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5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哈期间，两国元首明确提出将“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进行相互对接。本文主要任务是描述“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哈两国进行合作的客观条件和观念条件，即“有能力做什么”和“想做什么”，并根据合作条件的变化讨论两国合作可能遇到的情境和难点。本文认为，尽管中哈两国在未来将顺利搭建起宏观合作框架已是大概率事件，但需对合作推进中可能遇到的难点格外加以关注。中哈在新阶段的合作中仍需大量时间进行相互了解、相互磨合、相互巩固。 

　　关键词：中哈合作，“一带一路”，光明大道 

　　2013年9月、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下称“一带一路”），这已成为新形势下中国整体和周边外交布局的纲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2014年11月发表题为《光明大道—通往未来之路》国情咨文。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是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①]2015年5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哈期间，两国元首明确提出将“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进行相互对接。 

　　本文主要任务是描述“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哈两国进行合作的客观条件和观念条件，即“有能力做什么”和“想做什么”[②]，并根据合作条件的变化讨论两国合作可能遇到的情境和难点。而鉴于国内学术界已就中国提出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条件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本文将把讨论重点集中在哈萨克斯坦方面。 

　　讨论客观条件时，主要关注哈萨克斯坦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人力资源，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讨论观念条件时，则指中哈两国对合作的认识、愿景，包括中国国家战略、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及哈社会民众心理。 

　　一 客观条件 

　　中哈合作在过去20余年里取得了一定成绩。2002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用以指导中哈关系发展。2014年中哈进出口贸易总额171.82亿美元，占哈201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17.2%[③]。自2011年起，中国已是哈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2013年中国对哈直接投资81149万美元，是中国在亚洲投资的第三大国[④]。 

　　这得益于哈萨克斯坦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人力资源，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为中哈两国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中哈实现观念中设想的合作成为可能。 

　　（一）地缘位置 

　　中哈毗邻和哈国交通走廊地位为两国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哈国得以成为“一带一路”中的枢纽性参与国之一。首先，中哈之间具有1500多公里的边境线，是中国西北重要邻国。其次，中亚是欧亚大陆结合部，而作为中亚地区重要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在贯通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地理走廊中尤其占据重要位置。哈国土坦横跨欧亚两洲，包括中亚北部和乌拉尔河以西的欧洲部分，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俄罗斯接壤，与伊朗、阿塞拜疆隔里海相望。关于这一点，哈国本身具有清醒认识，其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哈萨克斯坦占据着中心地理位置，保障着欧洲与亚洲的联系。”[⑤] 

　　（二）资源禀赋 

　　哈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39亿吨，占中亚第一；据哈能源部数据，按已探明石油储量，哈已进入世界前15名，油气区占哈国土面积的62%，拥有172个油田，其中超过80家正在开发中[⑥]。此外，哈濒临具有巨大能源潜力的里海。里海地区石油总储量可达900亿-2000亿桶，哈目前所属里海地区石油探明储量约为80亿吨[⑦]。若里海划分问题解决，哈有望获得近一半的里海石油储备。根据哈萨克斯坦哈属大陆架开发规划，未来哈属里海水域的产量开发目标是稳定在1亿吨以上[⑧]。 

　　除石油外，天然气资源储量也相当可观，已探明储量3.9万亿方，在中亚仅次于土库曼斯坦[⑨]。其所濒临的里海地区天然气资源也十分丰富，其储量约为458.8万亿立方米[⑩]，若里海划分问题解决，哈有望获得其中的三分之一。 

　　    哈还是重要油气资源出口国，是中亚地区能源资源外运的重要过境国。2011年，哈天然气出口总量为81.5亿立方米；而过境哈国的天然气总量为966.7亿立方米，其中包括俄罗斯的620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的265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的82亿立方米[11]。 

　　哈国内矿产资源丰富，有九十余种之多。其中，钨储量超200万吨，占全球一半以上；铀矿储量超150万吨，占全球四分之一；铬、锰、铜、锌储量均在世界前五；还是世界第八大黄金产区，已探明储量约1900吨[12]。 

