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于1941 年底开始，1943 年下半年成立专门负责外交政策规划的三个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与苏联驻美国、日本大使馆一起向苏联领导人提交多份报告，详细阐述战后苏联在收复失地、严惩德日战败国、战后国际格局、国际体制、苏英美三巨头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的规划。这些规划对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的确立中也得到了较大体现。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结束，莫斯科对世界秩序的规划和应对有很多相同之处，反映出俄国对外政策在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上一以贯之的传统。

　　【关 键 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世界秩序;规划;档案;

　　1941 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刚刚两年，美国、苏联、英国这三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重要构建者，已经积极展开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工作。国内对三大国战时外交博弈的研究颇丰，而对三国内部尤其是外交部门对战后世界秩序和对外政策的规划，一直鲜有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项研究直接涉及美苏英三国外交决策的核心机密，很难获得研究必需的第一手文献和档案。冷战结束后，随着部分文献和档案的解密，对此进行初步研究有了可能。

　　一、机构和人员 

　　1941 年12 月中旬，斯大林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提交了《苏英关于军事同盟的条约》和《苏英关于解决战后问题和欧洲安全的条约》的两个草案，阐述了苏联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设想和建议。主要内容是 ：恢复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边界（包括1940 年《苏芬和约》规定的苏芬边界、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苏联和波兰的边界沿寇松线划定 ；苏联同罗马尼亚、芬兰结成军事联盟，在两国拥有军事基地[1]。艾登对此原则上同意，但在丘吉尔和美国的压力下最终未签署条约。12 月底，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和美国加入战争的鼓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成立专门的战后对外政策规划机构。12 月26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й）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筹建欧洲国家战后安排政治与经济计划委员会的详细报告。洛佐夫斯基建议 ：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对苏联造成的损失， 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做出赔偿。（2） 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2]。1942 年1 月2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决定建立由莫洛托夫直接领导的战后规划委员会，加强对所有战后规划工作的中央领导。该委员会全称为“欧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规划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послевоенным проект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стран Европы，Азии и других частей мира），任务是搜集所有涉及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有用材料，并对之展开系统性研究。决议还授权战后规划委员会就战后欧洲边界和民族问题制定文件，并就划分势力范围、国际组织及其他牵涉苏联战后规划和安排的问题准备相关材料。委员会成员有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 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前驻德大使杰卡诺佐夫（В.Г.Деканозо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长索博列夫（А.А.Соболев），前驻法大使苏里茨（Я.Cуриц），前苏联驻美大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乌曼斯基（К.А.Уманский），以及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关系学家瓦尔加（Е.Варга）。委员会的工作按照领土原则划分为三大领域 ：维辛斯基和索博列夫负责西欧、北欧和英国，杰卡诺佐夫和苏里茨负责中欧、东欧、东南欧和中东、近东， 洛佐夫斯基和乌曼斯基负责西半球、太平洋区域和东亚。1942 年2 月2 日委员会正式启动。1942 年下半年，由于苏德战场局势恶化，苏联领导人关注的重点重新回到战争及相关问题，如对苏租借援助、第二战场的开辟等。再加上苏联最关心的1941 年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获得西方清楚的回应，委员会主动性的规划工作实际上暂停。其工作只限于收集苏联和国外各种有关战后秩序安排的材料，包括苏联各驻外使馆发回的外交电报、美国智囊机构如外交事务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各种秘密材料等，未提出有价值的战后规划方案。

　　1943 年春，苏德战场发生根本性转折，苏联赢得战争并成为决定战后秩序的主要力量的形势已明朗，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规划也有了实质性的开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原来的战后体制规划委员会进行重组。前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 成为苏联战后规划工作的核心人物。1942 年6 月李维诺夫奉命回国述职。6 月2 日离开华盛顿前， 李维诺夫将题为《美国的政策》的长篇报告提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美英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立场，但李维诺夫真正的关注点是美英苏共同“讨论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总体性军事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三大国共同协调战时及战后的规划安排。1943 年8 月3 日，苏联确定了参与战后秩序规划的新人员构成。8 月16 日莫洛托夫正式通知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W.H.Standley），莫斯科当前需要李维诺夫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9 月2 日，斯大林单独召见李维诺夫。第二天联共（布）中央决定成立隶属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任主席的“战后秩序与和约问题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и послевое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成员有 ：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副外交人民委员马努伊尔斯基（Д.З.Мануильский）， 三人都是莫洛托夫的左右手 ；前驻法大使苏里茨和驻意大利大使施泰因（Б.Е.Штейн）则与李维诺夫立场接近 ；苏联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塔尔列（Е.Тарле）相对超脱。李维诺夫确定委员会的工作议题，并亲自起草了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大多数报告。同时成立以前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元帅为主席的“媾和问题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еремирия）。1943 年11 月又成立了以前任驻英大使、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为主席的“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对苏联造成的损失赔偿委员会” （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змещению ущерба，нанесенного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и ее союзниками）。11 月6 日，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中，首次阐述了苏联对战后秩序的官方立场 ：将欧洲人民从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协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向被解放民族提供权利和自由，由其自主解决国家体制问题 ；严厉惩处战争罪犯 ；建立必要条件以预防德国新的侵略 ；组织欧洲各民族持久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除了三个委员会之外，驻美大使兼苏联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驻日大使马利克（Я.А.Малик） 也都提出了各自对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规划。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涉及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规划的档案和文献主要来源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军方、党务部门、经济部门和情报部门的相关材料仍然缺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下列八份报告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О желате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будущего мира.，1944 年1 月11 日） ；伏罗希洛夫《德国无条件投降文件》及附加议定书（.Документ о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й капитуляции Германии.，1944 年2 月3 日） ；葛罗米柯《论苏美关系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1944 年7 月14 日） ；马利克就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报告（1944 年7 月中旬） ；李维诺夫《关于与美国的相互关系》（.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США.，1945 年1 月10 日），《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的基础》（.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и возможной базе советско-брита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1944 年11 月15 日），《论联盟和势力范围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блоках и сферах влияния.，1945 年1 月11 日）， 《论获取托管领土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лучении подопеч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1945 年6 月22 日）[3]。上述报告都被莫洛托夫仔细审读过，有的还转呈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鉴于报告作者的特殊身份，报告的目的显然不仅是政策咨询，而是明确希望对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做出详尽规划和设计。

