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几年来，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进入活跃期，突出表现为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加强。从总体上看，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首要安全问题，但却正在成为重大威胁之一。它的产生、发展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涉及地区内外的历史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经济等方面。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源自瓦哈比极端思想，是国别、地区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中亚国家经过多年治理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处于总体可控之中，目前亟待深层管理，尤其需要加强社会治理与宗教教育。

　　［关键词］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政治伊斯兰;伊斯兰极端主义;安全治理;

　　［作者介绍］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亚安全问题。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沿伊斯兰激进主义→政治伊斯兰→伊斯兰极端主义脉络演进而来的。它的产生、发展深受国内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更被一些势力所利用，因而日益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暴力特征。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是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背景下的宗教异化与蜕变，是某些宗教政治家为谋取政治利益的一种理论工具。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从思想上看主要来源于瓦哈比极端主义，与中亚主流伊斯兰社会在教义上是针锋相对的，在中亚缺乏传统基础。这是其基本可控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全球伊斯兰极端势力威胁的日趋严重，中亚国家需要从更多层面予以治理，着重应对伊斯兰极端思想的蔓延。

　　一、当前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特点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自1990年代初滋生以来，1999～2000年达到高峰，随后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而被基本遏制。然而，由于阿富汗复杂局势及中东乱局的影响，以2010年极端组织“哈里发战士”在哈萨克斯坦实施多起暴恐袭击为标志，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活跃。近几年来，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明显表现出传播方式多样化、极端组织政治化以及极端分子的“外溢”与“回归”;在伊斯兰极端思想传播方面，外来极端思想本土化，并与地区之外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勾联，胎生出新的极端思潮，从而显现出其鲜明特点。

　　第一，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常态化，伊斯兰极端思想演变为以圣战思想为主，治理难度加大。多年来自外部进入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亚本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交汇融合，形成具有中亚特色的极端思想，有了更强的生存、发展能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活动与传播趋于常态化，许多极端组织通过网络招募成员，开设家庭讲经班，塔吉克斯坦甚至出现了儿童宗教学校。[1]一些极端分子向学校渗透，向学生灌输对无神论和异教徒的仇恨。[2]在中亚社会底层民众中，伊斯兰极端思想具有比较强的影响。一些极端组织以长期动荡的阿富汗为基地，以回归中亚为目标，在中亚国家制造恐怖袭击、扩大影响成了其常态化的活动。

　　在思想上，从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先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为思想内涵，以伊斯兰政党为载体，以后一步步演变为以瓦哈比极端思想为核心。瓦哈比极端思想1980年代由中东传入中亚，在中亚国家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中有不少支持者。受中东极端主义泛滥的影响，中亚的瓦哈比极端思想近年来发生变化:由于萨拉菲极端思想的传播而具有更深的“理论性”，并衍生出日益成为极端力量思想核心的“圣战”思想。极端分子认为参加“圣战”具有无上光荣，是穆斯林的奇遇，由此甚至形成了“圣战文化”。“圣战”思想已经被恐怖势力完全扭曲，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主张，其内涵非常简单，适合在普通人群和受教育低的人群中传播，同时极具蛊惑力和感染力，令中亚成为向“伊斯兰国”等中东恐怖组织提供“圣战士”的输出地。

　　第二，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亚各国的衍生有共性，也有差异。从整体看，中亚国家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已经不再如过去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从国别看，问题的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哈萨克斯坦经济状况最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控制有力，对中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在宗教管理和极端主义治理方面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取得了相对明显的成效。吉尔吉斯斯坦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核心区。塔吉克斯坦防御能力最弱，极端思想传播迅速，又面临原有的毒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安全压力尤其是边境安全压力比较突出。在土库曼斯坦，安全问题自2014年初以来开始显现，未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萨拉菲极端思想的影响，境内穆斯林群体对其支持度在上升，一些年轻人开始蓄须并呼吁人们恪守传统伊斯兰模式生活;[3]二是与土接壤的阿富汗北部武装分子自2014年年初以来时有袭扰，这些武装分子包括中亚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当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势力等，它们对土边境地区的安全构成一定威胁，给土政府造成巨大政治压力。