　　对中国而言，哈国的丰富能源和便利地缘条件可缓解中国因经济迅猛发展而不断加大的能源需求。据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国社科院和美国能源部（EIA）预测，到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70%，每天石油消费量大概为1050万桶[13]。在矿产资源方面，中国同样存在巨大需求。 

　　对哈而言，中国可在技术、设备和人员素质方面为哈提供支持。例如，哈工业创新发展缺乏合格的高质量人才，这影响了机械制造业、金属加工业等行业的工业现代化升级[14]。而中国在人力资源和设备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有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完全可为哈解决相关问题。 

　　总之，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均有利于本国能源战略方向的多元化，扩大自身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而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则在解决中国所需的同时，可促进哈国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先进生产线的建立，使相关行业获得发展。 

　　    （三）人口 

　　截至2014年1月1日，哈人口达1716.52万，城市人口945.01万（占比55%），农村人口771.51万（占比45%）[15]。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但二者占比差别不大。 

　　2013年，哈人口增加25.54万人，增长1.5%[16]。其人口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在亚洲亦占前茅。哈人口出生率一直远高于死亡率。以2014年为例，其出生率为19.61‰[17]，死亡率为8.31‰[18]。根据相关预测数据，尽管出生率在未来会有所下降，但其人口仍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详见表1）哈国家统计署预测，到2030年，哈人口将达2030万[19]，俄学者预测的数据为2023万人[20]。 

　　哈人口结构相对合理。其目前人口平均年龄31.5岁；儿童在人口中占比27%；退休人员占比10.3%；劳动力人口占比62.7%。[21]。这一结构在未来15年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据预测，哈2030年人口平均年龄33.1岁；儿童在人口中占比28.2%，退休人员占比14.0%；劳动力人口占比57.9%[22]。 

　　哈人口规模使其具有一定市场容量，人口结构、增长速度相对合理，这使市场具有一定可培育和扩大空间。 

　　    表1：俄学者关于哈人口情况的预测 

　　资料来源：Ю.К.Шокаманов,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2009.02.23，http://www.ia-centr.ru/expert/3879/. 

　　（四）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 

　　 哈具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这一点在与中亚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时，优势尤为明显。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哈2014年在排行榜中的位置比2013年上升了2名，排在第32位[23]。这远超中亚其他国家。 

　　——哈政治生态稳定。哈为总统制共和国，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自该国独立至今一直担任总统[24]。尽管哈在形式上建立了三权分立政体，但议会（上院称参议院，下院称马日里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不大。在哈国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一党独大，无具有竞争力的反对派。该党保持在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纳扎尔巴耶夫系该党主席。概言之，具有绝对威望的纳扎尔巴耶夫是该国政治生态的稳定锚。而哈民众中并无改变这种现状的思潮[25]。 

　　——哈经济速度增长较快，是中亚地区乃至独联体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以2014年为例，哈GDP增长为4.3%[26]，位居全球第11位，独联体第一位[27]。与其他中亚国家乃至整个独联体国家相比，哈宏观经济指标比较稳定。失业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10年，哈失业率为6%，2011-2014年一直保持在5%。（见表2） 

　　——哈宗教文化相对温和。哈国宪法规定，其国体为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尽管哈拥有125个民族，但作为该国主体民族的哈萨克族占到了64.6%，信仰教义比较温和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占比22.3%的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28]。哈国对极端主义警惕性较高，例如法律严禁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严格禁止涉嫌参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员入境；政府相关部门也有权对有意出境到热点地区参与极端活动的哈国公民提出正式警告；任何企图或已前往战乱地区[29]参战的哈公民都将受到刑事调查。近年来虽出现了一些参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哈国民众，但人数很少。     

