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之一，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如何加强与推动政治沟通，文本基于“一带一路”研究提出了新的畅想。政策沟通具有双重意义，纵向的沟通是指国内各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间的协调沟通，横向的沟通则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沟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政策沟通应侧重于政治互信、规则制定、发展战略、国际主张、合作理念等方面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一些国家从疑虑到观望，再到积极响应和参与支持，政策沟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沿线国家的政治多元、多种文明交汇、恐怖威胁上升等问题也为政策沟通带来障碍。文本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的现状，分析政策沟通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策沟通;沿线国家;着力点;落脚点;

　　作者简介：孙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政策沟通的内涵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将该倡议的重点确定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为“五通”之首，即“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1]2014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其中对“五通”的内容进行了微调，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时对政策沟通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即“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到《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再到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落实情况看，政策沟通是“五通”中的关键环节，地位突出，作用重要、举足轻重。然而，学界关于政策沟通的理论概念、政策沟通现状以及难点和路径的研究却相对较少，需要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探讨。

　　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理论含义，大多集中在国内政治领域。例如，“政策作为党和国家及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或规范。”[3]还可以这样理解，即政策是国家政府层面为实现国家战略，而设定的国际发展思路与路径，实际上就是指外交政策。显然，政策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纵向的对内政策，也有横向的对外政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政策，显然包括了这两种含义。关于“沟通”，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Communication，除了沟通之意外，还有传播、交流等涵义；在俄文中对应的词是Cогласование，有协调、协商之意。汉语中的沟通古意是相通、联通。《左传·哀公九年》记：“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在注释中解释：“於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引申到现代文中，沟通则不再指物质层面的往来，而更多的是反映在精神和思想层面。显然，文本中的沟通实际上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途径。可见，政策沟通就是指不同国家政府间或政府内部层级之间，就某些目标模式进行协调、磋商，从而达成共识、推动落实的方法。在政策层面，加强沟通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步调一致。有效的沟通是政策执行成功与否的关键条件之一。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的政策沟通，具有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的特点，主要涉及国家间政治互信的提升，合作意愿的达成，战略决策和发展规划的有效对接，旨在将中国倡导的新型合作理念传达给沿线国家，得到沿线国家的认同和共同参与，真正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共商”也可以理解为“沟通”，即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探讨一种符合沿线国家根本利益的新的合作模式。亚洲是孕育世界治理新模式的空间，当前所倡导的是“靠近但不融合，协作但不结盟”的新型合作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政策沟通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政策沟通：缘何重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愿景与行动》中有这样的表述，“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2]“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有40个国家，覆盖人口约30亿。这些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一，文化传统有差异，宗教信仰也不相同，这会令沿线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认知差异和不同的期待。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已全面展开，与一些国家的合作也取得了实际成果，但从推进的进度来看，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特别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认同还存在差异。因此，将加强政策沟通置于“五通”的首要位置显得尤为重要。而将其界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保障说明了政府主导的现实意义，因为政策沟通就是希望沿线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原则、内容、路径等重大问题取得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基本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进而形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向深层次发展，世界经济形势复苏乏力，各国均面临严峻复杂的发展问题。要想走出当下困局，需要新的合作理念和新的合作平台，开辟新的合作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倡议提出至今，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多数国家表现出参与的热情。然而，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地区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仍然是很多沿线国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广泛深入地开展政策沟通，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重要。从“五通”角度看，与其他四通侧重点不同，政策沟通侧重于政治互信、规则制定、发展战略、国际主张、合作理念等内容。

　　首先，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维护沿线国家的和谐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穿越亚欧数十个国家，辐射的面积十分广泛。倡议不仅有发展方向，也必然有一个发展路径。如何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多边制度性合作，需要一系列客观的前提条件。这一发展路径应当沿着一个渐进式的顺序，就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扩大贸易规模——实现区域产业合作——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签署区域合作协议。这是沿着经济理念进行分析的发展路径，如何实现中国与欧亚地区的深度合作，还需要各国民众在文化、民族、宗教、历史、社会等领域的多重认同。从当前发展态势看，这正是中国提出“五通”的基本动因。