　　其中，既具普遍性又在各国有所不同的问题是，小型伊斯兰极端组织活动增多，其内生力量增强。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开始后，“乌伊运”大量成员逃窜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中亚地区内活动不多;伊斯兰解放党也处于沉寂状态。然而，近年来，萨拉菲极端组织、达瓦宣教团、“安拉战友”、“哈里发战士”等一些小型极端组织开始出现，[4]它们大多来自地区外部，或者由地区内原有极端势力残余部分改头换面而来;其中大部分组织影响力有限，活动能力不强，一般以宣传极端思想为主;另有一些积极寻求境外支持，谋求与境内外其他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对接，共同从事暴恐活动。出现了一些中亚地区内部产生的极端组织，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公正统治军”[5]。

　　第三，伊斯兰极端主义不再只是安全领域的问题，而且日益政治化和社会化。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日益蔓延、扩散，与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极端主义的传播程度与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伊斯兰国追随者”问题也显露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社会冲突特征。一些极端势力与政治集团、利益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伊斯兰极端主义时不时被某些政治势力视为打击对手的工具。由此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事实上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是中亚社会与安全领域中一个基础性问题。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加速发展。政治伊斯兰势力即由伊斯兰组织为主体形成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容易蜕变为伊斯兰极端势力。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政治伊斯兰势力由崛起、发展直到被各国政权打击，核心人物流亡到国外，之后除了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之外，在中亚其他国家几乎全部被清除。近年来，该势力再度抬头。中亚国家进入权力交接期，反对派开始活跃，一些反对派在境外活动，如“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运动”主要在欧洲国家，还有一些在中亚境内活动，如塔吉克斯坦的“24小组”。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虽然大多被纳入议会，但与执政当局的冲突并未减少，背后的大国势力也依旧活跃。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对它们具有示范效应。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及其他一些伊斯兰势力，都有可能向政治伊斯兰方向发展。此外，中亚国家支持政教合一体制的人越来越多。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亚国家支持以“沙里亚法”作为官方法律的居民占比在哈萨克斯坦为10%、在塔吉克斯坦为27%、在吉尔吉斯斯坦高达35%。[6]他们是政治伊斯兰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当前中亚国家进入政治与经济转型深水期，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很多，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壮大有可能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令宗教与世俗力量再度发生对立，也有可能加剧地区内教派的冲突，引发新的宗教问题，更有可能使原有一些宗教极端组织披上“伊斯兰政党”的外衣参与政治进程，制造政治麻烦。

　　第四，与其他地区极端主义的勾联越来越密切。一是与南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勾联。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开始后，中亚大部分极端势力转移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目前，“乌伊运”等中亚原有的极端组织主要活跃在南亚，与“基地”组织、“哈卡尼网络”、塔利班等关系紧密。“乌伊运”分子加入巴基斯坦武装组织“安拉之战”，[7]中国新疆的“圣战”分子到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训练，“东突”成员在巴基斯坦培训。[8]中亚恐怖分子还参与中东的“圣战”以及在南亚进行“本土化”，谋求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区建立“乌兹别克斯坦－瓦济里斯坦”伊斯兰国家。[9]“巴基斯坦乌伊运”还不断接收来自中亚的武装分子。[10]

　　二是与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在组织联系和极端思想传播方面越来越接近，交流越来越密切。受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圣战”思想的快速浮泛，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正在与中东中东地区进行“圣战”。俄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斯米尔诺夫表示，仅2013年，经俄罗斯到中东的中亚恐怖分子有300～400人。2013年9月，中亚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11]来自中东的各类极端思想加速与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接，作为其载体的中亚极端组织在行动方式上也日益显露出中东恐怖组织的特点，自杀式袭击明显增多。如同苏联入侵阿富汗、塔利班执政两时期吸引大量伊斯兰激进分子作为雇佣军一样，如果阿局势持续恶化，聚集在阿北部的中亚武装分子可能会以此为基地，甚至可能会在中南亚地区形成新的“圣战中心”。

