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国的重新统一是20世纪末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德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多种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与斗争。苏联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推进作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苏联从抵制到犹疑再到打开“绿灯”，两个德国的统一才得以用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而实现。苏联希望德国的统一不要伤害自己的利益，但由于它已经没有掌控事态发展的足够实力，德国的统一还是给苏联带来了相当的冲击。 

　　关键词：苏联;两个德国;德国统一; 

　　柏林墙的倒塌 

　　“新思维”指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调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论述“新思维”思想中的“全欧大厦”理论构想时，戈尔巴乔夫特别指出了德国问题。他一方面声明，“在分裂德国问题上苏联没有过错”，“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只能尊重它；[1] 另一方面强调了联邦德国的潜力及其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加强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联邦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稳定关系能够使欧洲的局势明显好转。戈尔巴乔夫强调说，“历史要求我们以应有的方式相互对待。没有我们两国的积极配合，欧洲的建设是不可思议的。”[2] 从这里不难看出，在戈尔巴乔夫的“全欧大厦”构想中，德国问题占有重要位置。 

　　在东欧一系列国家发生政局激烈动荡、原来的执政党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民主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个德国之间关系发展迅速，交往更加频繁。1986年，到联邦德国旅游的民主德国人数已达50余万人次，第二年又翻了一番。1987年9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昂纳克第一次出访联邦德国，被视为是两个德国关系接近的一个明显信号。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联合签署了《意识形态争论和共同安全》，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要相互学习；制度优越之争应该以和平的、不使用武力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分歧必须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进行。[3] 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改善，为德国统一打开了第一道大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历史中，苏联一直是制约德国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没有苏联的参与，任何“德国问题”不可能正常解决。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曾长期坚持保持两个德国并存的政策，认为这是战后欧洲的既成事实，也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规定了的。因此，德国的统一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德国问题的激化将可能引发新的大战的观点在苏联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像赫鲁晓夫也尝试着触及德国问题中的一部分——柏林问题，但除了引发了国际危机之外，并未能够按照苏联的意愿解决问题。任何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只能尊重德国战后的现实。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在对待德国问题上，并没有马上摆脱苏联一贯的立场，即他仍然坚持苏联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观，也没有把解决德国统一问题摆到优先位置。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欧大厦”最初构想中，他主张要正视并尊重两个德国的现实。他在回忆录中也说道：“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题。”[4] 同时，对民主德国经济实力在苏联东欧集团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期待，也使苏联领导人不能接受失去自己集团中支柱国家的现实。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泽克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强调了两个德国已经是现实，“再过100年它们情况如何，只能由历史去决定。其他任何方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应当以此为出发点”。他强调：“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建立我们未来的关系。届时历史自会对我们做出评判。”[5] 

　　当然，同时面对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尤其是两个德国之间在国际社会上不可避免的竞争，戈尔巴乔夫也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戈尔巴乔夫向魏茨泽克表示，针对两个德国并存的现状，现在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但据昂纳克在《监狱日记》中说，戈尔巴乔夫在“背地里”说，苏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考虑把民主德国留在华沙条约组织里的问题。[6] 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暗示”，让波恩方面有理由推测，在苏联的作用下，民主德国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变数”。结果，波恩突然中断了与东柏林之间进行的涉及到保障民主德国经济稳定的谈判。 