　　其次，规则方面的政策沟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倡的是通过双边合作或者小多边合作而建立起结构松散、包容性强、结伴但不结盟的共生体系，没有任何组织框架，并以政府间的合作为主要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吸引力在于不制定规则，根据自愿原则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再务实的倡议、再合理的模式也无法生根发芽，更难落实。因此，这需要沿线国家，确切地说有意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合作的沿线国家，首先应该就自由贸易区、投资和运输便利化、移民管理、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所有涉及双方合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有效沟通和协调，为其他“四通”的顺利推进提供法律保障。目前，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更多集中在一些基本政策信息的互通互知、具体项目层面的沟通上，远未深入到法律法规和政策协调的核心层面。“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少沿线国家，其中包括核心区域的中亚国家，在劳工、土地、融资、财政、产业政策等方面规则不健全、不连续，执法随意性大，互相冲突。在中亚国家，遇到与他国贸易和投资等事宜时，有时会以总统令或者是内阁文件规定为具体依据，但缺乏具体而权威的衡量准则，政策朝令夕改，经常令人无所适从。更为困难的是，有些国家边境贸易通关手续繁琐而复杂，除了征收高额关税之外，海关工作效率也比较低，不作为、贪污腐败现象司空见惯，甚至在外汇管理环节随意拖沓，造成外资企业合法收入无法正常转出，等等。

　　再次，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政策沟通，其目的是寻找彼此发展战略中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制定合作规划。沿线国家均制定了本国发展战略，都具有顶层设计、从本国发展实际出发、结合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制定的特点，其大多数内容为国内发展战略，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因此，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需要高层的政策沟通，具体制定战略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就战略对接的内容、方向、具体项目等进行沟通，寻求利益共同点，确保战略对接利益最大化。但是，战略对接必然涉及利益的让渡，因此，中国首先倡导“正确的义利观”，其目的就在于此。在此问题上，政策沟通顺畅，战略对接才会进展顺利。

　　第四，国际主张，即关于重大国际问题，如就尊重主权、国际反恐、颜色革命、气候变化、边界争端等问题进行政策沟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秉承的是共建原则，多数沿线国家关注主权和领土是否会受到侵害，因此，共建中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最后，合作理念，就是寻找共同的全球治理理论和模式，适应当前国际新环境新秩序需求，如协商一致或超国家模式，互利双赢，结伴不结盟，尊重联合国等。显然，在这种合作理念和基本原则的促动下，需要创新合作模式，不能再单纯依靠区域经济合作，或是传统区域合作组织等模式，而是需要更具包容力和想象力的合作模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合作中更需要重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优势互补、地区利益共享、发展理念趋近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才更容易获得沿线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三、政策沟通：亟待改善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所提倡的政策沟通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自2013年9月“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至今，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访多个沿线国家，并邀请多个沿线国家领导人来访，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问题，与这些国家元首、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达成广泛共识，有关部门与沿线国家沟通磋商，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合作项目，如加强产能合作、合作建设工业园区等。中国政府发起建立了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举办了一系列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会、博览会等，沿线国家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这些共识构成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基础。然而，中国与沿线国家现有的“政策沟通”远非充分。加强“政策沟通”，首先需要拓展政策沟通的领域，既要涉及一国的对外战略，也要涉及其国内政策，还要兼顾短期政令与长期政策、宏观政策与某些具体规划。另外，发展经验、知识的交流、互鉴也十分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众多国家，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经验非常关注。但是，政治多元、多种文明交汇、恐怖主义威胁上升问题等也为政策沟通带来种种障碍。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多为无序多元地区，缺乏区域性一体化整合 

　　首先是大国博弈因素。中亚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地区，地区国家均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或“多元务实外交”战略，以获得更多选择。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一方面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塔吉克斯坦正在积极谋求加入该联盟；另一方面，三国也同时积极支持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欧盟的“大中亚计划”。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主导权争夺令区域一体化进程更加艰难，地区碎片化或者是逆一体化趋势明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另一个重要方向的南亚，几百年来阿富汗战火从未停止，政局持续动荡，各部族已将阿富汗切割成网格状，巴基斯坦也出现诸多安全问题。因此，政策沟通在这里的有效作用还存在较大障碍。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也是政策沟通的障碍 

