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之下，“认同危机”成为一个严峻而复杂的普遍性挑战。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很快遭遇到认同危机，直到今天，国家认同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关于重建国家认同的争论，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已经在俄罗斯的知识界、政界和社会中展开。争论的首要前提是，俄罗斯是否需要重建国家认同。从理论上讲，这涉及对认同来源的理解，即坚持实体论还是坚持建构论。实体论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历史流变中的传统因缘所赋予的，如种族、地域、语言、宗教和风俗等，是“自在”的实体；而建构论则认为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通过语言、历史材料和符号系统“自觉”地建构起来的[1]，民族和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基于对前者的理解，以及当时去意识形态化占上风的大背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会自动生成，无须人为地进行构建。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失序和精神危机，很快让人意识到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性，寻找“民族思想”热潮的出现和持续便是这种体现。

　　关于重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手段，可以借用曼纽尔·卡斯特的概括。他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的，“真正的课题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在他看来，认同的社会建构“通常发生在一个标示为权力关系的脉络里”，“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通过处理这些材料，“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2]。但是，由于认同的建构与社会脉络密切相关，因此不能一般性地进行抽象的讨论，而“必须摆在历史情境之下”[3]。事实上，上述“材料”因为其内涵和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对于国家认同的定位有着不同的意义，其择取和“处理”将根据建构者的目的、意志和计划来加以确定。

　　一般而言，国家认同具有多重面向，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层面[4]。据此，可以将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归为两大类：一是文化与民族的要素，一是政治层面的制度性要素。前者指向公民的“归属性认同”，后者涉及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系统的“赞同性认同”[5]。由于“国家认同建构在具体时空架构中的限定性”，在国家认同建构实践中，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很难以历史文化传统或政治制度某种单一因素作为国家认同的依据[6]。在当前全球化冲击的网络社会中，国家认同的构建极其复杂。

　　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构建是在苏联解体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解构之后的重构。重构的“材料”异常繁杂，可供汲取的资源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诸多消极的方面。从苏联解体二十余年的历史看，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建构需要正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建构的总体方向，是重构帝国的认同还是新建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不仅涉及国家制度的构造，也涉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处理。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复杂而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消除两者之间的张力，对国家进行有机的整合。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帝国的精神遗产，从精神和文化传统中汲取那些具有现实性的积极因素作为构筑国家认同的资源。从构建国家认同的实践来看，俄罗斯似在走向民族国家，并着力于打造“国家民族”，但是芜杂的精神遗产使得国家认同的建设处于一种虚耗状态。俄罗斯是一个理念化的国家（идеократическ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7]，意识形态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不可或缺，是“灵魂”所在。在缺失灵魂的情况下，国家或民族将“只剩下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空壳，飘摇在全球势力流窜的大海上”[8]。

　　在清理俄罗斯的精神遗产方面，“东西之争”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俄国思想史上的所谓“东西之争”，即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战不仅仅是19世纪40年代两个思想流派的论战，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从广义上看，“是俄国文化和思想里的两个永恒的趋势和流派，俄国社会里经常存在的两大立场”[9]。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传统论战总共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大约在1842—1845年之间），但它的后续发展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初。传统的东西之争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本土似乎戛然而止，但在苏联时期的默然隐迹并不代表它的中断。它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重新兴起，并且以不可阻遏的势头，仍然成为新俄罗斯构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重要因素。当代东西之争与传统东西之争，毫无疑问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何种不同？不论传统东西之争还是当代东西之争，最重要的主题是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这一问题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中悬而不决，是否意味着在当代之争中依然是一个思想“死结”？当代东西之争是否能够超越传统东西之争，在现实条件下完成对历史语境的改造，从而为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拟以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作为两个界标，揭示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一、帝国语境下的东方和西方 

　　对于俄罗斯来说，东方—西方问题是一个深具历史感和现实性的经久性话题。横跨欧亚两洲的广袤国土，以及基辅罗斯形成以来与西方的遭遇和持续至今的纷争，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俄罗斯的历史负担，甚至是一种宿命般的存在。В.В.津科夫斯基曾经断言：“检视18—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完全清楚的是：西方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并非偶然，俄罗斯与西方的遭遇不可避免，也完全必要。”[10]Н.А.别尔嘉耶夫则更进一步地强调：“只有在东方和西方问题的语境下，俄罗斯才能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使命。”[11]东西方问题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产生前就已经存在，在东西之争展开后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19世纪下半期，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消退之后，包括“本土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和欧亚派在内的俄罗斯思想界仍然延续了关于东方和西方问题的争论。东西之争在俄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意义巨大：它是俄罗斯哲学诞生的摇篮，奠定了俄罗斯思想界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文化特点的传统，它是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实验室，是培养俄国知识分子的学校，还是集体认同的话语框架[12]。