　　二、基本内容 

　　基于苏联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战后的地缘政治现实，上述报告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

　　（一）收复失地和地缘扩张 

　　苏俄是以极为屈辱的身份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8 年3 月，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条约》，将沙俄历经两百年苦心夺取的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克兰拱手让出，俄国失去了1/3 的人口和60% 的欧洲领土。俄国边界从来没有离欧洲如此之远，其直接后果就是，“俄国脱离了欧洲并暂时不再作为一个大国而存在”[4]。这样的惨痛教训必然成为新一代苏联外交规划者制定政策方案时最先要考虑的，即收复所有失地，并尽最大限度地扩张领土。迈斯基在《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战后苏联应建立一条有利的战略安全带，包括恢复1941 年的苏联边界 ；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签订互助条约 ；北欧国家维持原状（即保持中立） ； 削弱土耳其的影响，重新审议黑海海峡体制，加强在伊朗的影响 ；在远东，不战而得到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扩大和巩固与中国的关系[5]。上述设想是苏联新一轮地缘扩张的最低方案和基本纲领。苏联其他外交规划者则在不同报告中讨论了在具体方向和问题上的政策。

　　1. 波罗的海

　　葛罗米柯在《论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写道，“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不会随着这些国家的解放而自动解决”，“（罗斯福）到战争结束也不会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的组成部分”[6]，因此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国际社会对苏联合并三国的承认。李维诺夫相对乐观，他在《关于与美国的相互关系》报告中写道 ：“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美国都对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命运不感兴趣。……罗斯福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妥协， 承认我们致力于实现的边界。”[7]同时，报告的起草者认为要确保基尔运河和波罗的海海峡国际化。李维诺夫在1945 年12 月18 日提交的《关于波罗的海海峡和基尔运河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波罗的海海峡）位于波罗的海港口和苏联在北冰洋港口的交通线上，是连接白海、黑海和地中海的要道， 其对苏联的意义堪比巴拿马运河对美国。”他建议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签署相关条约实现波罗的海海峡国际化。“若我方建议被拒绝，可寻求其他措施维护波罗的海的安全。比如，通过巩固苏联在罗根岛和熊岛（的军事存在）建立我们在波罗的海的直布罗陀。”苏联海军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土司联合提交的报告也建议，苏联应与挪威和丹麦分别签署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伯恩霍姆岛的共同防御协定，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8]。