　　在同两个德国的关系上，苏联明显表现出了“一头热一头冷”。继联邦德国总统访苏之后，1988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访问苏联，并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私下会谈”。德国学者在综合多种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后认为，“两位政治家个人之间显然抱有好感，这使得两国关系取得突破变得容易”；兴致颇高的苏联领导人甚至临时建议两国签订一个新的基础条约。[7] 两国关系发展的高潮出现在第二年即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如约回访联邦德国，他在这里获得的热烈掌声是“他在莫斯科常常得不到的”，“对于一个看重公众任可和权力表面象征的人来说，这不能不对他的德国观产生影响”。[8] 在双方签署的《共同声明》中指出：“应当保证所有民族和国家自由决定自己命运并在国际法基础上自主建立相互关系的权利”。[9] 在联邦德国政府看来，这表明“获得了苏联对自决权的支持”，“从德国政策的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10]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看法却出现了微妙的改变。随着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大力推进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苏联领导人发现，他倡导的改革在民主德国遇到了以埃里希·昂纳克为首的统一社会党的暗中抵制甚至反对。同时，民主德国内部的不稳定，尤其是出现的居民外逃潮，更增加了苏联领导层的失望与不满。进入到1989年后，民主德国受到整个东欧国家政治局势变动的影响，也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变化。由于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民主德国居民借道匈牙利出走西方的人数急剧上升，其中大部分流入了联邦德国。据联邦德国材料统计，1988年共有3 9832名民主德国公民留在联邦德国不归；1989年1月至7月，已经有5 5970名民主德国公民来到这里。10月，又有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开始涌入联邦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要求进入联邦德国。[11] 与此同时，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出现群众示威和与警察冲突事件，他们要求开放东、西德边界，推倒象征着隔绝两个德国的柏林墙。以昂纳克为首的统一社会党认为，出现的民主德国居民出走是西方引诱的结果，只要建筑柏林墙的原因没有消除，柏林墙就要一直保留着。同时，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苏联的改革，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用时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的汉斯•莫德罗的话说，“昂纳克的致命错误是他反对任何改革。对他来说，最最重要的是不能改变现状。”“人们看的越来越清楚，凡是与改革和公开性沾点边儿的事物，昂纳克一概拒绝。”[12] 

　　尽管戈尔巴乔夫并不情愿,他还是在1989年10月6日来到柏林，出席了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庆典活动。[13] 他在与昂纳克会谈中力促民主德国推进改革。昂纳克一方面高度赞扬了苏联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成就，但同时也借指责科尔用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所谓的改革，当面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现在我们的敌人要求改革”，“我们不允许给我们规定行动规则”；他向戈尔巴乔夫介绍了民主德国这些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对统一社会党政策的支持，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对一些没有予以足够注意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解释工作”。至于民主德国的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我们与欧共体和北约交界，德国还处于分裂状态。这是各个领域阶级斗争激烈起来的根源。”[14] 昂纳克对改革的评论听起来像是话里有话，他的思维模式显然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不合拍。这都使他无法获得苏联人的好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我在与埃里希·昂纳克会晤时曾不止一次讨论过新思维和摒弃‘勃列日涅夫教条’背景下盟国之间、党与党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发现他很不友好地看待改革……”，“他当时已经丧失了现实感”。[15] 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切尔纳耶夫在日记中对昂纳克也深表不满：“现在他已经遭到人民的诅咒了”。[16] 丧失了“现实感”和“遭到诅咒”的民主德国领导人，自然不能指望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昂纳克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在临终前写到，民主德国“由于改革而被人抛弃”。[17] 

　　在此后两周内，民主德国很多地方出现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并引发了流血冲突；最大反对派“新论坛”声势迅速扩大。昂纳克断然拒绝与反对派组织直接对话，他坚持“我们不需要改进社会主义的建议，这种建议实际上是要置社会主义于死地”。结果，示威活动再掀高潮。10月18日，昂纳克辞职，埃贡·克伦茨被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但是民主德国国内局势并未因此而趋于平稳，反而更加动荡。示威游行者从要求出境到要求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实行自由选举、取消特权、新闻言论自由、允许多党派存在，以及对统一社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提出质疑。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集体辞职；统一社会党也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集体辞职，选举新的政治局。11月9日，政治局委员、东柏林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不等人民议院正式批准，即刻实行新的旅游和移居国外规定，即私人出国旅游不附加任何条件，公民可以随时申请并会尽快获得批准；可立即办理长期出国护照；出国居民可在各过境站出境等。[18] 此消息一出，要求进入联邦德国的人们潮水一般涌到各个过境站。民主德国党政领导人面对这股大潮一时无以应对。克伦茨直接致电戈尔巴乔夫，说如不采取措施，民主德国可能会爆发全国性的游行和罢工。戈尔巴乔夫表示，他相信民主德国领导人会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于是，民主德国领导人决定彻底开放柏林墙。[19] 当驻柏林的苏联大使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柏林墙的检查站被全部开放时，戈尔巴乔夫评价说，他们做得对。[20]  