　　第五，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和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地区成为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聚集渊薮。这些地区十分适宜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增长。其一，这些地区与中央政权关系紧张，中央政权对其控制力不强。费尔干纳腹地的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都，具有明显的分离倾向，是政治“动荡源”，是每次全国性大示威的“发源地”，族际矛盾也比较突出。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州的情况与此类似，2010年在巴达赫尚州首府霍罗格发生过当地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的军事冲突。其二，这些地区贫困人口多、社会矛盾突出。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州长布尔卡诺夫表示，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族际冲突根源于居民生活水平低和土地、水、电的短缺。[12]据吉尔吉斯斯坦心理学家称，不少于40%的吉尔吉斯斯坦人由于政治冲突的刺激，情绪处于疾患边缘。[13]其三，伊斯兰极端组织相互支持，呈现合流的趋向。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亚许多激进青年前往伊斯兰极端组织相互支持，呈现合流的趋向。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亚许多激进青年前往这些地区毒品问题非常严重。奥什是中亚毒品运转中心和加工中心。塔吉克斯坦毒品扩散难以控制。[14]据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长雷萨利耶夫介绍，截至2012年1月，登记在案的恐怖分子共有1279人，其中86.1%来自吉南部。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称，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解放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生活在南部的乌兹别克人。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中亚境内没有外逃的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在中亚各国政府打压之下，聚集到了形势较为复杂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谷地，伊斯兰解放党、“乌伊运”、“安拉战士”等组织一直在当地活动，蓄势发展。

　　二、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缘由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复杂、深刻的原因，是地区内外历史文化、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等因素相互交织发酵、影响的结果。

　　首先，中亚国家独立前后，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快速复兴，地区内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发生重大变迁，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历史机遇。中亚伊斯兰极端思想萌发于苏联时期，当时苏联政府对中亚伊斯兰教采取控制政策，特别是强行普及无神论，促使部分穆斯林激进化。有中亚学者认为，苏联时期实行的“战斗无神论”政策是促使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15]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中亚各民族的一些士兵受到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后来成为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核心力量。1990年代伊斯兰复兴浪潮席卷中亚，造成当地社会思潮的混乱，中亚伊斯兰极端思想被催化，由激进主义演变为政治伊斯兰势力，最后蜕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到2010年代，伊斯兰在中亚的复兴仍未结束，当前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浪潮与之密切相关。

　　中东伊斯兰复兴对中亚伊斯兰复兴发挥了引领作用，为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所利用。中亚国家独立前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推行新的泛伊斯兰主义，伊朗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土耳其输出泛突厥主义，带动中亚掀起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复兴浪潮。这一时期，中东被称为“伊斯兰复兴”的社会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而是某些组织或者集团以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工具进行的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16]当时，伊斯兰国家向中亚提供了大量的“宗教援助”，包括援建宗教设施、接收宗教人士进修，并灌输伊斯兰思潮，其中裹挟着激进主义与极端思想。中东地区各类伊斯兰思潮加速培育了中亚伊斯兰土壤，并与中亚传统穆斯林社会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伊斯兰社会阶层，拉近了中亚伊斯兰社会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距离。

　　随着伊斯兰复兴的扩展，中亚民间开始大量修建宗教设施，伊斯兰习俗迅速恢复，神职人员、信仰回归者与新皈依者迅速增多，宗教典籍著作流传广泛。中东一些极端势力借机向中亚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亚传统穆斯林社会中的偏激情绪逐渐冒头，一些宗教团体向社会政治组织演变。其中一些组织试图通过参与世俗政治活动干预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世俗政权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另外一些组织因为受到政府打压而向外转移，依靠境外势力的支持，建立起主要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极端组织，从而形成伊斯兰极端势力。

　　中亚地区独特的传统社会结构包括传统家庭结构、部族与部落等步入调整和转型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长留下了缝隙。中亚国家独立后，国门打开，中亚国家受到全球范围内传统社会解体与重构的现实影响，政治与社会体制的转型加速传统部落社会的消解，传统基层组织行政化，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加强，但情感交流、维系宗族关系等方面的功能逐渐丧失。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结构受其影响发生变化，家族观念被冲淡，大家族逐渐减少、小家庭增多，家长制的传统结构弱化。地区社会在价值观和伊斯兰信仰方面都出现了裂痕，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得以乘隙而入，滋生、蔓延。

　　其次，中亚伊斯兰教思想的社团化和物质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长提供了介质条件。所谓伊斯兰思想的社团化，是指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思想，依托一定的社团、派别、利益集团而得以体现。这种社团化在形式上主要是以清真寺院或者教团、行会再或者某种宗教－政治性小集团为中心。[17]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就属于伊斯兰社团化组织。其思想是“伊斯兰－政治性”集团的政治主张社团化表现。伊斯兰思想的物质化是通过穆斯林的社会活动、社会实践得以体现的。其产物就是伊斯兰极端思想。伊斯兰复兴党、正义党等宗教－政治性小集团运用具有政治目的的这些思想和主张，鼓动激进的穆斯林从事极端主义运动，并且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吸纳新的内外宗教极端势力，以致逐渐演变为伊斯兰极端势力。