　　    表2：哈萨克斯坦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数据统计委员会，转引自哈萨克斯坦政府吸引投资网。 

　　http://www.invest.gov.kz/?option=content&section=1&itemid=74&lang=ru&lang=en 

　　二 主观条件 

　　前述客观条件为中哈两国进行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过去的两国合作主要是在这一物质基础上自发展开的，因为两国并未充分认识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尽管双边也曾表达过此类意愿，但多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并没有进行提挈全局的宏观谋划和顶层设计。由于缺乏积极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的潜力难以被完全挖掘出来，这种“自在”合作是不充分的。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哈两国均表示要将“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相互对接时，两国合作的主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标志着：两国产生了利用现有客观条件进行充分合作的自觉，开始有筹划地从事相关合作活动，从而使中哈合作从“自在”转变成了“自为”。而这种合作自觉的产生，是缘于两国对自身、周遭环境及世界经济形势所产生的新认识。 

　　（一）两国对自身、周遭环境及世界经济形势所产生的新认识 

　　中国认识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可以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30]。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31] 

　　哈国目前面临着因油价下跌带来的国家收入损失和卢布贬值对出口造成的重创。哈希望尽快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给其经济带来的冲击。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止一次强调，应寻找出应对危机之道。最具代表性的是，哈国家发展战略性文件“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第一部分用较大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文件指出，在哈萨克斯坦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中，要寻找可令哈萨克斯坦作为平等贸易伙伴参与其中的新市场；改善投资环境，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促进出口[32]。在哈外交优先方向中，对外经贸活动占第二位[33]。纳扎尔巴耶夫2014年11月做国情咨文时提出的“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中又再次突出强调了反危机措施。 

　　事实上，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哈萨克斯坦通过加强与美国、欧盟经贸联系的可操作性不大，尽管彼此经常表现出此类意愿。作为哈对外经济活动首要方向的俄白哈关税联盟目前也并不乐观。2015年3月20日，俄白哈三国元首在阿斯塔纳举行会晤，其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应对危机。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世界能源价格走低，以能源出口为主的俄、哈经济因此受损，尤其是作为经济引擎的俄罗斯还因乌克兰危机而面临着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三国在经济上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时期的经济联系以及俄罗斯的政治意愿，实际上三国经济互补性并不强，其一体化进程能走多远、达到什么效果都不十分乐观。 

　　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有力经济体，“具有富余和性价比高的产能，中国装备适应正在实行工业化国家的需要。中哈开展大规模产能合作，不仅可以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相衔接，助力各自经济发展，顶住下行压力，还可以为相关国家开展产业产能合作提供示范。”[34]。哈方认识到了这种合作互补性和潜力，这体现在其国家战略发展文件中的相关论述上。在哈战略性文件“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中国在哈萨克斯坦优先发展国家中排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35]。 

　　（二）“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相互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指出，“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等等[36]。 

　　在哈国家战略中，存在可与此相对接的诸多内容。例如，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提出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增加哈萨克斯坦的过境货物运输量，使其在2020年增长一倍，在2050年增长十倍[37]。 

　　哈“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也与“一带一路”战略有相对接之处。“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中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7个方向：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设施、电力基础设施、旅游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住宅物业现代化、支持经营主体的发展等[38]。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纳扎尔巴耶夫在咨文中特别强调了要尽快完成包括连接欧洲西部至中国西部在内的一系列交通建设项目。他还表示，首先需要实施一批主要的公路工程，如从中国西部到西欧的双西公路，从阿斯塔纳到阿拉木图的高速路，连接阿斯塔纳到阿克托比和阿克劳的公路等。同时，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应该继续在东部边境地区和西部沿里海地区修建陆地和水陆物流中心。政府已经计划在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欧盟地区寻求运输终端的合作[39]。 

　　2014年12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哈，中哈签署了约30份合作文件，价值140亿美元；并就180亿美元的“中哈合作框架协议”达成初步共识[40]。2015年3月26日至28日，哈总理马西莫夫访华，两国签署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备忘录，及两国开展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广泛领域产能合作的33份文件，项目额达236亿美元[41]。这表明两国已产生了利用现有客观条件进行充分合作的自觉，开始就合作进行提挈全局的宏观谋划和顶层设计。 