　　东西之争的兴起意味着帝国认同危机的凸显，其缘由和困境，借用俄国哲学家Г.Д.加切夫的话来说，在于“空间的步伐与时间的步伐并不一致”[13]。从空间方面看，俄罗斯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局于欧洲一隅的莫斯科公国膨胀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其内部的“整合”远远跟不上扩张的步伐。从时间方面看，18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欧民族主义的兴起，刺激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

　　18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革命和民族主义热情冲击着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帝国。从根本上来说，帝国和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帝国的认同原则排斥民族主义原则。因此，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协调”极力压制民族主义，维持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权。但是，法国大革命传播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形成的理性、进步观念基础之上，它开始深入人心，并逐渐消解帝国。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国东西之争是紧跟欧洲步伐的关于帝国的反思。一方面，它围绕“传统—现代化”这个议题展开；另一方面，它纠结于帝国的认同空间，围绕东方—西方的定位而展开。

　　在“传统—现代化”这个议题下，斯拉夫派坚持俄国中心论，认为俄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欧的特殊社会形式，有着自己的优势，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是一幅理想的图景，应该重新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需要治疗俄国的“欧洲病”。与此相对应，西方派坚持欧洲中心论，认为俄国历史道路中的独特性非但不是优点，反而是其缺陷所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俄国需要治疗自己的“独特病”。其实，争论的双方所构建的关于俄国的形象和西方的形象是一样的，双方对俄国和欧洲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无二致，分歧在于不同的历史评价和伦理评价。西方派“没有深入的哲学和历史的、个人的反思”，只发展了社会问题；而斯拉夫派对西方的社会和历史根本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对西方的看法“纯粹是观念上的、理想化的”，为了论证俄国的理想化形象而将西方作为对立的反面。事实上，俄国与西欧之间的这种直接对立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存在的[14]。俄国哲学家洛谢夫在评价斯拉夫派代表人物К.阿克萨科夫的观点时，曾经用哲学的三段论来加以概括：彼得之前的俄罗斯——正题，西方——反题，新的自由原则——合题[15]。

　　类似的关于“传统—现代化”之争，在许多后现代化国家中亦曾出现，如近代以来中国就曾发生过著名的“中西之争”。但现代化对于帝国的维持是不可避免的。不独彼得大帝的俄国是如此，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俄国更是如此。为了保持帝国的强权地位，俄国不能再完全依靠其广大幅员、众多人口以及庞大但原始的军队，它需要现代化[16]。但是，俄罗斯的东西之争的特点不仅仅在于“传统—现代化”这个议题。俄罗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西方的独特历史因缘，帝国的认同空间，即其东西方的属性问题成为帝国定位的主要问题。

　　何谓“东方”和“西方”，俄罗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不单单是地理概念的争论，也是历史哲学的争论。就帝国的普世性理念和秩序原则来看，它是没有边界的，“帝国就是整个宇宙空间，就是生活方式、世界观体系和对世界的感知”[17]。但是帝国在与其他帝国和文明发生碰撞时，对自我边界的确定开始敏感，它不能仅仅依靠感知，还需要构建。萨义德以维柯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他所知的是他已做的，并且将其扩展到地理的领域，因此，“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18]。“西方自身并非一直是‘西方’”，新教改革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才导致了基督教世界到“西方”的转换；在17和18世纪，“西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名称，与“欧洲”（Europe）和“欧美国家”（Occident）同义[19]。

　　黑格尔第一次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划分了“东方”与“西方”[20]。从地理而论，亚洲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绝对是东方；美洲固然是一个西方，但是欧洲一般来说，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是西方。从历史哲学而论，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的进程，亚洲是起点，而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在这个线性历史中，东方世界是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世界是“青年时代”，罗马国家是“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是“老年时代”。在他的视野里，东方世界包括了中国、印度、波斯帝国（近东），以及地处尼罗河平原的埃及；古典世界的希腊和罗马与基督教世界的西欧文明则构成了“西方”。而作为庞大地理存在的俄罗斯被他置于历史哲学之外，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黑格尔的理由是，斯拉夫民族“在‘理性’的世界历程的各阶段中，一向没有出现为独立的因素，所以始终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至于它今后是否将成为独立的因素，乃是和我们现在不相干的一个问题，历史所关涉的，只是过去而不是未来”[21]。

　　作为对俄国思想发展影响至深的思想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使俄国知识界深受刺激，促使了他们的内省和回应。黑格尔对俄国在东西方之间的历史定位，在恰达耶夫那里找到了共鸣。恰达耶夫断定，西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上帝之国，而俄国没有实现任何历史和文化价值，“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22]。恰达耶夫的立场接近西方派，但他又独立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与他的不东不西论相较，西方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将俄罗斯归入“西方”的精神传统，而斯拉夫派则将俄罗斯视为与“西方”相对立的独特的传统世界。在斯拉夫派的基础上，丹尼列夫斯基斩断俄罗斯与欧洲的联系，将斯拉夫民族视为一个有机的、独立的文化整体，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新的文化类型。