　　2. 波兰和东欧

　　波兰与俄国历史宿怨极深。二战前苏联最后一次与外国的大规模战争就是1922 年的苏波战争。苏联外交规划者担心，波兰的反俄传统无论如何不会消除，在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内，波兰是否能成为苏联真正的朋友无法确定。李维诺夫领导的委员会在1943 年秋制定的文件中指出 ：“苏联政府无法相信，（波兰）不会成为与苏联敌对的国家…… 向波兰转交哪怕只是东普鲁士一块地区，将来我们通往西部国家的北方道路上，都可能面临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波兰。”李维诺夫还建议将立陶宛的战略边界进一步向西推进，“将哥尼斯堡和马祖里湖的东部都划入立陶宛”[9]。洛佐夫斯基也担心将整个东普鲁士都划给波兰后，后者会成为一个比普鲁士还要强大的国家，这将对波罗的海国家构成霸权， “在反苏情绪下这尤其危险”，波兰会成为英国手中“反对苏联的前哨阵地和尖刀”[10]。迈斯基在《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我们对诞生一个太大和太强的波兰不感兴趣……要更加谨慎地在尽可能小的版图上构建战后的波兰，严格执行种族地理原则……波兰东部边界要做尽可能小的改变——1939 年的边界或者接近它的边界（比如寇松线，况且利沃夫和维尔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留在苏联的范围之内）。波兰的西部，可以把整个东普鲁士都划归波兰，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将其中的一部分以及西里西亚的部分划归波兰，但要从那里迁出德国人。”[11]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Н.Г.Кузнецов）1944 年10 月10 日给李维诺夫委员会的信中也写道 ：“从建立我们对波罗的海南部地区的牢固控制的必要性出发，海军人民委员请您领导的政府委员会研究以下建议 ：（1）将东普鲁士从德国领土割出，在苏联和波兰之间划分 ； （2）将包括哥尼斯堡、皮劳（即波罗的斯克）、埃尔平克在内的、位于但泽海湾东部的波罗的海沿岸领土并入苏联，但泽以西的领土并入波兰 ；（3） 勘定苏联和波兰的陆地边界时，应考虑到经济和军事战略因素。”[12]削弱波兰的同时，苏联外交规划者希望提高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的地位，帮助其成为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影响的推进者。慕尼黑危机中苏联就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希特勒的威胁1943 年10 月双方签署了《苏捷友好互助条约》。规划者希望这一条约成为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模板，未来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签署类似条约，把整个东欧都纳入苏联的安全轨道。

　　3. 黑海

　　土耳其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合称黑海海峡），是俄国进入地中海的必经之路， 也是其他大国从海上侵犯俄国的主要通道，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两度遭到英法德舰队经由黑海的攻击。1936 年7 月苏联签署《蒙特勒公约》，承认了海峡的中立和苏联黑海舰队在此的弱势地位。之后，寻求对《蒙特勒公约》的修改并获取在黑海海峡的主导地位就成为苏联外交努力的方向。土耳其在二战中保持中立，甚至利用海峡的便利向德国出口军需物资，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与斯大林的会晤中曾承诺支持战后重新审议《蒙特勒公约》，削弱土耳其在海峡的地位[13]。除了英美的支持，在已有四个黑海国家中，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是苏联潜在盟友，再加上苏联本身是黑海国家，三国对土耳其形成压倒性多数，李维诺夫建议在新的黑海海峡公约中明确写入，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应允许苏联军舰和商船自由出入海峡[14]。

　　4. 殖民地

　　俄国自18 世纪起就一直是欧洲五强国之一，拿破仑战争中还成为全欧洲的拯救者。但无论其在历史上曾经享有怎样的权势地位，莫斯科还从未在海外夺取过殖民地。二战的总体战争性质和全球规模， 让苏联外交规划者看到了打破这一传统的现实机会。迈斯基在《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 提请苏联领导人关注战胜国围绕轴心国殖民地的争夺，建议“近期就对此做出准备”。李维诺夫1945 年6 月22 日提交的《论获取托管领土问题》的报告进一步论述了苏联对殖民地的要求。包括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北非的埃利特利亚和索马里，“利比亚在我们获取黑海和远东的中转基地以及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和阿比西尼亚施加影响上，是合适的选择，我们在那里可建立起对地中海流域的坚定支点”。在1945 年7 月27 日提交的《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中，李维诺夫进一步提出，苏联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一起参加对意大利殖民地、多德卡尼斯群岛、的黎波里塔尼亚甚至巴勒斯坦的托管[15]。

　　（二）严惩战败国 

　　1. 处置德国

　　纳粹德国的入侵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损失，对德国的严惩是理所当然的。但苏联外交规划者在这个本应最易达成共识的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迈斯基认为，必须在战争结束后30—50 年内最大化地排除德国的危害，使德国“甚至无法想象对任何国家的任何侵略”。手段如下 ：第一，对德国境内所有战略据点实施长期占领（不少于10 年）。第二，将德国肢解为几个独立的国家。第三，使其在军事、工业和意识形态上进行彻底裁军，禁止德国拥有除警察之外的任何武装力量。第四，德国不仅要对苏联在内的所有被其侵略的国家做出战争赔款，还要做出劳动力的赔偿，以削弱其经济和战争潜力。为此，每年要从战败国征收数百万劳动力。第五，严惩战争罪犯，包括纳粹军事、政治、党卫军、安全等部门的所有高层。第六，对战败国的内政加以干涉，在战败国建立人民民主精神下的广泛民主治体制，维护对德国和日本的国际孤立[16]。李维诺夫在处置德国问题上也持强硬立场。1943 年9 月9 日李维诺夫委员会提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明确建议 ：“德国的一些地区将从现在的帝国中分离出来，构成单独的新国家。但是东普鲁士、西里西亚、但泽和梅梅尔地区均单独分项列出，这是因为他们可能被划给其他国家。”1944 年3 月李维诺夫对肢解德国的想法做出如下解释 ：“理论上， 裁军和赔偿可以使德国在较长时期内不再为害。但这是在相应的措施得到持久贯彻并且三强国对此予以强有力监督的条件下，而这需要三国长期协作。鉴于缺乏此种协作的保证和出现分歧的可能，将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即某些强国有意识地削弱监督， 甚至积极鼓励德国实现重新军备和工业化，将其再次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在前述措施得到切实贯彻的条件下，这是需要花费数百年时间的事。仅从此出发，我也要赞成肢解德国的想法。”[17]负责战后对德政策规划的伏罗希洛夫委员会，却以统一的、有强力中央政府的德国作为其拟定对德政策的前提。1944 年2 月3 日该委员会提交的首份正式报告《德国无条件投降文件》及附加议定书，详细规定了“德国政府、德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和德国人民”应履行的军事政治条件。2 月4 日、8 日、12 日又分别制定了《德国投降简明条件》三种方案。委员会总的结论是 ：战后德国不应是“苏维埃的”、也不应是“社会主义的”德国，而是魏玛共和国时的资本主义模式。消除国家机器中的纳粹分子，德国对入侵国的赔偿，都应由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实施。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处理德国问题上）在三个委员会中伏罗希洛夫委员会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它直接参与盟国在伦敦的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谈判……它制定的一些重要的文件也都获得了斯大林的亲自批准”[18]，在苏联外交决策层制定对德政策上起着优先作用。