　　当然，民主德国国内出现重大政治变动以及柏林墙的“坍塌”，并不意味着德国统一会立即实现。苏联对外宣传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反对改变现存的欧洲边界。在11月17日接见全苏大学生代表时，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存在着两个德国，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这个事实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两个德国“都加入了国际政治实体即分别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分别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和欧洲市场，现实就是如此，也应当从这一现实出发考虑问题。”[21] 民主德国对统一的态度也是一样，新任政府主席莫德罗在政府声明中称：“重新统一的议论是不现实的，危险的”；克伦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是也明确表示，两德统一目前未列入议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官方的对外宣传以及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事后回忆，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苏联领导层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全部立场？或者说，他们天真地坚信两个德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一定会按照克里姆林宫设定的路线和方式前行吗？作为亲身经历了两德统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莫德罗，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和材料，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按照莫德罗的说法，早在1986年5月苏联外交部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就第一次暗示过，德国有可能统一。但当时参加讨论的一些德国问题专家和官员意见并不一致。但到了1989年上半年，苏联高层政治家和顾问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两德统一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对德意志民族是否具有同一性的评判，或者说，认为这时的德意志民族仍然是一个民族，还是已经形成了两个德意志民族。例如，当年4月，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连京•科普捷尔采夫在与民主德国代表团会谈时认为，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这里的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他的意思说，尽管战后两个德国分立已经过去40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两个德意志民族”，“大多数人仍像一个民族那样思维”。因此，认为已经形成了“两个德意志民族”的理论观点，缺乏坚实基础，“生活并没有证实这一理论是正确的”。[22] 柏林墙倒塌几天后，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德国问题专家尼•波图加洛夫表示，也坚持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观点：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作为两个国家，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体制，却是同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两个国家。”[23] 因此“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看来是苏联认识德国问题的主流观点。这表明，苏联并没有否定德国统一事实上存在着民族心理认同的基础。 

　　尽管内部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已经有所松动，但在公开场合，苏联官方仍然使用原有的口径谈论德国统一问题。对这种“内外有别”的做法，莫德罗说戈尔巴乔夫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莫斯科想控制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他想“掌控”着两个德国，按照苏联的意愿，实现对苏联危害最小的统一。这样，苏联——或者确切地说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成为这一历史性事件光环笼罩下的中心人物。所以，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几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设立莫斯科、柏林和波恩联合中心的方案，以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对刚刚接替昂纳克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克伦茨“交底”：“实际上，联邦德国准备更多地向苏联靠拢以换取我们对德国统一的支持。美国人直接说，解决此事的钥匙在莫斯科。”[24] 同时要求这位新任总书记，应该在有苏联参与的三方联系中更加自信。 

　　正因为戈尔巴乔夫有如此的“自信”，当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未与苏联协商就提出了建立包括两个德国的邦联结构的“十点计划”（又称“十点纲领”）后，他才感到吃惊和气愤。1989年11月28日，科尔在联邦德国联邦议院会议上公布了所谓的“十点计划”，其中涉及到德国统一的计划有：两个德国建立的“邦联结构”的进一步发展，是建立一个联邦；两德关系必须被进一步纳入全欧整体进程；重新赢得德国的国家统一是联邦政府公开宣布的政治目标。[25]  

　　苏联和民主德国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一致对科尔的计划表示明确的反对。12月5日在和到访的联邦德国外长汉·迪·根舍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说，科尔曾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希望破坏民主共和国局势的稳定，将会慎重行事。然而总理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却与他的这些保证大相径庭……” 科尔提出的计划需要两个德国要有统一的国防和统一的对外政策，到时候这个德国何去何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是华沙条约？”“又将我们之间仍然有效的各项协议置于何地？”[26] 在12月9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讲到：“我们毅然决然地强调，我们不能让民主德国受到欺负，这是我们的战略盟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必须要从战后形成的现实出发……背离了这一点将会导致欧洲的不稳定。”[27]  