　　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使得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必然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如中亚生活着一百多个民族，各种文化、思想、宗教相互碰撞，地方势力和部族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些政治力量往往未把国家利益置于核心考虑。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政策沟通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就是文化差异。“中国威胁论”和“经济附庸论”在中亚国家社会层面，甚至在一些地方官员当中都有一定市场，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会带来诸如移民、资源流失、环境破坏等问题，从而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一些民族主义者还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优势互补会令中亚国家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认为向中国大量出口原材料和能源将使本国加工工业萎缩、失业率大增，最终形成对中国的依附。这些论调对中亚一些国家的决策层造成一定影响，如哈萨克斯坦对投资资源开发提出“哈萨克斯坦含量”规定，要求在哈外资企业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哈籍员工，对外资企业在哈国石油等资源企业占有的份额提出明确规定。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议的政策沟通受到沿线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影响 

　　首先是领土纠纷使国家间信任度降低，政策沟通难度加大。中国与印度领土争端，令印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心存犹疑。加上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直接影响“两廊”即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丝绸之路经济带”关键区域的中亚国家也频发边境冲突，中亚国家间的一些边界勘定界定还没有完成，若干飞地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复杂互嵌更增加边境地区的紧张性，常常发生边民与边防军之间、边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其次是民族矛盾。中亚地区多种文明交汇，不同民族、不同种族间的冲突呈现易突发、多样性、复杂化、长期化的特点，民族主义势力、地方部族势力常常挑战中央政权；最后，“三股势力”是政策沟通的毒瘤。恐怖势力、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长期盘踞在中亚、南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项目落实的最大障碍。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议的政策沟通中的具体操作环节不可忽视 

　　政策沟通需要坚决而彻底地贯彻既定理念和方针，更要注重细节方面的重要性，否则容易事倍功半。例如，中国对外政策语言中曾经广泛使用大量军事用语，比如“战略支点”“桥头堡”“战略大通道”“内线”“外线”“攻坚战”等，这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语言和语境等方面的特点，很多词句翻译之后，特别容易造成沿线一些国家理解上的误差，一度给沿线国家带来了不安，增加了政策沟通的难度。加强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是中国领导人大力提倡、互利共赢的项目，但一些国内专家提出逐步输出中国现有的过剩产能，别有用心者将其解读为中国在向外转移“低劣过剩产能”，如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过剩产能，严重影响了沿线国家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事实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议的政策沟通还存在一些难点和障碍，影响政策沟通成果的取得和深化。这说明政策沟通是其他“四通”的统领，应该以沟通交流为核心机制，来消除分歧、凝聚共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应坦诚相见，通过沟通和交流，以和平的方式管控和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四、政策沟通的着力点与落脚点：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为例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倡议提出后，沿线一些国家从疑虑到观望，再到积极支持和参与，政策沟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政策沟通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所发挥作用最为明显，以这些国家为例，分析政策沟通的着力点，无疑具有代表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首先在俄罗斯引起了极大疑虑，认为中国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俄罗斯争夺传统伙伴、战略空间、经济利益，最终冲击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而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中亚国家学界也有不同声音，认为其具有地缘政治色彩；通过中亚向欧洲运输中国商品；加强对中亚的软实力渗透等等。但是两年多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俄罗斯和中亚均取得了诸多进展，其中政策沟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4年5月，在“亚信”会议上海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见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普京表示，“俄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欢迎中方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4]纳扎尔巴耶夫说，“哈方积极支持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拉动贸易、交通和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合作。”[5]卡里莫夫说，“乌方愿意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促进贸易往来和互联互通，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与中国的繁荣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6]2015年7月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乌法峰会后回答《俄罗斯报》记者提问时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我们（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大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一些计划是相向而行的，我们需要整合力量，共同努力。我们（两国元首）在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均进行了积极讨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并不冲突”[7]。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有关方面就两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框架内的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取得积极成果，尤其是就“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国与中亚国家均签署了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谅解备忘录。2015年8月25日，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萨金塔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哈中两国将成立‘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工作组，商讨对接合作的具体问题。”[8]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52个产能合作协议，协议总额为240亿美元，其中一些协议已经得到落实。两年多来，中国的一些智库举办了众多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会，吸收了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中亚学界多数专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了正确解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对参与国家没有政治要求；二是协商共建；三是中国与中亚3个国家有共同边界，这些国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热情不亚于中国；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能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带来直接利益。”[9]

