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日，根据2014年2月修订的《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规定，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的两项法律，这意味着新的选举周期开始了。那么，普京准备好了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审视2012年普京再次执政以来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绩效。如果治理绩效好，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简称“统俄党”）一党主导的政治格局就可能延续，普京执政的精英资源和政治基础就有保证，就能够为2018年总统大选打下坚实基础。

　　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管控性 

　　以2011年～2012年大规模的“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为标志，表明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的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发生了变化，非营利组织和互联网成为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工具，具体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发展壮大，互联网深度介入政治生活，网络公共领域出现。

　　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主要看两个指标：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公共空间。普京政权对非营利组织、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管控。在针对非营利性组织方面，2012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外国代理人”法案，该法案把接受国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界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且包含重罚或监禁等惩罚性条款，严控境外资金。2015年5月，普京签署了“不受欢迎组织法”。该法规定可以不通过法院判决让外国和国际组织在俄罗斯停止活动。在网络公共空间方面，从2012年至今，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管理网络空间的法案，从“网络黑名单法”、“反盗版法”、“封闭极端主义网站法案”到“博主法案”，这标志着俄罗斯网络监察制度的法律基础已经建立起来，而且管控的力度比对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体要大。普京正是通过上述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把反对派通过非营利性组织与网络空间动员民众和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基本堵死，反对派陷入有劲儿使不出来的窘境。

　　苏联时期，社会体系国家化，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采取的是与苏联时期完全相反的弱国家强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颜色革命”。2005年开始，为减少“颜色革命”对俄罗斯的影响，普京政权开始修改“非营利性组织法”，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2012年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实现了对政治公共空间的掌控。

　　总之，20多年来，俄罗斯社会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从自发性到管控性。

　　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控制性 

　　普京2012年再次就任总统后，为了应对政治生态出现的新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政治竞争性的改革措施。虽然启动了改革，但是在每一项改革举措中都留有后手，国家权力机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因此，俄罗斯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主要体现为四个指标：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联邦制度。

　　在政党制度上，降低建党门槛，但不允许成立政党选举联盟，这实际上分散了反对派的力量，而且还保留了法律审查的终止注册机制。

　　在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上，国家杜马议员的选举从比例代表制恢复为混合选举制，但是又在2013年6月将“全俄人民阵线”改组为“社会运动”，联合1000多个社会组织，意在争夺未来单一选区的名额。由于在地方选举中基本都是“统俄党”获胜，因此联邦委员会基本上也由亲政府的代表组成，这实际上加强了对普京政权的支持力度。从2015年12月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看，普京还把反对派最具代表性的口号——“为了诚实的选举”接过来为己所用，号召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要诚实透明，率先占领政治道德的高地。

　　在联邦制度上，允许地方行政长官直选，但又规定需要总统审查。2013年又提出由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推荐人选，总统从中确定三人，再由议会从三人中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等于是设置了总统和议会双重过滤机制。

　　通过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普京政权不动声色，牢牢掌控住政治局势，反对派反而更加式微。

　　总之，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表面上的竞争性、实质上的控制性。

　　经济领域的国家治理：政治性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政治问题统帅全局。政治性是俄罗斯经济的内在特征。叶利钦时代发展道路的选择要求打破寡头经济垄断，普京时期国家经济垄断受制于政治稳定的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又成为政治理念之争的缘由。凡此种种，俄罗斯经济治理的政治性显现无疑。

　　就像总理梅德韦杰夫2015年9月24日在《俄罗斯报》上发表的题为《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的文章提到的：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低效的，这一问题远非近几年甚至近十年才出现的；先是以国家为绝对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后是原料经济模式造成的。

　　然而，在原料商品价格如此之低的当下，俄罗斯要对原料经济进行改革，就更需反复权衡、谨慎为之，不仅需要考虑改革会对民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更要周全考量政治因素——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

　　总之，经济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抵不过“政治侧”。

　　外交领域的国家治理：国家性 

　　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体现在反西方主义与孤立主义上。俄罗斯执政精英认为，一方面美国西方是俄罗斯现代化的技术和资金来源，而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挑战的源头。俄罗斯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普京2015年3月18日关于克里米亚的讲话便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认知。西方既是榜样又是挑战，这形成了“俄罗斯孤立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基础。

　　这种以反美为基础的孤立主义，既坚持实力政策，又承认互相依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普京谋求制订一种使俄罗斯融入世界同时又保障国家利益的政策，它既想融入西方，又拒绝被“同化”，想按自己的方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这种“中间地带”不存在，也无法保持。

　　对内集权与对外扩张 

　　综上所述，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总体特点是政治性和控制性。这与俄罗斯的国家特征和俄罗斯历史上的治理路径一脉相承。俄罗斯的国家特征是对内集权、对外扩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性和聚合性。对内集权，就是集中优化一切政治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建立大国和强国，具体到普京时期就是实施强国战略，这就是俄罗斯国家性的体现。对外扩张，就是扩大领土整合多民族，以达到实现国家安全的目的，具体到普京时期就是实施欧亚战略，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的聚合性特点。

　　国家性和聚合性的结合，促成当前普京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大国主义、强国思想、国家作用和主权民主为内核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成为观念共识，二是以动员型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成为路径依赖。这种观念共识和路径依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国家资本主义。

　　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结，会保证普京政府维持住政局的基本稳定。可以看到，虽然有西方制裁、油价低位、经济下滑，但是普京的支持率反而冲到历史最高位，俄罗斯社会出现“后克里米亚共识”的社会情绪，这与俄罗斯的国民性和俄罗斯文明的特点息息相关。

　　即便如此，此次俄罗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教训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更为深刻，这已经促使普京团队更深入地思考发展道路问题。可以说，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和2018年总统大选的主题依然是发展道路之争。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政治问题。这既是由于所谓的苏联70年帝国解体后遗症造成的困难的延续，也是俄罗斯历史上业已形成的国家性在当代的折射。因此，对于普京时期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我们的基本看法是符合俄罗斯的传统和现实需要，但是难以促进俄罗斯的未来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