　　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作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传统思想基础。中亚国家独立后，新泛伊斯兰组织迅速向中亚国家扩大影响，以各种形式推动伊斯兰教复兴，“绿化”中亚，即推动中亚国家“伊斯兰化”，期望它们如同非洲一些国家那样由世俗国家改为伊斯兰国家，从而加强伊斯兰世界力量以对抗西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是“政治的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宗教政治化的产物，或者说是由于某些别有用心或政治图谋的个人或集团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激进、狂热、极端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是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中蜕变而出的。当前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核心是瓦哈比极端思想、圣战思想，源自1970年代从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传入的瓦哈比主义，[18]在中亚国家独立前后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中裹挟了“瓦哈比极端思想”，“阿拉伯之春”之后又吸收了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萨拉菲极端思想，成为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思想武器。比如，卡卜宗教学校是哈萨克斯坦最活跃的宣传萨拉菲极端思想的宗教中心，在该校学习过的穆斯林青年200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制造了恐怖袭击事件。[19]

　　再次，中亚地区存在大范围的生活贫困、失业、犯罪和教育落后等社会问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长提供了社会土壤。中亚社会底层的大量贫困民众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拥趸，构成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基层成员。整个社会面临经济不景气甚或陷入危机、家庭收入大幅减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失业、失学、疾病等问题日益加重，弱势群体境遇恶化甚至权利遭人为剥夺，民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抱怨日渐增加。严重干扰各国安全与稳定的“三股势力”、毒品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现象之所以呈泛滥之势，贫困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0]经济上的窘迫、民众收入的减少更令文化教育领域经费短缺，加上民族文化的艰难重构也让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缺乏文化凝聚力和吸引力，因此，整体的国民教育水平也在下降，居民受教育程度降低。同时，独立初期的中亚国家缺乏现代化的宗教教育体系，相反，国家对于清真寺和宗教机构活动的监督过于严密，对其内部事务(如教职人员的任命)时有干涉。[21]因此，合法的宗教组织与机构影响力颇为不足，穆斯林对宗教精神领袖的信任和依赖下降。这一切削弱了全社会和民众对各种极端思想的抵御能力。

　　此外，外部因素是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滋长的直接动因。这与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各国独立后的国情有密切的关系。中亚地区处于多种文明的交汇处，历史上就经历了伊斯兰化、突厥化的过程，遭遇过强国的争夺、统治，始终没有形成凝聚力强的民族核心精神，反而对外部的政治与文化具有接受、融合能力;各国独立后，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来发展本国经济，独立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精神尚在艰难建构中，因此当地整个穆斯林社会较为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外部思潮的影响。当然，由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中亚国家当地独立前的伊斯兰教发展相对隔离于外部伊斯兰世界，加之教派与教义上的差别，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生性也并不突出。1980～2000年间，当地伊斯兰极端主义最主要的两大外部动因是阿富汗战乱与中东伊斯兰复兴，两者激荡着中亚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巨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长培育土壤。阿富汗局势在其中的影响可见于三个方面，一是在苏军入侵时期，中亚出现了第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二是塔利班执政时期，这里成为“乌伊运”等极端组织的活动基地;三是国际联军开始撤出，中亚主要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在阿重新活跃。时至今日，阿富汗局势和中东乱局对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仍在发挥酵母的作用。阿富汗北部成为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新聚集区，中东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不断变异、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思潮迭起、威胁强烈的“伊斯兰国”势力蔓延，一次次强力助推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上升。随着中亚国家政治、经济的加速转型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区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生性在增强，进而生发出更深层的政治社会问题，加大了政府应对的难度。

　　三、中亚国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治理 

　　近10余年，在中亚各国政府的调整和控制下，中亚社会总体上并未出现宗教狂热、失序的现象。虽然穆斯林数量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大，但伊斯兰极端思想未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这得益于中亚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各国政府多年来的不懈治理。具体来说，中亚国家为治理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多方位的宗教管理。一则出台系列宗教管理法规，对宗教狂热、宗教极端行为进行司法限制，培养宗教行为的法制观念。中亚大部分国家独立伊始即制定了专门的《反极端主义法》和《反恐怖主义法》，对宗教极端势力问题和解决方法做出详细的法律说明。其他如《刑法》、《安全法》、《紧急状态法》等法律法规也涉及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问题。近年，一些国家又出台了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如2009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颁行了《宗教组织和信仰自由法》。