　　但是事态发展已经不是苏联和民主德国领导人所能控制的了。民主德国民众要求统一的呼声急剧高涨，先是在莱比锡，然后在民主德国其他城市，“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响彻大街小巷。在靠近两德分界的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统一“由于边界的开放而实际上已经实现。”[28] 1990年1月初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讨论了一些迫切问题，其中大多数党派支持统一。在形势的压力下，德国统一社会党也修改了党纲，放弃了“两个民族”的提法，改为承认两个德国“具有共同的民族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据统计，到1990年1月20日，赞成统一的民主德国居民，由两个月前不到一半，猛升到了76%。[29] 已经在统一问题上失去主动的民主德国党政机构成为群众反对的众矢之的，威信急剧下降。 

　　统一后德国的归属问题 

　　1990年1月26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了一个针对德国问题的小范围会议。这是苏联领导层第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就德国问题召开会议，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克里姆林宫对民主德国的事变进程缺乏应有的准备和预案。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国防部长阿赫罗梅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和国际部部长法林，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苏联政治科学联合会主席沙赫纳扎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等人。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但不是围绕同意还是不同意德国统一问题，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谁也没有考虑这点。首先关注的是：将进程维持在和平的轨道上，保障自己和将被其触及的所有人的利益。”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行动将要依靠谁。按照克留奇科夫得到的情报，德国统一社会党已经不再像一个政党，民主德国国家机构正在土崩瓦解。切尔尼亚耶夫倾向于和科尔达成协议，不再支持民主德国政府，同时提议由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共同组成“六国会议”，磋商德国统一问题；法林等人提出异议，认为两种统一方式——按照联邦德国宪法第23条直接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和由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联邦——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最后，戈尔巴乔夫归纳出几个基本点：与各大国就德国问题保持联系；关于欧洲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维也纳谈判进程，以及苏联与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会议还确定了需要采取的外交步骤，即基本上只靠科尔，但也不忽视德国社会民主党；邀请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和新当选的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居西前来莫斯科；邀请科尔访问莫斯科；支持召开“六国会议”的设想；国防部应准备从民主德国撤军，向科尔和莫德罗说明民主德国“经济的脆弱性”等。[30] 可见，苏联领导层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在民主德国形势日益失控的情况下，莫斯科着手准备联合欧美大国以及联邦德国来解决德国问题了。 

　　1月30日，莫德罗和居西来到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等人会谈。莫德罗的计划是两个德国分三个阶段组成联邦。第一个阶段两个德国签署条约，双方仍是主权国家，在经济上进行合作。第二阶段推进国家的法律制度向联盟过渡。第三阶段组成“联邦形式的联合的国家或者德国联盟”。三个阶段预计在两到三年完成。莫德罗对民主德国国内局势的评价是灰暗和悲观的，在他看来，国内危机的深刻程度日益明显，维护国家权威的政府受到严重削弱，经济状况急速恶化，已经波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社会紧张状态继续加剧，越来越难以控制，各地政权纷纷瓦解；骚动事件在国防军中开始出现；对苏军的否定倾向正在增长；离国出走的汹涌浪潮毫未减弱，如果保持1月份出走5万人的速度，到年底将再失去50万人。他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已经不支持存在两个德国的思想。看来，这种思想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和莫德罗等人的会谈给戈尔巴乔夫的印象是，“以他为代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非但未能控制局势，而且对两个德国正在发生生的整个事情的规模和危险在理解上严重滞后。” [31]  

　　也许是看到了民主德国党和国家的危机局势已经难以控制和遏止，苏联实在无能为力，戈尔巴乔夫在回应莫德罗经济物资帮助时倒是非常坦率，由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原来签订的经贸协议几乎成为废纸。同时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经互会内部取消可兑换卢布，一律改为以外汇作为支付手段。这对已经深陷外债深潭的民主德国无疑是灾难性的。莫德罗感到：“病入膏肓的苏联的孩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莫斯科却开始割断他的生命线。”[32] 莫德罗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分阶段实现统一的方案。有评论说，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莫德罗方案的“助产士”。[33] 某种程度上，莫德罗此举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只有接受统一才有可能获得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的援助。 