　　但是不论恰达耶夫、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和丹尼列夫斯基，他们对俄罗斯属性的划定在许多人看来是与俄罗斯的存在相违背的。西方派被认为是抽离了俄罗斯的传统精神基础，“根本不存在民族的灵魂”[23]，而斯拉夫派和丹尼列夫斯基的过于“民族性”则意味着俄罗斯精神的自我封闭。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丹尼列夫斯基否定“人类与人类共同理想存在”时大失所望，索洛维约夫因为丹尼列夫斯基否定基督教普遍主义原则而对其进行激烈的批评[24]。列昂季耶夫虽然深受斯拉夫派和丹尼列夫斯基的影响，但他对斯拉夫民族的怀疑以及对拜占庭帝国的回归，开启了欧亚主义的先河。他们从帝国的定位中寻找“俄罗斯的使命”，需要超越东方和西方的框架。别尔嘉耶夫认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没有透悉俄罗斯灵魂的秘密，要想透悉这个秘密，需要走第三条路，要超越东西方两种本原的对立以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认知的对立”[25]；“俄罗斯位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是东—西方，其使命就是要在引导人类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伟大的作用”[26]。弗·索洛维约夫以基督教真理为基础，在一切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的原则之上预示俄罗斯在东西方联结中的伟大作用。欧亚主义者将俄罗斯定位为“欧亚世界”，其代表人物萨维茨基说，“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可以加入或者脱离欧洲的民族，而且是比其自身更广阔的某个世界的精神化身和载体”[27]。他们将东西之争中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框架推衍成“东方—西方—俄罗斯”三维超越构架，为帝国确立了“崇高的使命”。

　　东西之争无法突破帝国的语境，它是“关于俄罗斯的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虽然具有历史形态的两个派别逐渐过时，但问题本身保留了下来[28]。在俄罗斯发生社会大变革的“易代”之际，这种思维定式决定了俄罗斯的精神“分裂”，即是维持帝国还是走向民族国家。从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这两个剧烈变革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东西之争的思维模式对俄罗斯国家认同的重要影响。

　　二、东西之争与认同重构：十月革命 

　　20世纪初，东西之争已经消弭了锋芒。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三世以来的严酷专制统治以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使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各政治势力关于国家发展的方案，关于改良和革命的争论，取代了东西之争关于“东方—西方”和“俄罗斯—欧洲”的主题。20世纪初可以说是俄罗斯与西方最为接近的时期，一方面，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现代化进程至此并没有放慢步伐，借鉴西方经验的实用性立场居于上风。另一方面，自东西之争以来的俄国思想发展有其“内在的理路”。索洛维约夫一切统一的形而上学留下了有待发展的空间，被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继续推进，哲学家们致力于用西方哲学的形式表达俄罗斯意识的经验。俄罗斯的“群星灿烂”与欧洲形式的有机结合[29]将白银时代的文化推向极度繁荣。这个历史情境似乎让人感觉，传统的东西之争已经远去。但是一战的爆发重新激活了在东西方框架下的争论，“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觉问题”[30]。当时许多思想家对战争与俄罗斯的复兴进行了反思[31]。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进一步加深了知识界对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旧话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提出，如何重建俄罗斯成为核心问题。争论后来在两个地域分别展开：布尔什维克在本土加紧构建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型国家认同，流亡欧洲的旧俄知识分子继续反思革命。固守传统价值的“路标派”，在俄国1905年革命后不久推出《路标文集》，十月革命后不久又推出续集《来自深处：对俄国革命的反思》，他们反对革命，将俄国所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灾难；但1922年的“哲学船”事件后，精神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阵地。

　　十月革命造成了俄国历史的巨大断裂，但是从俄国内在精神的发展来看，它又是合乎逻辑的。将其置于东西之争的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在传统的精神系谱中自有它的位置。别尔嘉耶夫说，俄国哲学有双重结局：“在斯拉夫派那里通往宗教和信仰，在西方派那里通向革命和社会主义。”[32]十月革命打破了东西之争，确立了西方派在“东方—西方”和“传统—现代”框架中的新的时空叙事。

　　反映在时间层面，十月革命的精神基础是自由进步的历史观，即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线形或螺旋形的过程，由低级走向高级，最后进入人类大同世界，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这种思想的源头是理性和科学催生的欧洲“启蒙精神”，18世纪为俄国贵族们所陶醉，成为后来西方派的理念基础。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这种追求“终极目标”的进步观念寄形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基督教普济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想中。它们把俄罗斯视为一个东方式的落后的欧洲国家，在发展水平上暂时落后于西欧，但是迟早要赶上西欧，甚至可以超过西欧。在十月革命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落后的”俄国变成“先进的”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政治话语。布尔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俄国虽然经济落后，但无产阶级革命使其成了先进国家。1917年之前，由于俄国的落后，一些人寄望于“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走向社会主义”，对此，斯大林回应说：“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33]十月革命后，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俄国已经暂时走在了前面，“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34]。