　　2. 处置日本

　　1943 年10 月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正式承诺德国战败三个月后苏联将出兵日本。但这一决定只有莫洛托夫这样位于苏联外交决策最高层的人知晓，洛佐夫斯基、迈斯基、李维诺夫等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被排除在最高机密之外。他们涉及处置日本的规划很少，而且都是从不参加对日作战这一前提出发。1944 年7 月中旬苏联驻日本大使马利克提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是苏联外交部门在解决日本被击败后相关问题上的首份重要文献。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对苏联最为重要的就是收回库页岛，确保苏联自由进入太平洋以及决不允许苏联远东边界毗邻地区和领土，如满洲（即中国东北—— 引者注）、朝鲜、对马岛等从日本转到“另一个强国手中”。其次，虽然苏联尚未对日作战，也不知道将来是否会参与对日作战，但苏联参加对日占领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公正和苏联的国际威信，因为日本也曾派兵占领过苏联领土。第三，一旦中国实现对朝鲜港口的控制，苏联会“感到必须获取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更方便的港口”，苏联应“对那些有相应价值的领土提出要求”。苏联应获取从日本到中国东海的朝鲜海岸上所有的军事基地，追求对马海峡中立，“或使其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第四，废除包括1905 年《朴次茅斯和约》在内的日本战败前与俄国签订的所有协议。上述条约废除后，苏联有权获得原来被限制的所有捕鱼权，日本各岛之间的港口均应自由通行，日本内海应宣布为国际水域和中立。报告的结论是，日本被击败后的亚太国际力量对比决定了在解决亚太大多数国际问题上苏联都有足够的道义和法律基础成为“有分量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声音”。1921—1922 年华盛顿会议未允许苏联代表参加，漠视了苏联在远东和亚太的权益。现在，苏联有足够的理由、可能性、合法性以及必备的国际威信参与解决亚太安全和战后秩序安排问题。苏联外交部门必须毫不拖延地开始对上述问题的总体规划和研究，及时准备好经过充分思考和有充足基础的具体行动方案，同时考虑到盟国在亚太地区做出让步的底线，为苏联的要求制定论据[19]。

　　（三）苏美英三巨头的国际新格局 

　　1. 战后国际格局

　　二战汇集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所有主要力量， 无论谁胜谁负，最终的国际格局必定与战前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截然不同。苏联外交规划者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胜利者决定一切，并且谁在这场胜利中做出的贡献更多，谁就对战后的国际格局和秩序有更大的决定权。迈斯基在战争初期曾精确预见到 ：“德国、意大利、日本将被击败，并长时间被削弱。法国处于缓慢和痛苦的恢复中，将失去强国地位。英国也将被严重削弱（其最佳方案是，避免解体走向转型）……在这一背景下有两大强国将会制定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苏联与美国。…… （两大强国）将体现为国际和社会的两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何战后更可能出现的是苏美之间的斗争而不是苏英之间的。”[20]但在《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他修正了自己的设想，重新回到了三巨头的格局。报告认为，战后“世界上将只有四个真正的强国——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中国在最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所以，世界政治领域的领导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并且事物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三国相互关系的性质”。基于此，苏联战后最佳外交政策路线是“巩固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根据苏联的利益利用英美矛盾， 以便今后同英国建立更加密切的接触”[21]。李维诺夫也认同这一判断。与李维诺夫和迈斯基不同，葛罗米柯在《论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认为，美国将是战后世界格局中的最重要力量，特别是在经济金融领域。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新的力量对比将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确立带来重要影响，但他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入下去，特别是未能指出美国对苏联可能的政策及苏联的应对办法，这使他很难说服迈斯基和李维诺夫放弃“英国第一”的外交方针。