　　同时，苏联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在实际解决业已展开的德国统一进程所产生的最尖锐问题时，我的重要伙伴应是科尔和布什。他们掌握着实际影响事态进程的杠杆”。[34] 也正是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四大国和两个德国一起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建议，即“2+4”方案。[35] 

　　2月10日，戈尔巴乔夫与到访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确定了德国统一的所有要点，预计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并无分歧，德国人正在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和科尔一致同意，德国统一的主要问题是未来德国的地位问题，首先是军事地位问题。苏联领导人关注的是德国问题的解决不要破坏欧洲现有力量平衡、不改变战后欧洲的边界，“这样做需要共同的努力，所考虑的不单是自身的利益，而且有邻国的利益。”科尔提出，统一后的德国不会拥有原子弹、生物或化学武器，但他也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正如人们从1918年后的错误中知道的那样，德国中立化对联邦德国来说是无法贯彻执行的。戈尔巴乔夫则表示，统一后的德国一部分属于北约而另一部分属于华约的想法，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说联邦德国对北约有着主要意义，那么民主德国对华约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过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藉此反对德国统一，他强调的是，不仅要顾及德国人的利益和希望，也要顾及邻国的利益和希望。[36] 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会谈，让联邦德国方面深感满意：“苏联领导人正式放弃了其决绝立场，并准备立即谈判德国统一的具体步骤。”这被认为是苏联“为德国统一的最初步子开了绿灯。”[37]  

　　就在戈尔巴乔夫——科尔会谈结束的第二天，北约和华约成员国外长在渥太华举行了名为“开放天空”的会晤。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和两个德国的外长在会议期间就解决德国问题的“2+4方案”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谅解，主要是规定先由两个德国一起商讨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内部问题，再由6国一起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这样，四大国就以这样的方式公开确认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并一起参与其中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苏联改变原来的承认现实、保持两个德国并存的立场，是给德国统一打开了一道非常关键的大门。但是在这道大门之后，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协商，很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中，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具体说就是未来的德国是不是加入北约，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理论上，德国统一后的归属有三种选择：归属北约；实行中立；保持原状，即仍分别属于北约和华约。这个问题在上述戈尔巴乔夫与贝克和科尔的会晤中就提出来了。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很明确，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也不赞成同时加入北约和华约。苏联的立场开始非常强硬：德国必须中立。戈尔巴乔夫曾告诉莫德罗，“选择什么样的国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互接近的速度如何，都取决于德国人自己……但是统一的进程涉及苏联、整个欧洲的利益，所以我们将维护和捍卫这些利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支持苏联的主张，特别是曾从德国得到过领土的波兰，对德国问题更为敏感和警惕。它们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会不会要求回复1937年的德国边界。[38] 在回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戈尔巴乔夫讲得更加明确：“长期以来，安全全靠两个军事政治联盟——华约和北约的存在才得以维系……因此，德国重新统一应当考虑这些情况，确切地说，就是不能允许破坏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军事战略平衡。”[39] 戈尔巴乔夫设想，“要最大限度地使德国的统一与全欧进程、与这一进程的制度化同步”，“北约和华约则应适时进行改组，主要变为政治实体”。[40]  

　　民主德国内部的事态发展也没有给苏联贯彻其主张提供帮助。1990年3月18日在民主德国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共有33个党派和政治团体参加竞选。在当时首屈一指的焦点问题——德国统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参选党派为了赢得选民支持都高举争取德国统一的旗帜。而民主社会主义党（即原德国统一社会党）[41]，由于对统一持保留态度的政党，其政治吸引力有所下降。结果，高举统一旗帜并得到联邦德国大力支持的“德国联盟”在大选中得到48.15%的选票和400个议席中的192席，成为最大赢家，组成了以德梅齐埃为总理的联合政府。这是一届以尽快实现德国统一为目标的政府，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在这个目标上没有原则分歧。而且，在它们达成的执政协议中一致同意选择更便捷的方式实现两个统一，即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款的规定，直接加入联邦德国，而不是像以前所设想的建立两个德国之间的邦联或是联邦。在统一后德国归属上，新政府主张德国留在北约，这与苏联希望的德国中立针锋相对。 