　　反映在空间层面，十月革命显示了它的普世主义精神。它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超越了地域，也超越了文化和民族，从而完成了由“民族性”向“普世性”的叙事转换。在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几年中，“红色爱国主义”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虽然没有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官方话语中，但在大众意识中以及一些政治派别中非常强烈。例如，路标转换派将国家爱国主义作为他们评价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则，其代表人物H.乌斯特里亚洛夫说，革命的危机基于“俄罗斯的环境和俄罗斯的精神，世界历史进程需要它。俄罗斯通过革命完成某项世界性使命，为其他民族上了伟大的一课”[35]。他们认为，俄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革命，因为它是“有机的”，与“俄国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相联系；还因为“苏维埃政权的追求和俄罗斯国家的生存利益”“奇妙地吻合”，布尔什维克最终成了“保全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在这方面它比沙皇制度更为成功[36]。被托洛茨基称为“曲意奉承”的路标转换派，由于其亲近革命的立场而在严峻的年代一度被布尔什维克加以利用，但后来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些从海外返回苏联的路标转换派成员，最后的结局不是被处决，就是被关进劳改营，成为他们所崇尚的国家主义的牺牲品。在所谓的革命“民族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对其进行了话语转换，从而将其否定。托洛茨基把旧知识分子所认为的“民族的东西”斥为“历史的排泄物”，而只有那些可以被视为进步的因素，才是值得肯定的“民族的东西”，但这种“民族的东西”是普遍意义上的，是与斯拉夫主义所保守的“民族的东西”相对立的。托洛茨基说：

　　“我的看法则相反。野蛮人彼得比与他对立的整个留大胡子、有花饰的过去都更是民族的。十二月党人也比尼古拉一世的官方的国家制度及其农奴制农民、官方的圣像和在职的蟑螂更是民族的。布尔什维主义比保皇派流亡者更是民族的，布琼尼比弗兰格尔更是民族的，不管那些民族排泄物的思想家、玄学家和诗人们是怎样说的。一个民族的生活活动和运动是通过各阶级、党派、团体体现出来的多种矛盾来完成的。民族的东西在其动态中，是与阶级的东西相符合的。在民族发展中一切紧要的，亦即最重要的时代，民族常分裂为两半，——只有那能把人民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上去的一半，才是民族的。”[37]

　　在对民族性区分的基础上，托洛茨基完成了“新”对“旧”的扬弃，确立了苏维埃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革命意味着人民与亚细亚方式、与17世纪、与神圣的俄罗斯、与圣像和蟑螂的彻底决裂；革命不是向彼得之前时代的回归，恰恰相反，是使全体人民接触文明的运动，是根据人民的利益对文明的物质基础的改革。彼得的时代，只是历史向十月革命并经过十月革命向更远更高处上升的初级阶梯之一。……在这个陈旧的外壳中包容着这样的思想：这个决裂不是外来的强加，而是民族发展的结果，并符合这一发展最深刻的需求。没有这种决裂，人民也许会腐烂。”[38]

　　虽然布尔什维克在话语上完成了从民族到阶级的转换，否认以民族作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但是革命期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及多民族的现实导致党内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辩论，最后多民族的联邦成为妥协的产物。因此，苏联是在两种认同之下建构起来的，一方面是种族和民族认同（包括俄罗斯），另一方面则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的文化认同[39]。但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为布尔什维克处理民族问题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也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为了消除这种张力，苏联从20年代末期开始不断收缩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的民族文化“本土化”政策，压制民族认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是重要的打压对象。

　　在两种认同的基础上，“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最终被构建出来。1961年，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共同特点”[40]。

　　“苏联人民”“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认同方案”[41]，它超越了传统的东西之争，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合了俄罗斯的多民族帝国。这个帝国与传统的决裂，使“俄罗斯作为一个历史主体被苏联吞噬，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同一性”[42]。但是与传统的决裂，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彻底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移植到俄国并扎下根来时，它已经完成了“俄国化”，不可避免地与俄国的传统交融在一起，最终“具备了俄罗斯风格，具备了东方风格，几乎近似于斯拉夫主义的风格”[43]。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元的意识形态话语压制传统，但无法根除内化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精神。在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斯大林依然将民族主义传统作为动员人民的资源。而传统的东西之争在俄罗斯本土虽然消停，但它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在苏联时期的地下出版物中得以延续；在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甚至出现过关于“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短暂论争。