　　由此可见，在政策沟通的落脚点方面，应该从不同层次着手，需要特别注重有效性和针对性。政策沟通已经走过了中国单方面主动与沿线国家沟通的短暂时期，一些国家开始积极与中国沟通协商，寻求务实合作，呈现出共商、共建的良好态势。开展与深入政策沟通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高层政策沟通为统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白俄罗斯等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和总理会议、“亚信”会议、博鳌亚洲论坛等大型国际会议，以及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部长级对话会等，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大国俄罗斯从疑虑、观望到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是政策沟通的重要成果。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索契冬奥会期间，与普京总统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达成广泛共识。2015年5月8日，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7月上海合作组织索契峰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晤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哈萨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发起之地，中哈两国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取得的收获最早、最多。

　　第二，充分发挥外交渠道的优势。发挥中国驻外机构的作用，出现新的情况及时联系驻外机构。驻外机构具有沟通迅速、方便的特点，政策沟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驻外机构熟悉所在国家的政令法规、社情民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与当地企业的融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中国驻外使领馆和经济商务参赞处开设的网站介绍所在国的有关情况，也提供一些信息咨询，可以向中国企业调研投资伙伴资信提供一些帮助，协助企业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第三，发挥平台优势，加强政策沟通。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在已有的沟通平台方面，应当盘活存量资源，即充分发挥现有国家间、省际间、企业间等各种委员会的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具有较好合作示范作用的项目。同时，也应当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在当前可以利用的多边合作平台中，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当属较为成熟的机制，受到成员国的广泛重视和参与，这对于推动沿线国家加强政策沟通而言，无疑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中国引领和主导地区合作来说，也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此外，还应当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等交流机会，例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等，这些具体项目的对接和沟通，实际上恰恰是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基础。

　　第四，加强部委、地方协商机制，对具体问题进行政策沟通。推动沿线国家建立对应部门、地方政府及城市、口岸等之间的交流机制，了解沿线国家政策变化情况，以及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需求，有效推动地方和企业间合作。多数沿线国家市场规则不健全，政策不仅多变，而且合作“潜规则”很多，中资企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力，置身前沿，可以第一时间连接到对方政策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影响，也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因此，企业之间的政策沟通更加准确及时，而政府针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第五，通过智库、大众传媒进行政策沟通。智库合作可以解读、传递政策信息，解惑释疑，增进理解和共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智库举办了一系列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题的论坛和研讨会，增进了理解，凝聚了共识。智库通过合作研究，进一步研究沿线国家政府和各国地方政府关注的问题，了解彼此的政策需求，为各自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政策依据。大众传媒在政策沟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媒体是双向交流的重要推动者。新媒体在平等性、直接性、公开性等方面均有传统大众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促进沿线国家进一步进行政策沟通方面还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间。

　　五、结语 

　　政策沟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四通”有效合作的重要保障。相对于其他“四通”来说，政策沟通更需要建设多元沟通网络，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沿线国家行政沟通渠道的有效运作；二是咨询性机构沟通渠道的合作与交流；三是社会性沟通渠道的对流传播。政策沟通的对应群体立体丰富，同时也由于具有不同政治诉求和利益关系而带有复杂性。自“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中国首倡以来，沿线国家由观望到探知，由探知到参与，其中中国政府与相关各界进行的宣示与解读是关键推动力。中国向世界宣讲其内涵与意义，沿线国家需要了解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宗旨与想法，中国也需要沿线各国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因此，建立多层次、多向度的沟通网络，对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他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十分重要。在今后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这需要各方、各界在政策沟通方面竭诚努力，增信释疑，共同推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参与国家共建、共享、共赢、共荣。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14CGJ0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3）.

　　[2]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3]张德通.简论政策与效应[J].经济问题，1990，（5）：22.

　　[4]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N].人民日报，2014-05-21（01）.

　　[5]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14-05-20（01）.

　　[6]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N].人民日报，2014-05-21（01）.

　　[7]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ЕАЭС и“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совместимы http：//www.rg.ru/2015/07/10/eaes-site-anons.html.

　　[8]Казахстан и Китай создадут рабочую группу по сопря-жению НYрлы жол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поясом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http：//www.inform.kz/rus/article/2811061.

　　[9]К.Л.Сыроежкин.Концепция ЭПШП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Большая Игра №03 （42）/2015，С.30-31.