　　二则在宗教教育中增加世俗教育内容，控制本国学生到境外宗教学校学习。中亚国家意识到宗教现代化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在一些官办的宗教教育机构增加世俗教育内容。如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建立塔什干伊斯兰大学，其教学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宗教知识。塔吉克斯坦政府在一些宗教学校增加理论、语言、计算机、文学、历史和法律等教学内容。针对大量青年学生到伊斯兰国家学习宗教的问题，塔吉克斯坦政府从2010年开始采取控制措施。2010年8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号召父母们让在伊斯兰国家宗教学校中学习的孩子们在祖国学习。塔吉克斯坦伊斯兰中心乌列玛委员会负责人К.鲍耶夫(КобилджонБоев)支持总统的讲话。他指出，许多年轻人从伊斯兰国家学习归来后带回伊斯兰激进思想，并影响到家人，其家庭成员甚至加入伊斯兰解放党。[22]同时，塔吉克斯坦严查地下清真寺，禁止妇女和未成年男性进入清真寺;禁止大中学生在校穿伊斯兰服装，禁止50岁以下教师蓄须。[23]

　　再则对宗教人士实行规范化管理。如乌兹别克斯坦要求阿訇、伊玛目定期到指定官办宗教学校进修，以切实掌握控制国内神职人员的动向、人数，同时帮助提高这些神职人员的宗教知识水平，清除极端思想;塔吉克斯坦2014年开始给国内的伊玛目发放工资，[24]把神职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体制，以限制伊玛目的“不规范”行为。

　　最后是扶持传统的宗教派别，以传统、正信的伊斯兰宗教思想抵御极端思想。其中主要是扶持源自阿拉伯半岛的苏菲派——一种神秘主义的伊斯兰教派。苏菲派在中亚的创始人是纳格什政迪耶，又称“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目前主要分布于费尔干纳地区，分为库布拉维耶教团、亚萨维教团、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卡迪里教团、契斯提教团和萨法维教团。其中萨法维教团属什叶派，其余大部分教团遵从逊尼派。苏菲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存在于穆斯林的两大教派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中。作为中亚伊斯兰教文化的传统中心，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对苏菲派增大扶持力度，将过去受打压的苏非教团合法化，并视之为该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25]塔吉克斯坦将2007年定为“阿扎姆伊玛目年”，[26]以纪念苏菲派的著名宗教人物、中亚穆斯林领袖之一的阿扎姆(Азам)。

　　第二，从政治、军事上加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力量。在政治上，不断健全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如哈萨克斯坦设立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宗教社团联系委员会等机构，系统管理宗教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利用非政府组织“玛哈拉”，发挥其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方面的独特作用。“玛哈拉”基层委员会设“宗教与精神教育”顾问，负责监督社区居民的宗教活动;如果有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如蒙面、收集阅读宗教极端思想读物，该顾问会找其谈话、解决问题。“玛哈拉”组织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抵制极端思想传播、强化伊斯兰世俗化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军事上，加强对极端组织武装袭击的防御力量。经过多年军力建设，中亚国家在边境管控、武器装备、人员培训等方面的能力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的防力量可以自行应对外部武装袭击。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统计，2013年，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支出为14亿美元，是塔吉克斯坦军费的20倍、吉尔吉斯斯坦军费的45倍;2014年，哈萨克斯坦国防预算达20.6亿美元。[27]吉克斯坦配置了新型监控系统，以提高边境管控能力，尤其是加强对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监控。

　　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安全合作，以有效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加强边境安全。为了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中亚国家日益重视与外部各相关方面开展合作，尤其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北约等组织机构建立起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多边合作机制。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组建联合部队和联合司令部、举行联合军演、培养军事人才。《集体安全条约》中规定，成员国遭受安全威胁时，其他成员国应提供军事援助、资金援助和其他物资援助。[2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重要文件，成立了地区反恐怖中心，在联合反恐演习、拓展反恐合作机制方面不断深化，有效推进了成员国的务实合作。在北约框架内，中亚国家与美国在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境犯罪方面也进行有效合作，其中，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是合作的重点区域。