　　三、东西之争与认同重构：苏联解体 

　　苏联时期东西阵营的对抗是另一种“东西之争”，是不同于传统东西之争的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是地缘政治对手，而且是阶级敌人。这种对抗更多是政治性的，基本上剔除了传统东西之争中的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传统东西之争在苏联后期的改革年代的重新兴起，全赖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推动。当戈尔巴乔夫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的欧洲大厦”时，苏联意识形态话语中的“资本主义”标签被悄然更换为“法制国家”、“议会制”、“三权分立”和“人权”的概念，关于“西方”的总体形象得到彻底的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毫无疑问地具有向西方看齐的“西方化”倾向，但是这种西化在当时的苏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在改革的语境下，“西方派”和“本土派”的争论被彻底激活。

　　20世纪后期的东西之争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十月革命前的东西之争。它首先是在苏联数十年构建的认同框架下展开的，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意识形态模式以及冷战两极结构的影响，因此新的东西之争一开始建立在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评判的基础之上。十月革命前的传统西方派在看到俄罗斯历史的落后性时，强调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差距可以克服，而改革年代的西方派在重新评价苏联的历史经验时，启用了诸如极权/民主、计划/市场、集权/自由、教条/多元化等对立的概念，强调共产主义的历史痕迹对俄罗斯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以及共产主义与历史的精神联系。他们立足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俄罗斯的现代化观念，彻底抛弃苏联体制。同时他们也否定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认为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对改革形成了阻碍。西方派对苏联体制的抨击，其风格犹如当年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像20世纪初的激进革命者那样，渴望消灭旧事物，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历史继承性、经验、文化和传统的概念，但他们却觊觎‘向权力渗透’”[44]。在批评者看来，西方派所谓的在“美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两者之间的选择只是“宣传的简单化”[45]，“来自左边的理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要求不是和改革敌对的”，“他们属于改革的朋友”，“真正的敌人只有右派分子……”[46]。80年代末期本土派对西方派的批评并没有获得同情，因为当时对变革的要求居于上风。但是随着90年代俄罗斯社会对改革的失望，西方派的“历史虚无者”形象获得了广泛认可，对西方派的批判亦如潮而至。

　　与西方派彻底否定苏联历史相比，“本土派”在评价苏联历史、将其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版图时并不一致。本土派阵营内部本来分歧很大，观点不一，例如“俄罗斯民族复兴派”呼吁回归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精神传统；“民族布尔什维克派”将苏联视为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其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此外还有东正教教廷派，新多神教派，等等。总体而言，他们对苏联历史持否定态度，即使不是否定整个时期，也是否定某些时期，如索尔仁尼琴。也有一些人对苏联褒贬参半，像普罗汉诺夫，既抨击布尔什维克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而摧毁了“强大的、蓬勃发展的俄罗斯”，又颂扬斯大林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准帝国（квазиимперия）”[47]。但是本土派与西方派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把十月革命的“暴政”以及随之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归因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而是归因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俄罗斯这块土壤。在批判苏联历史经验的同时，本土派诉诸俄罗斯传统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一些人强调其中的“人民性”，一些人强调其中的“国家性”。当苏联体制面临危机之时，前者要求在“窒息我们的帝国与保全我们人民的精神和实体之间”做出选择[48]，而后者致力于维持“社会主义准帝国”，卫护“一体的苏维埃意识形态”，弥合“一直以来所形成的矛盾”[49]。

　　在新的东西之争中，苏联是一个争论的基础，西方是一个作为“他者”的坐标。不论是西方派还是本土派，都将西方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苏联的现实存在。面对苏联的溃败，本土派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国家输掉了20世纪，宣扬的成就皆是虚幻”[50]。即使是那些坚持“独特道路”的人也承认，“在智慧而人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高效地从事经济活动方面，我们没能为世界人民树立榜样……这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发了所有的新资源，我们在技术领域不得不追赶它，而不是它追赶我们”[51]。在苏联处于危机的现实面前，西方派和本土派都觉得“我们的道路已无处可走”，但他们结论却不相同。西方派一致认为，应该重新回归“文明的康庄大道”，“尝试寻找通往世界民族大家庭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总是试图出人头地”[52]。本土派认为以西方的价值和制度为准绳只会有害，应该走自己的独特道路，联合自己所有的强大力量，通往新的、更人性和更有精神深度的文明，为此他们还以日本为例，证明经济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幻想。但是相对于西方派来说，本土派的纲领并不具体，他们所提出的“特殊道路”更为模糊，更具有理念的性质。

　　东西之争的重新兴起是改革年代的合理产物，它的基础乃是苏联体制所遭遇到的危机。尽管苏联国家并不是一种迷思，它对苏联时期的数代人来说的确具有几分真实性[53]，但是它不以历史—文化认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危机来临之时是相当脆弱的。一旦进入开放的政治空间，长期受压制的思想力量就会彻底释放出来，社会将拒绝继续受控于“空心”的意识形态，转而寻找重塑自己的各种资源。作为历史的存在，俄罗斯传统东西之争所涉及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基础，自然成为新的重塑起点。传统的东西之争在俄国历史上也有边缘化的时期，在苏联时期也没有被根除，它只需要激活而已。