　　当2015年5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哈期间，两国元首明确提出将“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进行相互对接时，一切明朗化。这标志着中哈合作进从“自在”进入了“自为”的新阶段。 

　　三 中哈合作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境 

　　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客观条件而言，中哈两国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等因素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哈国政治生态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这将会影响到两国进行合作的主观条件。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长期过程中，这将成为影响中哈关系的一大变量。 

　　哈目前呈现出以纳扎尔巴耶夫为权力核心的威权政治形态。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例如健康原因），纳扎尔巴耶夫完成下一任期基本没有悬念。这有利于保持哈对中政策的一贯性，对当前中哈关系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稳定因素。 

　　但生于1940年的纳扎尔巴耶夫确实也面临着权力交接问题。截至目前，哈总统接班人选尚不明确，在民众中也无呼声较高者。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接班人不可能具有纳扎尔巴耶夫的“国父”威望。那么，为了取得执政合法性，哈下一任执政者可能选择三种路径： 

　　——改革现有政治制度，建立真正形式民主，通过选举获得程序合法性。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一任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将是关键因素，目前很难就此做出进一步分析，但权力交接若能顺利平稳进行，纳扎尔巴耶夫所选择的继任者在执政理念上应与其相差不远。不过，以往的经验提示，在形式民主的运转过程中，反对派为了上位会无原则地炒作操纵某些议题，例如可能将中国在哈的投资、务工扭曲为掠夺资源、挤压其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吉乌铁路在吉尔吉斯的修建就遭遇过此类情形。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获得绩效合法性。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中哈关系关系稳步发展的可能性较大。在过去中哈经贸关系中，哈国无疑是受益者，而在未来，哈将“光明大道”与“一带一路”对接，开展大规模产能合作，可助其顶住下行压力，走出经济低谷。总之，若纯从经济层面考虑，加强与中国合作是有利于促进哈国内经济发展，有利于下一任执政者获得绩效合法性。 

　　——煽动民族主义，因为哈宪法规定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执政者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凝聚民意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继任执政者的观念和行为的非理性成分将增加。在独立历史较短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情绪往往具有一定市场，这既是执政者的一种治理手段，也是民众获得认可、依归的心理需要。各阶层很容易形成一种“共谋”。哈亦不能外，例如在历史叙事中极力向前追溯本民族的文明起源、强调其主体民族地位、强调哈语重要性等。不过，在纳扎尔巴耶夫治下，这种情绪被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继任者假此获取合法性，这种民众心理和情绪有可能被鼓动和利用。执政者的决策进而被自己鼓动起来的这种情绪绑架，其非理性成分将增加。于是，无论是政府决策和民众态度均呈现出本土化、排外、消极、封闭等特点。这将对“一带一路”下的中哈合作造成消极影响。 

　　 综合来看，在哈未来政治生态中，三种路径会以杂糅混合的形势出现，但以第二种情况为主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不能排除，某些条件的变化会使其他两种情况成为主流。因此，作为影响“一带一路”下中哈关系的重要因素，哈国内政治生态这一变量的不确定性在未来需予以密切关注。 

　　四 中哈合作中的难点 

　　中哈两国的宏观合作框架已初具形态，只要主客观条件不发生变化，这项工作的推进将会顺利完成。未来两国合作的难点在于中微观层面对双方宏观意志（或曰“顶层框架设计”）的落实。过去的合作经验表明，以下几个问题有可能成为落实两国合作中的难点。 

　　（一）“沉默商人” 

　　中国企业在以往“走出去”的实践中，多只顾自身利益，而忽略所在国发展需求。被欧洲人描述为“沉默的商人”。具体到中哈能源、矿产资源合作，中方通常将重点放在油气和矿产资源的开采、购买及运输上；但哈方希望转变原材料供应国的现状，实现本国经济体系升级，大力发展下游。前已述及，中哈在这方面存在互补条件，但难点在于如何突破旧合作模式，将这一条件利用起来，发挥出其潜力。 