　　在新政府大力推进下，两德统一步伐明显加快。大选后的5月18日，两德签署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条约，即“第一个国家条约”。条约规定两德从7月1日起使用统一货币，联邦德国马克成为两个德国的唯一支付手段；市场经济将成为两德共同的经济基础；联邦德国的劳动法规和保险机制使用于民主德国。条约还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民主德国各州将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款申请加入联邦德国。用科尔的话说，这个条约标志着“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诞生”；德梅齐埃则认为，它使德国统一的进程“不可逆转”。[42] 民主德国40多年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两个德国内部统一的步伐无法阻挡了。对于苏联而言，最无奈的是，这种统一步伐完全是按照西方画好的路线前进的。 

　　苏联的失落感在3月份举行的华约成员国外长会议上进一步加重了。与一个多月前不同，大部分与会的外长对苏联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的政策反应冷淡，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外长丁斯特贝尔和匈牙利外长古拉·霍恩明确反对苏联提出的德国中立的主张，认为从长远看，中立的德国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危险，要大于一个牢牢与西方捆绑在一起的德国。波兰外长斯库比斯泽洛夫斯基也赞同加入北约的德国，只是有必要限制德国的军事潜力。[43] 尽管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一再强调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的危险，但他发现，在华约集团中自己坚定的盟友也少得可怜。 

　　随着民主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的急转直下，西方大国对联邦德国的支持也越来越明显。并不愿意看到德国如此迅速实现统一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这时也开始说服戈尔巴乔夫了。他在5月访问莫斯科时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对后者产生了触动。密特朗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个人看不出禁止德国自己做出选择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必须统一，并且会整个加入北约。”法国总统认为，“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德已经加入了这个组织，而它恰恰是这个未来的统一国家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他告诉苏联领导人，美国完全站在联邦德国一边，英国也明确表示同意德国的北约成员身份，关键是“所有德国居民，普通的德国人怎么考虑这个问题。要知道，这些问题将在德国之间解决，您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吗？”这位法国总统问道：在阻止德国归属北约问题上，“我能做什么？派一个师到那里去吗？”[44] 与其说这是密特朗总统的自我发问，不如说更像是提给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动用军队解决问题，与戈尔巴乔夫此前提出的所有“新思维”思想都是相背离的。戈尔巴乔夫明白，在阻止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一员上，他将得不到任何西方大国的支持。 

　　莫斯科的政策之所以在东、西方都没有得到预期的相应和支持，关键是缺少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即统一后的德国不属于北约或者华约，那么一个强大的“中立的德国”由谁来控制？换言之，这样的德国如何让关心欧洲和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人放心？直到这时，苏联对此的设想，是把德国纳入新的“欧洲安全结构”，可是这个“安全结构”到底包括什么，保证安全的机制如何建立并发挥作用，它与欧洲已经存在的军事政治集团是什么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莫斯科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可供研究讨论。更为尴尬的是，苏联现在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国内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它能有多大的能力和财力支撑起这个“欧洲安全结构”，还是一个巨大问号。 

　　苏联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它不得不急迫地向西方国家寻求帮助，其中也包括联邦德国。5月初，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向联邦德国方面提出能否获得贷款的问询。科尔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几天后就派出联邦总理府官员特尔切克、德意志联邦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官员秘密飞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副总理斯塔杨以及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等商谈贷款问题。之后，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德国客人，“这一姿态清楚地表明，苏联不仅迫切地对西德的财政援助感兴趣，同时也准备将自己的询问提升为最高层的政治行动”。[45] 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苏联现在需要“氧气”，需要西方伙伴提供贷款，这个数目大约是150～200亿德国马克。但美国不愿意帮助苏联，所以需要西德助一臂之力，至少先提供15～20亿卢布临时贷款。科尔从苏联领导人的请求中，立即看到了把提供贷款与解决德国统一外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试探性地表达了把贷款作为德国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中一部分的意思，而后者在回信中也乐观地表示，“2+4”谈判将会尽快结束，他邀请科尔在7月下旬访苏，那时就“我们关系的未来进行深入的对话”。在关于德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期望进行“坦率地、我相信也是建设性”探讨。[46] 可见，与财大气粗的联邦德国相比，在越来越危险的经济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已经没有强大的底气坚持自己最初的主张了。当然，苏联也借助把贷款与德国统一进程挂钩，得到了向试图减少贷款的联邦德国施加压力的“抓手”。当1990年9月科尔试图把给苏联的贷款降到最多120亿马克时，戈尔巴乔夫提醒联邦德国总理，兑现已达成的贷款数额，是推动德国统一的巨大机制；与其说这是在帮助苏联，倒不如说是为了德国统一进程，这就意味着科尔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苏联得不到所需要的贷款，所有议题都必须从头开始讨论。面对这样的伙伴，科尔只能让步。[47] 