　　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对于西方派来说是一个机遇，他们以为俄罗斯通过西化改革可以就此走上“文明的康庄大道”，但是苏联的解体不仅使东西之争发生了转向，也使俄罗斯的认同重构更加复杂化。第一，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原有的边界，意味着认同重构的边界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但是边界并没有最终定型，依然处于变动之中，它的合法性还没有被所有的人认可。对于那些将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准帝国”的人来说，苏联在冷战中的落败以及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是无法接受的，后帝国怀旧情绪因而挥之不去。历史的经验显示，“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成为一项并非容易的任务”[54]。这种后帝国综合征很容易被当政者作为政治动员的资源加以利用，事实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迅速膨胀与之有着紧密的关系。第二，新俄罗斯迅速确立了以西方模式为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虽然它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但这是因为民众对苏联制度的厌弃而在当局的引导下形成的，所以还非常脆弱。它急切地需要以经济上的改观来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转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得以全面铺开。但是“休克疗法”给俄罗斯民众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使得这个合法性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苏联时期的“计划”有序的生活使社会很容易感染上“还乡病”，滋生“逃避自由”的心理。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认同基础依然十分薄弱。第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苏联民众的认同核心，虽然抽离了传统文化的基础，但仍然具有黏合剂的作用；这个基础的骤然丧失，以及西方派对传统文化的抛弃，使得新俄罗斯的文化认同构建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宪法放弃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定，无疑对新文化认同的形成产生了阻碍作用。第四，苏联解体之后，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2000余万俄罗斯人一夜之间成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居民。作为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他们身份的改变以及所在国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他们的认同，也不时地刺激俄罗斯的敏感神经。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国家认同由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基础的双重缺失而面临着危机。90年代初期，西方派由于承担转型失败的责任而在政治舞台上逐渐被边缘化，在东西之争中的话语力也逐渐减弱。虽然东西之争没有成为本土派的独角戏，但作为对俄罗斯西化的反动，本土派的影响力由于有传统精神的支撑以及外部世界的刺激而不断增大。作为本土派的三支重要力量，“民族爱国派”、共产主义者和欧亚派虽然在具体的纲领主张上各有不同，但“反西方主义”理念将他们联结起来，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基础。

　　进入21世纪，基于国内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俄罗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与外部力量的互动，普京卓有成效地开启了重构认同的叙事，俄罗斯的政治认同逐渐得到加固。不过，这与其说是民众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赞同性”增加了，不如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普京的拨乱反正之力；而且天遂人愿的是，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适时地给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了强心剂，国家实力的上扬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加强了政治认同。如果说这是“积极认同”的话，那么贯穿在爱国精神和强国精神中的反西方主义则构成了“消极认同”[55]。“消极认同”需要寻找“敌人”。“敌人”概念深入人心，一方面来自统治精英的相对合理化的解释和引导，另一方面则源于潜藏在个人和民族心理中的信仰、迷信以及传统的认同因素。在俄罗斯，这种“敌人”概念是由精英塑造出来的。1989年苏联社会中只有13%的人认为有“敌人”，47%的人认为：“如果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为什么要寻找敌人？”但是10年之后，65%—70%的人回答：是，俄罗斯有敌人[56]。

　　反西方主义是东方—西方框架下的一种心理结构，是俄国精神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赛亚·伯林甚至认为，除了屠格涅夫之外，几乎所有伟大的俄国作家都受到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的极端仇视[57]。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遭遇的内外困境都为社会的反西方情绪提供了理由：西方国家“阴谋”搞垮苏联，北约东扩，企图通过代理势力发动颜色革命，等等。而这也为当局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加强政治认同提供了可能性。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加剧了俄罗斯的困境，在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不能为政治认同提供支撑的情况下，饱含爱国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反西方主义自然担当了此项任务，几乎成了国家认同的标准替代物。