　　2. 战后国际体制

　　第一，“四警察”集体安全与联合国。苏联于1934 年加入国联，但很快就因为1939 年苏芬战争的爆发被强行开除。短暂的、极不愉快的国际组织经历让苏联外交规划者对任何可能交出国家主权的举措都持抵制态度。1942 年5 月罗斯福向访美的莫洛托夫介绍了“四警察”构想，后者态度消极， 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指示其原则上同意，以争取美国对苏租借援助的尽快落实。1943 年6 月从美国回来后，李维诺夫受命继续就此制定苏联的方案。7 月10 日李维诺夫以马里宁（Malinin）的笔名在《苏联战时新闻》（Soviet War News）上发表了《战争的目标和战后的问题》（War Aims and Postwar Problems）一文。这是李维诺夫回国后论及苏联战后政策规划诸多文章和报告的第一篇。文章明确提出恢复国联的想法不可行，新的国际组织应以大国协调和等级制为基本原则[22]。1943 年12 月16 日， 施泰因制定了《维护安全与和平的国际组织章程的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 年4 月25 日，李维诺夫以此为基础又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安全组织》的更加全面的报告。报告强调了两点 ：一是新的国际组织不容许有任何违背苏联意愿的决议通过。要实现这一点，“国际组织的所有决定都应先由执行委员会讨论并通过，而在执行委员会中要求一致同意原则”。二是必须考虑大国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李维诺夫认为，国联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联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明确和不充足，尤其是在大国之间”。对四强国特殊地位的承认消除了这样的不明确性，但这还不够。他建议在大国间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条约中将具体明确他们的军事义务和履行手段的界限和范围”。这既有助于减少大国间的分歧，也有利于委员会四强国之间的权力界定。李维诺夫还认为委员会必须限制在四国内， 法国虽然未必会成为战后欧洲的大国，并且可能成为英国的附庸，但出于削弱英国在未来国际组织地位的需要，应该让法国取代中国成为委员会中的第四强国。7 月6 日，为了给即将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提供政策参考，李维诺夫又制定了《关于建立国际安全组织问题》的备忘录草案。主要内容有三点 ：（1）坚持该组织的权限和功能首先是维护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其他问题。可以建立其他的国际组织“以履行国际关系其他范畴内的功能”。苏联应将托管问题纳入议事日程。（2） 明确划分各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大会和四强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两大机构的权限范围。李维诺夫建议将大会再分为四个机构 ：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委员会。（3）执委会的权限应该是 ：确定大会审议的哪些问题和冲突确实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并做出相应的决定 ；执委会的所有决定都应以成员国一致为原则。对于美国此前提出的当事方不能参与与己有关的决议表决的条款，李维诺夫建议用下述方式维护苏联利益。由执委会决定，哪些冲突威胁和平从而可以进入国际组织的管辖范围，就这些问题的决定应该是没有任何例外的一致同意，也即通常所说的程序问题上的“一致同意”原则。1945 年1 月10 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在为参加雅尔塔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准备的《对三国峰会的材料. 国际安全组织》的报告中建议，苏联16 个加盟共和国全部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到未来国际组织中。2 月20 日李维诺夫在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准备的报告中反对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以防止美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影响。他认为“摩纳哥是成功的选择”。作为备选，李维诺夫还提出了布拉格、维也纳、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等[23]。

　　第二，美国对苏贷款与布雷顿森林体制。苏联成立后，由于受到沙俄债务等遗留问题的影响，一直未能与外部世界展开正常的经济往来。1933 年苏美建交后，美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投资、技术和设备，成为苏联跃升为欧洲工业大国的重要外部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正面经验，苏联外交规划者对重建苏美经济合作一直很热心。1943 年12 月31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莫洛托夫提交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交的三份经济合作文件，并提出了苏联方面的立场。主要内容是 ：建议同意缔结国际贸易公约 ；建议支持缔结关于特殊商品贸易的专门协定 ；关于国际稳定基金和国际重建银行，苏联政府已向美国国库派出了财政专家与之进行非正式的预备谈判[24]。这份报告表明，苏联非常重视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并且已经将美国对苏联提供贷款视为一项可以争取的战后重建手段。迈斯基在《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战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将依靠 ：苏联自身的资源、战争赔偿、美英的经济援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经济援助[25]。1943 年11 月5 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提出战后美国向苏联提供贷款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和装备的建议。会谈结束后米高扬立即向莫洛托夫提交报告，指出获取美国贷款和其他援助的前景是现实的，对此应认真加以研究。在获得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正面回应后， 1944 年2 月1 日米高扬提出了一项总额10 亿美元、为期25 年、年利率1.5% 的向美国贷款的方案，并于2 月18 日递交哈里曼。9 月8 日哈里曼向苏联提交了美国的贷款草案 ：总额和期限不变，利率从第三年起算，年利率为3.375%，贷款初期允许苏联减少还款数[26]。此前两个月苏联刚刚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宣布自己是战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共同创建者。苏美经济合作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良好氛围。9 月13 日米高扬请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美国草案进行讨论。9 月20 日财政部长格拉先科（Геращенко）和副外经贸委员阿尔卡季耶夫（Аркадъев）联合向莫洛托夫提交报告，认为美国提出的条件“毫无疑问比迄今为止苏联签署的所有贷款协定中的条件都优惠得多，总体上可以接受”。但9 月21 日的讨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Н.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却出人意料地对草案提出批评，认为“美国建议的贷款对我们是不利的”。他的意见得到与会的莫洛托夫的支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苏联）不认为在该问题上有扩大谈判的必要。米高扬同志在该问题上受到了应有的批评”[27]。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据此制定了对美国草案的回复，实际上拒绝了美国的方案，苏美贷款谈判搁浅。米高扬回忆称，之后苏美信贷谈判仍受到沃兹涅先斯基的干涉，并且是在斯大林默许和支持的情况下。苏联的强硬态度使其失去了获取美国长期信贷的现实机会，而这笔贷款对于苏联战后的经济重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8]。从中也可以看到，苏联外交决策中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的激烈斗争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