　　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没有放弃争取使德国的统一按照有利于苏联的方式实现的努力，尽管苏联领导人清楚，对这种努力的结果不能抱太大的希望。1990年5月底到6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他再一次遇到了美国在德国归属北约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48] 双方在德国归属北约问题“辩论相当激烈。争执特别尖锐时，布什甚至有些恼怒地指出：‘我们在这点上与你们存在着根本分歧’。”[49] 不过，为了尽可能减少苏联在德国同一问题上的担心，布什在提出的“九点计划”中，部分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如加速削减欧洲短程核力量的谈判，苏军可继续留驻民主德国数年，不在民主德国境内部署北约军事力量，审查和修改北约战略等等。此外，两国首脑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选择归属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布什关于这一共识适用于德国的表述：“美国明确赞成统一后的德国在北约中拥有成员地位。不过，如果它做出别的选择，我们不会提出异议，将予以尊重。”[50] 这说明，在明知道统一后的德国不会做出别的选择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了。尽管6月份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及第二次“2+4”外长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先后提出了新的建议，[51] 但都没有得到西方的响应。 

　　7月1日，两德“第一个国家条约”生效。7月中旬，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外长根舍访问莫斯科。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和科尔都强调要正视正在变化的现实，面对未来的欧洲和苏德关系。双方就一些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协议：规定了统一后德国的领土范围，德国不再提出重新划分边界问题；德国拒绝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民主德国领土内不能有北约军事机构；苏军继续留驻统一后的德国3—4年；德国政府出资建设安置从德国撤出的苏联军事人员的住所等。双方明确约定，在苏军撤出原民主德国后，在德国这部分领土上可以驻扎任何德国军队，但其武器中不能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亦不能驻扎外国军队。不难看出，在上述涉及德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上，苏联做出了极大让步。苏联认可了统一后的德国整体保持为北约成员，虽然在苏军撤出民主德国的过渡期内（3～4年），民主德国领土上不能有北约的军事机构，但在苏军撤出后，北约的适用范围就可以延伸到整个德国了。 

　　7月16日，在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北高加索列茨诺沃茨克的阿尔黑兹，两国达成了一致并发表了新闻公报。双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地位、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限额、以及不把北约的军事结构扩展到民主德国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谅解。”[52] 这样，德国统一的进程取得了决定性突破。 

　　在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涉及到苏联。例如，在民主德国大选之前，莫德罗总理向戈尔巴乔夫通报了关于保留民主德国居民1946年所得财产的所有权的主张。这些财产基本上是由当时实施占领的苏联军事管制机关没收自纳粹战争罪犯和大地主的。而在两德统一过程中，一些党派和个人要求重新审查和判定这些财产的归属。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问题属于德国的内政，苏联不能干涉。但他同时认为，把这些财产从现在的拥有者手中重新剥夺过来，也是“不公正的，政治上也不适当”。[53]3月28日，苏联政府就此发表声明，详细叙述了战后是以何种方式、基于何种原则进行的财产分配和转移；反对在统一的德国诞生之时将此财产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苏联政府明确表示，支持民主德国政府的立场，必须继续严格保护民主德国千百万公民已有的社会经济权益。很明显，这个声明是对民主德国政府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在1990年6月，两个德国就悬而未决的财产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从法律上肯定了“基于占领当局的权利和统治地位所进行的财产没收（1945—1949年）已不可逆转”。同时指出，“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共政府不认为有重新考虑当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可能性。” 