　　结论：走出东西之争 

　　东西之争是帝国语境下的思维结构，一直没有改变。每值社会大变革的时候，东西之争所涉及的主题都会重新翻出。当代俄罗斯在“东方—西方”框架下重构认同所遭遇的失败，使得东西之争令人厌倦。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亲身感受到，不论是向西发展还是向东发展，两者都不成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曾竭力融入西方大家庭，但最终陷入与西方的对抗；俄罗斯意欲以欧亚主义构想为基础，将后苏联空间整合起来，结果造就了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关于构建认同的争论也一直没有消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寻找“民族思想”，到2013年“瓦尔代”论坛设定的国家认同议题，内容虽然有所转变，但实质并没有变化。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为了减缓来自西方的制裁压力，又一次“转向东方”，虽然这只是外交政策的变化，无关文明属性和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向[58]，但关于东西方的讨论又开始变热。争论不无裨益，对于徘徊在东西之中的厌倦以及走出东西之争的渴望也贯穿在争论之中。特列宁说：“我们永远需要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抉择，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他的结论是，“除了在全球政治中独自游弋外，我们别无选择”[59]。事实上，俄罗斯确实需要走出东西之争。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思想在两百年间似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运行：斯拉夫派（本土派）—西方派、爱国派—民主派，等等，这个圈子从根本上说是荒谬的，也是没有出路的[60]。走出东西之争，首先需要走出帝国。虽然对于后帝国综合征弥漫的俄罗斯来说，这并非易事。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是由1917年和1991年帝国两次解体后留下的地域组成的，可以被称为历史上帝国的“硬核”，是最不可分割的部分[61]。但这个“硬核”的同质性并不强，除了人口占80%的俄罗斯族之外还有100多个民族。帝俄时期当局曾经以“官方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化”政策统合帝国[62]，但现在奉行“俄罗斯化”政策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只会加剧民族分离主义的趋势。同样，在整合后苏联空间时，如卡斯特所言，如果只想在历史认同分裂的版图上强调纯粹的国家权力，它只会导致“不可能国家联合体”（Союзневозможныхгосударств）；而如果以充分的弹性与动力连结民族认同，共同进行政治运作，它可能成为“不可分国家联合体”（Союзнеразделимыхгосударств）[63]。但是俄罗斯至今没有在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明确它的归宿，使得解构之后的重构异常艰难。在此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是帝国论。一些论者以周期论的观点看待俄罗斯帝国的发展，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巨变只是这个周期的一部分，一次深度的危机之后就是一次繁荣的开始，俄罗斯仍将是一个帝国，虽然可能采取某种不同的形式[64]。某些论者甚至认为，俄罗斯需要“再帝国化”，“没有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65]。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帝国的怀旧情绪依然浓烈，“后克里米亚共识”中呈现的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帝国的“还乡病”。第二种观点是后帝国论。特列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处在转型之中的“后帝国”，转型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其终点尚未可知；但是当前俄罗斯内外政策中的帝国因素也很明显，国内是一个新“沙皇式”的、温和的威权主义加上与民众协商的运作模式，国际上承认所有前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但并不将它们完全视为外国[66]。虽然特列宁认为俄罗斯无法重回帝国，但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后帝国的终点未尝不会是帝国。美国学者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认为每当俄国面临机会，在建立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和维持传统的庞大帝国之间做出选择时，俄罗斯都会选择做一个帝国[67]。第三种观点是民族国家论。大多数论者认为俄罗斯舍弃了帝国包袱后应该走向“公民国家”或民族国家，“必须向公民国家概念转变，与民族国家概念一起或取代民族国家概念”[68]。从当局的政策看，俄罗斯正在致力于构建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民族”（нациянаций）——“国家民族”（或曰“公民民族”）[69]，它似乎是在努力走向民族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条道路并不轻松。

　　要走出帝国，需要清理帝国的精神遗产。诉诸文化传统和历史上的共同价值乃是确立“归属性认同”的不二选择，如普京所言，“共同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感、公民责任感和团结、对法律的尊重、不忘民族宗教之根并与俄罗斯共命运，这些才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70]。但更重要的是，从传统中应该汲取哪些具有现实性的积极因素作为构筑国家认同的资源。在半个多世纪前，津科夫斯基曾经指出，在俄罗斯，一些人迷恋于国家的外部实力、伟大的历史和19世纪极度繁荣的文化；一些人迷恋于俄罗斯精神积淀的“乡土”，醉心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还有一些人从东正教中追寻俄国的特殊意义。他从哲学发展的角度谆谆告诫，“要脱离那种摆脱不掉的救世论的想法，因为我们寻找真理是为了自己；要脱离乡土主义，因为‘乡土’中是可怕的不协调与暴动；要脱离反西方主义，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宗教历史学习”，不要通过批评别人来安慰自己，因为“欧洲已非外在于我们，而是在我们内部，——文化和宗教上均是如此。任何形式的反西方主义都不正确，而且危险”[71]。这些话，现在听来依然觉得弥足珍贵。俄罗斯需要的，不仅是“寻找自己”，而且要走出自己。

　　【作者简介】 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自在”与“自觉”的表述借鉴了费孝通的说法，参见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第3 页。

　　[2]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4 页。

　　[3] 同上，第7 页。

　　[4]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90 页。

　　[5] 郭忠华：《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

　　[6] 暨爱民、彭永庆：《国家认同建构：基础要素与历史逻辑》，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 期。

　　[7] См.: Нартов Н.А.，Нартов В.Н.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М.: ЮНИТИ-ДАНА: Единство，2007. С.135-137.