　　第三，划分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 对两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战争开始后苏联据此吞并了波兰东部、芬兰部分领土、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建立新的西部边界。但这一划分并未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也因为德国在欧洲的一家独大而失去意义。苏德战争开始后，苏联外交规划者并未对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予以反思，而是提出了新的更加庞大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构想，对象也从德国换成了英美。迈斯基在《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提出，未来“欧洲其他地区均不得建立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战后的欧洲只允许存在一个陆上强国苏联和一个海上强国英国。法国应当恢复为一个较大的强国，但不宜恢复其原有的军事实力。意大利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应予保留，但不再拥有任何非洲的领地。德国在战后应由盟国占领至少10 年，被肢解为若干个程度各异的独立国家，并从三方面——军事上、工业上和思想意识上解除武装。”[29]虽然迈斯基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划分势力范围，但其文内应有之义就是 ：由欧洲战后仅存的两个强国——苏联和英国分别拥有在东欧和西欧的主导权。1944 年11 月15 日，李维诺夫在对斯大林和丘吉尔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的基础》的报告。报告对划分苏联和英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进行了更为明确和详细的论述。报告指出， 战后苏英关系中唯一存在重大分歧的是与欧洲均势相关联的问题。这一分歧由于苏联成为唯一的欧陆强国而变得尖锐并激化。苏联应努力推动与英国在“两厢情愿”和“地理相邻”的原则上，达成划分欧洲安全势力范围的协定。李维诺夫认为，苏联“最大的势力范围，或者最好说安全（范围）”应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安全势力范围则应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划分安全势力范围意味着 ：“英国应承担义务，不与我方安全势力范围的国家建立某种特殊的亲近关系，不与其签署有悖我们意愿的任何协定，不寻求在此建立陆海空基地。我们对英国的安全势力范围也将承担同样的义务……法国应该获得加入反德的英苏条约的权利……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构成了双方之间的中立范围，两国同他们的合作应建立在经常相互协商的基础上。”[30]在1945 年1 月11 日提交莫洛托夫的《论联盟和势力范围问题》的备忘录中，李维诺夫又把挪威加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至于苏美之间势力范围的划分，李维诺夫认为障碍在于美国一边，这种障碍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外交上的，后者明确提出了以联合国为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的核心。为消除障碍，赋予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合法性，李维诺夫在李普曼《美国在战争中的目标》一书的启发下，建议在联合国框架内设立“地区性架构”，以进一步巩固大国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与李普曼认为战后美国应将英国、西欧和中欧纳入自己的“大西洋轨道”不同，李维诺夫在1944 年12 月15 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美国的“安全区”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李维诺夫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用“安全区”一词指代势力范围）应只限于西半球和亚太的大部分地区[31]。

　　三、评价和反思 

　　（一）规划的实际效果 

　　苏联涉外部门的上述规划在战后世界秩序也就是雅尔塔体制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如战后边界安排，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核心作用和责任，对侵略国的剥夺、占领、审判与改造，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大国之间的协调而非对抗，这些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普遍认可。但划分势力范围损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不能接受的。

　　苏联外交规划者在涉及战后秩序时，没有从布尔什维克所信奉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模式去考虑战后国际形势，而是秉承职业外交家的现实主义逻辑，从俄国地缘政治传统进行思考。在解决1941 年边界问题、长期弱化德国和日本、重建黑海海峡体制、沿苏联边界（尤其是西部边界） 建立对苏联“友好政府”等问题上，新“苏维埃人”的想法与沙俄的外交传统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要努力建立一个自然统一、完整闭合、不易遭受侵略的外部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的安全战略与彼得大帝以来沙俄的地缘政治传统几乎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其对外政策观念的核心都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李维诺夫自己也认为，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集中了战后苏联的战略要求，是沙俄对外政策的继承和发展[32]。