　　此外还有苏联在统一后的德国驻军所产生的费用问题，以及苏籍德裔居民要求返回德国故土的问题等等。尽管当时苏联政府和联邦德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着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办法，但由于苏联在一年多后解体，上述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54] 　　  

　　小 结 

　　苏联对德国的统一，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政策上，都是复杂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竭力倡导“新思维”和全方位的改革，期望着在结束“冷战”和建立“全欧大厦”上有所建树。因此，在对待作为“冷战”和欧洲分裂的重要标志的两个德国问题上，戴着“新思维”眼镜的莫斯科更愿意把它视做新的全欧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事如果成功，不啻是“新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对于提高苏联的威望和稳固其在欧洲及世界的地位将会有极大帮助。同时，客观地讲，德国统一以及由此不可避免产生的对苏联的新的关系，直接涉及到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这都使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领导层力图掌控德国统一的进程，竭力使它沿着苏联设计的轨道，以对苏联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 

　　但是，在解决两德统一问题的过程中，事态并没有像苏联设想的那样发展。而苏联当时的掌控力既不足以勒紧缰绳，更难以控制方向。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如果说在东欧国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却在昂纳克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受到暗中阻挠。苏联领导人无法让昂纳克改换“新思维”和接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无法控制民主德国国内政局和社会情绪的震荡。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东德涌向西德，当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柏林墙”终于被推到的时候，苏联人除了责备“顽固的”昂纳克和“无能的”德国同志外，实际上是束手无策，只能任由其变。 

　　苏联对民主德国乃至东欧其他国家的剧变没有可行的应对预案，更没有军事行动之外强有力的干预手段，而军事干预又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相抵触。众所周知，东欧剧变与苏联国内的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危机，时间重合在一起，这让苏联领导人在试图加强对形势的控制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要说两德统一需要支出的天文数字花费苏联根本无力承担，[55] 就是履行苏联给民主德国物质帮助的协议也无法落实。尽管民主德国领导人一再用各种形式提醒苏联，它们对民主德国负有重大责任，[56] 但苏联官方除了冠冕堂皇的口头鼓励和保证之外，已经做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痛定思痛的莫德罗事后以谴责的口吻评价了戈尔巴乔夫在处理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表现：“尽管我完全理解，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麻烦，但在处理下一个世纪前景这一重大问题时，他表现得竟然如此目光短浅、只顾私利，不像一个政治家。对我来说，作为希望之星的戈尔巴乔夫已经死亡，他倡导的改革也已经失败，这一形式的社会主义已明白无误地走到尽头。接下来，只剩下大溃退，奏响终曲，这是一个极不体面的葬礼。”同时，他也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卖或者出卖的。只是莫斯科的领导没有坚定不移第支持这些国家，没有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其实也没有代表莫斯科自己的利益。”[57]  

　　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并且统一后德国将要归属北约，不仅意味着苏联失去了一个战略盟友和兄弟国家，而且还有可能失去安全屏障，这是苏联领导人不愿意看到和难以接受的结果。当“新思维”引出的客观结果与苏联的安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开始为自身利益进行了抗争。不过，苏联既然已经没有力量在危机关头帮助民主德国，当然也无法与财大气粗的联邦德国以及结成阵营的西方大国角力到底。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派军队去兄弟国家履行社会主义国际义务，给予东欧国家“兄弟般的支援”，根本就不在戈尔巴乔夫可以考虑的备选方案里。结果，苏联在西方的压力下一退再退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德国的统一没有苏联开启的一盏“绿灯”也不能“完美实现”。西方国家在坚定地抱住“西瓜”的同时也不吝啬拿出几粒“芝麻”。它们一方面用条约来缓解苏联的安全担忧——如统一后的德国保持边界不变，原民主德国境内不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队；一方面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给苏联某种安慰——如北约理事会1990年7月初的伦敦会议通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改组宣言”，向经济窘迫的苏联提供巨额贷款等。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从德国统一这个“工地”上拎回来的篮子里东西不少，但与他身后已经打造了40多年、现在即将消失的民主德国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不过，让所有人都欣慰的是，德国的统一是在法律和条约的框架内和平完成的；这里不能忽略苏联为此做出的努力。 

　　作者简介：吴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王游，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