　　（二）保护主义 

　　任何国家都存在保护主义，但这种倾向若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对外合作的推进。这在哈对华劳务许可问题上较为明显。为保障本国就业，哈政府要求在哈中国企业按照较大比例的劳工配额雇佣当地员工，但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哈劳工难以胜任相应工作。哈对中国的劳务许可也比较苛刻，很多企业因劳工不足而效益受损。此外，作为次国家层面的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例如当地税收、生态环保、社会治安等），利用法律不完善对中企乱课滥罚的情况也有发生。 

　　（三）排华情绪 

　　尽管诸如“中国威胁论”之类排华言论在哈并非主流。但并非没有可令其滋生的土壤。在2007年的一项社会调查中，俄学者叶莲娜·萨多夫斯卡娅将哈境内各民族划分为三类：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和其他民族。其中哈萨克族在对华态度上最为不宽容[42]。 

　　调查结果还表明，哈民众对赴哈中国公民在劳务市场影响的评价与其对华人所持态度之间存在联系。认为中国公民对哈劳务市场影响积极或轻微的部分受访者，对中国公民的态度良好。而认为中国公民对哈劳务市场有负面影响的受访者，对中国公民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公民对哈劳务市场完全没有影响的受访者，对中国公民持无所谓态度的居多[43]。 

　　随着两国合作不断推进，中国劳工定会对当地就业产生冲击，如果这对矛盾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哈当地民众的排华情绪极易滋长与传播。 

　　   （四）人才短缺 

　　尽管哈十分重视国家人力资源建设，从长远来看，其人口素质会逐渐提高，但其当前存在人才储备不足问题。哈现有教育科研体系薄弱，难以培养足够的人才。又加之，近期的油价下跌导致经济困难，哈不得不在多方面削减预算，从而给教育等领域带来了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在短期内难获解决。而人才短缺、劳工素质不高将增加中哈合作项目的落实难度，使一些高精尖领域企业难以实现在哈本土化。例如，目前在哈的外国石油公司普遍采用先进科技建设西方模式的石油生产设施，而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这些设施的有效使用率受到影响。 

　　（五）外部因素的影响 

　　由于哈萨克斯坦的特殊地缘位置，中哈合作有可能受到来自俄罗斯、美国、欧盟等方面的影响。这既包括带有目的的干扰，也包括客观存在的正常竞争。在诸外部因素中，又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为最大。在俄精英思维中，一直将包括哈国在内的中亚视为不许他人染指的禁脔。然而，鉴于目前形式，一方面，俄罗斯由于受自身经济实力所限，已无法满足中亚国家实现本国发展的需要，因此只能无奈地默许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合作的开展与深入，并在有利于自身的领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被挤出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惧怕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被消蚀，因此尽管俄罗斯经济疲软，且在短期内难以根本向好，但仍会利用可资利用的政治、安全和文化联系来对哈施加影响。总体上，俄罗斯对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采取“遏制下的允许并参与”模式。 

　　                                     结论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哈两国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这体现为高层互访和实际合作成果。这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诸国关系中是变化较为明显的。若将这一变化理解为哈方对中方“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应会失之过简。这实际上是中哈两国在大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所进行的有效互动。两国具有进行合作的良好客观条件。而两国对自身、周围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所产生的新认识，则使两国产生了利用现有客观条件进行充分合作的自觉，开始有筹划地从事相关合作活动，使两国合作从“自在”转变成了“自为”。 

　　就未来中哈合作而言，一方面，中哈两国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等客观条件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应注意到哈国政治生态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将会影响到两国进行合作的主观条件。尽管，中哈两国在未来将顺利搭建起宏观合作框架已是大概率事件，但需对合作推进中可能遇到的难点格外加以关注。中哈在新阶段的合作中仍需大量时间进行相互了解、相互磨合、相互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