　　不过，想法是一回事，实际政策又是另一回事。斯大林追求的是曾经归属沙俄的领土，他从未表达过要在历史上从未进入沙俄控制范围的地区设立军事基地或将其变成苏联军事前哨的想法。作为最高决策者，斯大林要比他的幕僚更加谨慎。在李维诺夫有关托管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显示，斯大林并未对苏联获取意大利殖民地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且坚决反对李维诺夫提出的将德国在太平洋和非洲的殖民地“搁置起来”，以便苏联在时机成熟时参与联合托管的计划。莫洛托夫也认为这些地方“几乎对苏联没有任何利益”，而“只是政治性的”[33]。苏联外交规划者也始终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击败德国后即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定，在涉及战后亚太秩序时考虑的始终都是不战而获得远东战利品。但战争的基本逻辑就是，只有做出重要贡献的胜利者才能毫无争议地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权益，承担了太平洋战场重担的美国决不会如此轻易地就让苏联得逞。斯大林决定参加对日作战，目的也不只是收复南库页岛和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的权益这样简单，他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政治考虑 ：在中国和朝鲜的更大权益，战后在日本拥有和盟国一样的权利，扩大苏联在远东和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等。这些要求不经过对日作战就无法实现。因此外交部门有关远东的建议只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一级获得认可，并未引起更高层的重视。苏联外交决策圈缺乏上下一致的远东战后秩序规划，也是二战后苏联在亚太秩序构建中输给美国的原因之一。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同样如此。李维诺夫委员会为出席敦巴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制定的政策备忘录，一开始并未获得苏联领导人的认可。克里姆林宫认为，未来国际组织的建立尚未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在敦巴顿只是自由交换意见和明确共同立场的务虚性质的谈判，犯不上与英美提前产生分歧和矛盾。李维诺夫提交的文件被多次退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重新讨论，斯大林还要求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和副团长波波列夫也参与讨论。苏联领导人最后批准的报告，与李维诺夫设想的已大相径庭。1944 年8 月敦巴顿会议期间，李维诺夫对挪威驻苏联大使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苏联现在“优先考虑的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10 月他又对美国记者斯诺抱怨说 ：“原来的方案被丢弃，在敦巴顿会议上，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从他口袋里拿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34]

　　（二）规划的历史比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秩序在欧洲即体现为英法两国主宰的凡尔赛体系。由于奥匈帝国解体、俄德两个战败国被排除在外，英、法、俄、德、奥共同组成的欧洲传统五大国体系变得不完整、不稳定。苏联对于这一未由自己参与构建、强加于己的战后秩序，基本态度是不接受。1917 年颁布的《和平法令》中，苏俄对旧的权势政治予以全面否定， 提出“不割地”、“不赔款”、“废除秘密外交” 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新原则。列宁、斯大林多次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批判《凡尔赛和约》。在口头上否定旧的国际政治规则的同时，为了生存，苏俄在实践中却不得不接受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这体现为三点 ：一是为了尽快退出战争而与德国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割让323 万平方千米领土。二是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联手建立苏联，以保证新联盟的欧亚大国地位，同时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沙俄的地缘政治遗产。三是在奥匈和奥斯曼土耳其两个东方帝国解体、中东欧出现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之后， 积极参与对这一权力真空地带的争夺。其中就不乏利用传统的民族、宗教、领土矛盾为己谋利以及与他国在此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

　　与一战和二战不同，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因而没有战胜国和战败国，也没有像一战和二战那样在战争结束后由战胜国决定战后秩序和对战败国的处置。冷战后的时代和社会思潮也较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些新因素的影响下，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国都没有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给予足够重视，相互之间没有就此进行协调或者说没有成功地协调，以为历史真的就如福山所言就此终结。在自由主义一片“相互依赖”、“民主和平论”的声音中，势力范围、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等传统现实主义概念被认为是冷战思维，显得很不合时宜，以至于各国领导人羞于谈起。但实际上世界面临着和一战后同样的问题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损失惨重，但其欧亚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定位并未改变 ；美国和北约多次单方面使用武力，表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依旧 ；苏东阵营和两极体系崩塌后包括中东欧在内的全球许多地区出现新的权力真空。新的历史时代和世界秩序到来前，大国外交规划的落后、与实践的脱节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俄美在北约东扩、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中的严重冲突[35]。

　　苏联虽然没有参与一战后世界秩序的制定，更谈不上规划，但其应对还是体现出了明确的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特征。这些也构成了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涉外部门对战后秩序的规划。规划中提出的收复失地、严惩战败国、确立三巨头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就是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的体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外交部门是否有过对世界新秩序的规划， 又是如何规划的，现在仍不得而知。但俄罗斯领导人尤其是普京，已多次明确表明了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不满，并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他执政后俄罗斯外交实践也鲜明地体现出了俄罗斯联邦在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上的坚持和努力。这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启示，那就是无论莫斯科是否参与世界秩序的规划，多大程度参与，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都是其对外政策一以贯之的传统，也是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观念和逻辑。