　　中亚国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的治理历时不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之基本可控并且不至于构成首要的安全威胁，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根除的希望，甚至还面临这一问题长期化、复杂化的风险。中亚国家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1]“塔吉克斯坦清真寺向儿童授课”，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 /20816.( 上网时间:2013年6月27日)

　　[2]“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清除‘极端分子学校’”，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0791.( 上网时间: 2013年6月13日)

　　[3]“М.卡卡巴耶夫: 土库曼斯坦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化”，http://www.centrasia.ru /news.php? st = 1373140920.( 上网时间: 2013 年7月18日)

　　[4]“塔吉克斯坦审判‘安拉战士’成员”，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 id = 19426＆mode = snews.( 上网时间: 2012年9月15日)

　　[5]“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宣布‘公正统治军’为恐怖组织”，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 /20977.( 上网时间: 2013年7月23日)

　　[6]“以建立伊斯兰党为目标的俄罗斯穆斯林”，http://www.ng.ru/ng_religii/2013－09－20/1_islam.html.(上网时间:2013年9月20日)

　　[7]“塔吉克斯坦:索格德州抓获两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0973.(上网时间:2013年8月6日)

　　[8]“TheLongWarJournal:突厥伊斯兰党加紧培训女性恐怖分子”，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0995.(上网时间:2013年7月25日)

　　[9]“聚焦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http://russian.eurasianet.org/node/60300.(上网时间:2013年9月25日)

　　[10]“BBC:在巴基斯坦作战的“乌伊运”武装分子的目标仍是乌兹别克斯坦”，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1467.(上网时间:2013年11月15日)

　　[11]“来自俄罗斯的圣战营”，http://svpressa.ru/war21/article/74577/?rss=1.(上网时间:2013年9月25日)

　　[12]“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州长布尔卡诺夫认为族际冲突原因是经济问题”，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7972＆mode=snews.(上网时间:2012年1月21日)

　　[13]“吉尔吉斯斯坦心理病患增多”，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8034＆mode=snews.(上网时间:2012年1月21日)

　　[14]“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兄弟是大毒枭”，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 id = 18012＆mode = snews.( 上网时间: 2012年1月27日)

　　[15]常玢: 《论中亚的伊斯兰教与地区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年，第14 页; 尤·叶果洛夫: “哈里发的世界理想”，《独立报》， 2001年4月12日。

　　[16]杨恕、蒋海蛟: “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 期，第59～ 64 页。

　　[17]金宜久、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38～ 41 页。

　　[18]“萨拉菲－瓦哈比运动在中亚”，http://newsland.com/news/detail /id /1282190 /.( 上网时间: 2013年12月4日)

　　[19]“К·鲍里亚科夫: 哈萨克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http://kavigator.ru /articles /23314.( 上网时间: 2014年1月28日)

　　[20]杨进: 《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第199 页。

　　[21]“卡比利、伊斯兰复兴党和伊斯兰解放党: 共同点与不同点”，《“政治伊斯兰与欧安组织安全”研讨会论文集》，杜尚别，2003年，第211～ 223 页。

　　[22]“吉克人在国外接受伊斯兰教育”，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699.(上网时间:2010年9月11日)

　　[23]“塔吉克人在国外接受伊斯兰教育”，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699(上网时间:2010年9月11日);“美国国务院担忧塔吉克斯坦青年群体伊斯兰化”，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5946＆mode=snews.(上网时间:2010年11月30日)

　　[24]“塔吉克斯坦向伊玛目发工资”，http://www.bbc.co.uk/russian/multimedia/2014/02/130904_v_tajik_imams.shtml.(上网时间:2014年3月1日)

　　[25]马景: “中亚伊斯兰教新思潮及其动向”，《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4 期，第44～ 50 页。

　　[26]“塔吉克斯坦总统担心宗教极端分子积极活动”，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 /? act = news＆div = 31838.( 上网时间: 2009年9月11日)

　　[27]Joshua Kucera，“U.S.Slashes Military Aid To Central Asia”，http://www.eurasianet.org /node/68651.( 上网时间: 2014年7月2日)

　　[28]“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鲍尔纠什谈地区安全”，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国际安全中的角色与作用”研讨会论文集》，莫斯科，2005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