　　[8]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17—318 页。

　　[9] [俄] 谢尔盖·霍鲁日：《协同人学与俄国哲学——霍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张百春译，香港圣彼得圣保罗东正教会2010 年版， 第59 页。

　　[10]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Изд-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1997.C.13.

　　[11]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2007. С. 145.

　　[12] Малинова О.Ю.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в ХХ веке: транформация дискурс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2009. С.6.

　　[13]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 Под ред.Г.В. Драча.М.: Альфа-М，2003.С.411.

　　[14] [俄] 谢尔盖·霍鲁日：《协同人学与俄国哲学——霍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第66 页。

　　[15] Лосев А.Ф. Имя. Алтея. СПб.，1997. С.95.

　　[16] [俄] 艾瑞克·霍布斯堡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79 页。

　　[17] Игорь Яковенко，Украина и Россия: сюжеты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и //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2005. № 16，С.64.

　　[18] [美]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6—7 页。

　　[19] [英] 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 页。

　　[20]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21] 同上，第396 页。

　　[22] [俄] 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6 页。

　　[23]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 150.

　　[24] [俄]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89 页。

　　[25] Бердяев Н.А.Философия неравенств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2.С. 32.

　　[26]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 31.

　　[27]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C.82.

　　[28]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 412.

　　[29] Хоружий С.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кой идеи в ХХ веке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4，№ 11.

　　[30]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 12.

　　[31] Розанов В.В. Война 1914 года и русской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г.:Типография т-ва А.С.Суворина，1915; Эрн В.Ф. Время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ует. Война，Германия，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я // Эрн В.Ф.Сочи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1991.

　　[32] 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430.

　　[33] 《斯大林全集》第3 卷，第174 页。

　　[34]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 卷，人民出版社19——版，第2 页。

　　[35] Устрялов Н.В. Под знаком революции. Харбин: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1925. С.309.

　　[36] Устрялов Н.В.В борьбе за Россию. Orange: Antiqary，1987. С.10.

　　[37] [苏]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81—82 页。

　　[38] 同上，第80 页。

　　[39]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8 页。

　　[4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172 页。

　　[41]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3—44 页。

　　[42] Россия в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й//Под ред. Н.П.Шмелёв и др.，М.，.Весь мир.，2010. С.523.

　　[43] [俄] 尼.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4—141 页。

　　[44] [俄]А.О. 博罗诺耶夫：《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改革的前景》， 载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86—287 页。

　　[45] Назаров М. Западники и почвенники，или Рассечение двуглавого орла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0，№ 9.

　　[46] [苏]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16 页。

　　[47] Проханов А. Идеология выживания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0，№ 9.

　　[48]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Посильн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 С.9.; Шафаревич И. Можно ли еще спасти Россию?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8 октября 1990.

　　[49] Проханов А. Заметки консерватора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0，№ 5.

　　[50]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 Посильн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С.26.

　　[51] Антонов М. Время устраивать дом. ⅩⅨ Партконференц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страны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Москва. 1989，№ 3.

　　[52] Клямкин И. Почему трудно говорить правду? 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истории одной болезни // Новый мир. 1989，№ 2.

　　[53]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3 页。

　　[54] [俄] 叶·盖达尔 ：《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4 页。

　　[55] См.: Гудков Л. К проблеме нега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Мониторинг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00.№ 5; Гудков Л. Идеологема врага. .Враги. как массовый синдром и механизм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 Образ врага / сост. Л. Гудков; ред. Н. Конрадова. М.: ОГИ，2005.

　　[56] Гудков Л. Идеологема врага.С.11.

　　[57] [英] 以赛亚·伯林：《苏联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第88 页。

　　[58] 参见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4 期。

　　[59] Русская ДНК: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выбор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 https://lenta.ru/articles/2016/06/20/russian_dna/

　　[60] [俄] 维·费·沙波瓦洛夫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胡学星、王加兴、范洁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4—8 页。

　　[61] [俄] 德米特里. 特列宁：《帝国之后：21 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新华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44 页。

　　[62] [美] 本.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83—85 页。

　　[63]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7 页。

　　[64] Владимир Пастухов，Будущее Ро ссии вырастает из прошлого.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логическая фаза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2，№ 5-6.

　　[65]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1997. С. 193.

　　[66] [俄] 德米特里. 特列宁：《帝国之后：21 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第14—15 页。

　　[67] [美] 罗伯特. 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73 页。

　　[68] [俄]В.А. 季什科夫、高永久编著：《民族政治学论集》，韩莉译，民族出版社2008 年版，第215 页。

　　[69] [俄]В.А. 季什科夫：《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88 页。2012 年1 月23 日普京在《独立报》上发表的文章也使用了“公民民族”这个概念（См.: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3 января 2012）。

　　[70]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news/19243

　　[71]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C.13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