　　【作者简介】 梁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乌克兰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洲危机下苏联外交的变革及大国地位的重构（1938—1941）》（项目批准号：13CSS02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详见沈志华总主编，张盛发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9—520 页。

　　[2]АП РФ，ф.З，оп.63，д.237，л.1-3. 转引自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алин， Рузвельт，Трумэн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е очерки，М，ТЕРРА，2006 .С.239-240. 洛佐夫斯基报告中译文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 卷，第665—667 页。

　　[3][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全文详见Источник，1995，No 4，C.54-71.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 卷，第684—713页；葛罗米柯《论苏美关系问题》报告全文详见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9-1945，М.，МФД，2004，No.244，C.540-554 ； 伏罗希洛夫《德国无条件投降文件》及附加议定书详见Филитов А.М..Комиссия Ворошилова. - ведущий орган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по Германии в период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9，No.2 ；马利克就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报告详见Сафронов В.П. СССР и вопрос о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обращении с японией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8，No.1 ； 其他报告参见Кынин Г.П. и 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 из арх. внеш. политики Рос. Федерации，Т.1，М.，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1996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алин，Рузвельт，Трумэн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 ；V. O.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in Working Paper #1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ashington，DC，July 1995.

　　[4] [英]A.J.P. 泰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朱立 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版，第16 页。

　　[5] [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

　　[6] АВП РФ，ф.06，оп.6，п.45，д.603，л.4-34. 转引自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9-1945. C.552.

　　[7] АВП РФ，ф.06，оп.7，п.17，д.173，л.47. 转引自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 С.242.

　　[8] АВП РФ，ф.06，оп.7，п.17，д.175，л.164. 转引自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С.250.

　　[9] Кынин Г.П. и 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 1，C.396，417，439-440.

　　[10] АВП РФ，ф.06，оп.6，п.14，д.142，л.118. 转引自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Документы，Т.2，М.，РОССПЭН，1999.C.23-24，29-30，41.

　　[11] [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

　　[12] Кынин Г.П. и 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 1，С.559-560.

　　[13] 参见梁强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黑海海峡问题（1939—1945）》，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6 期。

　　[14] АВП РФ，ф.06，оп.6，п.14，д.147，л.19. л.27. 转引自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C.248-249.

　　[15] АВП РФ，ф.06，оп.07，п.17，д.174，л.59-61 ；д.175，л.145. Там же，С.249.

　　[16] [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

　　[17] АВП РФ，ф.06，оп.6，п.14，д.142，л.118. 转引自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С.244.

　　[18] Кынин Г.П. и 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т. 1，C，41，26.

　　[19] АВП РФ，ф.06，оп.6，д.803a，л.229-256. 转引自Сафронов В.П.СССР и вопрос о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обращении с японией，С.66-71.

　　[20] Чубарьян А.О.，Отв. Ред.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дневника дипломата. Лондон，6 апреля 1942 г.，т.33，кн.2，М.， Наука，2009，С.125-126.

　　[21] [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

　　[22]Geoffrey Roberts，“Litvinov’s Lost Peace，1941-1946”，i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4，No.2，Spring 2002，p.34.

　　[23] АВП РФ，ф.0512，оп.4，п.31，д.299，л.13，5，9，23，24 ；АВП РФ，ф.06，оп.06，п.13，д.134，л.3 ； АВП РФ，ф.07，оп.10d，п.3，д.40，л.1-6，146-150，л.162-165. 转引自Кочеткова Т.Ю.Вопрсы Создания ООН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No.1，С.33-36，43-44.

　　[24] АВП РФ，ф. 06，оп. 5. п. 30，д. 347，л.8-13. 转引自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9-1945，No.194，C.420-422.

　　[25] [ 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

　　[26] George Herring，Aid to Russia 1941-1946，Strategy，Diplomacy，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973，149-159.

　　[27] АВП РФ，ф.06，оп.6，п.18，д.178，л.43. 转引自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С.175.

　　[28] Микоян А.И. Так было.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инувшем，М.，Вагриус，1999，С. 494 - 496.

　　[29] [ 苏] 迈斯基《关于未来世界的最佳原则》的报告。

　　[30] АВП РФ，ф.06，оп.6，п.14，д.143，л.84. АВП РФ，ф.06，оп6，п.14，д.143，лл.31-89. 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М. Европа 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ы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1939-1947 годы//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1996，No.3，С.90.

　　[31]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одах，C.255.

　　[32] Там же. C.248.

　　[33] V.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p.21.

　　[34] Geoffrey Roberts，Litvinov’s Lost Peace，1941-1946，pp.40-41.

　　[35] 俄美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不确定秩序下的大国权势斗争”参见梁强 ：《乌克兰危机一年 ：回顾、反思与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